朱熹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冯正强 张倩
摘? ?要：在朱熹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朱熹的廉政思想首先体现在“诚”这一哲学本体中，其主要内容包括仁民爱物救灾活民、刚直不阿严惩贪官、公私分明廉洁自律、宣明教化敦风化俗这四个方面。他关于存心、持敬、格物三个方面的修养之道也涵括廉政思想生成和强化的基本方式。朱熹的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主要有：要始终保持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之心，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更要始终保持修身进德改过迁善的自我革命之心。
关键词：朱熹;廉政思想;诚
中图分类号：B244.7?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1-0086-05
南宋理学巨子朱熹是孔孟学说的重要继承者之一，他广泛吸取中华古典文化精华，“以理一分殊的宝塔式结构，终于建立起一种宏伟的哲学大厦，表现了当时民族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1]8。在其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明辨之、慎思之、笃行之。
一、朱熹廉政思想的哲学本体
我们对“诚”的理解其实并不陌生，对国家要忠诚，人与人交往要讲究诚信，对待本职工作要无私奉献，等等。我们对“诚”的理解也有必要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升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高度来，才能以一种高度自觉的姿态将其落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实处，这也是我们着力思考朱熹“诚”论的理论价值所在。
朱熹对“诚”的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对前期理学著作的注释和扬弃的基础之上的，“诚”也构成了他的学术体系的归属和最高境界。朱熹首先通过注释《太极图说》《通书》等吸收继承了周敦颐贯通天道人性的诚本体思想，认为“诚即所谓太极也”“诚者，至实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2]同时他也吸收了二程的诚学思想，也认为诚是“真实无妄”的，在《中庸章句》二十章中，朱熹在注释《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时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3]31这是对二程思想的直接继承，但朱熹增加了“真实”二字，也凸显了诚的真正特点就是“心之实”，这较之前的理学家们 “更加突出了诚的主体性”[4]477。
朱熹将诚定位为“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不贰，所以诚也”，诚构成了天道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天理的本质属性。诚同时还是人道的根本所在，甚至比五达道、三达德更为根本，如果“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因此我们应“凡事皆欲先立乎其诚”。[3]29圣人禀受完全的天理，但其余的普通人则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修养方能习得至诚之道，如其所说，“诚是天理之实然，更无丝毫作为，圣人之生，其禀受浑然，气质清明纯粹，全是此理，更不带修为，而自然与天为一。若其余，则须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如此不已，只待得仁义礼智与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无非实理，然后为诚，有一毫见得与天理不相合，便于诚有一毫未至”[5]1563。因此，在普通人的人性中，天理与人欲就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是退，……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5]224。因此，在朱熹那里，他的“诚”都始终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摆脱物欲之限，获得合乎天道的超越境界，达到彻底的道德自为”[6]。正是这种诚之天理与至诚人道的支持与肯定，才能激发人们向善的自觉意识，涵养人们向善的本源之心，也才能重建符合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建构起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体系。
廉洁意识是人心中诸多道德规范的一种，它不是人心中最根本性的道德原则，最根本的道德原则在朱熹看来就是他所谓的“诚”。“诚”是人性的本真面目，是君子、圣人等理想人格的最为光辉的品质，也是“廉”的本体依据，而“廉”是“诚”的具体化，有了“诚”的本体，为官者的自律意识、自省意识也才有所依凭，廉洁意识也才有了生发的土壤。
二、朱熹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朱熹的主要活动时代是在孝宗至宁宗统治时期，其时朝堂上下吏治腐败贪贿成风，特别是军队腐化严重，“将帅率皆贪刻，军士无不饥寒”，地方官吏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肆意妄为更是随处可见，“良民善士疾首蹙额，饮恨吞声，而无所控诉”。正是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中，朱熹提出了他的以民为本、廉政爱民思想。
一是仁民爱物救灾活民。朱熹充分继承了传统“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主张要“仁民爱物”。他认为：“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气，初无间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虽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故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5]2520。他的一生中虽然从政时间不长，职位不高，但却将廉政爱民思想贯穿始终。他的廉政爱民思想最典型地体现在他的救荒思想当中。面对天灾，他不仅不辞劳苦救灾活民，“人户赴场就粜，其鳏寡孤独则用常平米依令赈济”，而且还首创社仓制度，并推行全国，这“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7]850-867。当年朱熹倡议设立的朱子社仓在历经八百多年风雨洗礼之后，直到今天依然保存完好。可见这一社仓制度不仅有效赈济了灾民，也充分发挥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是刚直不阿严惩贪官。朱熹好善嫉恶，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作恶多端之人严惩不贷。他虽然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爱之说，但在司法观念上他却对法家重刑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收。面对朝廷内外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混乱的社会局面，他认为唯有严刑重法才能遏制犯罪，维护统治，保護百姓。他极力主张对罪犯必须严加惩处，绝不能因怜悯罪犯而对其从轻发落，他认为，“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实以害之”[5]2009。严惩就是厚爱，对贪官污吏不能盲目讲求仁爱，否则就是姑息养奸，养虎为患。朱熹严惩的贪官污吏不在少数，尤为今人称道的是他六次上奏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的事迹。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亲家，而王淮又是朱熹得以任职的推荐人。面对大义与私情，朱熹选择了不畏权势、不计得失，六次上奏无效后，又连上三状，揭露唐仲友罪行，最终使朝廷罢免了唐仲友江西提刑职务。
三是公私分明廉洁自律。严惩贪官污吏只能治标，治本之策在于预防，这就是要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增强拒腐能力。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达到“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的境界。他说，“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8]1469。他在《论灾异札子》中，曾借助自然灾异上书劝谕皇帝要“遇灾而惧，修德正事……克己自新，早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9]。作为朝廷各级大员，更应该以忠孝节廉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培养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廉洁奉公的君子人格。他认为，为官之道的前提是要懂得“廉退之节”，能够公私分明，任何官员不论官位大小，只要能够秉公从政，即便是九品芝麻官，也能让人敬佩。反之只要想着谋取私利，即便官居要职，也必然会晚节不保，难以善终。
四是宣明教化敦风化俗。朱熹还主张通过对全社会进行伦理教化，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一方面，他继承了古代家庭“德教为本”的传统，十分重视家庭的伦理教化。他编撰了《童蒙须知》《家礼》等经典蒙养教材，专为儿童订立基本行为准则。他对自己的子女教育更是亲力亲为，写了大量教戒性短文和书信，在与门人朋友的书信中也谈到了不少教育子孙的内容。另一方面，他高度重视学校教化。他以地方官的身份，先后整顿了同安县学、南康军学、漳州州学、潭州州学等，提出了系统的官学体制改革构想;他重视书院的教化功能，曾两次讲学于岳麓书院，兴复白鹿洞书院;他还先后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私人学校。朱熹在整个社会的伦理教化方面的努力影响深远，成效显著，“僚属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民敛踪而不敢冒法”[5]106。
三、朱熹廉政思想的修养之道
如何不断强化为官者的廉政思想，除了需要外在规章制度的硬性管控，更离不开主体内在的自我约束。朱熹所提出的“主静涵养”修养观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涵养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思想的基本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反思。朱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加强道德修养的践履之方，相应地，其廉政思想的生成与强化也自然涵括其中。
一是“存心”，存廉政之心。朱熹认为，存心就是不失本心，因为人生来即有至善的天命之性，可是却因受后天物欲的蒙蔽、引诱而不断丧失了，如其所说，“人性无不善，只缘自放其心，遂流于恶”[5]203。故应自存本心，“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相反“心在，群妄自然退听”，人的本心之重要可见一斑，如果“心不在壳子里面，便害事”。[5]199为官之人更要时刻持存廉政之心，紧绷廉政之弦，不断增强自警自省意识，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慎独、慎言、慎友、慎行，不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二是“持敬”，持敬畏之心。朱熹认为持敬的主要目的就是唤醒人心。他说，“敬之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因为“敬胜百邪”，“敬则万理俱在”，“敬则天理长明”，所以人们就应该时刻保持庄严、虔诚心态，做到“身心肃然，表里如一”，只有不断地警省自己，“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5]210-212也即持之以恒地葆有恭敬之心，才能让人保持清醒状态，经常保持修身的高度自觉性。为官之人要时刻保持敬畏姿态，时刻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为官者一旦失去敬畏之心，必然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无法无天，最终必将自食恶果，祸国殃民。
三是“格物”，格为官之要。朱熹所讲的格物主要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体悟，“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5]285，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穷格得尽。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如此之类，须是要见得尽。若有一毫不尽，便是穷格不至也。”[5]284格物、穷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知，即让人性中的良知、天理逐渐显露并廓然开朗。今天我们说为官者要“格物”，当然不是要让他们格仁义礼智之物，而是要弄清楚想明白如何公忠爱国、清正廉明之理，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理，更要想清楚弄明白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之理。唯有如此，为官者（特别是关键岗位、关键责任人）方能在危难之际（例如新冠病毒疫情）沉着应对拯救万民于水火，而不至于出现某市卫健委主任面对新冠病毒疫情一问三不知、武汉中南医院竟然倡议医生接诊时不戴口罩等匪夷所思的事情。
通過朱熹的修养工夫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构建的圣贤人格，是一种“无私无欲、至德至众、有着宽厚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与万物为一体、赞助天地之化育的伟大人物”，这种理想的人格建构恰好“从反面反映了封建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自私、多欲和狭隘”;[10]535另一方面也拓宽了我们对如何保持和强化廉政思想的路径认知，今天的每一位为官者都应该存廉政之心、持敬畏之心、格为官之要，让廉政意识深入骨髓，融入灵魂。
四、朱熹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朱熹以一代理学巨子的身份，以其刚直不阿、廉洁奉公、关心民瘼的道德人品，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份鲜活生动的廉政教育历史遗产。朱熹既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与腐败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在理论层面为根治腐败问题构建了一套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既有哲学的根基，也有切实的操作路径。抚今追昔，朱熹的廉政思想仍能给予我们巨大的启示。
一是要始终对党、国家和人民永葆忠诚之心。朱熹反复强调“诚”是天地之道，是人性之本，这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要至始至终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依靠的正是八千万党员的忠诚奉献。在2014年10月31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11]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切实做到忠诚的知行合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充分体现，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要求，也是攻坚克难、永远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朱熹明确提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人本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必须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真正做到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
三是要始终保持修身进德改过迁善的自我革命之心。朱熹的修养工夫论对于今天人们如何修身养性，如何抑制私心邪念并保持豁達开朗的胸襟，如何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等问题，仍然有着不容抹杀的借鉴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2]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必须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工夫，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筑牢抵御腐败的道德防线，无私奉献，廉洁奉公。
朱熹的理学思想被后世之人极端化为一句简单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极端化虽然有着客观历史原因，但对一位真实的思想家来说显然是不公允的。朱熹曾在夜宿建阳百丈山西阁时作诗一首：“借此云窗眠，静夜心独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间雨。”传到耳边的是叮咚飞泉，心中所想的却是希望这飞泉能够化作及时的甘霖降落人间以缓解旱情。这种心系百姓、关心民众疾苦的真实性情，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传统封建专制制度固然落后且腐败，但在历史洪流之中，那些对普通人的尊严的无私呵护、对善良人性的精心维持、对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的人无疑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参考文献：
[1] 陈来.宋明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 乐爱国.“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J].江淮论坛，2014（6）.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萧仕平.两种道德要求的分疏和转换——朱熹的“诚”、“信”之别及其对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启示[J].道德与文明，2010（6）.
[7] 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
[8] 朱熹年谱长编：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
[10] 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 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解放军报，2014-11-24 .
[1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责任编校? ?王学青
Study on Zhu Xis Thought of Clean Governance and Its Conte-
mporary Values
FENG Zhengqiang1， ZHANG Qian2 （1.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tte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Henan，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lean governance is abundant in Zhu X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system of neo-Confucianism. his thought of clean governance is embodied in Honesty， a philosophical noumenon covering the four elements of benevolence to the people and nature to relieve people from disasters， righteousness in punishing corrupt officials， separating public from private interests in self-discipline and integrity，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local custom. His notions concerning conscientiousness， respect and exploration into nature also cover basic modes for the gene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clean governance. What is enlightening in his thoughts can be found in loyalty to the Party， to the country， and to the people; the necessity of bearing in mind the awareness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the awareness of the self-education to make self-promotions.
Key words： Zhu Xi; clean governance; hone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