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芭蕾》：双重身份与生存形态的话语分析
陈硒
2005年上映由苏润娟执导的影片《两个人的芭蕾》，主要讲述了由倪萍饰演的德贵家的女人嫁到安徽，因为结婚数年仍无法生育，便在好友金梅的劝说下，抱养了一个女孩“开怀”以期生下一儿半女。但她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在外务工的德贵意外摔死，留下了她和女儿仙仙。她一心将仙仙培养成在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看到过的跳着芭蕾舞的“仙女”，并为这个目标一直努力着——克服了邻里嫌弃母女晦气，仙仙到四岁不能走路等一系列困难，将仙仙送到了省城里学习跳舞，并且一直跳到北京，跳到南京，跳出了国门……
倪萍在此之前已经通过了电影《美丽的大脚》证明了自己的表演功力，倪萍可以将这类农村母亲的形象驾驭得举重若轻，仿佛她从始至终都植根在那片土地上，是那片土地的母亲一样，有着相同但独特的脸庞。在这部电影里，“德贵家的”这个没有名字的角色也被她以充满张力但毫不逾矩的方式呈现出来。
细观“德贵家的”这个角色，却可以在这个人物之下看到更多深层的含义。在结构主义诞生之后的半个世纪内，被能指和所指所加深的二元对立模式曾经对于一个后工业革命时代的扁平化思维所形成的深刻有力的批判性冲击渐渐成为一种常识，假若我们不再宣称自己是或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那是因为符号分析的意识已经变成了思考和导演的基本智慧。这部电影中，通过对身份和生存形态的双重话语进行分析便处处可见这种结构智慧的发挥所留下的印记。
一、 双重身份话语的对立
名称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一个人的名字和别人对他/她的称谓即代表着这个人在一个集体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和与这个集体里其他人的关系。从这个前提出发，倪萍所饰演的“德贵家的”似乎成了一个格外忠贞的语言代码。这个名字首先已表明角色本身是一个被剥除了其他社会关系的人，对于他者甚至对于她自己，唯一重要的似乎就是她是德贵家的一个成员。造成这个效果的一部分原因是电影叙事者，即她的外孙女。外孙女所获得有关姥姥的历史只是只言片语的二手资料，这个受限制的叙事视角使得“德贵家的”与小镇外的其他关系被粗略地一笔带过。这叙事者的选择已经提示了一种意图，导演所想要强调的就是单纯发生在这个小镇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德贵家的”这个符号的所指无时无刻不在辐射着它的统治力量，改变着她与仙仙两代人。当仙仙从同学口中得知她并非母亲亲生，这个事情在得到了母亲的证实后，她跑出去，走街串巷地喊着“德贵家的就是我妈！德贵家的就是我妈”；当仙仙从省城放假回家，“德贵家的”去收水费卫生费散发着女儿从省城买来的糖，邻里纷纷对这个苦尽甘来的女人刮目相看，以往连门槛都不让其跨过，现在一口一个“德贵家的”和她攀起近乎，第二天，她就带着仙仙去扫街，仙仙在她身边跳起了芭蕾，成了这个小镇的仙女。这个称谓似乎是一个纽带，明确着属于“德贵家的”这个集合内的和集合外的人的區别，每当外人叫起这个名字一次，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就在这两个女人心中被强化一分，让她们不由自主地为这个名称的荣誉效忠。
寡妇作为一个在文化观念和两性意识中都极为特殊的群体，在电影中得到过很多表现，例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莲娜、《红高粱》中的九儿、《菊豆》里的菊豆……不仅仅在现代作品中，寡妇这个身份意义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以至于在各类艺术体裁中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型，有着与这两个字的能指不相对称的，激烈波动但不动声色的所指内蕴。我们对这种所指内蕴的认识的积累已经变成了一种像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我们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着某种前见”，我们对于寡妇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暧昧前见成为了寡妇在电影语境中得到理解的前提。但是“德贵家的”确乎在某种意义上挑战了此种前见，突破了了寡妇这个意义结构对她的束缚。这部电影也由此变成了观众前见——亦即寡妇这个原型结构所代表的传统价值和这个具体角色之间的一场战争：她在德贵死后变成了德贵，挑起了家庭的大梁，没日没夜糊纸盒、扫马路，仔细入微地照顾仙仙以及仍然要强和自尊地独立生活。她在电影里的口头禅就是：能行！“德贵家的”用一种强大的乐观和毅力克服着邻里的歧视，生活的困苦，没有低头认输。甚至在仙仙去省城学跳舞，老师了解她们家庭的经济情况下表示如果困难可以少交路费，她也一口回绝“不困难！”她没有变成玛莲娜或者菊豆，成为任何谁的附庸，哪怕以金梅和孟奶为代表的人物所组成的行动元在不断地对她发起进攻，要她再婚或者安分守己都是一股相反的力量，想要把“德贵家的”拽回到我们所熟悉的寡妇形象的轨道上。而电影中她的所作所为，则是在用一个母亲这个更为古老和稳固的身份抵御着寡妇这个原型结构的入侵，并用在一次次的交战中胜出使“德贵家的”这个形象更加立体和完整。
而导演似乎唯恐观众不能解读出名称和身份所暗含的庞大结构，而使用了一些更加明显的物品来作为线索，让“德贵家的”的红旗袍，曾经贴在门上的鸳鸯剪纸，将小仙仙绑在背上的红绳子，在电影的推进中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这些物品都曾经是“德贵家的”作为一个妻子的标志，但当德贵死后，这些物品便都成为了一个寡妇的标志。“德贵家的”一锤子砸烂了有着预示吉凶的作用的缸，宣告与传统寡妇诀别（同时也因此举引起了邻里对她的不满），红旗袍再次出现，是在她听从医嘱用“更大的刺激”来医治仙仙无法站立的腿部问题时，她关上门跳起了自创的“仙女舞”，然后发现跌倒对于仙仙似乎有点刺激，于是便一次次故意在仙仙面前重重摔倒，红旗袍沾上了灰尘。这是红旗袍所代表的寡妇身份匍匐在母亲身份之下的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而红旗袍又一次出现，是“德贵家的”要去参加仙仙的表演之前，她已经两鬓斑白，却想穿上久违的衣裳给从北京来的老师留下好印象不给仙仙丢脸，这件旗袍已经不再合体，她在屋里转了几圈终究放弃了，这时寡妇这个身份意义结构不再有任何反击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战自败。同样的，鸳鸯贴纸与红绳子都有着相同的任务，它们看起来都像是战争胜利一方插在对方领地上的旗帜，宣告一种身份意义结构的战无不胜。无怪乎外孙女说她的妈妈（即仙仙）常常讲“姥姥的美不在于那件红旗袍”，姥姥的美的确不在于旗袍，而在于这件旗袍所象征更深层的情感积蓄。
二、 生存形态的分割与超越
除了这一组身份象征的力量间的割据与进攻，这部电影还用情节这个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显现着另外两股力量的矛盾。那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式的陈旧生存观与更高层次的自由选择的角逐。
首先，如果能将“德贵家的”这个角色对象化，从整个电影语境中抽离出来，就能看到这个人物的遭遇悲惨得触目惊心。她背井离乡嫁到安徽，丈夫在外打工她独守空房，因不孕不育数年没有自己的孩子，抱养了仙仙开怀但是丈夫意外摔死。邻里因为她们娘俩的不吉利不允许她们跨过自家门槛，她辛苦争取到的扫街的工作也差点因此不能进行，“德贵家的”拼尽全力过活，但是歧视与偏见一直紧逼着她和她的女儿直到仙仙学有所成。电影的叙事视角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能不说外孙女这个视角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在这个受代际关系所影响下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哈哈镜，“德贵家的”的遭遇显得又集中又温馨。集中是指她受到的是选择性的信息接受，所以格外集中在姥姥和母亲两代关系的故事之中，而又因为外孙女没有经历过这些苦难，她的叙述是典型的“忆苦思甜”，不痛不痒，甚至可以在“德贵家的”在仙仙从省城放假回来在巷子里跳舞时评论姥姥的虚荣心，她不能理解的过去的生活和她之间有一道帘子，朦朦胧胧地散发着回忆的浪漫，这让人不禁怀疑姥姥和妈妈说起过去岁月中邻里对她所犯的道德罪行时那种云淡风轻的真实性。
在我们对“德贵家的”的生活有了稍微清醒些的认识之后，就能发现她的人生轨迹顺服着一种极其陈旧但又十分无奈的生存方式。秉持这种生存观念意味着主体将被异化为一种工具——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而没有任何能超越生存本身的目的。康德曾经对人的行为进行了两种区分，一种是假言命令，一种是定言命令。纵观电影，可以发现“德贵家的”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假言命令，但又对其进行了突破。
在德貴死后，“德贵家的”为了利用极其有限的条件生存下去，只能拼命将自己变成一个劳动的工具，又因为她需要养育一个小女孩，她只能榨干自己身体里每一寸力量，心甘情愿地不断自我牺牲和付出。她必须能够生存下去，才能选择什么生存方式，她自然可以选择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但她可能连活都无法活下去，这个悖论令“德贵家的”渐渐变成一个劳动的机器。电影里不止一次出现了她糊纸盒的情景。一片片的纸板高高地几乎叠到房顶，她一个人可以糊别的一家人才能完成的纸盒。这种机械反复，毫无创造性的劳动，很难不对劳动主体本身造成影响，“德贵家的”雷厉风行地行事，近乎粗暴地包办了女儿的前途，较为隐晦的表现就是她对于眼泪的厌恶。不管是对于女儿、主任还是金梅，只要谁在她面前流露出一丝柔软的情绪，只能换来她一句恶声恶气：“擦了！”这些属于人之常情对于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人来说一件奢侈品，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中，她也丢弃了这些情绪，就像人在进化中丢弃了自己的尾巴一样。萨特将有别于可以自由选择的自为的存在之外的事物成为自在，例如一张桌子、一盏台灯，都是内在完满到不会进行超越性选择的东西。以这个标准来看待“德贵家的”，却能发现她对于艺术的无意识的痴恋帮助她使她没有沦入到一个混沌的物化的深渊。电影之所以名谓《两个人的芭蕾》，是因为母女二人一项延续十几年的活动：母亲拿着扫帚扫街，女儿在她身边翩翩起舞，宛如两人合舞。在求得温饱之时，“德贵家的”将自我实现的更高级的目标寄托在了女儿身上，然而当女儿将剧院的灯光打在她身上，这个操劳一生的女人跳起了舞，那个用凶狠强悍的求生本能武装自己的狩猎者暂时退场，无功利无目的的艺术让她有了更富人性的美感，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成全了母亲。
结语
这部电影表现内容初看觉似单一，细察则别有洞天。在简单的母女相依为命，三代艺术情缘的叙事表层之中，隐藏着不止一个二元对立结构。在这些对立又交融的话语中推进着情节，深化着人物的性格。我们固然可以为一个女人的史诗而动容垂泪，但是这个电影在身份话语分析和对人生存层次的探索中所敞开的思想空间，却也同样值得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