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伤寒与公共卫生改革研究
摘 要? 伤寒是19世纪英国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盛行于19世纪下半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很长时间内，医学界把伤寒与斑疹伤寒混用。到19世纪下半叶，医学界认为伤寒存在两种主要的传染方式：水传染与牛奶传染。实际上，牛奶因水被污染而具有传染性，故而水污染是伤寒传染的主要途径，伤寒是一种水生传染病。为此，英国政府重视公共卫生改革，既加强对水源、供水、下水道排水的改革和调整，又重视对牛奶场和牛奶运输的监管，治理牛奶掺假。19世纪末，伤寒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成为“卫生革命”的结果之一。
关键词? 伤寒，水，牛奶，公共卫生
中图分类号? K56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6-0052-08
伤寒（Typhoid fever）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大多通过水、牛奶或其他食物经肠道进入人体内，潜伏期1～2周，多盛行于秋季。①伤寒的典型症状包括：持续高烧、头痛、食欲减退、听觉变弱、神志迟钝、腹痛、腹泻②或便秘、肠道出血、身体虚弱等。
因症状相似，医学界往往把伤寒与斑疹伤寒混淆，认为是发烧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1848年，伦敦发烧医院（London Fever Hospital）的医生分辨出伤寒和斑疹伤寒的区别。③1869年，统计总署（Registrar-General）才将伤寒、斑疹伤寒和普通持续发烧分别记录。10年后，A. P. 斯图亚特（A. P. Stewart）医生发现伤寒和斑疹伤寒之间的病理差异，此后英国医学界普遍承认二者是独立的疾病。④在很长时间内，医学人员更倾向于把伤寒称为“肠热（Enteric fever）”，强调病变器官。⑤
伤寒是19世纪英国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处于19世纪公共卫生话语的中心。⑥国外学术研究的主要观点有：F. B. 史密斯（F. B. Smith）探讨了英国围绕伤寒如何传染的争端;⑦劳埃德·G. 斯蒂文森（Lloyd G. Stevenson）认为伤寒是19世纪公共卫生改革的典型体现;⑧比尔·拉金（Bill Luckin）探讨了伦敦的伤寒与水源的关系;⑨P. J. 阿特金斯（P. JAtkins）的一系列论著论述牛奶与结核病的关系;①雅各布·斯蒂尔-威廉姆斯（Jacob Steere-Williams）探究了维多利亚时期牛奶、伤寒传染与国家规范之间的因果关系。②国内学者则注意到伤寒在推动英国食品安全改革中的作用。③可见，国内外史学家主要在探讨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改革和食品安全改革中提及的伤寒，对伤寒本身缺乏具体的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相关报道，将19世纪英国人对伤寒的认知置于研究中心，探讨相应的公共卫生改革效果及其得失，为传染病防治提供历史借鉴。
一、19世纪英国伤寒概况
英国关于伤寒的统计数字始于1826年的伦敦，④此后10年，伤寒的死亡率超过平均死亡率，但并没有关于此病的详细记载。“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象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和1837年，伤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⑤1847年，伦敦北区的爱尔兰人中出现伤寒。⑥到19世纪后半叶，伤寒已是英国主要的传染病之一。
1861—1865年间，受南北战争影响，兰开郡的纺织工人失业，生活状况恶化，随后出现伤寒病例。1869年，伦敦伤寒死亡人数达到1069人之多。⑦1869—1875年間，英国每年约8500～8900人死于伤寒，其中1872年和1873年伤寒病的死亡率高达17.8‰。⑧伤寒在城镇的死亡率为乡村的2倍，5～20岁之间死于伤寒的男性多于女性。⑨
伤寒没有阶级差别，一视同仁地影响社会各阶层。“它不分严寒酷暑，遍布城镇乡村，不仅出现在穷人的茅屋，还在富人的豪宅现身”，⑩皇室也不例外。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1861年死于伤寒，王储爱德华在1871年外出时也身染伤寒，“他病得很重，没人知道怎样康复”，最终奇迹般地从“鬼门关”返回。而与他同住豪宅的男仆和切斯特非尔德伯爵（The Earl of Chesterfield）则死于伤寒。1875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幼子利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也感染伤寒。这表明伤寒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重要威胁。
1879年以来，英国的伤寒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缓慢下降趋势。？輥？輰？訛1875年，苏格兰1625人死于伤寒，此后逐年下降，1881年1004人，1892年降至644人。1891—1900年间，英国的伤寒死亡率仅为1871—1880年间的1/2;到1904年，则下降到1870—1880年间的1/3以下。
二、伤寒的传染方式
伤寒的病源学处于维多利亚后期流行病学和病源论争论的中心，①形成两种病因观，分别以威廉·布德（William Budd）和查尔斯·莫里森（Charles Morison）为代表。布德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名内科医生，认为伤寒病毒存在于伤寒病人的排泄物中。默奇森是伦敦发烧医院的助理医生，认为伤寒是通过某种媒介传播的疾病。这两种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伤寒如何传染。大部分医学人员持中间立场，认为是多因素或偶然传染因素。②枢密院官员约翰·西蒙（John Simon）认为伤寒的病因包括：饮食不足，营养不良，天气寒冷，通风不畅，房屋肮脏及一些特殊原因。③从19世纪后半叶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调查和总结来看，人们将伤寒传染原因主要归结为水传染和牛奶传染。
（一）水传染
《英国医学杂志》编辑厄内斯特·哈特（Ernest Hart）医生在多方调查后总结出伤寒的一大特点：天气温暖湿润，排水不畅时，伤寒频发。④在某种程度上，伤寒是水源污染、供水和排水设施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
工业革命以来，与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莱斯特（Leicester）原有住房和卫生设施严重不足，卫生状况糟糕，伤寒和流行性发烧盛行。⑤1832年，纽厄尔医生（Dr. Newell）报告说，最严重的伤寒死亡是由身患伤寒者的粪便污染水源造成的。⑥1847年，布德医生怀疑伤寒病菌通过污染的水由感染者传染新宿主，开创了伤寒的流行病学，但他的观点没有被接受。⑦当时，伤寒还被视为一种肮脏病，⑧主要受害者是社会下层。恩格斯发现伤寒感染盛行于工人阶级住所：
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建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⑨
恩格斯的论述表明伤寒与工人阶级的贫穷、肮脏存在密切关联。1869年，卫生医官们发现，伤寒与霍乱一样，可能通过污染的供水传播。威廉·詹纳医生（Dr. William Jenner）认为“水是霍乱传播的重要媒介，伤寒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从人到人传播”。如林肯郡的斯坦福（Stamford）以 “卫生良好” 著称，但当地居民一直抱怨伤寒频发。约翰·拉德克里夫医生（John Radcliffe）受命调查此地的伤寒疫情，发现152起病例，8例死亡，“毫不夸张地说，居民的饮水是被他们自己的粪便污染的水”。⑩斯托克波特（Stockport）的居民发现，在相同的情况下，居住在配备低效坑厕（privy pits）房屋的人的伤寒发病率是配备抽水马桶的4倍。1870年，布坎南医生（Dr. Buchanan）受枢密院派遣调查此地伤寒暴发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粪便处理和供水设施不畅致使人们饮用自己的粪便”。
城市居民供水大多来自河水和周边的井水，而河水和井水也往往是下水道、家庭污水的排放处，容易受到污染。达灵顿（Darlington）、斯托克波特、米德尔斯堡（Middlesborough）3个城镇从蒂斯河（Tees River）取水，而下水道污水也排入这条河，它们到19世纪末仍是伤寒流行的城镇。①切斯特郡精神病院（Chester County Lunatic Asylum）坐落在弗洛姆河（Froom River）之上。1873年9月27日，一个男精神病患者感染伤寒，随后又有5人感染。②伦敦郡议会的卫生医官墨菲医生（Dr. Murphy）明确指出河水是伦敦伤寒的根源之一。③理查德·绍恩-绍恩（Richard Thorne-Thorne）医生注意到：“即便在人们合理处理固体垃圾和液体垃圾的地方，即便在那些提供安全供水的地方，也时常出现伤寒。”④盖特纳教授（Professor Gaertner）认为泉水也是伤寒传染的源头之一，因为它与河水、井水一样，也是饮用水来源。更重要的是，溪流和河流流经地面，能够看到它们是否污染，泉水压根无法找到它们污染的源头。⑤
1900年，M. 勒夫勒医生（Dr. M. Loeefler）进行细菌学研究后发现，伤寒病菌的存活时间受水中的营养物质影响，在低温的纯净水中，伤寒病菌只能存活20～48小时，而在下水道污水中，细菌能存活15天。⑥这进一步证明水源状况与伤寒传染的关系。
（二）伤寒与牛奶
1857年，彭里斯（Penrith）的卫生医官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发现周边地区出现几起伤寒死亡病例，患者大多饮用附近的牛奶，牛奶厂卫生状况糟糕。泰勒把伤寒传播归因于人摄取的牛奶，⑦但是他的观点没有被接受。1871年，伊斯灵顿（Islington）出现70个伤寒病例后，卫生医官爱德华·巴拉德医生（Dr. Edward Ballard）發现所有患者都饮用同一家牛奶厂的牛奶，购买的牛奶越多，越容易感染伤寒。他的结论是此病与牛奶有关，患者饮用了“问题牛奶”。富有家庭饮用牛奶的数量和频率比穷人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富有家庭更容易感染。⑧巴拉德的调查引起英国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为随后的研究提供了范例”。⑨
1873年秋，莫里森医生的5个孩子感染伤寒，周围还有75～100个新患者，他把伤寒与一家牛奶厂联系起来。该牛奶厂向伦敦西区的圣马里波恩（St. Marylebone）教区大部分家庭供奶。卫生医官也怀疑奶厂有问题，但他无权禁止奶厂出售牛奶。⑩哈特医生在《英国医学杂志》专文介绍了几起与牛奶有关的伤寒病例。米德尔塞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接收了9名伤寒患者，其中6人都由同一家牛奶厂提供牛奶。伦敦布洛克街（Brook Street）的一户人家有3个孩子，其中2个喝牛奶感染了伤寒，而最大的孩子没喝牛奶也没感染伤寒。
伤寒与牛奶的关系，此后不时出现在英国报纸杂志上。1884年，伦敦北区出现伤寒，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卫生医官认为是污染的牛奶所致。斯特灵（Stirling）的卫生医官也把伤寒与牛奶供应联系起来。
（三）水与牛奶的渊源
水与牛奶，看似不相干，实则存在内在的因果联系，即牛奶厂周边的水源被污染，伤寒病菌通过牛奶传染给人，牛奶成为被污染的水的另一种传染形式。
1873年，伍尔夫汉普顿（Wolverhampton）出现伤寒患者，患者饮用来自同一家牛奶厂的牛奶，而牛奶厂使用的井水已经被下水道所污染。①1875年，圣马里波恩又出现伤寒，卫生医官怀疑被感染的14户家庭的牛奶来自一家被感染的牛奶厂。牛奶厂的用水来自离厕所和垃圾堆18码（约16.5米）的一口水井。井水被下水道污水污染，11户客户中出现25例伤寒患者。②1876年夏，一户富裕家庭的3人先后感染伤寒。全家彻查卫生设施和周围环境发现样样完美，附近的一口井也没有被污染。后来他们发现，厕所的污水流入河流成为奶牛的水源，供应全家牛奶的奶牛病了，从其他地方购买牛奶后，无人再感染伤寒。③1879年，戴维斯医生（Dr. Davies）调查了距布里斯托尔3公里的一户农舍，附近有牛奶厂和水泵，水泵里的水浑浊。他认为“供应城镇的牛奶厂可能没有资格证，或者使用不纯的水”。④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许多家庭因饮用的牛奶来源不同而经历大相径庭：一家牛奶厂造成26户顾客感染伤寒，而另一家牛奶厂的客户无一人感染，这一对比也使卫生医官认定牛奶是伤寒的污染源。⑤
1895年，厄内斯特·哈特医生经过10多年的调查，提交了名为《水生伤寒：1858—1893年间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地方暴发的历史总结》的调查报告，分7部分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⑥报告既提到污水与伤寒的关系，也提到牛奶与伤寒、污水的关系。1869年3月，布拉姆学院（Bramham College）出现伤寒病例。卫生医官调查后发现，储水柜的水泄漏，伤寒患者的粪便混入水中，流到附近的水井里，而这口水井是学院的饮用水来源。1885年，费勒姆（Fareham）出现150例伤寒，源于供水管道和下水道直接相连。⑦1872年秋到1873年春，唐卡斯特（Doncaster）的水源当河（Don River）被下水道污染，约200口水井也被污染，导致伤寒盛行。⑧1883年春，约克郡的巴诺尔兹维克（Barnoldswick）出现48起伤寒病例，许多家庭把污水排入化粪池进而流入水井，再从井中取水饮用，感染伤寒也就在所难免了。⑨阿伯丁的贝弗里奇医生（Dr. Beveridge）报告了一家牛奶厂的情况。牛奶厂的蓄水池位于牛棚一角，1881年4月，此地出现的322例伤寒都是这家牛奶厂的客户，牛本身并没有生病，是蓄水池的水被污染而传播了伤寒。⑩
从哈特统计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被下水道、化粪池或其他因素所污染的水直接传染伤寒;而在牛奶的生产及销售中，一旦在饲养奶牛、挤奶、售奶各个环节使用污水，很容易使牛奶携带伤寒病菌进而传染伤寒。可以说，与污水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牛奶是水传染的另一表现形式。预防水传染伤寒，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防止牛奶傳染。
三、伤寒防治与公共卫生改革
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伤寒、痢疾和肺结核的死亡率都急剧下降。1894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大城镇伤寒与饮用水关系会议上，一位教授认为，近年来欧洲伤寒的死亡率和致病率下降，是各种因素的结果，包括给排水改善、清理垃圾，积极合作预防以及社会下层生活状况改善等。英国在水务改革和牛奶卫生监管方面成效显著。
（一）水务改革
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在进行公共卫生改革之时，发现水源、供水、排水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浊溪”。①伦敦的下水道和化粪池直接与泰晤士河、里河等河流相连，造成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The Great Stink）这一严重污染事件，使泰晤士河沦为伦敦的露天主下水道。其他河流也大致如此。布鲁斯·洛医生（Dr. Bruce Low）发现“特伦特河（Trent River）被下水道污染，河流及其几条支流成为斯塔福德郡的天然大下水道”。泰姆河（Tame River）接纳伯明翰（Birmingham）和黑乡（Black Country）的下水道，被严重污染，德温特河（Derwent River）流经德比郡的中心，把12万人产生的垃圾带入特伦特河。②布坎南医生认为，人们居住在河流的两岸，河流很容易变脏。“考虑到河流是饮用水的来源，家庭供水的必要来源，应该避免污染河流，也不应该用作下水道，否则不适合提供饮用水。”③作为河流和水井污染的根源，采取措施防止化粪池和下水道污染水源成为治理水源污染、防止伤寒传染的关键环节。
如果说186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死于伤寒是意外的话，1871年11月，王储爱德华及其贵族朋友、仆人感染伤寒则引起全国关注。王储患伤寒的事实激起了一种“举国焦虑”，④恰如《泰晤士报》所言：“威尔士亲王的发烧警示我们，即便是在精心照料、设施完美的宫殿里，也难以高枕无忧。”⑤医学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哈维兰（Alfred Haviland）认为：“伤寒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之耻，在把它降低到一种地方病或个人病之前，我们丝毫不敢懈怠，否则将招致具有惩罚性的后果。”⑥1874年，卡多根伯爵（Earl of Cadogan）在圣詹姆斯宫（St.James Palace）、1875年利奥波德王子在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先后身染伤寒，成为“皇家推动力”，⑦推动了此后的相关改革。这也证实了恩格斯早年的论断，“霍乱、伤寒、天花和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⑧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相关的水务改革逐渐落实。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调查各地的下水道处理，许多城镇把化粪池垃圾涌入下水道，城镇内的各种垃圾堆、厕所、化粪池依法取消，这使城镇耗费不赀，但能阻止疾病的滋生。哈特认为，卫生部门应履行职责，采取适宜的下水道措施使排水切实可行。⑨许多专业人士把伤寒看作存储供水不适合人类饮用的结果，⑩伤寒成为向当地供水公司施加压力改善供水水质的有力理由。自下水道铺设到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以来，此地的伤寒发病率大为下降，“为良好的下水道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价值提供了有益范例”。梅德斯通（Maidstone）伤寒盛行时，当地的卫生医官要求加强对供水机构的管理。1875年，英国议会通过《大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对供水排水、街道房屋管理、垃圾清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为改善下水道的排水、降低河流污染的程度和速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1875—1885年间，伤寒死亡率下降较快，这是“大范围的排水和供水改革”的结果。例如，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在1830年之前的伤寒死亡率是21.5‰，而此后降到8.6‰。斯特拉福德的伤寒死亡率从之前的12.5‰降到4.0‰。①到19世纪80年代，卫生改革的支持者的工作环境大为改观，不但得到中央政府支持，也得到公共卫生机构和报刊媒体的支持。②新闻记者突然造访不卫生的地区，并将所见所闻登载在报纸上，督促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如果地方政府继续置若罔闻，则有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的请愿以及地方议会的问责，迫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改变不卫生的状况。1889年，利兹（Leeds）郊区爆发伤寒，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后抨击利兹的医疗官玩忽职守，③督促利兹重视公共卫生改革。
（二）牛奶卫生监管
牛奶成为伤寒传播的媒介，与掺假的、卫生不达标的牛奶有关，牛奶业因其掺假行为而臭名昭著。最初牛奶大多在郊区生产，距离销售市场近。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供应范围的扩大，生产和消费的距离同时拉长，也意味着运输的延长。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牛奶的口感，添加硼酸甘油、水杨酸乃至福尔马林等防腐剂成为牛奶掺假的常见做法。这类掺假牛奶是追求利润而不顾法律和道德的表现，使牛奶由“完美食物”沦为“白色毒药”。④
19世纪中叶前，“牛奶掺假被普遍认为是欺诈性交易的经济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不是关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⑤1870—1880年的一系列传染病调查，使英国人把伤寒与牛奶消费联系起来，也促使公共卫生官员日益把注意力转向阻止牛奶掺假、监督乳制品厂。⑥英国议会先后通过1860年、1872年和1875年的《食品药品销售法》（Sale of Food and Drugs Act），任命公共化验员检验牛奶质量。⑦至1914年，牛奶掺假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除污染的水井和河水不能用来养牛或洗刷牛奶盛装用具外，打扫牛棚卫生，牛奶工挤牛奶之前认真洗手也很重要，只有重视养牛、挤奶、稀释、运输等各环节的技术提升和卫生改善，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牛奶传染伤寒。伦敦郊区的牛奶厂接受严格的卫生检查监督，牛奶容器被严格清洗，所用的井水需进行严格水质分析，以此来预防伤寒。⑧1885年，英国法律明确规定“牛奶厂或牛棚中出现任何疾病，病牛的奶不应该与其他的奶混合，也不能出售或用作人类食物”。⑨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摸索牛奶运输和存储的新方法。早在1872年，一些牛奶厂和奶站开始推行冷却奶，使牛奶在低温下保持较长的时间。另一项改进是推广锡罐的浓缩奶。到1892年，各类浓缩奶占伦敦牛奶消费的11.6%。⑩一些牛奶厂还为儿童提供“消毒奶”，通过密封高温消毒保障牛奶的质量。还有一些牛奶厂实行“巴氏消毒”后，把牛奶装在瓶中运到各零售店。19世纪末，《传染病防治法》（The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Act）及随后的公共卫生法规责令卫生医官监督牛奶厂和奶牛的卫生状况。1901年，英国卫生部门确立了明确的牛奶质量标准，斩断牛奶与伤寒传播的纽带。有学者认为纯净的牛奶供应是1900年后英国婴儿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总结
伤寒是19世纪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对于其盛行的原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进行了全面总结：“烟雾笼罩着他们，污物浸渍着他们，供水，卫生，街道清洁，开阔空间等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无法跟上大规模迁移到城市的人们的步伐，特别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霍乱、伤寒的流行以及空气污染和河流污染或者说是呼吸疾病和肠道疾病成了19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城市杀手。”①伤寒的出现及其应对是19世纪后半叶公共卫生问题最重要的样板，②不仅因为其持续的地方存在和高死亡率与发病率，还因为它通过水及牛奶传播。哈特在论述伤寒的传染原因后认为，采取预防传染病的所有可行性措施，如弥补卫生不足、供应纯净水、清理和处理垃圾等，都是个人和集体的正确做法。卫生之处，城镇才免遭疾病的威胁，方有幸福可言。③
伤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是“卫生革命”（Sanitary revolution）的成果之一。④水污染是工业发展和城市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好处和经济利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⑤而伤寒提醒公共卫生机构关注供水、下水道、河流的改造和保护。19世纪末，英国的下水道改革和供水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但在水生疾病，如伤寒和霍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中作用重大，还成为英国公共卫生政策中一以贯之的举措，⑥卫生观念日渐深入人心。
伤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也是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之间，卫生官员和公众之间密切合作的成果，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卫生改革态度及其效果的体现。各团体、各政党为争取民心争夺选票也积极涉足公共卫生问题。利兹的选民要求各级竞选人在四项公共卫生方面做出保证：传染病强制上报、贫民窟清理规划、改善街道排水系统和任命更多的卫生检查员。1893年，利茲的自由党人为吸引选民，提出一个全面的市政规划方案，包括立即清理不卫生地区，治理河流污染，增加公共浴室等。保守党抗议自由党偷走他们的卫生改革纲领。⑧可见，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两党并无原则分歧，这也是伤寒等传染病通过公共卫生改革得以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毛利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环境史、医疗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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