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考据在编辑工作中的应用
易建鹏
摘 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多种数据库的普及应用，学术编辑利用数字资源进行E考据成为可能。本文试以书稿中遇到的“孙中山嘉兴之行”为例，通过对数据库进行文献挖掘，探讨E考据在编辑工作中的运用，展示了具体的研究过程及方法技巧等，以期对编辑工作有所启发。
关键词：E考据 数据库 文献挖掘 审读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代人获取信息更加便利。尤其是近几年来，政府、高校、社会对图书馆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投入大量经费购买数据库资源，如读秀、鼎秀、中国知网、《申报》全文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收录了大量的图书、期刊、报纸，绝大部分都要付费使用，但读者在一些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注册账号后，可无偿使用其中部分数据库。这对文科图书编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编辑善用这些数据库，“不仅可以核查书稿中的知识点与引文，从而节省大量时间，而且可以极大地扩展编辑的知识面，开阔编辑的眼界，有助于编辑的素质培养与选题开发”[1]。
利用大数据搜索信息，进而作出判断、推理的过程，在史学研究中常被称为“E考据”。图书馆的现代化和数据库的普及，为年轻编辑提供了“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海量数据为提升编辑工作的含金量创造了空间。但对数据进行有效搜索、爬梳，则更考验编辑辨别信息真伪、逻辑推理等多方面能力。有心的编辑，如能多花时间加以练习，待到得心应手时，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尝试“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2]。以下以笔者编辑一部孙中山图集方面的书稿时遇到的“孙中山嘉兴之行”为例，展示E考据在编辑工作中的应用过程，以期对编辑工作有所启发。
一、数据引起的疑惑
在书稿中，数据（统计数据、生卒年月、年号纪年换算等）是较易出错的地方。在考据的过程中，对数字足够敏感，有时便能发现其中的破绽。遗憾的是，不少文科类图书的编辑，对数字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已出版的图书中，年份换算、年龄差距、统计数据等出错的并不鲜见。
笔者所经手的这部书稿，收录了两张孙中山于1912年底拍摄的图片（见图1、图2）。图片引用《孙中山史事编年》的记载，将时间和事件记为：1912年12月8日上午10时，孙中山应浙江都督朱瑞邀请，由沪启程赴杭州。途经嘉兴时发表演讲，游南湖烟雨楼，与欢迎者在狮子峰前合影留念，并在同益照相馆摄一半身玉影。下午2时40分抵杭州艮山门。
《孙中山史事编年》具体承担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所，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书共12册，以孙中山为枢纽，全面爬梳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资料，经过勘验比较，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人、事的所有史实。[3]从研究团队到出版机构，这套书都堪称国内一流，图注似可就此安全放行了。但如果读者对数字细加推敲，就会发现里面存在问题。
根据引文，孙中山“上午10时由沪启程”，“下午2时40分抵杭州”，由上海到杭州全程4小时40分钟。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除去火车行驶，还要完成“发表演讲”“游南湖烟雨楼”“与欢迎者在狮子峰前合影留念”“在同益照相馆摄一半身玉影”（根据图1横幅，孙中山还要出席“公宴”）等一系列行程，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上海到杭州距离约180公里，今天乘坐K字头的普通快车需2—3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数据很容易查到）。1912年距今100多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由上海到杭州要多久呢？笔者将在百度搜索的经验应用到读秀数据库上，通过“民国—火车速度—沪杭铁路—列车时刻表”等关键词多番搜索，终于查到这方面的数据。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岳钦韬的考证，清末民初从上海到南京最快需要7小时18分钟，上海到杭州最快要5小时13分钟。[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乘坐的也是火车：上午11时从上海启程，约下午5时到达南京，全程6个小时左右。[5]之所以花时较少，是因为孙中山乘坐的是沪宁专车，较普通列车速度快。
切换多个关键词后，笔者对搜寻这方面的数据有了一定经验，又将搜索库转移到百度，终于在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的《西湖博览会参观必携》里，查到一份“沪杭甬铁路行车新时刻表”（见图3）。根据此时刻表，由上海北站到杭州，最快要4小时25分钟。1929年距离1912年已过去17年，根据常识，1912年的火车速度不会比4小时25分更快。孙中山到杭州乘坐的也是专车，参照沪宁专车的速度，沪杭专车再快也要4小时。在剩下不到1個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明显不可能完成“演讲”“游南湖”“合影留念”“照相馆摄影”等一系列行程。
为了进一步验证，笔者尝试在百度地图APP上搜寻嘉兴站、南湖烟雨楼这两个位置的距离。数据显示，嘉兴站到南湖直线距离约2.8公里。这样的距离，今天开车自然很快到达，但在民国初年，交通不便，道路也不像今天畅通，路上花费时间更多。
由以上数字可知，书稿对孙中山嘉兴之行的叙述，可疑之处较多。
二、核查参考文献的意外发现
核对引文和参考文献是社科类图书编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因核对文献费时费力，有些编辑选择信任作者，由此出现引文问题较多的情况。在考据的过程中，对引文加以核查，经常能有意外收获。
因为数据产生上述疑惑后，笔者怀疑书稿编者将引文摘错，于是请编者发来原文的电子版文件。引文如下：
（1912年12月8日）上午10时，（孙中山）应浙江都督朱瑞邀请，偕陈其美、姚勇忱、陈惠生、吴飞如、钱振椿、刘民畏、王文典等由沪启程赴杭州。途经松江、嘉兴、硖石、斜桥等站，受到民众欢迎。沿途发表演讲，宣传三民主义及铁道政策（《孙中山莅杭记事》，《申报》1912年12月10日，“要闻二”）。在嘉兴发表演讲，并游南湖烟雨楼，与欢迎者在狮子峰前合影留念，并在同益照相馆摄一半身玉影。由褚辅成随同赴杭（庄一拂：《褚辅成先生年谱初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34页）。下午2时40分抵杭州艮山门，受到浙江都督朱瑞迎接，至梅花碑行台小息。[6]
核对过后，发现书稿编者并未“篡改”引文。但引文中另有引文，会不会是这两处出了错呢？第一处文献出自《申报》，恰好笔者注册的某大学图书馆提供了《申报》数据库的试用。第二处文献出自浙江省政协所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读秀数据库上可通过文献传递获取。根据两处参考文献，笔者核查了原文，结果发现了意外的情况。
对照《申报》的电子版（见图4），可以发现“松江、嘉兴、硖石、斜桥”后还有“长安”一站。《孙中山史事编年》既然要“还原历史的复杂本相”，将“长安”（今属浙江海宁）漏掉明显不妥。
相对于参考文献一的小纰漏，第二处问题更大。第二处的引文出自《褚辅成先生年谱初稿》。原文记载如下：“三月，中山先生莅临嘉兴，先生由杭返里欢迎。”[7]写得很清楚，孙中山莅临嘉兴是在1912年3月。用这样的材料证明“孙中山1912年12月莅临嘉兴”，显然是不严谨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进一步搜寻可知，《褚辅成先生年谱初稿》由庄一拂（1907—2001，古典戏曲史研究专家）根据《南园系年杂记》《逸庐年纪》两部私人笔记整理而成，孙中山3月莅临嘉兴的记载即来源于这两部笔记。庄一拂父庄幼山与褚辅成同是嘉兴欢迎孙中山先生筹备会委员。《逸庐年纪》记录了1912年3月孙中山到嘉兴演讲、游烟雨楼、狮子峰前共摄一影的经历。排除时间上的出入，行程大致与书稿相符（独独未提到“同益照相馆摄一半身玉影”）。
以“孙中山 嘉兴”为关键词，笔者在读秀数据库上搜索出《记孙中山先生来嘉兴之行》《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浙江之行沿途民众欢迎的情景》《中山先生在嘉兴的一天》等与孙中山嘉兴之行相关的回忆性文章。其中《中山先生在嘉兴的一天》，刊载于1956年的《嘉兴大众》，属于后人整理的文章。文章将孫中山莅临嘉兴事系于1912年11月，不同于前述3月和12月的记录。《记孙中山先生来嘉兴之行》的作者与《褚辅成先生年谱初稿》的编者是同一人，却将孙中山来嘉兴的时间定于1912年11月，与后者的3月矛盾。根据《记孙中山先生来嘉兴之行》，孙中山11月来嘉兴时，在兰溪会馆演讲“约历一个多小时”，后与欢迎者40余人上船过南湖，再到同益照相馆拍摄“一张长镜头的照片”。书稿和《孙中山史事编年》所记“在同益照相馆摄一半身玉影”应是出自这里。而根据《第二次浙江之行》（作者身份不详）所引无名氏所记的日记，孙中山12月8日到嘉兴时只是“下车周行”，便“徐上车往杭”，并无游览兰溪会馆、南湖及影楼照相之举。
以上这些文章，作者身份各有不同，但都属于后来整理的文献。而不论是3月，还是11月和12月，间隔并不远，时隔多年，人的记忆难免发生偏差。因此，仅靠某一人的回忆来确定一件事的发生时间无疑是冒险的。就可信度而言，报道当日新闻的《申报》无疑优于后来整理的回忆录和年谱。虽然由《申报》报道可以确定孙中山12月路过嘉兴，但这是否就能说明孙中山那天游了南湖呢？毕竟《申报》上并未记孙中山游南湖之事。为解开疑惑，笔者除依靠数据库搜索，还尝试通过其他渠道排疑解惑。
三、一手文献的验证
“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编辑不是学者，但掌握一些辨别材料真伪、可信度和获取可靠资料的方法，对于审稿仍是有帮助的。随着诸如《申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早期报纸的数据化，过去一些普通读者较难接触到的一手材料，如今获取也相对容易。
孙中山到嘉兴，于当地而言是大事，除了《申报》，当地的媒体也会关注。但如果靠编辑自行去搜寻这些资料，难度相当大。我们可以选择间接的渠道，向当地历史研究者求助。在网络时代，跨地区联系异地史学研究者并不难。笔者有幸联系上祖籍嘉兴的岳钦韬副教授和嘉兴博物馆馆长助理徐老师。沟通过后，岳教授提供了一份稀见的报道：1912年12月10日，上海发行的《大共和日报》第三版的最下角刊发了一篇名为《孙中山之辩白》的新闻。《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兼社长章太炎。该报宣扬“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猛烈攻击孙中山、黄兴及南京临时政府，拥戴袁世凯建立强力政权，实行专制统治。可以说，《大共和日报》报道孙中山行程，带有监视孙中山的意味，可信度较高。根据《大共和日报》：“孙中山昨日（初八）途过嘉兴，在国民党支部演说。”该报道见图5。这里的初八不是农历初八（12月16日才是农历初八），而是公历的8日。据《大共和日报》，孙中山12月8日从上海出发后，中途在嘉兴下车，并前往国民党嘉禾县支部发表演说。这与《申报》“在嘉兴发表演讲”的报道对应上了，可证孙中山确实在12月8日到过嘉兴。
嘉兴市博物馆徐老师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电子文档，1912年12月21日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Heral）（见图6）。《字林西报》的前身《北华捷报》是近代上海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刊，1864年6月1日扩充为综合性日报，每周六出版（1912年12月21日正是星期六）。
《字林西报》这篇名为DR.SUN YAT-SEN IN CHEKIANG的报道刊登于1912年12月21日，通讯日期却是12月12日，发自该报在嘉兴的通讯员。开篇作者描绘了12日嘉兴市民欢迎孙中山的盛况，并详细记载了孙中山演讲的内容。演讲完毕后孙中山乘船游览了南湖。这是目前所见新闻报道中直接提及孙中山游兰溪公所和南湖的。报纸最后写道：“His special train left in the afternoon for Shanghai.”也就是说，《字林西报》认为孙中山是在12月12日由杭返沪的过程中到访嘉兴的，且此趟列车是在下午开往上海的。而《申报》12月13日报道“孙中山在杭公毕，业于十二日回沪。午前十钟道出松江，国民、共和两党联合数人前往车站迎迓”。12日上午10点抵达松江，而列车由杭州返回上海，必须先过嘉兴，才到松江（今日松江到上海K字头列车只需30分钟左右）。《字林西报》的说法明显异于《申报》《大共和日报》的报道。考虑到《申报》《大共和日报》的报道可互相佐证，而《字林西报》属于孤证，我们暂时还不能断定孙中山是在12月12日回上海途中游南湖并留影的。而就目前的证据而言，书稿与《孙中山史事编年》的记载是有疑点的。
四、合理的推测
民国初创，孙中山事务繁忙，尤其是3月，孙中山即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光参加会议、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博弈、完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事务，就占据了大部分时间。1912年3月，孙中山仅10日这天（星期天），“偕公子等往各山游猎，并摄影而返”[8]，其他时间都在办公。1912年3月游南湖应是庄氏误记。
而持11月说者，都是后人整理的二手资料，相较《申报》《大共和日报》等一手资料来说，可信度不免打折扣。当然，后人的回忆并非全不可信。它们补充了媒体报道之不足，丰富了具体事件的细节。
综合多方面材料，以下推测应是相对合理的：《申报》将孙中山專列出发的时间记错了。孙中山时任全国铁路督办，很有可能乘坐的是专车，且出发时间早于8：30，抵达嘉兴后前往兰溪公所演讲，再前往南湖烟雨楼。随后回嘉兴站专车前往杭州，嘉兴之后的硖石、斜桥、长安等车站只是经过，并未下车，14：30左右抵达杭州站。
参考文献：
[1]胡宝亮.核查书稿信息，可以试试这10个数据库[EB/OL].https：//mp.weixin.qq.com/s/EpRyRHsapi310nWU0Bi3BQ，2020-01-02.
[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中华书局1912.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出版[EB/OL].http：//jds.cssn.cn/ xwkx/xlxz/201708/t20170830_3624702.shtml，2017-08-30.
[4]钱杭主编.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铁路人口流动与交通事业的变迁[M]，中国历史地理评论（第二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293.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615.
[6]赵立彬.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三卷（1912.1—1913.12）[M].北京：中华书局，2017：1486—1487.
[7]庄一拂.褚辅成先生年谱初稿[M]，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134.
[8]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223.
（作者单位系广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