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至死到网络至死：新媒体发展与城市生活状态
廖媌婧 曾庆江
【摘要】《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都是谈论新媒体对大众生活时代的冲击的书，因此体现出诸多共通性。由于这两本书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身份立场的不同，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分野。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们需要应时代之需，将其放置在合理位置上。在新媒体时代，精英知识分子恪守自己的“精英”立场是时代最需要的。
【关键词】新媒体;娱乐至死;网络至死;城市生活状态
一、讨论的前提
当前，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改变着城市生活以及这个时代，其带来的各种影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在技术革新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新媒体之“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很多年前，电视对于报纸和广播来说，也是一种“新”媒体。因此我们今天担忧的，过去的人也曾担忧过，可能有些问题早已经应验，有些问题可能只是杞人之忧。
20世紀80年代，在电视对生活的本质性影响刚刚开始之时，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不无担忧地表述了电视作为“新”媒体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的冲击。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谈论新媒体对大众生活时代产生的重大冲击，施尔玛赫的《网络至死：如何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①一书就显得落寞得多。《娱乐至死》在翻译引进之后，多次再版重印，但《网络至死》却问津者少。尽管命运不尽相同，但为了更深入地思考“新”媒体与我们当前时代的关联性，我们有必要分析，面对大致相同的现象或问题，两位作者在观点上是否存在一致性或交锋性？作为依托于科技发展的“新”媒体，首先影响城市生活，然后形成大众文化进而影响我们生活的时代。从这个层面上看，今天阅读《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依然有着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娱乐至死》与《网络至死》两本书的共性
《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两本书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它们却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媒体如何影响城市生活和我们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方面，两者有相当多的共性。
（一）趋向性认知——“新”媒体的影响无可抵挡
波兹曼面对的是咄咄逼人的电视媒体，施尔玛赫面对的则是铺天盖地的网络媒体，但他们有着共同的趋向性认知：“新”媒体对时代的影响无可抵挡，无论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都将影响人类。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首谈了电报和摄影技术对传统印刷技术的冲击。他认为“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电视。“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它“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更可怕的是，“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
在《网络至死》一书中，施尔玛赫认为信息爆炸“改变我们的记忆、注意力和心理能力，以及我们的大脑发生的物理改变”，实在让人惊悚，“只有在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肌肉组织和身体上的改变可以与之比拟”。他无奈地说：“只要我们允许自己被机器驱使，我们就会惨败无疑。……几乎在每个领域，我们都服从于机器的权威统治。”“我们天真地以为它们像受虐狂一样执行着我们的所有指令，而事实上，它们才是骨子里的施虐者。”
（二）本质性认知——负面评价中的悲天悯人情怀
无论是波兹曼还是施尔玛赫，对“新”媒体影响的本质性认知都是负面的。但他们在批判的同时，更传达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才是《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两本书的根本性价值所在。
在波兹曼眼中，“电视娱乐时代”，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无可避免：“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人们沉浸在狂欢娱乐中而不自知，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施尔玛赫则认为：“正是人编制了电脑程序，而电脑程序又将人性的弱点通过连接起整个世界的网络传播和放大。正是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导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因此，该书的根本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批判，而是要提醒人们“如何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
（三）缅怀性情结——过去的总是美丽的、值得追忆的
波兹曼和施尔玛赫在各自的书中不约而同地对过去的时代充满了无限缅怀。波兹曼把印刷机统治的时代称为“阐释时代”。“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波兹曼的语言温情款款：“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而电视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施尔玛赫显然比波兹曼更“前卫”，因为他不仅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而且还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因此更是“新”媒体时代的受益者，但这却不妨碍他对逝去时代充满追忆和缅怀。施尔玛赫援引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艾伦·朗格所进行的“逆时针方向实验”，将人们还原到1959年的世界。“当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依赖于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提出质疑。”但是，“逆时针方向实验”只能停留在实验层面，现代的人们只能处于“多任务处理”的“信息焦虑症”中无可逃避。
（四）面对未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
《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两本书虽然不是诞生在同一个时代，但是面临相同性质的问题，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未来时也体现出一定的趋同性：面对“新”媒体对人类世界的冲击，人们并非无所适从，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是能够有所为。
波兹曼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依然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新的时代是无可扭转的，关键是人类如何面对这个“新”时代。施尔玛赫面对的情况其实远比波兹曼更加复杂，但其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人类也不需要过度悲观，因为“我们拥有电脑欠缺并羡慕的特质：创造力、宽容和沉着”，所以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就不是问题了。
三、《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两本书的不同
由于两本书作者的身份、所处时代、成长地域文化传统等都各不相同，这使得两者在主体风格、问题的针对性、功能定位以及应对效果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不同。
（一）主体风格：中世纪挽歌/未来主义色彩
作为媒介环境派的中坚式人物，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开篇就提出“媒介即隐喻”的命题，列举了种种因为“新”媒体而导致的不正常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来的躲猫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不再显得陌生”。但波兹曼依然认为，“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这无疑带有浓厚的中世纪挽歌色彩。当然，挽歌并不是一味泥古，波兹曼也认同：“对于同种境况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如同《网络至死》一书内容简介所说的，“我们也许已经晓悟，但也许并未察觉，我们正陷入空前的‘网络统治一切的危机之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施尔玛赫却并不排斥这个“喧嚣的时代”，只是想在这个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他认为，网络对时代虽然造成足够的冲击，但是只要人类将网络放置在合理的位置上，就不会有问题，即便以后情况更复杂也是如此，因为任何时候人的主体地位不能丧失，这实在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思维。
（二）思考视角：媒体问题/社会问题
波兹曼当然也知道“娱乐业时代”是不可阻挡的，但他思考更多的其实是媒体应当如何干预这个社会、推动这个社会。在波兹曼眼中，美国之所以能够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就是因为印刷术的功能。电视一统天下的局面自然不可阻挡，但媒体人需要思考的是，“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以及应当如何完成电视媒体的定位问题。
在施尔玛赫眼中，电脑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媒体，更应当是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它通过网络来“传播和放大”，因此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本质性的冲动。他所论述的问题，无论是注意力被吞噬，还是记忆力被消磨等，其实都是社会问题。同一般的网络时代受益者不同，施尔玛赫保持了更加警醒的头脑，所以在阅读《网络至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扪心自问：在数字化时代，人类将何去何从。
（三）功能定位：控诉书/警世书
由于有着中世纪的缅怀情结，再加上波兹曼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功底，他更能够明白“印刷机统治下”的時代稳固性，而电视所导致的“娱乐业时代”对现代民主、公共信息、学校教育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谓“罄竹难书”，“娱乐至死”最终只能导致“文化精神枯萎”。相比较而言，施尔玛赫更多地揭示了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本质性异化：“我们的思想会逐渐散逸，逃离我们内在的自我，依附在电脑键盘上。”然而，“电脑永远不会投降”②，当然，“人永远不会死机”，因此，“人脑”和“电脑”的战斗还得继续，这种警示性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自然可以将这本《网络至死》看成是警世书。
（四）应对之策：理想愿景/本质探源
既然“新”媒体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造成如此大的冲击，我们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地融入这个时代。因此，波兹曼和施尔玛赫针对“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现象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波兹曼的应对之策是建立“看电视的方法”，建构起健康的媒介意识。但他却没有细细阐释如何“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因此他的对策可能只是无奈下的理想愿景。而施尔玛赫再次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我们拥有电脑欠缺并羡慕的特质：创造力、宽容和沉着”，所以“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绝对不是问题。这自然是信心满满的本质性探源了。
四、结论
尽管“让媒介承担某种社会责任或者社区责任，是很不合时宜的”，但人类在科学技术面前，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将以科学技术为基本前提的“新”媒体（或者媒介）放在恰当的位置非常重要。
波兹曼看到电视带来的无可抵挡的“娱乐业时代”，但是却没有能够认清大众对电视媒体功能定位的偏差，因此只能以控诉和缅怀的姿态表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也只能是无奈地认为需要“改变看电视的方法”，实在是于事无补，于世无补。但是他的努力依然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因为“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适当的保守姿态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施尔玛赫显然比波兹曼走得要远，他其实是满怀欣喜地迎接了网络时代的到来，却又深刻地意识到网络时代给人类带来的诸多苦恼，因此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创造力、宽容和沉着”是应对之策，所以在未来“依然潜藏着巨大的机遇”。因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同时也有信心来接纳更“新”的“新媒体”。担忧是有必要的，恐惧则不需要。因为新媒体的群体驱力，一旦成为群体的一部分驱力，个体对于建立群体化体系的本能，对于人性也具有极强的诱惑性。[1]
《娱乐至死》在中国有着非常多的拥趸，是一部知名度相当高的书，因此，《网络至死》紧随其后，从包装、书名甚至其封面的推荐阅读信息，都是“搭车”套用。一部在西方出版也不过几年的著作，居然在中国被视为“经典”，很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这却显示了部分国人对这两部书的推崇程度。
中国长期以来的“文以载道”传统，使得“娱乐”“狂欢”很难进入主流认可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范畴，更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而对“娱乐”“狂欢”进行批驳往往能够得到持重而保守的国人的认同。《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面对的电视和网络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娱乐”和“狂欢”的载体，波兹曼和施尔玛赫对其“至死”趋势的批判自然与国人的心理暗合。
但不得不说，这种暗合只是表面上的，并不一定代表着当下的价值取向。大众热议的“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只不过是人们望文生义借用这两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接近波兹曼和施尔玛赫在原著中的本质性观点，甚至相去甚远（有的人将其置换为“娱乐致死”和“网络致死”），这中间折射出的问题才更值得深思。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大众生活越来越丰富，资料、文献的获取越来越方便，但是静下心来认真研究者却越来越少，如此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其价值几何？喻国明老师研究发现，高学历人群更倾向于通过媒介获取信息[2]，“新”媒体时代对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冲击，导致精英溃逃或者随波逐流才是最可怕的！在“新”媒体时代，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考验是应当如何恪守自己的价值观立场。因此，在这个我们想得出结论的话题“‘新媒体与我们生活的时代”中，真正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注 释：
①为简洁起见，本文将《网络至死：如何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一书简称为《网络至死》。
②施尔玛赫引用微软前CEO纳森·梅尔沃德的话。
参考文献：
[1]仇家宝，朱志勇.浅析移动互联网时代虚拟社群的群聚心理及群体效应[J].新闻爱好者，2020（4）：72-73.
[2]喻国明，刘淼.媒介动机如何影响人们的媒介使用：基于“全民媒介使用与媒介观调查”的描述与分析[J].新闻爱好者，2020（6）：10-15.
（廖媌婧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曾庆江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