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工作实践策略及历史意义探析
姚远
摘 要：井冈山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工作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动员策略的有效执行，其实践策略主要围绕着以“湘赣边武装割据”为核心任务、诱导性动员与规范性动员双管齐下、叙述内容通俗化与宣教形式多样化三个基点展开。这些策略极大地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深入，有力支援了武装割据斗争;增进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为全国其他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群众动员;实践策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3-023-07
井冈山时期的群众动员工作始终贯穿于湘赣革命根据地诞生、发展和壮大全过程，是湘赣边武装割据赖以持久存在的重要基础。虽然在战争环境压力下，党在群众动员工作方面的探索是较为初期的、局域性的，难以求得足够的时间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和开展，但是对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井冈山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工作的实践策略
井冈山时期，党在群众动员工作方面的探索虽然是初期的、局域性的，但是却具有极为鲜明的策略特征。
（一）以“湘赣边武装割据”为核心任务
井冈山时期，党的革命理论、革命路线、革命政策和革命主张之所以能在湘赣边迅速为各界群众所接受、认同并切实转化为边界斗争的具体实践，这直接得益于边界党全方位的群众动员工作，而围绕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四个领域的群众动员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实现“湘赣边武装割据”。
“上山”之后群众动员的主要群体是湘赣边农民。这一群体深受来自乡村封建残余宗法、国民政府湘赣基层政权、外国强势资本这三方面的剥削压迫，因而具有了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再者几千年来固有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顺民”和“小民”为文化核心的心理意识，又让其具有革命“绝缘体”的消极一面。因此任何关于农民的单层次行为都无法起到动员农民加入割据斗争的真正效果，这种动员必须既涵盖思想意识层面的改造提升，又包括生活物质层面的满足提高。针对农民群体多层次、宽领域的动员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统一于湘赣边武装割据的历史道路之中，这是边界党群众动员工作的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
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地区之后，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因湘赣两省白军的经济围困和军事“清剿”而导致的自身的生存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离不开湘赣边广大农民对红色力量的支持。因此，纵观整个井冈山时期的群众动员工作不难发现，其微观工作实际上是在解决阻碍农民动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而延展开的。比如农民对革命队伍的基本认知问题。工农革命军上山之后，起初边界群众是十分恐慌的，群众工作基本没有进展。边界党为了争取有利局面，一方面广做红色宣传，四处刷帖有关党和军队性质、宗旨、目的的标语口号，澄清误解、消除恐惧，使群众对新旧势力做最直接的区分;另一方面严厉约束士兵行为，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严肃军纪。这些举措有利于建构和谐稳固的党群、军民关系，初步打开了湘赣边界群众动员工作的生动局面。
再者要解决的是农民为何要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动员客体的农民要求作为动员主体的边界党提供农民参与革命的正当性理由。边界党首先是通过意识层面的改造，让边界农民自觉感悟到自身所遭受的苦难来源于地主劣绅阶级的压迫，从而自发产生革命意识。当然在此过程中必须辅之以一定的文化引导，使农民突破过往“八字”和“先定”等陈腐思维，进而塑造革命的主观意识;土地革命是动员湘赣边农民的“撒手锏”，这一措施充分满足了湘赣边广大农民夙夜以求的土地愿望，在农民的主观世界中提供了难以拒绝的革命说服力。工农兵政权在边界逐步稳固的确立，地方各级武装组织的扩张和发展为边界农民参与革命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上有序且有力的组织，从而直接解决了农民参与革命问题。农民动员工作的主客观问题的解决和各种组织的理顺，使得边界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空前高涨，边界各地都出现“父送子、妻送夫”的感人场景。至1928年7月，“主力红军增长为4个团6000多人”[1]（P.156）。
从成效来看，党在湘赣边界的农民动员工作是十分成功的。不仅为党在湘赣边开辟了新的群众基础，巩固了党在湘赣边武装斗争的社会根基，使数以万计边界农民群众加入革命斗争、支援边界革命战争，这是党和工农红军得以多次取得湘赣边武装割据斗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诱导性动员与规范性动员双管齐下
诱导性的群众动员是指动员主体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动员客体以一定的利益满足，使动员客体自觉地遵循主体为他们提供的行为安排。这种动员模式得以运作生效需要一个最基本要素的支持，那就是动员手段是予以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利益的奖励和满足，而不是基于威吓惩戒以达到遵从指令之目的。处于这一过程中的群众动员的主客体双方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惠、平等的交换关系，主体为作为客体的群众提供“实惠”，而群众则给予作为动员主体的边界党以信任和支持，对此关系任何程度上的脱离，都会使党的群众动员工作难以起到持久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2]（P.456），因而党在湘赣边的经济和政治政策都十分注重边界群众实际利益的满足。
在边界土地革命均田的分配标准上，为了让普通农民尽可能多的从中得利，不断激发革命热情，边界党最终既没有采纳多数富农所主张的按生产资料划分，也没有如中农所要求的按劳动力划分，而是采取了照顾绝大多数贫雇农利益的以人头为划分的标准。创办边界红色圩场，繁荣赤白边境贸易，是为了消解经济封锁压力，尽最大可能满足边界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物质需求。在边界各地提倡组织农业“互助组”，是为了调剂边界各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劳动力余缺，解决群众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说，边界党将打土豪与分浮财结合起来，使得参与者能直接的从运动过程中分得平常无法得到的利益满足，而且还能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的解放。正如杜修经所言：“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3]（P.165）伴随着割据战争时期经济问题解决过程的是湘赣边各界群众正当物质利益的满足，以及群众参与广度和深度的累增，也就是说群众动员工作实现的一大前提是被动员者的实际物质所得。
当然，诱导性动员的成功绝不可能仅仅只靠物质动员，还应包括政治权利层面的动员。这不仅因为湘赣边地区总体生产力水平较低，尤其是革命战争条件下更是极为艰苦，群众物质层面的实际获得一般来说还是较为有限的。因此边界党在进行物质动员的同时，还通过工农兵政权建立的民主性以及群众权益的制度性保障，来培育和鼓励边界群众对革命的支持。1928年初颁布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中首次明确规定：“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3]（P.7）在边界形势稳固之后的湘赣边六县各级政权正式建立的过程中，各县级、区级、乡级政府都是由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任命产生，其代表则是由各地工农兵群众选出的代表组成。边界的政权组织构成路径和架构具有了早期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色彩。而且边界民众在政权参与中过程中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在促进群众对革命的进一步参与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边界党相继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二七土地法》，这三部土地法案将边界土地革命之后，各阶层所分土地拥有状况从制度上予以确认，使其在红色区域内实现永久化和固定化。这直接扭转了原本因湘赣边界熟人社会而引发的农民革命参与的不敢和不愿心理，并将之塑造成了正面支持的态度，从而实现了群众对革命的支持。
井冈山时期的规范性动员，并非指群众动员中运用暴力和强制力，而是指经由外力的介入达到对动员客体的引导和约束，进而造成客体对主体确立目标的积极配合。这里主要指意识文化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所提供的规范。井冈山时期党极为重视群众动员过程中对于政治教育手段的利用，识字班、夜校、工农俱乐部、红色学校等边界教育机构和教育组织形式的普及，也为党的政治教育提供文化场所和前期的文化准备。借由湘赣边界初步搭建的多层次宣教平台，边界党在群众动员时加强了对边界工农兵政权政策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讲，对革命主张、革命观点、革命理论、革命策略的实践理论教育。这种“革命意识”的灌输不仅使边界群众树立了带有革命政治性质的文化观念，从而能够自觉分辨、排除、抵制那些处于革命对立面的腐朽、反动、消极文化的影响，而且革命正统性的确立为党和红色政权在边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合理性支持，这种意识文化层面的规范引导极大激发了边界群众保卫红色政权的决心和斗志。
此外，这种群众动员的规范性特点还体现在边界各种社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化控制。边界社会组织多是按照职能、职业、性别、年齡等因素将群众分门别类地划分开来，然后吸纳进各种社会政治组织中，如边界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和暴动队。边界民众加入这些组织之后，意味着开始了个体组织化的进程，组织内部的规则条约、上级命令以及组织的宗旨信条都会对组织成员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边界社会政治组织都是在边界党的领导下组建创办而成的，党的意志的贯彻要靠这些组织去实际执行，而组织中的成员自然而然的成为边界党的拥戴者和捍卫者。边界各地工农兵政府也将社会组织的组建作为群众动员基础性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如1928年宁冈县政府成立之后，便立即组建了宁冈县妇女委员会、共青团宁冈县委员会、宁冈县总工会等组织，从事群众的宣传、组织、动员工作。这些社会政治组织动员群众在湘赣边界战争中发挥了勘测敌情、呈送军信、救助伤员和帮助后勤的重要作用。
井冈山时期诱导性动员和规范性动员模式，使得边界党能够突破严酷艰苦条件的重重阻力，以极强的感召力、渗透力和感染力，取得了整个湘赣边群众倾力无私的支持，从而保障了湘赣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发展。
（三）叙述内容通俗化与宣教形式多样化
党在湘赣边界文化宣传、动员的客体绝大多数是既缺乏一定的识字读文能力，又没有理解、吸收、接受、运用理论知识的思维水平。因此党十分注重以通俗化的言语表达和多样化的表达形式，建构党的理论、革命文化与边界农民之间的叙述桥梁，进而实现其动员群众之直接目标。
叙述内容通俗化集中体现在语言表述上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为了让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在边界社会扎根并为边界劳动群众所理解掌握，边界党和毛泽东运用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以民族化、群众化乃至乡村化的表达来高度诠释深奥的革命道理。何长工回忆道，毛泽东在龙市庆祝大会上描述敌我双方当时的斗争态势和我军未来的光明前景时，借用了中国传统名著《西游记》中“如来佛与孙悟空”这一广为人知的典故，说道，“敌人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4]（P.372）
此外，“捉迷藏”和“兜圈子”等军事词语的生活化更是让边界群众简易明了地获悉了工农红军对敌军事斗争的策略部署。
党所宣传的革命道理要为农民所掌握，就必须使其宣传内容与边界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体验有机地对接起来，使用群众话语对革命语言予以转化和重构，使其为群众所乐见。比如在荆竹山雷打石颁布的三大纪律，就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开头，后再增加捆铺草、上门板、借东西要还等六件注意事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平铺直叙的生活式语言，让边界民众十分直观地感知到革命军队军纪的严明;毛泽东在修改陈正人草拟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初稿时，为了便于群众阅读，将内容中“废除聘金聘礼”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将“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子”，这些口语化的宣传内容既满足了党的政策需要，也贴合了边界农村的客观实际，增进了边界群众对革命道理的感性认知，从而大大提高了边界群众的革命觉悟。
宣教形式多样化集中体现在边界党通过绘制壁画、发表布告和书写楹联等方式来动员边界群众。壁画是宣教人员在民众房壁上所绘制的带有宣传性质的图画。即便是在当时较为简陋的创作环境下，广大工农兵民众仍然运用影射、讽喻、象征、对比的艺术手法，借助粗犷简明的线条，勾勒出一幅幅画面感强烈的宣传壁画来揭露反对派罪行、歌颂伟大工农兵。此外，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革命道理、革命政策和革命主张，边界党还经常发布各类布告来周知、组织、动员群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29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共同签署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工人书》以及由红四军党部发布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和《告绿林兄弟书》。边界党所发布的布告通常极富寓意而又通俗易懂，用词简略却又形象生动，如“重息重租，人人怨愤。帝国主义，哪个不恨。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赊皆不论”[3]（P.214）。布告通体采用骈文形式，内容以说理为主，言辞简短，浅显明了，针砭时弊。布告内容在争取边界为数较多的中小工商业者和绝大多数工农劳动者对革命政权的支持、分化瓦解反动营垒、充实聚合红色势力、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方面具有显著的说服力、调动力和感召力。
此外，楹联凭借平仄押韵、对仗整齐、言辞上口等优势特点，成为边界党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比如陈毅为庆祝红四、红五两方面军在宁冈新城胜利会师所撰写的楹联“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5]（P.175）。此楹联一方面表现出了两军会师之后欢天喜地的场景，揭示了井冈山军民对革命军队壮大的喜悦与期待，另一方面也直接表明了工农红军革命斗争的性质和目标。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运用民族化和群众化的语言叙述方式，再加以各种通俗的文字艺术形式使得革命道理的宣传、革命目标的指引、革命文化的传播有了极好的输送媒介和实际效果，为动员边界群众建设根据地、保卫根据地发挥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
二、井冈山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工作的历史意义
（一）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深入，有力地支援了武装割据斗争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边界党在战争白热化之余，仍尽最大努力进行群众动员的最直接的愿景，就是要将湘赣边界地区民众的革命激情和积极性导引到支援割据斗争、赢得根据地反“围剿”胜利上来。党在湘赣边界地区一系列群众动员的举措，有效厚植和增强了根据地的红色根基和革命力量，从根本上为井冈山根据地成长壮大提供了接连不断的民力支持。
首先，井冈山地区经济发展得以活跃，民众生活有了质的提高，打破了反动政权对根据地的强力经济绞杀。“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边界农民对土地的强烈需求，为边界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提供了土地支持。开圩场、设公卖处、建合作商社便利了边界物资沟通，激活了湘赣边经济的内在活力，减少了边界民众被反动势力盘剥的损失，便利了边界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如经典作家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P.82）根据地民众切身经济利益的满足，极大增强了他们参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决心和积极性。湘赣边界民众通过积极参加农业生产、踊跃缴纳地税钱粮以及毫无保留的物资支援，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绞索，为边界武装割据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
其次，湘赣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得到强化，根据地政权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政治性运动的开展，使得边界群众在推翻压迫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生活实际利益，而且也在群众运动中获得了对自我力量的认同。此外，边界各地红色政权建设中的民众参与和制定对民众有益的法律性制度，都极大提升了边界群众的革命获得感，同时也增强了边界群众对新生红色政权的亲近感和拥护度，由此使得边界民众成为湘赣边对敌斗争中最坚实的后盾。
再次，边界各地区革命文化教育工作有了切实的成效。多种形式宣教网络的搭建、红色歌谣的创编以及革命标语的外宣，以最鲜活的方式改变了起初边界民众对工农革命军上山的畏惧恐慌心理，打破了工农革命军上山之初的冷清场面。随着革命文化和革命话语深入根据地乡村场域，边界民众内心深处的小农意识和政治冷漠感悄然发生着变化，对革命的认知和情感以一种民众所能接受的形式逐步确立起来，这就为民众坚定革命信心、坚决支援割据斗争奠定了文化和情感基础。
最后，在边界党充分有效的动员下，边界群众为捍卫红色政权、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武装割据，踊跃参军参战、支前拥军。在边界民众义无反顾的支援下，工农革命军能够奇迹般地在恶劣条件下实现兵员的有力补充，各县区赤卫队、暴动团和游击队等地方革命武装组织也在短时期内得以组建壮大，并在保卫湘赣边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战功，成为支援斗争、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人民武装力量。
井冈山时期，边界党动员湘赣边界广大民众踊跃参与红色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得根据地内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武装等各方面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党和工农革命军得以依靠根据地所提供的力量支持，先后击退国民党的“围剿”，从而为红色割据的迅速实现奠定了地域依托。
（二）進行了新的革命探索，为全国其他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毛泽东和边界党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下，面对敌对势力的围追堵截以及农民革命意识淡薄的困难条件，能够采取一系列科学正确的动员方式，激发边界广大民众对红色政权的强力支持，踊跃参与边界根据地经济、政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为湘赣边红色政权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毛泽东和边界党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的日渐成熟及政治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共中央对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斗争也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肯定，并在中央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红旗》和《政治通讯》等红色刊物上经常刊载有关朱毛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报道，同时还在中央寄往各地的指示文件中，如：1929年中央给左右江、湘鄂西、闽西等地的指示信中要求，当地党组织就根据地各方面建设和斗争的有关经验向井冈山根据地尽可能多的学习，“尤应注意朱毛许多战争的经验与他们行动的轨范”[7]（P.252）。
不容忽视的是，在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的转折时期，党中央对革命斗争经验总结较为完善且可资借鉴的井冈山道路的赞同和推广，使得井冈山地区革命斗争的详情经由党中央的官方渠道为全国各地大部分根据地所周知，从而直接地沟通起了井冈山与其他根据地之间的革命联系。再者，在井冈山根据地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岁月中，虽然始终处于白色恐怖的重兵“围剿”之中，但是经由秘密渠道实现的商人贩货、民众流动、干部派遣等湘赣边界内外人员的往来，无时无刻地将边界内的革命信息、斗争形势向外传递着。杨开明、何长工、肖克、陈伯钧等边界领导人的外调，也使得井冈山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有益经验进入湘鄂赣、鄂豫皖等更广泛的红色区域发挥作用。
在闽西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中共福建省委就多次指示闽西特委在开辟、巩固、扩大和发展闽西红色革命区域时，应多习取朱毛红军在湘赣边“滚雪球”的绝佳方法。所谓“滚雪球”指的是边界党在井冈山地区动员广大民众鼎力支援红军军事行动，实现革命区域和革命兵员双重增长的过程。对朱毛红军斗争经验的及时吸收，使得闽西武装斗争有了更为强大的军事支撑。1929年8月初，中共福建省委更是明确指出：“四军过去在湘赣有很多经验， 我们可以采用。”[2]（P.133）在毛泽东动员湘赣边民众创造红色根据地的经验启示下，处于游击状态下且尚未有根据地为有效依托的陕甘边区党组织，一改往日只纯粹着力于军事斗争而忽视群众动员和根据地建设的方针，转而将相当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动员民众以开创根据地为依托上来。在井冈山群众动员革命经验的激励鼓舞下，陕甘边区党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得到了陕甘边区民众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于1934年迎来了陕甘边区根据地的胜利开辟，推动着西北地区革命火焰的燎原起势。期间，湘鄂赣边区党组织明确提出学习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建设的有效经验，提出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分散游击”“集中应敌”和“跑圈子”的游击新战术，从而极大扩展了湘鄂赣游击根据地的势力范围。
从上述根据地对井冈山群众动员经验借鉴所产生的鲜明效果来看，湘赣革命根据地所创建的群众动员方式是十分成功的，而且在实现井冈山根据地群众动员经验本地化以后，各个根据地的革命形势、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增强提升，强烈震撼着各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根基，进而加速推动了全国新的革命热潮的兴起。
（三）增进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
在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创建的初期，“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8]（P.465），而且由于早先反动政权的污化宣传和当地民众长期受“枪杆子”欺压所产生的心理阴影，党和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不仅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还被边界民众误当成旧式军阀，时常遭到伏击。为了尽快扭转这一“冷清”态势，边界党及时果断地动员群众掀起了根据地建设热潮，最终在边界地区有力夯实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基础，横向扩展了党在边界乡村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进而在根据地内成功塑造了稳固良好的党群关系及军民关系。
湘赣边界地区地理位置十分偏僻封闭，边界教育自古以来被地主豪强所垄断，普通乡村民众中的绝大多数未曾受到过文化教育，因而边界总体文化教育水平极其落后，加之边界乡村封建宗法迷信统治异常坚固，所以“井冈山群众不能精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的很多提法”[9]（P.27），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无感知，更不知所谓革命、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何物。边界党在巩固发展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将夜校、列宁小学、识字班、工农俱乐部等遍布边界各县、区乃至村，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绝佳实施载体。以满足边界群众文化需要为直接契机，借由通俗化的革命理论叙述方式与多样化的政治教育宣教形式，在边界社会话语场域中植入革命因子，从而使边界民众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性质、宗旨和目标有了更为清晰准确的认知和理解。边界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热情的提高，使边界各县区涌现出刘真、刘作述、胡波和郭荣良等一批又一批为边界革命尽心竭力的英模人物。此外，在群众动员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层面的措施，如农业层面，调剂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余缺、推广农业劳力互助合作，帮助边界农民极大解决了因战争问题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劳力不足的问题;政治层面，颁布各种政纲和法律条例，对边界民众的合法劳动权、选举权、财产所有权、监督权和被选举权等公民应享权利予以制度上的保证，使边界民众得到了政治上的彻底解放;文化层面，除了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诸多新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机制，推广新的文化教育举措和教育内容，使许多农民脱离文盲状态进入有所知的阶段，而且还大力铲除了许多诸如缠足、裹脑、打醮、童养媳、做道场等束缚民众精神的腐朽文化枷锁，使边界民众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边界民众在红色政权的动员过程中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权益满足和身份尊重，对党的情感也从最初的疑虑恐惧变成支持拥戴，党在边界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得以稳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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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中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