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意蕴背后的叙事风流
王清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下称《孔》文）没有固定聚焦于某一特定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选取咸亨酒店这一社会的一角，描写里面各色人物，并以此为背景，烘托和刻画了孔乙己这样一个迂腐、可怜的‘苦人形象。”（温儒敏，王本华语）①它“一反《狂人日记》式的愤厉”，采用“沉郁哀惋”的叙事笔调（周仁政语），②用一种“象征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叙事，这使得鲁迅先生的小说“比其他同代人的要复杂和具有深度”（王润华语）。③鲁迅本人特别喜欢这篇小说，曾亲自翻译后由日文杂志发表。鲁迅先生的学生、散文家孙伏园曾问其原因，鲁迅先生回答说《孔》文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孙伏园语）④
那么，《孔》文究竟通过“孔乙己”这个“苦人”形象表达了什么样的主题？仅仅如鲁迅先生所说表现了一般社会对孔乙己这个“苦人”的凉薄吗？这个“不慌不忙地描写”到底有什么样的叙事风流？作者讽刺的又是什么？
《孔》文诞生百年来，人们对《孔》文的解读经历了“从平等对话到理解建构，再到演绎权威，最后到自我及哲学层面的探究，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感性到理性逐步推进的过程”。（王晓东语）⑤在这个过程中，《孔》文的主题及解读的侧重点，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主流意识及话语主权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理论思潮、观视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无论是反封建的政治解读，还是看客吃人的文化审视，抑或是生命主体的体验感悟，无论是按照鲁迅的创作意图，还是作品自然释放的客观效果，抑或是读者的参与再创造，我们往往只是在一定范围、某个角度揭示鲁迅思想情感的某个方面，未必看到整个鲁迅。这是“因为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这过程是永远不能全部完成的”。（王志蔚语）⑥
这便必然地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积极探寻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却不必执着于否定一种解读，而偏爱另外一种自认为正确的解读，那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理性的。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一元化的解读，“横看成岭侧成峰”，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必然意味着多重意蕴、多种主题的并存。这是解读《孔》文时，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其二，我们还要清醒地意识到，通常人们对《孔》文的解读大都是一种基于“成品”的解读，而“对于一切作品，如果只限于对成品进行鉴赏，既不能打破读者心理的封闭性，又不能穿透文本的结构层次”。孙绍振、孙彦君认为“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基础是创作论”，要想深入解读文本“最方便的法门就是进入文本写作的过程”。⑦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换个思路，与其执着于某个预设主题，对固定“成品”进行排他性的论证式解读，还不如以作者的身份和作者对话，关注《孔》文的叙事历程和叙事形式，看看《孔》文究竟以什么样独特的叙事风流，才使其形成了如此丰厚、如此多重的主题意蕴。事实上，探寻《孔》文独特叙事风流的过程，便是对其主题意蕴的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下面，我们便尝试着借鉴孙绍振的“错位”理论，从“非构思”写作思维的角度，对《孔》文的叙事历程和叙事形式进行深层探索。
一、叙事风流：在错位思维中多重观照
1.“赤裸文化”与“三位一体”的错位
王志蔚认为，百年来，人们对于《孔》文的主题主要形成了五种主流解读。⑧
主题一：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
主题二：表现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
主题三：批判封建等级观念的残酷性。
主题四：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
主题五：表现人生孤独与“隔膜”的生存困境。
仔细研究上述解读，我们发现：“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是通过“孔乙己”这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进行的;“表现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中的“苦人”也是指的“孔乙己”;第三、四、五种主题的解读，同样都离不开“孔乙己”。也就是说，五个主题看起来千差万别，其实，它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们都离不开“孔乙己”这一形象的塑造。这样问题就来了。从写作的角度讲，“五四”前后，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并不是一个人，像“孔乙己”这样的“苦人”很多，能引起读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地位及其自身生命观照的思考的对象也很多。既然要塑造“孔乙己”这个形象，那么，如何才能使“孔乙己”这样的人从封建文化背景中，从群体的封建知识分子中“前景化”，从而被鲜明地凸现在读者面前呢？如何让“孔乙己”这样的形象深深地积淀着民族、传统、文化、时代的精神骨髓，使文本呈现出丰厚而多重的主题意蕴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很是独特的写作思维方式：错位思维。
我们知道，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综合”的存在，其“民族性”“传统性”“文化性”“时代性”，都是以一种“整体”的形式“系统”地存在于每个生命个体之中的，只不过，不同阶级、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突出罢了。正因为人是一种“综合”的存在，要想塑造一个充满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写作思维策略和具体可行的操作方式，就非常困难了。具体到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所拥有的“权力”和“金钱”也是以“整体”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采用一种特殊的写作思维策略，就会使得在封建科举制度中成功“进学”的“丁举人”们跟没有“进学”的“孔乙己”们之间的区别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模糊化，盡管两者之间的差别巨大。很显然，这是很不利于塑造“孔乙己”们这样的人物形象的。那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封建科举时代，“‘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受到全社会人的崇拜”，不过，“‘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只是一种票证，只有这个票证可以领到‘权力和‘金钱，而一旦它没有了领取‘权力和‘金钱的功能，它就毫无用处了。”（王富仁语）⑨“丁举人”们之所以受人尊重，被人敬畏，因为他成功“进学”后，他的所谓的“文化”领到了“权力”和“金钱”，而“孔乙己”们则没有。“丁举人”们与“孔乙己”们之间的区别就在此。找到了区别，就可以运用错位思维进行创作了。
《孔》文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是别有深意的。
在这里“‘长衫是他（指孔乙己）的文化的象征”，“他的‘话语形式就是他文化的表现”，然而，由于他终身没有“进学”，所以，他的所谓的“文化”没有领取“权力”“金钱”的功能，于是他便从“文化”“权力”“金钱”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被提取出来，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文化”。（王富仁语）⑩这使得他跟同为知识分子然而“进学”成功的“丁举人”发生了严重“错位”，而被“前景化”，被凸现了出来。这一“错位”便使“孔乙己”与“丁举人”形象的对比成为可能。这是其一。孔乙己站着喝酒的事实，说明它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跟“短衣帮”是差不多的，甚至还不如他们，但他又穿着“长衫”，看起来似乎比“短衣帮”有“文化”一些，这样，孔乙己的身份又跟“短衣帮”发生了错位。于是，“孔乙己”与“短衣帮”的对比又成为可能。而无论是“错位思维”还是随之产生的“对比思维”的运用，其实，都是手段，都是一种独具风流的叙事策略，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错位之后的思考和对比之后的反思，这样，便在客观上使《孔》文有了多重意蕴、多种主题的可能性。
2.“身份坚持”与“社会价值评判”的错位
有了“孔乙己”与“丁举人”的身份错位以及“孔乙己”与“短衣帮”的身份错位，这只是第一步。如果孔乙己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便是身份错位了，还是无法进行正常叙事和形象塑造。因为一旦孔乙己真正地意识到，虽然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终究没有进学，他跟丁举人的地位是无法比的，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他甚至跟那些只有钱的“长衫客”也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他就不会“站着”喝酒而“穿长衫”了，这样，自然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如果他能意识到，他虽然有些“文化”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和“金钱”，他在经济上和“短衣帮”是差不多的，甚至还不如他们。他也不会“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了。他会跟“短衣帮”打成一片，跟他们一样“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那么，他跟“短衣帮”之间同样没有什么故事可言。这就是说，要想让《孔》文的叙事进行下去，还必须要有进一步的错位：“身份坚持”与“社会价值评判”的错位。
他坚持穿“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他坚持“满口之乎者也”，当“短衣帮”嘲笑他偷了别人东西时，他会睁大眼睛争辩，不要“凭空污人清白”，当他稍稍有钱的时候，他会当着“短衣帮”的面，不无傲娇地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并有意地“排”出九文“大”钱，其实这一切，都是孔乙己在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人的身份。他希望获得人们的尊重，甚至是敬畏。然而，实际上却是另外一回事。不要说丁举人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仅仅因为偷了几本书，就让他写服辩，还打断了他的腿，也不用说掌柜的，以及那些“长衫客”们，他们没有一个不把他当成笑料的，即便是跟他一样受到封建思想毒害的“短衣帮”，同样麻木地把孔乙己当成了笑料。于是，“身份坚持”与“社会价值评判”的严重错位，不但使《孔》文的叙事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更为关键的是，如此独特的叙事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孔乙己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身份，“身份坚持”与“社会价值评判”错位之后的对比中又给人什么样的启示？
3.“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错位
有了“赤裸文化”与“三位一体”的错位和“身份坚持”与“社会价值评判”的错位，便使《孔》文的叙事成为可能。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因为上述两种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只是一种较为宏观的错位。如果到此止步的话，叙事还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要想使叙事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且还要有深度，有层次，那就需要解决一个更为关键也更为具体的问题：从哪一个角度进行叙述，即叙述者是谁。
关于《孔》文的叙述者，学术界通常有三种看法：①小伙计“我”;②小伙计“我”与成年“我”的交替;③二十年后成年的“我”。但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叙述者是“我”——无论是当年的“小伙计”，还是成年后的“我”，这是一致公认的。以“我”为叙事者有很多的优势。因为如果以孔乙己为叙述者的话，那么，孔乙己的基于自我主观审视的“身份坚持”就无法与旁观者的“社会价值评判”形成错位与对比;如果以掌柜及酒客为叙述者，对于孔乙己就只有一边倒的嘲弄、折磨，孔乙己就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扁平的形象。《孔》文的意义就不大了;而以“我”为叙述者就不一样了。“我”可以与上述人等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进行相对客观的叙述，而相对客观的叙述，不单使各种“错位”与“对比”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能使《孔》文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叙述力量。
明确了《孔》文的叙述者，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如果就此止步的话，终究还是功亏一篑地停留在表层的叙事上。文本叙事的思想深度及人物形象塑造还略显不足。这便需要再向前走一步。如果在以“我”为叙述者时，再暗含一个更为深层、更为本质的错位，那么，就能真正使《孔》文的多重主题意蕴的开发和多种主题的并存得以实现。这个错位便是：“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错位，简单地说，即二十年后的“我”与孩童时代的“我”的错位。
我们知道，如果单纯的以“经验自我”，即孩童时代的“我”进行叙述的话，只能表现孩童时代的“我”对孔乙己的并不成熟的鄙视;如果单纯的以“叙述自我”，即二十年后的“我”进行叙事的话，更多的只能表现“我”对孔乙己的“怜悯”与“同情”。而无论是哪一种叙述，《孔》文主题都会显得较为单薄。但是，如果运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错位思维进行叙事的话，就很不一样了。
按照学术界对《孔》文叙述者的第二种说法：叙述者是小伙计“我”与成年“我”的交替，“一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笔者注：叙述自我视角），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笔者注：经验自我视角）。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这往往导出叙述文本的复调。”（佘小云语）前者主要表现出“我”对孔乙己的“鄙视”，而后者更多的表现出“我”对孔乙己的“怜悯”与“同情”。如：“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在这里，“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是以二十年前小伙计的“我”，即以“经验自我”的角度来写的，很显然，在那时“我”的眼里，孔乙己是可笑的，虽然在掌柜的一副凶脸孔下，小伙计“我”也是生活得很“单调”“无聊”，而且小心翼翼。如果以這个视角一路写下去的话，那么孔乙己，不要说在“丁举人”“长衫客”的眼里，抑或是在“短衣帮”那里不能获得起码的尊重，即便是在“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的眼里，怕也难以翻身。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孔》文的深度就大打折扣了。好在作者没有就此停下，而是悄无声息的使文本的叙述者发生了改变与错位：“所以至今还记得”。这个“至今还记得”，很显然是二十年后“我”的表述，是“叙述自我”的表述。但问题是，“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什么呢？是孔乙己的可笑？是当年的“我”对他的鄙视？还是二十多年后，因为对当年“我”的不成熟的语言与行动的反思，而记得孔乙己这个人和孔乙己发生在咸亨酒店里的事呢？无论是二十多年后“我”记得什么，文本的意蕴显然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错位中丰富了起来。
如果按照学术界对《孔》文叙述者的第三种说法：叙述者是二十年后成年的“我”，其效果也是一样的。按照第三种说法，学术界认为，《孔》文“自始至终只有成年后的‘我这一个叙述者，小伙计‘我不过是成年‘我的一个‘他而已，复调（笔者注：文本的多重意蕴，多种主题）的形成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在叙述中追忆，在追忆中叙述这一特殊的叙述方式”。（陈丹语）如“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句话中，“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属于“在追忆中叙述”，是一种基于“经验自我”的表述;而“至今还记得”则是“在叙述中追忆”，是一种基于“叙述自我”的表述。这就是说，即便是按照第三种说法，至少在“叙述方式”这个层面上不是“从一而终”的，而是采用了一种有意式的“错位”的方式，使孩童时代的“我”与二十多年后的“我”在对待孔乙己的态度、情感、思想上在错位中产生了对比。这便在客观上使得文本的多重意蕴和多种主题的并存成为可能。
这样，从“赤裸文化”与“三位一体”，到“身份坚持”与“社会评判”，再到“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层层递进”式的多重错位思维的运用，既展现了《孔》文的独特的叙事风流，又为文本的多重意蕴和多种主题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二、叙事风流：在胚胎思维中多重观照
在“非构思”写作思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胚胎思维。“非构思”理论认为，每个文本都有“写作胚胎”，每个“写作胚胎”都暗含了全文的思想情感和写作基调，且整個文本都是基于“写作胚胎”的意图化的明晰和情境化的展开。上述三重“错位”之后的叙事，便是从“写作胚胎”的写作开始的。
《孔》文的“写作胚胎”是文本第一自然段。
1.独特的鲁镇文化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这里的“不同”，表明“鲁镇”有着非常特别的“鲁镇文化”。如，“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短衣帮”散工后，常常“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站在柜台外面喝，可以用“盐煮笋”和“茴香豆”做下酒物，而“长衫客”则到隔壁房子里坐下来喝酒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孔》文写作胚胎中有一句话：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咸亨酒店”，不过，文中“都是”一词透露了重要信息。这表明鲁镇所有酒店的格局全是一个样子，“咸亨酒店”在鲁镇，自然也是如此。这里有意没有提到“咸亨酒店”，是有深意的：既然鲁镇所有酒店的格局是一致的，这里的文化也是相同的，那么，《孔》文中发生的故事也会在鲁镇任何一个酒店上演，只是人物不同、具体的故事情节有异罢了。我们还注意到，这里的鲁镇也没有标明是哪里的，如此模糊化的处理，其实是想进一步地告诉人们，像孔乙己这样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悲惨故事，不但会在鲁镇的任何一家酒店里上演，而且还会在全国的任何地方上演，从而使本文具有了更为广阔而深远的悲剧意义。
2.异样的对比风格
《孔》文的“写作胚胎”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叙事性的展开，展开的是孔乙己那个年代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且运用了异样的对比风格展开的。
先看“写作胚胎”对“短衣帮”的渲染：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短衣帮”之所以站着喝酒，是因为他们常常只买一碗酒，而一碗酒很快便喝完了，没有必要坐下来慢慢地喝。即便是稍有一点钱的“短衣帮”肯多花一文钱，买来的下酒物“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并没有多少，似乎也不值得坐下来慢慢地吃，慢慢地品。再说了，“短衣帮”喝酒只是傍午傍晚散了工之后稍作休息罢了。而“长衫客”则不同。
我们来看“写作胚胎”对“长衫客”的渲染：
“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短衣帮”是“热热的喝了休息”，他们大都匆匆来又匆匆去，只有孔乙己到店时偶尔笑两声罢了;而“长衫客”则不同，他们是“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要酒要菜”说明他们的经济地位跟“短衣帮”大不一样，他们之所以能够“慢慢地坐喝”，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生存而奔波。他们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金钱让他们慢慢地喝慢慢地品。这便是他们“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喝酒的根本原因。“踱”字表面看来是漫步行走的意思，更多的则是表现了“长衫客”的一种悠闲的状态，一种故意在“短衣帮”面前摆出来的充满优越感的姿态。这就使得“长衫客”和“短衣帮”之间充满了非同寻常的对比性。而这个对比性，便形成了鲁镇颇为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比，从本质上讲，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思考，下文中孔乙己在作者精心营造的社会环境中，以既非“短衣帮”，又非“长衫客”的十分尴尬身份出场，也是为了使孔乙己与“短衣帮”“长衫客”的比中引起人们的思考：在这充满异样对比的叙事中，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孔》文究竟有什么样的审美张力呢？
3.深沉的反思基调
“写作胚胎”中有一句话很有意味，需要特别注意：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
看起来，这是作者闲闲的一笔，仅仅交代酒钱涨价了，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其实不然。整个“写作胚胎”除这句话外，都是“在叙述中追忆”二十年前鲁镇的风土人情，以及鲁镇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基于“经验自我”的表述，其叙述视角是孩童时代的“我”;而“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这句话，则是“在追忆中叙述”二十年后鲁镇的一碗酒的价钱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一种基于“叙事自我”的表述，其叙述视角是二十多年后的“我”。这可见，“写作胚胎”没有采用“从一而终”的叙述方式，而是在有意无意中，使孩童时代的“我”与二十多年后的“我”发生了“错位”。而这个“错位思维”的巧妙运用，暗示着全文都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审视，其多重意蕴和多种主题的并存便在这样的审视中成为可能。
三、叙事风流：在对比思维中多重观照
从某种意义上讲，“错位思维”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形成不同人物、不同事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间的矛盾与差异，从而引起更为深层的“对比”。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审视，我们会发现，其实，“对比思维”也是一种手段，一种更高级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对比”引起人们的深深的反思。而且，对比越是强烈，引起的反思便越是深刻，由此而生成的文本的主题意蕴就越是深邃而丰厚。
1.孔乙己自身的对比
（1）肖像对比
【断腿前】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断腿后】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断腿前，孔乙己虽然生活得不好，还经常挨打，好歹还有个“青白脸色”，还有点儿人样儿;但是断腿后，他就又黑又瘦，完全不成个样子。断腿前好歹还有一件长衫可穿，尽管这件长衫又脏又破，但是再怎么说，那也是一件长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然而，断腿后，就只能穿一件破夹袄了，而且还不得不在肩上用草绳挂一个蒲包，已经完全没有了读书人的模样了。从断腿前的“穷困潦倒”到断腿后的“苟延残喘”，前后的对比竟然如此之大，使人不得不思考：他究竟经历了多少事，受了多少苦，忍了多少辱？他的生存状态何以变得如此糟糕？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还是封建等级观念的残酷？抑或是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2）神情对比
【断腿前】
渲染一：（“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渲染二：（“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渲染三：（“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上述加点的词很有意味，它们写出了孔乙己断腿前独特的神情。渲染一中的“睁大眼睛”是写“短衣帮”没有见到事实，就十分笃定地称孔乙己偷了人家东西时，孔乙己认为污了他的清白，而略有些愠怒地争辩;渲染二中的“涨红”“绽出”“争辩”是写“短衣帮”具体指出他偷书的事实时，他的尴尬、窘迫和他的“据理力争”。而渲染三中的“不屑置辩”的神情，则写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仅有的一份骄傲和自尊。总体来说，在断腿之前，孔乙己的生命状态还不算是特别的糟糕，至少还能为自己争辩，还拥有些许的自尊。
【断腿后】
渲染一：（“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
渲染二：（“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渲染三：（“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然而，断腿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当掌柜问他还欠十九个钱时，他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态，而是很颓唐;当掌柜嘲笑他偷了东西时，他也不像往日那样的十分地分辩;当掌柜直戳他的心灵创伤，说他因为偷书而被打断腿时，他也不再十分的分辩而是露出了一种恳求的神情。如果说肖像对比中，大多呈现的是生活的磨难对他身体的折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还只是外伤，假以时日还是可以愈合的。而神情的对比中，却直击孔乙己灵魂的卑微与凋敝，那是內伤，是无法自愈的。从断腿前的还能为尚存的些许“自尊”勉强争辩，到断腿后不得不面对卑微的灵魂而无以为辩，孔乙己的灵魂质态竟然相差如此之大。在这强烈的对比中，不禁使人思考：如此一个自命清高的读书人，何以就会变得如此颓唐呢？
（3）语言对比
【断腿前】（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是个读书人，他当然知道，在古代“‘窃书指的是欺世盗名，是将自己写的书盗用他人的名印出。而‘偷书则指写诗作文时袭用他人的文句”。（刘玉凯语）所以，“窃书”是不能算“偷书”的。即便是按照当时的语境，就偷东西而言，在孔乙己的思维逻辑里，“窃书”也不能算“偷”，这是因为“书是用来阅读的，与其他东西，比如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以及吃的、穿的、用的等，均不相同”“书不是东西，窃书不能等于偷东西”。（谷兴云语）所以，他才会涨红了脸，青筋条条绽出地争辩。
【断腿后】（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然而，断腿之后，古意中的“窃书”与“偷书”还是那个意思并没有变化，孔乙己还是那个思维逻辑也没有变化，那么，他为什么又不十分争辩，仅仅说一句“不要取笑”呢？这不得不使人思考：在面对“偷书”这件事上，他的语言在他断腿前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此大幅度的对比说明了什么呢？唯一的解释是他的生命质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是不想分辩，而是他的社会处境、没落知识分子命运，使他无力分辩，也无须分辩。其中的悲凉与凄惨可见一斑。
当然，谈到孔乙己的语言，除了上述的前后对比外，还不得不提到他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口语文言化。人们大都认为，孔乙己的文言化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表现，是一种面对尴尬处境而不得不自我掩饰的表现。这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还不太够。要想有更深的体会，还需要跳出《孔》文进行跨文本的对比。
【范进】（邻居来报喜时）范进说：“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己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
（接受张乡绅庆贺时，）说：“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孔乙己】（孔乙己）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范进在跟邻居对话时，完全是“村野之语”，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口语、古白语，而在接受张先生庆贺时，立马变得“文雅知礼”起来。他之所以“能够根据语境而转换，这是因为他的读书，意在追求功名富贵，读书之于他的性情、习惯、趣味和修养并无关联，只是一种工具，自然能随机应变”。而孔乙己则不一样，他只要一紧张，一尴尬，就会露出“本性”，就会满口的“之乎者也”，哪怕是面对孩子。鲁迅之所以用“这样富有书面色彩的语言来描写孔乙己的说话方式”，很显然是为了“显示出他深深浸润于书籍的特征”。（何宏玲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落寞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和生命质态使然。
（4）动作对比
【断腿前】（“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人们大都认为，这个“排”字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孔乙己拮据穷酸而又死爱面子的本质特征。孔乙己“拮据穷酸”是事实，“死要面子”也能说得通，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孔乙己到店时，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更是指在脸上嘲笑他，这在一个知识分子看来是有辱自尊的。然而，面对“短衣帮”这群没念过书的“粗人”的戏弄、嘲笑，在他一个“知识分子”看来，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最好的“回击”，便是无声的反抗，于是很是阔绰地“排”出九文大钱。所以，这个“排”字里更有着孔乙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些许的自尊与骄傲，有着他对“短衣帮”无声的抗议，当然，也有他面对当下处境的无奈。
【断腿后】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是用这手走来的。）
而这个“摸”字就不一样了，不仅写出了孔乙己穷途末路的惨状，而更为关键的是在与“排”字的强烈对比下，我们显然看到了作为一个没有“进学”的知识分子的无边的落寞、生命的衰竭和尊严的消陨。
至此，通过“肖像”“神情”“语言”与“动作”的多重对比，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原因让孔乙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没落、消亡？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何以竟如此的充满悲剧性与荒谬性呢？为什么人生是如此的孤独呢？
2.孔乙己与别人对比
在孔乙己与别人的对比中，孔乙己与丁举人对比常常被提及，这里不再细言，这里着重分析的是孔乙己与“短衣帮”“掌柜”“我”的对比。
（1）孔乙己与短衣帮的对比
我们先看《孔》文对“短衣帮”的渲染：
渲染一：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渲染二：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渲染三：“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渲染四：“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
渲染五：“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在上述渲染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短衣帮”对孔乙己这个“苦人”的戏弄、嘲笑都是主动的、蓄意的。二是他们的戏弄、嘲笑主要集中在“新伤疤”“偷东西”“被吊打”“当真识字”和“捞不到秀才”这几点上，而这些都是直击孔乙己这个“苦人”的心灵创伤的。本来，孔乙己就是一个孤独而悲惨的“苦人”，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在孔乙己的心窝里撒盐，给孔乙己造成了巨大的心灵伤害。
再来看《孔》文对“孔乙己”的渲染：
渲染一：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渲染二：“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渲染三：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渲染四：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渲染五：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在孔乙己的渲染中，唯有“不屑置辩的神气”中还略有点儿读书人的自豪与骄傲，其他四次渲染，都是面对“短衣帮”的咄咄逼人的嘲弄、戏耍，而不得不被动、勉强地争辩，以努力维持一个读书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然而，这样的争辩，无论是语气，还是底气，都是那样的苍白，那样的孱弱。所以他非但没有让对方有所收敛，孔乙己越是尴尬、痛苦地争辩，“短衣帮”越是病态地快乐了起来。于是，在“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里，孔乙己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短衣帮”和“孔乙己”同样处于生活的底层，同样是被剥削者，都生活得很是艰难，他们本应相互同情，相互扶持才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最起码的人性诉求。“短衣幫”本不应该跟“孔乙己”构成对比关系的。然而，长期生活在生命的底层，他们的“愚昧无知”“尖酸刻薄”和“麻木不仁”使这些“看客”的人性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他们竟然以被他们更惨更穷更艰难的“苦人”的痛苦为快乐，集体无意识地欺辱这些“苦人”。这样，“短衣帮”以“苦人”的痛苦为“乐”便与“孔乙己”的艰难、尴尬、痛苦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并在这样的对比中引起了人们细思极恐的反思：真正杀死孔乙己这个“苦人”的仅仅是封建科举制度吗？仅仅是残酷的等级观念吗？不，还有这些人性已经严重扭曲的“看客”。
（2）孔乙己与掌柜的对比
在孔乙己与掌柜的对比中，我们先来看对孔乙己的渲染。
渲染一：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
渲染二：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渲染三：“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在这三次渲染中，都是掌柜首先发问嘲笑、戏弄孔乙己，而孔乙己只是被动地勉强应对。他的“颓唐”“不十分分辩”中可见孔乙己的生命质态已经十分糟糕，他甚至恳求掌柜的给他一点最后的尊严。然而，掌柜的跟后来聚集来的几个人还是得意地、开心地、舒畅地笑了。但是这样的“笑”，却是以孔乙己的“哭”为基本前提的。
再来看对掌柜的渲染：
渲染一：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
“每每”这个词说明掌柜也跟“短衣帮”一样常常拿孔乙己最深的伤疤嘲笑、戏弄孔乙己。这可见，掌柜也是一个“看客”，只不过是一个拥有“金钱”的“看客”罢了。
渲染二：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
掌柜“取下粉板”才“忽然”记起孔乙己欠他十九个钱，这说明，孔乙己这个生命在掌柜的心里已经“消失”很久了，要不是孔乙己还欠有十九个钱的账，掌柜怕是想不起来的。
渲染三：（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这里的“哦”“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说明掌柜只是在随口应答，完全没有情感。他只不过在听一个稍微有点意思的故事罢了，故事听完了，也就完了。他便若无其事地算自己的账。这可见他的心里有多么的冷漠。
渲染四：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
孔乙己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了，当掌柜的再次见到孔乙己时，他不是关心孔乙己是怎么断了腿，也没有关切地询问孔乙己的生命处境究竟怎么样，他首先关心的是孔乙己欠了他十九个钱，他依然嘲笑他偷了东西被打断了腿。这就不是一般的冷漠所能涵盖的，而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残忍。
渲染五：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掌柜的在“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之所以两次提到孔乙己，是因为他还欠十九个钱，到了中秋掌柜的之所以没有再提起孔乙己，那是因为孔乙己在掌柜的心里已经死了，无需再提了。
孔乙己生活在生命的最底层，既无心，也没有能力嘲笑、伤害掌柜，而掌柜的作为那个时代金钱的拥有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孔乙己。孔乙己的悲苦而凄惨的恳求与掌柜冷漠、残酷的嘲讽、戏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中，把另外一个层面的“看客”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把一个十足的剥削者、冷酷的生意人的扭曲的人性展现在人们面前。
（3）孔乙己与“我”对比
通常我们都能注意到，第七自然段中的孔乙己与“我”的对比。
孔乙己对“我”从“热心的问”到“恳切的说”到“极高兴”再到“极惋惜”，孔乙己一直都是想跟“我”交流，且真心地想教“我”，然而，“我”又是如何对他的呢？从稍显不不耐烦的“略略点一点头”，到认为孔乙己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从“懒懒”的回答，再到“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我”始终不太愿意跟孔乙己交流，不但不愿意，甚至很鄙视孔乙己。这“一老一少，一冷一热、互相对比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孔乙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低和这个社会对不幸者、孤独者的冷漠”。（孙景鹏语）？輥？輴？訛其实，不但“我”是如此，邻居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只是想吃孔乙己的豆而已，最后，在当时社会的“薰陶”下，都在“笑声里走散了”。他们对孔乙己这个“苦人”同样是冷漠的。
解读到这一步，还只是停留在表层，要想更进一步地解读，还必须关注这样一句话：“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这个“只好”很有意味，它说明孔乙己在成人世界里得不到起码的人格尊严，只能十分无奈地期盼着希望在孩子世界里获得。这是很有深意的。对当下的社会的失望，使得作家常常把目光转向充满希望的孩子的世界，这在中外作家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如鲁迅在小说《故乡》里因为现实世界中“我”与“闰土”的隔膜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失望而把目光转向“宏儿”与“水生”，法国作家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因为“菲利普”夫妇对叔叔的冷酷无情的逃避、嫌弃，而把目光转向“若瑟夫”。而无论是“宏儿”与“水生”，还是“若瑟夫”都寄予了作家满满的理想和希望。但是在《孔》文中，从“我”及邻居孩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了吗？没有。在“我”的冷漠、不耐烦，邻居孩子的“笑”声中，不但是孔乙己没有看到希望，作家自己也没有看到希望，同样，读者也没有看到希望。所以，孔乙己与“我”和孩子的对比，并不是孔乙己与成人世界对比的简单延伸，“看客”世界里竟然有孩子的身影，这使得《孔》文的悲剧意味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绝望。
而如果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考量的话，这样的对比中，就不得不使人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为何如此地充满悲剧性与荒谬性？如果再進一步的以作者自身的生命观照《孔》文的话，人们就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人生会如此的孤独，人与人之间为何竟然“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竟然连与小孩都无法沟通交流了呢？
3.社会环境中的对比
“写作胚胎”中，对“长衫客”和“短衣帮”之间非同寻常的对比性，以及由这个对比性形成的鲁镇颇为特殊的社会环境，我们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在这里，我们着重关注的是“其他人的笑闹”与“孔乙己的悲怆”的对比中所形成的黑暗的社会环境。
在《孔》文中一共有14次写到“笑”。有喝酒人的笑，有众人的哄笑，有掌柜的引人发笑与取笑，有小伙计的附和着笑与感到好笑，在这些“笑”中，除小伙计的笑没有太多的恶意外——多是一种陪笑、拾笑外，大都是一种没有丝毫同情心的戏耍、欺凌的笑。（谷兴云语）而他们嘲笑、戏笑的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苦苦挣扎的下层知识分子，一个逐渐没落并逐步走向死亡的“苦人”。一边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一边“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笑”，孔乙己便在这“其他人的笑闹”与“孔乙己的悲怆”的强烈对比中所形成的无边黑暗的社会环境里，逐渐而不可能逆转地走向了死亡，这便“使得孔乙己的悲剧笼上了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温儒敏，王本华语）
综上所述，从“赤裸文化”与“三位一体”，到“身份坚持”与“社会价值评判”，再到“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层层递进”式多重错位使得《孔》文的独特叙事成为可能，而“独特的鲁镇文化”“异样的对比风格”和“深沉的反思基调”在“写作胚胎”中悄然孕育后，便在“孔乙己自身”“孔乙己与别人”以及“社会环境中”的强烈对比中进行意图化、情节化的展开。正是这种“错位思维”“胚胎思维”以及“对比思维”的巧妙运用所形成的独特的叙事风流，才使《孔》文多重意蕴、多种主题的并存成为可能。所以，阅读《孔》文不能仅仅关注主题意蕴，更要以作者的身份去关注多重意蕴背后的独特的叙事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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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联：江苏宝应县城西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