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我心中的圣地

     曹随义

    

    

    年轻人爱展望，展望那美好的前程。老年人爱回忆，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属于爱回忆的人。漫漫旅途，人生百味;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我回忆最多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便是柴达木。我在那里生活、学习、工作了20年，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是在那里，我走上了连续30年的秘书工作生涯。

    柴达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环绕，是我国四大内陆盆地之一。它连接西藏、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是青海省西部的工业重地。那里有世界海拔最高储量十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田，有世界最大盐湖，有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有丰富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还有独具特色的农业和畜牧业。然而，柴达木这块“神奇”而富饶的土地，却遭受过千百年的冷遇，呈现着“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戈壁无人烟”的荒凉景象。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掀起了千军万马进军柴达木的热潮，拉开了柴达木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序幕。

    1965年7月，我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配时，学院党委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共产党员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是学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分配的去向是油田。我是共产党员，一定要选择最艰苦的地方。哪里最艰苦呢？同学们议论说柴达木最艰苦，那个地方“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我记得，当时正上映一部电影叫《年轻的一代》，讲述的是年轻的勘探队员在青海柴达木找矿的故事。电影中的勘探队员在柴达木茫茫戈壁上，顶着漫天风沙，翻山越岭为祖国寻找宝藏，激起我对柴达木的无限向往。在分配志愿表上，我毅然决然地填写了青海石油管理局。我们那个专业100多名毕业生，分配青海石油局的名额只有4个，我担心排不上我，于是交志愿表的当天又向党总支写了一份决心书，表明我去柴达木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我的志愿被批准了，全班23人就我一人去柴达木，大家都很羡慕，纷纷向我祝贺。我激动得连夜给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大好消息。

    1965年10月7日，我到了青海石油管理局所在地——柴达木盆地北部的冷湖镇。3天之后，我被局党委组织部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勘探处。勘探处位居柴达木盆地中部的大柴旦镇，距冷湖270多公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青海省柴达木工作委员会曾设在这里。大柴旦镇北面是终年积雪的达肯大坂山，南面是富含硼砂等多种矿物质的伊克柴达木湖，湖的周边是草原。大柴旦东西狭长，绵延10多公里。镇上包括粮站、邮局、商店、电影院在内，总共不过20家单位，我们勘探处400多人，是镇上最大的单位。从甘肃敦煌到青海格尔木的公路从单位大院的背后经过。刚到大柴旦那些日子，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去公路边，看那些稀疏过往的运输车辆。每辆车经过，都会扬起一串长长的土尘。我仿佛触摸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跳动着祖国建设的青春脉搏，心情格外激动。一天之内我写了10多封信，寄给家人、老师、同学，告诉他们大柴旦蓝天、白云、雪山、草原的美丽景色，告诉他们领导和师傅们对我的关爱，告诉他们勘探处所担负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尖兵”的重要任务。

    一周过后，我又被勘探处政治处分配到291地震队当实习员。11月底，全处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动员昆仑山北麓的乌图美仁冬季勘探会战。在会上，我代表新来的10位大学生（除了我们学校的4人，还有北京石油学院、长春地质学院6位同学）发言，表示要向老同志学习，在会战中锻炼、提高。随后，我们分乘几十部汽车，拉着帐篷和勘探仪器、器材，浩浩荡荡地出工了。我们的工区距大柴旦500多公里，在昆仑山脚下的斜坡地带，工区范围1000多平方公里。几天工夫，我们4支队伍再加上会战指挥部（包括：食堂、修理站、技术攻关组）在乌图美仁河边围起了5个帐篷大院，搭建了一个整齐的帐篷“村落”。每个队的院落中都高高竖起一面红旗。白天机器轟鸣，入夜灯火通明，草原上的野兔也都朝着亮光“集合”，还经常钻到我们的帐篷里“做客”。这里的大草原由于我们这一群勘探队员的光顾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因为天气寒冷，我们每天出工都必须全副“武装”。头戴皮帽子，身穿皮大衣，脚穿长筒毡靴。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大家挤在卡车上，在没有道路的草滩、盐碱滩上颠簸。我所在的放线班八个人住一顶大帐篷，晚上取暖用红柳烧炉子。为了让大家暖暖和和地睡觉，我每天夜里都要坚持起来架两次火炉。就这样，洗脸毛巾照样在第二天早晨冻得硬邦邦的。会战指挥部对勘探工作提出的目标、措施，写在一块大木板上，立在帐篷村落的村口。每位同志都自觉发扬“三老”“四严”工作作风，坚持人人出手过得硬，事事坚持高标准。我感到每天的工作很紧张，每天的生活也很快乐。元旦放假半天，晚上在一个用两顶大帐篷合起来的“会议室”里举行游艺晚会，我更感到别有情味，特别新鲜。

    我们整整干了一个冬天，终于在翌年4月天气转暖、土地翻浆之前完成了任务。收工返回的头天晚上，我们拆掉帐篷，装好汽车，打扫完工地卫生后，燃起一堆篝火。全队职工围在篝火旁，又说又笑又唱，尽情享受勘探者在一个地区工作结束后的无比喜悦，直到天亮返程。回到大柴旦那天，基地职工、家属和子弟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像欢迎前线归来的将士一样欢迎我们，我感到非常亲切、温暖。参加这次冬季勘探会战，是我进入柴达木盆地上的第一课。这一课，让我学到了在柴达木盆地生活的初步知识，领略了野外勘探的艰辛，更感受到了在那一望无际大戈壁上战严寒、斗风沙、迎朝阳、送晚霞的特殊乐趣。

    两年之后，我由技术员改任秘书，并于1969年由勘探处调到管理局机关，从大柴旦到了冷湖。在冷湖那个小镇上，在我的那一间半用土坯和芦苇把子堆起来半窑洞式的房子里，一住就是16年。我在管理局做秘书工作的那些年月里，除了有着秘书人员所共有的，比如接触领导多，学习文件多，听领导讲话多，写材料加班熬夜多等一些特点外，还有些凡是柴达木人都会享受到的一些“特殊待遇”。我把它归纳为“两少两多”，吸的氧气少，吃的蔬菜少;棉衣用得多，风镜、墨镜用得多。因为海拔高（平均海拔3000米），所以空气中的含氧量仅相当于内地平原地区的70%。因为矿区没有植被，所以人们生活的最大奢求是能够有蔬菜吃，倘若能买到从几百公里或者上千公里以外运进去的西红柿、黄瓜一类的细菜，更是如获至宝。同样是因为海拔高、风沙大、气温变化大的原因，故一年到头离不开棉衣。即使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七、八月份，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写材料还得披着棉衣。为了对付风沙的袭击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风镜、墨镜又成了必须有的劳动保护用品。就是在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物资条件匮乏的环境中，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柴达木儿女们，无论是干部、工人，还是职工、家属，都始终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始终带着一种饱满的热情、乐观的情绪。

    我刚参加工作时，勘探处政治处主任陈自维，1953年毕业于甘肃山丹培黎学校，成了光荣的石油地质队员，那年他20岁。1954年5月，陈自维作为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的先遣人员第一批进入柴达木，并同他在培黎学校晚一年毕业的天津姑娘张秀贞结了婚，他俩在柴达木生活、工作了27年。青海石油管理局机关由冷湖迁到自然环境较好的敦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张秀贞因病去世。临终前，她给丈夫说在她死后把骨灰埋在柴达木，陈自维按照妻子生前的遗愿料理了后事。后来，陈自维调到华北油田，任测井公司纪委书记。没想到他也患了不治之症。生命垂危之时，他给青海石油管理局写信，称自己是柴达木的儿子，请求局党委接收他的骨灰，与妻子张秀贞合葬。如今，我仍精心存放着他在华北油田医院的病床上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抒发了他对柴达木、对老战友的无比思念，并嘱咐我在他去世后给他送一个花圈。

    每每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而像陈自维、张秀贞这样的柴达木开拓者，在柴达木油田，在整个柴达木盆地，乃是成千上万。是柴达木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把有志于献身柴达木的热血儿女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是一批又一批英雄的柴达木人无私奉献，促使柴达木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焕发着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回忆我在柴达木20年的生活经历，我由衷地感到自豪。我深深地热爱柴达木，眷恋柴达木，感谢柴达木。是柴达木培育我懂得了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责任;是柴达木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忘我工作的作风;是柴达木凝聚了我和我的同志们那种快乐同享、忧愁与共、心心相印、情同手足的、亲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是柴达木让我在较长时间的秘书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永不懈怠、永不停歇、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柴达木，我心中的圣地！

    作者简介：曹随义，笔名路雨，生于1940年7月3日，河南扶沟县人。1960年，在《河南日报》开始发表诗歌。1965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工作，先后任局办公室主任、青海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秘书长、青海石油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正厅级）等职务。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