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播80年来节目形态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特征

    申启武

    

    【摘要】中国人民广播事业80年来,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历程是一个从形态意识缺失与模糊到形态意识觉醒与跃升、再到形态意识延展与超越的不断变革与不断创新的过程。节目形态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平面到立体,从刻板到灵动,一方面反映了广播工作者对广播媒介特性和广播传播规律认识与把握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对广播传播活动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中国人民广播事业 ?广播节目 ?节目形态 ?变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G221 ? ? ? 【文献标识码】A

    广播节目形态是广播节目的存在方式和基本载体。广播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是广播媒体变革与创新的结果,也是广播信息传播活动适应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自诞生以来,节目形态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平面到立体,从刻板到灵动,一方面反映了广播工作者对广播媒介特性和广播传播规律认识与把握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对广播传播活动的深刻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从人民广播80年来节目形态的演进轨迹和发展特征中探索其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向。

    一、广播节目形态的内涵阐释

    一般而言,形态是指事物的形状或样貌。据此,如果坚持认为广播节目形态就是广播节目的形状或样貌就不够严谨,也不太科学,因为广播是声音媒介,广播节目是借助声音符号诉诸听众听觉器官的,声音符号是听众收听广播节目时唯一可感知的信号,而声音符号是难以用带有视觉性质的形状或样貌来界定的。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广播节目形态的不存在。从结构主义的理论角度看,虽然声音符号是听众收听广播节目唯一可感知的信号,但是广播节目的声音符号本身包含着有声语言、音响和音乐等多种基本的符号元素,而且这些基本的符号元素还可以细化为更加多样的符号元素。作为广播节目最基本的符号元素,不同的声音符号往往会根据广播传播活动的需要,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或规则进行必要的排列组合,进而形成广播节目基本的结构模式。显然,这种内在的规律或规则主导着广播节目的结构模式,因为“这套规律决定着结构的性质和结构各部分的性质,这些规律在结构之内赋予各组成部分的属性要比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因此,结构不同于一个集合体,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不会以同样形式真正独立于结构之外”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节目形态可以理解为广播节目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模式。在某个相对固定的结构整体或由不同的结构元素排列组合形成的基本框架中,内在规律或规则不同,广播节目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模式就会有所差異。换句话说,内在规律或规则的不同,决定着广播节目的某一形态与另一个形态的不同。

    有人认为,节目形态是节目类型和形式的总称。②这一观点显然模糊了节目形态与节目类型的界线,因为类型一般被理解为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节目类型自然应该是具有相同特征的节目所形成的种类。对于林林总总的广播节目来说,类型标准的不同往往会将不同形态的节目划归同一类型,也会将同一形态的节目划归不同类型。因此,广播节目形态与广播节目类型具有明显的非一致性。

    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意义上的广播节目体裁由于其本身具有内在的规律或规则,同样支配和制约着声音元素的排列组合,与广播节目形态存在某种一致性,但是二者之间仍有较大差异,因为广播节目体裁是约定俗成的,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广播节目形态既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也会随着广播节目的变革与创新而发生动态的变化。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满足听众的收听需求,不断适应广播媒介的传播特性,在媒介技术的作用下,一种独立的节目形态在形态的整合中转换成另一种节目形态的结构元素,进而生成新的节目形态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一现象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说是广播节目变革与创新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则是因为“结构不是静态的,支配结构的规律活动着,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而且还起构成作用”。③

    节目形态与节目样式也有所区别,因为节目样式是指某个节目呈现出来的一种具体的式样或形式。如果说节目形态可以独立于节目内容而将自己封闭起来,根据自身的内在规律或规则形成某种固定的结构模式,那么节目内容对节目样式则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因为节目样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节目内容的特征与属性,节目样式是为展示节目内容服务的。不仅如此,特定的节目形态还决定具体的节目样式,节目样式会受到节目形态系统内在规律或规则的限制和制约。也就是说,在节目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节目形式可以根据内容呈现的需要而丰富多样、变化多端,但是跳脱不了节目形态对自己的规范和制约。

    二、人民广播80年来节目形态的演进轨迹

    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自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窑洞中诞生,至今已走过80年的风雨历程。革命战争年代,广播节目内容主要依赖报纸、通讯社以及为数不多的唱片乃至进步文艺团体的现场演唱,所以没有形态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里,在“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方针的指引下,广播节目形态问题得到一定的重视,然而,受技术、设备以及传播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广播新闻节目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报纸有声版”的形态格局,广播文艺节目形态更多的也是各类文艺形式的原生态呈现,“文革”10年,17年来积累的广播节目成果又几乎消失殆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创新,广播媒体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完整意义上的节目形态才逐步与听众见面。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广播媒体更是在融合发展中涌现出一些崭新的节目形态。回顾人民广播80年的风雨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其节目形态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广播节目无形态意识的原生态呈现

    人民广播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诞生的。 当时,设备简陋,环境艰苦,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初断断续续播音的两年多时间里,播出的内容主要是战报、各根据地的政治消息和建设情况,外加上一些沦陷区、国统区消息等。有时利用仅有的二十多张唱片,插播一些文艺节目,由于唱片是梅兰芳、马连良等人演唱的京剧,反映不了延安火热的现实生活,播音员们干脆对着话筒演唱进步歌曲,或吹口琴,还邀请技术部门的文艺爱好者或鲁艺合唱团到演播室演播话剧和演唱歌曲。④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内战全面爆发,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延安的人民广播播出了国内外重大的时事新闻,介绍民主政权的建设、军队活动和人民生活的情形,介绍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建设成就,也播送《解放日报》的评论、国内外的舆论介绍等;还播出通讯、故事和记录新闻;文艺节目则邀请文艺团体演播歌曲、戏曲、秧歌等。新闻稿件由新华社编辑科的口头广播组提供。⑤

    解放战争前期,人民广播不仅通过新闻传播集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而且邀请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社会各界名士到电台发表讲话或演讲,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和军事原则的调整,人民广播及时播出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讲话以及有关战局的评论文章和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消息。“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临近,广播条件的好转,文艺广播节目逐渐增多和丰富,革命歌曲、新歌剧、民族民间音乐、古典京剧等都陆续进入了广播”。⑥

    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广播没有独立的采编队伍,没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资料,新闻节目主要依赖报纸、通讯社;文艺节目则完全依赖为数不多的唱片以及进步的文艺团体、文艺爱好者和播音员们在演播室的直播表演。形态意识的缺失使得所有节目仅仅是由平面的新闻信息或原汁原味的文艺形式通过广播的声音与渠道化转换变成新的传播载体。因此,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文艺节目都是一种原生型的存在状态。当然,1946年6月新华社制定的 《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规定,广播稿件“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的优美与响亮”,⑦在语言表达方面提出一些符合广播特色的编写要求,但这与形态本身没有多少关联,广播节目的原生状态并没有因此而得以改变。

    (二)广播节目原生态呈现的延续与图新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针对广播当时面临的新形势,胡乔木同志提出了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方针,强调要根据自身特点,自力更生办广播,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完全依赖报纸和通讯社。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仅建立地方记者站,增加新闻节目的自采量,而且增加新闻节目的播出量,《新闻和报纸摘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两档重量级的新闻栏目也先后与听众见面。然而,由于受技术、设备和传播观念的限制与制约,“自己走路”的重心主要放在自力更生办广播上,对广播媒介特性的把握还不到位,对节目形态的认识也较模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里,听众从广播中听到了朝鲜人民庆祝朝鲜停战的欢呼声、宝成铁路工人敲击最后一颗螺钉声、第一列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奔驰声以及采访多位先进人物的同期声,广播的媒介特性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广播节目的原生状态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更多的新闻节目,无论是广播消息、新闻专题,还是广播评论,多数还是取材自报纸和新华社。即便是各地电台自采的新闻内容也多为口播的文字稿件,依然未能摆脱报纸和新华社对广播的影响,广播新闻节目自采能力增强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报纸有声版”的原生态呈现模式,广播的媒介特性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广播的传播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文艺广播在“自己走路”方针的指引下,一方面加强队伍建设,抽调骨干人员充实编播队伍,另一方面积极采录文艺素材,广泛拓展节目资源,社会上的各种文学作品、文艺会演、戏曲演出、曲艺表演乃至电影录音都成为文艺节目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广播文艺节目大都是原有文艺形式的广播化呈现,编辑意识不强,形态意识淡薄,其原生态特征依然鲜明。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里,广播文艺也涌现了一些体现编辑意识和形态意识的节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广播工作者突破文艺形式原生态的努力与追求。

    (三)“解说+音响”“解说+作品”定型为广播节目主流的形态模式

    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提“自己走路”。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确立新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以改进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方式。于是,音响元素得到广播新闻应有的重视。“解说+音响”逐渐定型为广播新闻节目基本的形态模式。在广播新闻的改革实践中,录音新闻、现场报道不断增加,丰富了广播消息的节目样态。新闻专题虽然仍保持较长的篇幅,未能改变口播新闻专稿那种刻板厚重的风格,但是音响元素的介入使录音通讯、录音特写、录音专访等体现广播媒介特性的新闻专题时常出现在新闻节目中,广播新闻专题的结构模式从根本上有了改观。音响的真切性和生动性赋予了广播新闻专题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新闻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随之大大增强。广播新闻评论突破长期以来一直惯用的本台评论、本台评论员文章、本台短评的做法,依托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就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以音响素材为依据,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评述发表观点和看法,其突出表现是由新闻评论向新闻述评延展。在这里,音响元素成了广播新闻评论增加新闻现场感和真实性的有效手段。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创新,文艺事业逐渐复苏与繁荣起来,广播文艺不仅节目来源丰富,而且在“扬独家之优势”的理念追求中,节目的编辑意识有所增强,节目形态的革新进入议事日程。廣播文艺节目一改过去那种原有文艺形式广播化转换的原生态呈现方式,集作品欣赏、作品评说、背景介绍于一体,融欣赏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解说+作品”成为广播文艺节目主流的形态模式。不仅如此,有的节目还突破“我播你听”的传统模式,尝试采用主持人形式,以追求亲切自然的风格,赢得了听众的喜爱。

    (四)主持人、大板块、直播化的“珠江模式”问世

    改革开放以后,受香港广播的影响,广东广播遭遇巨大冲击,收听率迅速下降。为改变现状,广东广播人认真分析广播的媒介特性和传播规律,并在借鉴香港广播传播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利用广播传输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合理对接搭建直播化的播出平台。珠江经济台于1986年12月15日开播,引领中国广播全面改革的主持人、大板块、直播化的“珠江模式”横空出世。板块节目的形态模式是由几个小栏目构筑一个大栏目,每个小栏目定格在某个固定的节目类型上。在这里,大栏目涵盖新闻性、知识性、教育性和服务性的节目内容,故综合性特点明显;在主持人的作用下,小栏目中的不同内容通过结构耦合集结成一个有机的节目整体,不同内容所形成的社会功能相互作用又进一步体现整体节目的社会功能,深得听众的欢迎。在众多的板块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7年1月1日开播的综合性节目《午间半小时》和文艺节目《今晚八点半》曾家喻户晓,风靡全国。

    主持人的出现为广播谈话类节目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因为谈话节目离不开主持人的有序串联与适时引导。主持人用平等的态度、柔和的语调、亲切的话语,就受众关心的新闻事实、新闻人物或社会问题乃至文艺热点、文艺现象,与嘉宾或听众交流对话,体现出人际传播的一般特质。谈话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广播节目的形态模式,无论是广播专题还是广播评论,都不仅仅是在“解说+音响”或“解说+作品”的内容呈现方式中表达主题或发表看法,而往往是在直播过程中通过主持人与嘉宾乃至听众的交流对话中对节目所反映的新闻事实或艺术对象表达主题或阐发观点。

    (五)新闻现场直播向多元融合的新闻特别直播延展

    现场直播起初叫实况转播。1949年10月1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对开国大典进行了实况转播。不过,早期的实况转播是一种新闻事件广播化转换的原生态呈现,只是将新闻现场的信号配以播音员的解说,通过广播完整即时地呈现给听众,形式单一,缺少创意。

    当广播传输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合理对接以后,直播成了广播节目常态化的播出方式,现场直播逐步为人们熟知和接受,在广播新闻传播实践中也被广泛采用。与传统的实况转播不同,现场直播不再局限于新闻事件的一个地点,而是可以多点异地同步进行;不再是新闻现场单一的实况转播,而是除了新闻现场的实况信号外,还有连线报道、背景介绍、专家述评乃至与该事件有关的来自异地的新闻报道和新闻插播等诸多内容。节目中既有前方记者的现场采访,又有后方直播室里的嘉宾解读,还有主持人的串联、引导与协调。不过,新闻现场的实况信号依然是节目主体,处于核心地位。199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香港回归进行了7场直播,其中,长达7小时的《百年长梦今宵圆》就采用上述方式,除了新闻现场的实况信号外,新闻专题、人物访谈、多点连线报道等形态模式也可能会出现。不过,从形态结构的角度而言,它们只是作为节目的构成元素融入整体的节目中。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了应对异质媒体的竞争与挑战,最大限度地争取听众,现场直播被广泛运用,其报道范围不再局限于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而是将报道的视野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频率2005年1月4日开播的《直播中国》就是进一步将现场直播带入日常节目的一个开拓之举,《直播中国》将现场直播延展到多元融合的新闻特别直播状态。虽然《直播中国》已停播多年,但是如今每逢重大新闻事件,多元融合的新闻特别直播就会与听众见面。

    (六)在融合发展中探寻广播节目立体互动与跨界混搭的形态模式

    为适应新媒体时代受众信息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广播媒体借助媒介融合的发展契机,通过与新媒体深度融合革新传播方式,优化节目形态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信息接收需要和消费需求。因此,通过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打造立体互动的结构模式成了新媒体时代广播新闻新的形态追求。在这里,电话热线、手机短信互动或现场互动依然是听众参与表达的主要方式;微博和微信的介入不仅给予节目更大的互动空间,而且将许多新媒体用户聚拢到广播节目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博闻天下》除了让听众分享不同的博客内容外,还从中挑选一些话题留给主持人、嘉宾与广大博主通过手机短信、网络论坛、热线电话等交流讨论。中国之声每天下午在《新闻晚高峰》中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征集调查意见,晚上揭晓调查结果,网友可通过微博参与新闻调查,也可通过微信向主持人发送文字或语音信息参与讨论。

    如今,利用新媒体资源为广播节目搭建与受众交流和互动平台逐渐成为趋势,甚至实现受众个性设置、上传、分享、互动评论等功能,从而促进广播节目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的《嘀嘀叭叭早上好》节目以轻松的音乐和话题,通过与听众的互动构成节目主要内容。其中的“奇思妙想”环节,选取新闻故事或者生活中的案例,经过精心编排,给听众设计一道道开心测试题,让听众即兴作答,既为听众送去惊喜,又舒缓了听众的烦躁心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经济碟中碟》则以电影音乐类比经济现象,将娱乐元素融入经济话题,让听众在妙趣横生的听觉体验中感受无处不在的经济学乐趣。⑧

    在应对新媒体挑战的过程中,广播媒体出奇制胜,将不同的节目形态作为基本元素,经过精心设计与组合融筑成跨界混搭的结构模式,是广播节目形态变革中的一大亮点。如果说新闻杂志节目中不同栏目板块在保持原形态特征的基础上,经主持人的耦合形成有机的节目整体,那么跨界混搭中不同的节目形态已经失去原有的形态特征,仅仅作为节目元素共同构筑一个崭新的节目形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创意英雄谱》别出心裁地用评书说新闻,将评书元素与现场一对一采访元素跨界融合,共同构筑节目整体;而特别系列报道《致我們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以“广播纪录片”形式雕刻的文化印记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滋味北京》同样将纪录片的创作方式融入广播节目中,“以传统文化作为节目根,在创作手法上回归广播本源,即用声音营造真实的场景、用蒙太奇的艺术表现方式达到身临其境的审美效果、用温暖的话语表达真情实感,充分发挥广播声音的魅力,展现北京传统美食的魅力”。⑩

    针对广播剧长期以来相对式微的发展状态,广播媒体通过跨界混搭方式创新广播剧形态模式,同样收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录音报道+历史广播剧”形态模式推出的《遇见海昏侯》和用“广播剧+口述新闻”的形态模式制作的《生死关头》均有不俗表现。

    三、人民广播80年来节目形态的发展特征

    人民广播80年来,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的历程是一个从形态意识缺失与模糊到形态意识觉醒与跃升、再到形态意识延展与超越的不断变革与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平面到立体、从刻板到灵动的逐步进化过程,同时也是遵循广播传播特性和传播规律、适应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以及不断满足听众的收听需求的过程。

    (一)从形态意识缺失到形态意识模糊

    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广播是在编播人员缺乏、技术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播音的,而且初创时期还面临着设备老化、元件损坏和机器故障以及战争破坏而不得不中断播出的问题。从编播队伍看,广播隶属于新华社,没有独立的采编人员,广播稿件是由新华社广播科编写;从节目来源看,节目内容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报刊社论和文章、名人讲演,或者是京剧唱片和演播者的直播文艺表演。在这种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广播能够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顺利传播到四面八方,已是难能可贵。因此,整个战争年代的广播传播活动都是在一种节目形态意识缺失的状态下进行的,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文艺节目都是原有形式的广播化传播,广播节目表现为一种原生态的呈现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方针的提出,人民广播在大力加强队伍和收音网建设的同时,也创办了一批适合听众需要的节目。但是,由于对“自己走路”的理解主要集中在自力更生办广播上,加上受技术、设备和传播观念的制约,对广播的媒介特性和传播规律虽有了些许认识,但对节目形态的理解与把握还比較模糊。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里,广播节目虽有些形态图新的尝试,但整体上还是未能改变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原生态呈现特征。广播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二)从形态意识的觉醒到形态意识的跃升

    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走路”的再度提起,尤其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指导方针的制定,表明人民广播已经从自力更生办广播的思维惯性中走了出来,朝适应广播的媒介特性、遵循广播传播规律的道路行进了。于是,音响元素得到广播新闻节目应有的重视,对文艺作品思想与内涵的挖掘以及艺术家审美理想与个性风格的展示,成了广播文艺节目基本的理念追求,广播节目的形态意识有所觉醒。因为广播节目原生态的呈现方式已无法适应这一理念追求,所以“解说+音响”或“解说+作品”逐渐定型为广播节目主流的形态模式。在这里,录音新闻、现场报道不断增加,丰富了广播消息的节目样态;录音通讯、录音特写、录音专访等节目样式使广播新闻专题的结构模式大为改观;广播新闻评论也变过去那种本台评论、本台评论员文章、本台短评的原生态呈现为依托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以音响素材为依据,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评述发表观点和看法。

    “珠江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表明广播节目的形态意识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它刷新了“解说+音响”或“解说+作品”这一主流的形态模式。在这里,直播化的播出方式,不仅赋予广播新闻快捷性的传播优势,而且使得广播消息得以通过连线报道的方式呈现,广播消息“解说+音响”的形态模式因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板块的结构模式则形成了大栏目套小栏目的集合体,小栏目往往定格在某个固定的节目类型上,不同栏目所形成的功能价值相互作用又进一步体现整体节目的功能价值;而主持人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构了“解说+音响”或“解说+作品”的形态模式,因为以“解说+音响”或“解说+作品”形态呈现的专题节目和评论节目都可以在主持人的作用下转换成谈话节目的形态模式。

    (三)从形态意识的延展到形态意识的超越

    如果说“珠江模式”意味着广播节目形态意识的跃升,那么,勃兴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广播新闻大直播则表明广播节目的形态意识向新的方向延展。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广播新闻大直播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现场直播的形态格局,不仅延展了现场直播的节目时长,而且将新闻现场的实况信号作为构成节目主体的形态元素,与连线报道、新闻专题、新闻访谈乃至片头、片花等形态元素一道共同构筑完整的节目整体。而且,随着广播新闻大直播所报道的内容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其形态结构进一步向新闻特别直播延展。广播节目形态意识的延展赋予广播新闻节目更大的包容性和可操作空间,广播新闻的传播优势因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新媒体时代,当立体互动与跨界混搭的结构方式为广播节目所接受与吸纳,并定型为一种崭新的形态模式后,广播节目的形态意识已超越自身而达到了无所不用的状态。在这里,广播与新媒体在融合过程中可利用其优势和资源打造新型的节目样式,有的节目借助纪录片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强化节目的质感,有的节目在脱口秀的主体形态中将传统曲艺的叙述方式以及舞台戏剧表演的技巧相融合,将新闻内容与娱乐形态相融合,通过新闻演播、情景再现、互动交流、生活滑稽录音等形式呈现和解读新闻内容。当然,上文中提及新闻与评书的混搭、广播剧与新闻报道的融合,都显现出广播节目的形态意识在超越自身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广播80年来,节目形态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平面到立体、从刻板到灵动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广播节目发展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创新的过程。但是,广播节目的变革与创新,并不意味着新的节目形态的出现就是旧的节目形态的消亡,而是以新旧节目形态不断累积的方式“补充叠加,共生相容”,共同绘制“众声喧哗”的节目景观。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今,我们每天听到的广播节目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既有原生态呈现的广播节目,也有“解说+音响”或“解说+作品”的节目,既有谈话类节目,也有跨界混搭的节目。而且,新闻特别直播节目常态化播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众声喧哗”的节目景观能够有效规避节目的单调乏味,赋予节目的多姿多彩,也能够满足广大听众多样化的收听需要与消费需求,所以本质上还是受众本位意识在广播传播活动中的体现。

    创新无止境,变革需前行。新媒体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受众由传统媒体时代的接受者转变成具有双重角色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那么,如何将受众本位意识持续有效地贯穿到广播传播活动中,在广播融合发展中通过互联网思维进一步革新传播方式、优化节目形态模式,从而满足受众的收听需求和消费需要,是广播工作者理应思考也必须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③〔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②高成竞:《城市电台新闻节目形态的优化》,《视听界》,2004年第2期。

    ④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110、114页。

    ⑤⑦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8?89页、第94页。

    ⑥杨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34?135页。

    ⑧王岚岚:《广播节目最新创新创优趋势观察(创新路径篇)》,“V传媒”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AHVwKrV1kLxuNO8PFF92Ng.

    ⑨饶雷:《以声为根,以情为魂——记中央电台广播纪录片〈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广播》,2016年第4期。

    ⑩郭兆龙、 左美哲:《打造有声有味的广播微纪录片——以北京广播电视台〈滋味北京〉节目为例》,《中国广播》,2019年第8期。

    ?何国平:《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嬗变之迹》,《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