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

    内容摘要:中国的翻译实践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翻译家们在翻译理论发展上的贡献不容忽视。但是因为历史、政治等复杂因素,中国的翻译理论仿佛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上举步维艰,难以形成现代化的翻译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似乎看到了曙光的人们又陷入了“传统”与“西化”之争。本文试结合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和新时期全球化脚步加快的新形势,为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方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翻译理论 传统 西化 现代化 跨文化交际

    一.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理论发展高潮概述

    中国的翻译活动自古有之,从原始部落时代到夏、商时期,虽然尚无明确的史料可考,但是不同部族、氏族之间交流必然需要“中介人”的翻译活动才能进行。而到了周朝,则有了翻译机构和翻译职称的记载,见于《周礼》和《礼记》,我们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的研究也始于此。

    在这几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经历过四次发展的高潮。

    1.第一次高潮——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自东汉佛教传入我国,到唐宋时期佛经的翻译发展至顶峰,这期间我国共翻译了1500多部佛经,涌现出了大批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理论。

    例如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著作是三国时期由支谦编写的《法句经序》。东晋的道安则在其《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五失本”和“三不易”。六朝的鳩摩罗什是首位提出全面意译的人。隋朝的名僧彦琮所著的《辩证论》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正式翻译专论。至唐代,最为人所熟知的翻译理论家玄奘法师提出了“五不翻”的理论和“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

    2.第二次高潮——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明末清初,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的士大夫与传教士共同将西方的宗教、哲学、科学等译介到国内,这就是西方科技翻译时期。

    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等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是明朝的徐光启,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明朝的李之藻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并最早介绍了西方逻辑学。清朝的翻译家魏象乾对翻译的方法和理论等都做了精彩的评价,堪称我国古代翻译理论的典范。

    3.第三次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近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主要涵盖了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的译介。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强调了译事之难,提出“善译”的标准。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即“信、达、雅”,至今仍被译界奉为标杆。林纾大量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另外,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郑振铎、茅盾、鲁迅、林语堂、傅雷和钱钟书等。

    4.第四次高潮——改革开放至今的全面性的翻译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中国的翻译理论也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是在规模上、领域上,还是在翻译水平和做出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可比拟的”(马祖毅,2004)。而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在继承了我国优秀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还大量吸收外国译学的先进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与构想。较为有代表性的有文化翻译学、建构翻译学、译介学、生态翻译学和文章翻译学等。

    二.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理论该何去何从的议题被摆上了桌面。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加之我们国家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坚守传统,继承传统。另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则在信息全球化,西方翻译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抛弃传统,将我们的翻译理论全盘西方化。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受到传统思维、历史等原因的影响,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形成规范的理论语言,很难称之为科学的理论。但是,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在我们长期的翻译历史和丰富的翻译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最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的中国翻译理论,都有着深刻的儒释道渊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学的理论,而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先进性或者称之为现代性,才能将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转化为现代化的翻译学理论。

    那么,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呢?

    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它本质上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和美学思想,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具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适性原则。总结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一定是具有跨文化性的翻译理论,它能够实现“从简单的语言字面意义上的解释过度到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再现”(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它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指导如何将一种语言文字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文字,而是在于将译出语文化以译入语的形式呈现给译入语一方,并能使译入语一方所理解。

    三.为什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

    首先,我们需要提到的是“中国特色”四个字,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我国在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上的封闭性决定的。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就因为地理上的封闭性,很难走出去与世界其他地区有所交流。再加上国内的空间又足够大,也就使得人们没有走出去的强烈愿望。而后来的明、清等朝代的统治者又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中国人出国。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我们的文化与世界的不接轨。而翻译,表面上是将一种语言符号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符号,本质上是不同文化内涵间的转换。因此,我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性,尤其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就决定了我们在发展一种理论的时候,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自身特色的理论。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绝对不是“中国中心论”或者“文化沙文主义”,中国特色绝对不排斥吸收西方先进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甚至我们还提倡这样做。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还要注意“现代化”。所谓的现代化,是由西方社会最先开始的,那我们必然要学习先进的西方现代化翻译理论。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化,这其中就包括文化的全球化。因此,现代化的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符号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符号”了,而更多的是“从一种文化符号转化成为另一种文化符号”。

    “中国特色”实质就是继承传统,“现代化”实质就是向西方学习,只有两者相互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才能使我国的翻译工作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试析文化翻译与翻译现代化》,陈小莺,《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孙义风,《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4]《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现代价值》,蔡慧,《科教文汇》,2012年4月(上旬刊)

    [5]《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王宁,《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

    [6]《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王宁,《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

    [7]《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再思考》,丁婕,《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3月

    [8]《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研究》,姜燕,《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5月

    (作者介绍:臧天雄,布加勒斯特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