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停滞的“异教徒”
谢庆立
【摘要】19世纪晚期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与《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等英文外报，以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评论与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机制，梳理与分析这种知识话语所呈现的媒介图景，探究这种知识话语生产内在逻辑、价值立场等问题。
【关键词】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成为西方外报的出版中心，之后在此出版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与《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等英文外报，围绕中国国民性议题展开评论与报道。作为西方认知中国的一种知识话语，外报所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逐渐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一种知识资源。长期以来，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形象、思想史和新闻学层面，近代在华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这一突出问题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相关研究成果十分鲜见。基于此，本文从大众媒介与知识话语生产的视角，考察19世纪晚期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运作机制，梳理并分析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呈现的媒介图景，探究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内在逻辑、价值立场，以及这一知识话语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一、运作机制
19世纪60年代后，香港作为在华外报的中心地位被上海取代，以后英文报刊数量迅速上涨。当时，影响较大的英文外报有《字林西报》《晋源日报》《文汇西报》等多种。1864年7月1日，《字林西报》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该报得到英国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支持。这份英文报顺应新兴商业都市的资讯需求，每周一至周六每日出版，夜间印刷，清晨发行，经常刊登的内容有新闻、评论、文艺、读者来信、广告5大类。《字林西报》新闻报道来源很广，得益于新闻信息网络的建立。除专门记者外，该报还利用沿海城市的侨民和深入内地的传教士作为通讯员。
作为一张晨报，《字林西报》只能报道昨天以前的新闻。在时效性方面，无法满足读者当日新闻的需求。1868年，英国人休朗在上海创办了《上海英文晚报》（Shanghai Evening Courier），在1873年6月，葡萄牙人陆睿罗（Da Corta）创办了《政风西报》（Evening Gazette）。1875年，曾当过《字林西报》主编的英国记者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ifovr）把以上两种报纸合并出版，改名为《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在内容定位上，《晋源西报》与英国官方保持距离，贴近西方在华侨民的新闻需求进行报道，上海租界出现的问题常常为该报所关注，其報道与评论风格平易近人。
这些英文外报如何进行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目前相关的资料并不多见，但可通过其栏目设置、版面安排、有关议题与刊登的文章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编辑、作者和读者等媒介元素，获知这些外报知识话语生产的相关信息。与当时在华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有所不同，上海英文外报运作机制较为成熟。《字林西报》《晋源日报》《文汇西报》都拥有专门的编采人员、稳定的作者队伍，同时拥有稳定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广告收入已成为报纸运营经费的主要来源，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又保证了新闻信息的生产与适时传播。从报道内容来看，上海英文外报的读者定位明确，主要把西方侨民及其对象国读者作为阅读对象，满足他们有关中国新闻资讯的需求。进入新闻生产环节，编辑着眼于多元矛盾交织的上海租界和中国乡村社会，寻找新闻素材和评论话题。在新闻资讯收集方面，这些报纸又以“通讯员”为触角，把报道视野拓展到中国内陆各省。报纸编辑不仅注意刊登中国新闻资讯，还常常依托新闻设置媒介议题，吸引侨民讨论中国人生活习性等问题。这样，上海英文外报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并不是单独进行的，而常常与新闻资讯的生产交织在一起。稳定的媒介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报纸为生产平台的读者参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资讯的丰富性。上海英文外报还收集中国内地的有关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新闻资讯，并把这些资讯纳入报道和评论的范畴，多层面地生产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为保证新闻资讯的生产，这些报纸还不断扩大通讯员队伍，以《字林西报》为例，参与写稿的通讯员有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也有租界的管理人员、治安人员和一般侨民。
相关的报纸栏目设置，对于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而言，既是生产平台，又能起到知识话语生产的引导、示范效应。19世纪70年代，三家报纸都开设了《读者之声》栏目，让读者参与“中国人”问题的讨论，以吸引读者提供稿件。据统计，1876—1879年《字林西报》《读者之声》共刊发760篇稿件，参与作者先后有290余人;同期，《晋源西报》共刊登437篇稿件，参与的作者有279人;1879年的《文汇西报》仅8个月就刊登读者来稿121篇，作者有80多人。在读者通讯员参与的栏目中，租界侨民生活质量、华人劣根性、租界华人习性的改造被长期关注和讨论，这些无疑是报纸编辑精心设计的媒介议题。
1876—1879年《字林西报》《文汇西报》《晋源西报》刊登的1400余篇文章中，其中涉及中国人话题的文章就有370篇，超过四分之一，其主题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社会变迁与文化冲突中的华人教育、行为规范、道德价值，以及中国民族性改造等问题。1888年2月至1889年8月，《字林西报》专门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开辟《中国国民性》栏目，这个栏目以探寻文化、政治和社会情景与中国国民性问题为主旨，先后刊登数十篇专题文章，多层面地报道中国国民性问题。历时性观之，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等在华英文外报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到19世纪晚期《字林西报》《文汇西报》《晋源西报》等英文外报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上海英文外报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在生产规模和知识话语系统性方面都达到了新高度。
二、媒介图景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风俗民情千差万别，对西方在华大众媒介而言，全面建构中国国民性，并纳入知识话语的生产，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主张重点从主要层面勾勒“中国国民性”面貌：第一，中国人与其同胞的关系如何？中国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1]他采用社会学观察方法，而这种方式也是上海英文外报报道中国经常采用的方式。譬如，从中国人与其同胞的关系维度进行考察，在华英文外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而这个问题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作为一种媒介图景显得丰富多姿。
（一）公共意识的缺失
太平天国时期，江浙等省难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自然导致公共交通压力增大。以英美租界为例，1865年已修建26条租界内的主干道路，但仍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2]当时，租界中有马车、轿子、人力车、独轮小车等交通工具，英文外报经常报道华人爱面子、讲排场，耻于步行和坐独轮车，中国车夫不按照租界交通要求自由散漫地行驶在道路中央。有身份的华人乘坐多人抬的轿子，旁若无人地占据道路。华人车夫忙着看路边漂亮的女人，不管是否出现冲撞行人的危险。[3]租界手推车众多，交通堵塞，也成为上海英文外报报道、评论的视点。有读者认为，人力车夫收入低，老人和子女都需要赡养，值得同情。他们不懂得城市的生活规则，但可以教育改造。[4]交通拥挤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多数人认为，根源在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最好的方案是教育华人，以加快华人适应都市生活的步伐。[5]
城市如此，而在广大的中国乡村地区，外报媒介视野里的华人更缺乏“公共意识”。1889年2月8日，《字林西报》刊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文章，此文指出，“中国的一般百姓觉得只求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而都对社会公共财产无责任心”。[6]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这就导致社会公共设施不断遭到破坏，“所有那些没人看管的公共财产，都成了百姓盗窃的目标。不少铺路石头被人搬回家，城墙上的砖头也常常莫名其妙地消失”。[7]作者认为，这不仅反映出中国人“公共意识”的缺失，而且道德素质也在不断下降。
19世纪70年代，《字林西报》《文汇西报》《晋源西报》等英文报纸相继开辟《读者之声》栏目，鼓励读者反映上海租界的社会矛盾。以1876—1879年的《字林西报》《晋源西报》为个案，近4年时间里，两种报纸先后刊载读者来信2000多封，超过三分之一的“读者来信”反映租界华人无视公共交通秩序、不讲社会公德的行为。租界是华洋杂居之地，其中华人居多，噪声扰民问题常常成为英文外报报道和评论的新闻点。有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抱怨华人商铺一刻不停地营业，常常到深夜也不关门，叫卖声不断，吵得老人不能入眠。苦力半夜打架骂人，天还没有亮，垃圾车辆的隆隆声、人力车夫和手推车夫嚎叫着争抢生意，时常把人们从睡梦里吵醒。[8]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公共意识”、缺乏社会公德？明恩溥认为，是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下降。但这样的观点把问题简单化了。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一方面它缘于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发展滞后;另一方面，封建专制土壤难以产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公共精神”与“社会公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价值规则和行为规范。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松散、无组织性等原因，不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基础千年不变，“公共精神”也不可能凭空生发;而在华洋杂居的租界，农业社会成员的社会习性、人格心理都需要与环境磨合，短时间内难以重塑人格，适应近代社会规范。
（二）冷漠、残忍、无同情心
中国人如何对待自然生命，如何对待身边的同胞，这是上海英文外报经常谈论的话题。在上海英文外报中，中国人被描述为冷漠残忍的族类：不尊重生命、缺乏同情心。租界西侨喜欢养狗，有些狗丢了，成为野狗，常常遭路人追打。1878年2月26日出版的《字林西报》发表《偷狗》一文，作者说，“狗是人类最有价值、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没想到这些“人类的朋友”遭到残害，被中国人吃掉了。1878年7月4日，《字林西报》发表《重要的话》，作者叙述：“租界华人警察打死一条野狗，被一中国男孩捡走。”西方人看来，吃狗是一种很不文明的行为。当时，租界的辎重用牛马运送。西人发现，中國车夫把牛马当成无生命的工具。1878年4月2日，《晋源西报》发表《虐待牲畜》一文，作者指出，那些拉水车，在没有载水的时候都很沉重，而装满水后，车夫偏要坐在车辕上，拉车马不堪重负，累倒在路上。作者指出，虐待牲畜的现象非常普遍，他常见中国车夫坐在超载的马车上挥舞着鞭子，马的头部和颈部被磨伤，鲜血直流。[9]
中国人对待牲畜毫无同情之心，对待自己的同胞会如何呢？华人的麻木、冷漠，缺乏仁慈，成了上海英文外报的媒介景观。1889年5月8日，《字林西报》《同情心缺失》一文，列举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表现：
一是对残疾人和老幼病人的态度。作者发现，中国人把有生理缺陷的人看成邪恶化身，“正常人都应该避而远之”，残疾人生理上的缺陷是因为他们的罪孽遭到了报应，残疾也会导致心理变态。他还发现，“那些残疾人，总会不断地被人提到他们的缺陷，中国人常用别人的缺陷称呼别人”。[10]一般家庭对患病儿童和危重病人也缺少同情心，譬如对夭折的孩子通常不掩埋，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乱坟岗上让野狗吃掉，防止死者变成“鬼”纠缠家人。二是虐待妇女。在广大的乡村，新人结婚时，人们以虐待新娘为乐，“把草籽谷糠之类的东西撒在新娘的身上取乐。新娘就像刚刚买回来的马一样，成了众人品头论足的对象”，这说明他们对新娘的人格缺乏起码的尊重。女儿一旦嫁人，婆家可任意打骂媳妇，“所有的中国女孩子相当长一段时光都在婆婆的控制之下”。三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得不到法律保护。一旦遇到灾荒，妇女和儿童就像牲畜一样被随意买卖，譬如1878年的那场饥荒，“大路上，车辆络绎不绝，车上满载着被卖的妇女和孩子”[11]。四是对生命的冷漠。作者指出，扶危济困鲜为少见，甚至“众人会对落水者袖手旁观”：一艘外国船起火了，中国人站在岸上围观而不去施救;暴风雪席卷山东的寒冷之夜，山东潍县一家客栈的店主不让冻得半死的路人进门。[12]作者指出，令人惊骇的是那些残酷的刑罚：许多通奸“犯人”被处以私刑;因偷盗、叛乱被处死的人很多，处死的方式异常残酷，譬如砍杀、凌迟、活埋等。
（三）人人善于“演戏”
在解剖中国国民性问题方面，《字林西报》的媒介话语最具代表性。该报曾发文指出，无论是日常交往还是政治生活中，中国人善于“演戏”，以获得某些“体面”。因此戲剧成为他们的娱乐方式，“中国人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戏剧角色”。[13]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人重“面子”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式。中国人讲“体面”，其实质是掩盖动机和事实真相，以得体的方式说漂亮的话。中国人把面子看得很重要，譬如“一位地方官员犯了罪，他一再请求被斩首时允许身着官服，因为要保住面子”。[14]注重“体面”、习惯于 “演戏”，结果导致“嘴巴张开，谎言诞生”的喜剧现实。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因为说谎者是为了获得好处，不说谎就得不到好处。其恶果非常明显：人人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15]
（四）矛盾的中国国民性及其被典型化
上海英文外报注意将中国专制体制、多神信仰、传统道德，以及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等元素融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过程，最终塑造出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中国人朴实勤劳而心灵冷漠麻木;生活节俭而近乎吝啬，以致丧失生活的乐趣;重“体面”讲礼节而又虚伪矫饰，善于逢场作戏而又忍辱负重，遵从道德秩序而又盲从权威、缺乏独立思考，充满奴性;仁慈而又残忍;真诚而又相互猜疑;信仰多神而又没有宗教情怀等。总之，“中国国民性”的特征鲜明：阴影与光亮并存，个性元素充满矛盾又能和谐共存。就“中国国民性”的阴影而言，其印象是肮脏、习惯于噪声、拖辫子、溺杀女婴、吸鸦片、歧视妇女、愚昧、自大、盲目排外等。总体上，“中国国民性”被灰暗的色调笼罩，显得怪诞离奇和丑陋不堪。这样的媒介图景已成为西方阐释中国政治野蛮、道德堕落的佐证。事实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图景，“中国国民性”在生产过程中被娱乐化和漫画化了。[16]诸如此类，当“中国国民性”被置于混乱的社会场景中，其形象性、鲜活性，加之以新闻叙事所需要的典型细节和典型情节，经过戏剧化处理，趣味性便大为增加，容易得到西方读者认同，继而激发对“中国国民性”的再想象和知识话语的再生产。
三、内在逻辑/价值立场
（一）内在逻辑
知识话语生产动机往往是生产者内在思想逻辑的始点。那么，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内在动机究竟是什么？
首先要看到西方在中国的现实需要。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试图在中国推进其势力，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对华外交、商业贸易、文化活动等方面不断遭遇中国的抵抗。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抵抗基督教的声音越来越高，不断出现的“教案”表明西方文化无法征服中国。对他们而言，中国既是虚弱的，又是强大的。虚弱是两次战争证明了的，而强大则是中华文化固有的特性。这就像一个解不开的谜团，使西方感到十分困惑。人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国民性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与载体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改造中国文化，就必须深入探究中国国民性。基于此，西方在华外报生产有关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就显得十分迫切。法国学者福柯指出，权力并非只作为管束我们的力量出现，而是交织在社会生活中，以产生快乐、知识形式而构成一种话语现实。[17]因此，“知识从来与权力不可分，任何权力关系都与特定的知识相关，而任何知识都在创造一种权力关系”[18]。其次，19世纪的中国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冲突，为在华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提供了鲜活材料。西方在华外交官、商人和一般侨民期待中国扩大对西方的开放，以使西方国家在政治、商业贸易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西方传教士渴望通过基督福音的传播，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把“异教国家”变成“基督教国家”。
如上所述，19世纪在华英文外报的话语系统中，中国的专制体制、缺乏对上帝的信仰、僵化的传统道德以及滞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最终塑造出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中国国民性”话语。
（二）价值立场
政治倾向、文化背景、利益诉求等因素，决定了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的西方价值立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英文外报对“中国国民性”报道不是纯客观的“呈现”，其中蕴含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
首先，无论是编辑还是作者，其本身都无法超越西方的观察立场，也无法超越自身活动的局限。在情感心理层面，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中国社会就像在中国随处见到的一些风景，只要与它保持一点距离，它表面上就显得非常美丽、魅力无穷。但如果走进这些风景，你就会发现一些残破不堪、令人厌恶的东西，连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19]这样的认知，自然影响他们的新闻选择和观察的视角。其次，“中国国民性”作为一种媒介话语，报纸本身的立场决定了传播过程中的话语选择，决定了传播者采用何种话题，以及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构中国国民性。这样，编辑对大量的文本必须有所筛选和删减，报纸刊登出来的稿件不可能再是原稿，所删除的材料，往往是“与公众利益无关的内容”。[20]现存报刊资料中，偶尔也能找到编辑选择、删除稿件内容的说明，虽然刊登了一些稿件，但编辑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21]因此，在英文外报的媒介话语系统中，“国民性”不是一个普通的言语符号，而是“文明”的一种标杆。在华外报有意神化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进步、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而相比之下，中国是停滞的、半野蛮的，因此需要西方的启蒙与拯救。
那么，如何改造中国国民性？英文外报常常撇开中国的文化背景，夸大基督教对人的灵魂救赎作用。在英文外报的媒介话语中，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异教国家”，从发表的文章看，多数倾向于向中国直接传播“基督福音”，推进中国基督教化。1890年10月4日，《字林西报》发表《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作者批评儒学缺乏终极关怀，阻碍中国人与上帝的精神交流，以至于中国人把所崇拜的神灵建立在假设之上，缺乏真正的灵魂层面的信仰。因此，“儒学不能给人以新生”。[22]这些英文外报所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以及由此塑造的停滞、落后、半野蛮的中国形象，不免带有一种明显的动机：那就是中国国民性话语，以证明西方宰制中国的某种“合理性”。
（三）结语：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影响
19世纪在华英文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逐渐成为现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一种知识来源。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曾以问卷的形式，调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无扩张性、无生气、屈从奴性;消极地接受新事物，疾病，乞丐，瘦骨嶙峋的儿童，缺乏温饱，文盲、无知、迷信、神经麻木等。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人没到过中国，其知识来源多是大众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和一些有关的出版物。美国人何以形成有关中国人的印象？这位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西方大众传媒是美国人接受中国知识的主要途径。[23]
19世纪英文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也曾吸引中国知识界的关注，为清末民初的文化改造运动提供了知识资源。以明恩溥曾在《字林西报》连载和以后结集出版的《中国人的气质》为例，其影响可见一斑。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惨遭保守派的屠戮，梁启超不久流亡到日本。《中国人的气质》日译本发行时，梁启超正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民说》，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他指出，“我国国民所缺者，公德其一端。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家，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24]。中国何以自救？在梁启超看来，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国民的公德建设至关重要，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明显受到了明恩溥的影响。同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议》一文指出，“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國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其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25]此中话语可见其思想受到《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启发。1903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7号）上介绍《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称此书“在美国重印一千百五十次（指一千一百五十次）”，欧美人欲了解中国，必阅读此书。同年，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马君武在《政法学报》上发表《论公德》，文章中引述明恩溥有关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和社会公德的文字，提出要改造现实中国，须从改变中国人习惯入手，使国民树立公德意识。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其展开的文学革命，就是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根本任务，文学革命主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接触到日译本的《中国人的气质》。早年鲁迅与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6]其思考一直贯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演变之中。鲁迅在他的小说里塑造的闰土、祥林嫂、阿Q等中国社会的典型人物，实际上贯彻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鲁迅的杂文主题也一以贯之，如批判中国人的瞒和骗、冷漠，看客心理、说谎，重面子，逃避现实，喜欢“做戏”等。由此可见，作为“他者”生产的“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一旦传播到中国特定的环境，再经过中国特定时期知识主体的选择与融化，很快便转化为中国启蒙与救亡、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恐怕是“他者”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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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