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致思理路

    郭广

    摘要: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急状态”,本雅明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以“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为理论主题,以“恢复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为思想主线,经过1916—1933年的“形上思辨”和1934—1940年的“直面现实”两个阶段,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建了独具犹太神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一种直面现代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犹太裔德国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重要成员之一,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1]。自1955年阿多諾夫妇整理出版德文两卷本《本雅明文集》以来,在国外学界,本雅明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是犹太神秘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国外学者热议的一个首要问题。事实上,本雅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似一条暗流一直贯穿于他整个学术批判与实践生涯,“以一种堪可称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方式多年并行两条路线”[2]52,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救赎事业。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恐怖统治的亲历者,本雅明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社会的“堕落时代”和“紧急状态”,为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实现人类彻底救赎的事业,通过承袭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利用犹太神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建了他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开创出一条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现代性批判道路。正如马丁·杰伊所指出的,“犹太教中流行的弥赛亚思想,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一种世俗形式,这一点贯穿本雅明全部写作生涯”[3]。

    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学界,关于本雅明独具犹太神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探讨却被一直搁置,“好像语言与唯物主义、文学与政治学、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再次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境地”[4]。厘清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致思理路,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明本雅明思想的本来面貌,深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生发历程,明确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中的理论地位和理论贡献,而且对我们反思和把握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流变及其当代发展走向,开拓马克思哲学思想新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路径,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理论主题: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

    本雅明出生在德国柏林西区的一个被基督教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其父亲埃米尔·本雅明和母亲保莉妮·舍恩弗利斯·本雅明都是被同化的犹太人。对于那些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现代欧洲理性文明的社会处境下,他们不得不放弃犹太教的思想传统和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自觉接受德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用德语思考和写作,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因为“他们把改变宗教信仰当成是进入欧洲文明和欧洲社会的一张入场券”[5]1。可以说,“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是德国历史上不必把‘自己是犹太人的这种意识放在第一位的时代”[6]。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社会动荡时期,德国社会暗涌的反犹情绪不认同甚至排斥德国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整个德国犹太人心头笼罩着一种不安和恐惧的阴霾。这唤醒了本雅明血液中流淌的犹太意识,促使他关注自己犹太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尤其是在1915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G.肖勒姆亲密接触后,他开始研究犹太教神秘主义,反对父辈们同化于基督教,强调犹太教的思想传统,从而促使犹太教文化越来越广地渗入他的精神世界。肖勒姆在日记里回忆道:“本雅明的精神绕着圈子,还将围绕他从各个方面接近的神话现象转很久……如果我有一天会有我的哲学——他对我说道——某种程度上那将是一种犹太教哲学。”[7]虽然本雅明热衷于犹太教文化,但是他却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接受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只是钟情于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中所包含的“启示”“弥赛亚”和“救赎”思想观念。正如肖勒姆曾明确指出的,在本雅明的著述中“有两个范畴——特别是它的希伯来语形式——占据了中心位置:一个是启示,《妥拉》和一般意义上的圣书的理念;另一个是弥赛亚观念和救赎。作为统辖其思想的规范性观念,它们的重要性怎么估价都不过分”[8]48。事实上,本雅明与犹太教文化始终保持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那种神学的、弥赛亚的因素暗地里一直保存到他的晚期著作中,从而同唯物主义因素保持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张力”[9]28。

    本雅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纯粹的理论情趣催生的结果,而是他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应答时代问题的产物。本雅明的全部著作都是在非常确定的历史境况——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爆发之间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构思出来的[8]修订版导言2。面对人类历史遭遇的重大灾难和人类生存的文化困境,作为一个有着犹太教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祛魅”的理性之光笼罩的现代文明社会,如何把被当作神话迷信而抛弃的绝对性和超越性精神力量重新注入现代文化精神深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全方位的批判,实现人类的彻底救赎,是本雅明竭力思考和解决的时代问题。

    当现代人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时,对于本雅明那一代的德国犹太教知识分子来说,只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对峙如仇敌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反叛社会现实的主要可行方式。本雅明对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的“正面”东西毫无兴趣,而对它们批判现存社会状态的“反面”因素尤为重视[2]53,将其作为现代社会中对抗和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重要力量,并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找到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世俗化实践形式。他认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统的绝对性精神追求、弥赛亚救赎理念、现实观照和终极关怀的价值向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和人类最终解放承诺,力图用犹太神学的积极性思想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开启内在于人类现实存在和世俗历史中的作为绝对性和超越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实现人类自身的最终解放与彻底救赎。正如理查德·卡尼所说:“本雅明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表明了他的信念:若要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的物质状况,只有把弥赛亚主义的拯救神学(其神秘的当下Jetztzeit)概念——无时间的时刻——把资产阶级的直线连续进步的时间概念颠倒过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其革命模式也包含着一种自然‘空洞的时间的颠倒)结合起来。”[5] 312-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