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媒体时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与发展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获得口碑与热度的双丰收，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关注故宫文化。本文在梳理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基础上，聚焦“故宫”这个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以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为例，分析近年来相关作品在节目主题、受众定位、叙事模式、内容呈现、传播及盈利渠道等方面的创新探索，以期为新媒体时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文化类电视节目 ?故宫文创 ?文化类综艺

    电视作为一种声画结合的大众媒介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文化类电视节目在传播知识、传递价值以及塑造规范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内容资源愈发丰富，受众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广，文化类电视节目也面临着市场需求的改变和竞争的加剧。

    纵观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经历了从“教学记录类”到“竞赛展演类”再到“综艺类”的演变。文化类节目中注入综艺性的元素，与综艺节目的交融和创新，既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焕发新生的有效手段，也是在碎片化娱乐盛行的时代，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和理性回归。本文通过梳理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以“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为例，探析新媒体时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途径，这既具有命题探讨的现实意义，也为我们反思文化类电视节目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定义与发展概述

    文化类电视节目作为一种节目类型，主要是指与娱乐节目相对的，以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以传播人文主义和现代文明意识、继承传统文化精华为诉求的格调高雅的电视节目。①我国文化类电视节目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1980年的节目《观察与思考》、1983年的纪录片《话说长江》以及90年代初陆续出现的科普类节目和益智问答类节目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1年开播的《百家讲坛》，其热播不仅引发大众论史学史的热潮，也带动了不少地方性电视台“开坛讲座”。这一时期，文化类电视节目具有明显的教学特征，以电视讲座和电视纪录片为代表，节目模式较为单一，多为就某一文化命题进行呈现与解说。

    2013年《汉字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成功，为文化类电视节目开创了以竞赛为特征的新模式。这类节目以传统文化的汉字、古诗词为主要元素，运用组队竞赛、导师点评、明星闯关等新形式呈现。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化类电视节目向综艺性发展，不仅从内容上对文化进行阐释，同时还利用游戏化、综艺化的节目设置吸引受众。

    随着娱乐文化的发展、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火爆以及电视制作经验的丰富，近年来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模式与类型大为拓展。《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等文化类电视节目获得现象级成功，在娱乐综艺节目“霸屏”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被称为“清流”综艺。文化类电视节目呈现出“展演”“竞赛”“记录”“探索”等多种模式。

    二、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发展

    文化类电视节目以文化传承为目的，故宫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集人文历史性与工艺代表性于一身，因而备受文化类电视节目的青睐。从2005年电视纪录片《故宫》开始，诞生了多档以故宫为主题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宫》（2005）、《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为代表的文化类纪录片，一类是近两年新推出的以《上新了，故宫》（2018）为代表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本文将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对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进行多维度对比，梳理并探析当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节目定位创新

    1.节目类型：从文化类纪录片到文化类综艺

    与文化类电视节目发展整体趋势相同，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模式也经历了由“记录+教学”模式向“展演+综艺”模式的转变。2005年播出的十二集纪录片《故宫》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历史沿革等方面展示故宫文明。2012年的微纪录片《故宫100》每集用6分钟的时长讲述故宫100个空间的故事。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故宫文物修復师的工作为展示内容，仍然延续了纪录片的节目模式。2017年12月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的《国家宝藏》首创“纪录式综艺”语态，每件国宝都有明星和素人担任“守护人”，讲述自己与国宝之间的故事。2018年《上新了，故宫》则采取故宫实地录制+明星真人秀的方式，更加突出综艺元素。

    2.受众定位：从全民科普到精准定位

    回溯过去，无论是讲坛式的教学类文化电视节目还是《故宫》等纪实类文化电视节目，在制作中都更倾向于达到“老少咸宜”“全民教育”的“广播”效果。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介资源的日渐丰富，即便是大众传播的代表性电视媒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受众细分之路。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以年轻人为主要用户群体的视频网站B站走红，网络评分达到9.4分。2018年《上新了，故宫》主动革新，明确年轻受众的定位。不仅每期节目均以院长单霁翔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好”为开场白，更通过“年轻演员+偶像”的嘉宾组合、“任务探索”式的节目规则、御猫鲁班的“萌化”形象引入，全面迎合年轻受众。

    （二）节目模式创新

    1.叙事模式：从叙述故事到“在故事中叙事”

    讲好故事是提升传播效果的核心要素。随着节目模式的扩展，文化类电视节目实现了从“叙述故事”向“在故事中叙事”的创新。《国家宝藏》第一季第一期则在舞台上重现故宫博物院藏品《千里江山图》、“瓷母”等各种釉彩大瓶背后的故事。而《上新了，故宫》则通过“游园探秘+文创开发”的节目规则设定，安排嘉宾根据院长的任务，深入故宫实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挖掘出历史故事并制作文创产品。这样一场真人秀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叙事，节目不仅通过“小剧场”的方式演绎故事片段，并且其自身就是一个充满悬念的故宫主题的探寻解密之旅。

    2.收看模式：仪式性观看到仪式性参与

    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②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代替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受众通过观看或使用同一媒介产品获得共同的文化体验和身份标记。这种仪式性的观看和参与也是媒介增强受众吸引力、归属感的有效手段。《国家宝藏》节目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建构起极具吸引力的影像景观，以情景再现与戏剧表演的形式重演历史故事，使观众获得“仪式化”的观感体验。在《上新了，故宫》中这种仪式感被强化，观众伴随嘉宾一同探索故宫中的文化元素，亲历了文创产品设计灵感的获取过程。同时，节目以众筹的方式生产文创产品，参与到众筹中的受众获得了以实际行动传承文化的仪式性体验。

    （三）节目内容创新

    1.内容挖掘：从历史符号取向到现实情感取向

    “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事件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通过文化形式（文本、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③文化类电视节目脱胎于精英文化，早期的故宫主题纪录片都以宏大叙事为主导，大到宫苑围墙、小到一什一物，都被赋予了厚重神秘的历史韵味。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近年来节目逐渐走向更加精致化和生活化的风格。《上新了，故宫》直接摒弃冗长的解说词和标志性文物，转而挖掘故宫未开放区域内隐藏的历史故事，探寻细节背后的人性，透过历史还原帝王身上的寻常情感。如第一期节目中，通过探访倦勤斋中的江南元素，揭示乾隆皇帝对江南水乡的热爱和困于皇位寻而不得的孤寂。节目通过挖掘和放大这些贯穿古今一脉相承的情感，真正将历史与现实勾连在一起。

    2.语态革新：从庄重严肃到通俗活泼

    从分集标题上看，早期《故宫》与《故宫100》均采用精英文化的语态，如“肇建紫禁城”“盛世的屋脊”“礼仪天下”等，用词精致抽象，而《上新了，故宫》则改用 “紫禁城的学霸”“钮祜禄氏进阶史”等大众化的通俗词汇和网络流行热词，贴近年轻受众的话语习惯。

    从解说词上看，在早期的故宫主题纪录片中，解说词延续了传统历史类纪录片严肃、庄重的风格，解说声音低沉、抑扬顿挫。而《上新了，故宫》中增加了“萌化”元素，减少解说词的使用而改用嘉宾日常对话，在必要使用解说的地方，引入“鲁班”这一宫廷御猫的形象，选择更加稚嫩、元气的配音，解说文本也更加活泼、通俗。

    （四）节目渠道拓展

    1.传播渠道：从单一媒介到多元投放

    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传播渠道与手段也更加丰富。从《故宫》到《我在故宫修文物》再到《上新了，故宫》，文化类电视节目从线上电视“大屏”播放逐渐走向“大屏+小屏”“线上+线下”的多样化传播。

    以《上新了，故宫》为例，节目上线后同时在北京卫视、爱奇艺等视频平台播出，并与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在播出期间，节目在今日头条设置了专区，设有文创投票、创意投稿、故宫宝鉴、花絮集锦四大板块，增加观众的参与感。此外，节目联合今日头条在北京国贸地铁站展出长达135米的“故宫雪景长卷图”，往来行人可以通过“互动屏幕”浏览今日头条内容。

    2.盈利渠道：从二次售卖到产业链开发

    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以广告收入的“二次售卖”模式为主，缺乏直接变现的渠道，《上新了，故宫》在变现方式上进行了创新性探索。节目依靠故宫这一超级文化IP，引入了故宫文创产品开发与众筹销售环节。《上新了，故宫》提出“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等宣传标语，采用淘宝众筹的方式决定每期文创产品的开发制作规模，参与众筹的人由此获得了“传统文化守护者”的满足感。第一季节目中推出的文创产品“故宫畅心睡衣”售出近4万套。

    三、结语

    近年来，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获得了较高热度，甚至诞生了《朗读者》等“爆款”。但总体而言，文化类综艺的整体收视率仍然难以对抗泛娱乐综艺节目。新媒体时代，故宫主题文化类电视节目的革新是媒介环境变迁下的必然趋势。这种革新将传统文化内核与综艺化表达方式相结合，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上新了，故宫》等节目采取的文创产业链开发策略，为文化类电视节目获取经济效益提供了创新思路。未来，如何将文化类电视节目这股“清流”变成“主流”，如何把握文化内核与综艺包装的边界，做好歷史情怀与现实关注的结合，仍然是创作者们思考的命题。

    注释：

    ①钟国庆，林宸西.媒介生态学视阈下的电视文化类节目现状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11）：43-45.

    ②[英]詹姆斯·W·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③张晶，谷疏博.文化记忆、崇高仪式与游戏表意：论原创文化类节目的美育功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9）：80-85.

    作者简介：张洁，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