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吴承明是最早系统论述“史无定法”的学者。有些学者在引述吴先生观点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误解或简单化倾向。林甘泉先生曾说：“过去有一个说法，史无定法，意思是研究历史不能拘守于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点补充，说历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博采各种史学方法，这样就更全面一些。”【?林甘泉：《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理论与史学》，2017年第3期。】王学典称：“吴承明认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都在选择之列。……这就是所谓‘史无定法的基本含义。祛除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所有这些理论都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具体工具，从而为大规模引进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通则洞开方便之门，这可能就是‘史无定法论所将起到的革命和解放作用。历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在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学术之路上。”【?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方志远则专门论述过“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他说：“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又应该是统一的，历史研究既要恪守本门功夫又要博采众长。当需要进行数据统计时，就必须用计量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当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必须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史无定法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不排斥任何学科的有效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并不断地将其改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成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历史的‘本门功夫或‘定法，应该说是成功的例证。相对而言，‘史无定法表现的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史有定法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方志远：《?“定法”与“定论”：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林甘泉、王学典、方志远都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他们的观点当然值得参考和重视。
笔者认为，在吴承明先生笔下，“史无定法”至少包涵了三点要义：第一，“史无定法”在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同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方法，更没有“祛除”其意识形态属性。事实上，吴承明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历史观的思维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分析方法。吴承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个层次，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和规律”。又说：“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世界观层次的指导方法，也是检验其他层次的方法的工具。”【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为了避免误解，他还专门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作为论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这应该是颇有用意的。在另外一篇他认为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续篇”的文章中也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第二，“史无定法”已经包括了“史有定法”。这个定法，就是历史学之所以称之为历史学的史料和考证之学。即吴先生所说的“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则是道出根本。不治史料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考据学是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瑰宝”，而“求证和推理一类的方法，包括我国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虽然基本上不发生世界观的问题，但“新中国建立后，史料学和考据学都老树新花，空前繁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大规模地、系统地整理出多种大型史料丛刊。新史料迭出，除考古学的发现数量空前外，以档案的利用最为突出。除国家档案外，进而开发地方档案、个人档案、企业档案、社团档案，档案研究成为专业。民间文书的发掘也蔚然成风。七十年代以来，碑刻和族谱的研究转盛。八十年代以来，开展有组织的古籍整理和全国性的修地方志工作，规模之大，动员之众，世所仅见。史料既丰，今人考据学的水平亦远超过前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新中国史学的繁荣，才谈得上其他方法的运用。第三，“史无定法”的根本，是在于说明史学研究面对纷繁的历史现象，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可以应对，必须吸取各家之长。即使是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瑰宝的考据学，从方法论上讲，也有其局限性，经济史研究尤其如此，因为“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经济史从来不应当是事件史。考据学对于系统的过程研究似无能为力”。所以吴先生将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除传统的史料学和考证学方法外，归为五项，即：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當然也还有其他方法。
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史纲要·绪论》中已经有所阐述，【?参见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这里只对经济计量学方法略作申论。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其功用是无可怀疑的。近年来，陈志武、马德斌、龙登高等人领衔的“量化历史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据其招生简章称：“特邀国内外一流学者授课，包括：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Sascha?Becker?（University?of?Warwick）、陈锋（武汉大学）、?陈志武（香港大学）、?龚启圣（James?Kung，?香港大学）、李楠（复旦大学）、龙登高（清华大学）、?马驰骋（香港大学）、马德斌（Debin?Ma，?伦敦经济学院）、彭凯翔（河南大学）、James?A.Robinson（University?of?Chicago）（按姓氏拼音排序）”，“目的在于为年青学者提供一个学习与交流平台，共同推动量化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广受学界欢迎，已经与华南学派连续举办的“历史人类学研讨班”齐名。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量化历史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问题在于，一方面，“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者对于计量经济史持有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一些比较资深的学者则抱有排斥的情绪”;另一方面，“一些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方面存在差错（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研究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对所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了解不够（有时甚至是完全不了解）”。【?李伯重：《反思“新经济史”研究：回顾、分析与展望》，《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1期。】如有些学者对“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的研究，据说得出了“惊人”的研究成果，但其资料运用和研究方法，很难使人信服。这或多或少会增加历史学者的疑虑和影响计量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关评述，可参见仲伟民、邱永志：《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上述围绕着“史无定法”涉及的方法论展开，专门史的融合研究也是一种方法论，所以一并讨论。前者是一种具体的手段，后者是一种学理上的方法，或许可以把前者称作技艺上的方法论，后者称作学理上的方法论。
专门史作为某一门类的专门历史，大多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如经济史与经济学、财政史与财政学、社会史与社会学、文化史与文化学等等。专门史研究的融合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一专门史研究的融合，一是若干专门史研究的融合。
就某一专门史研究的融合而言，兹以笔者较为熟悉的经济史研究为例。由于经济史研究的交叉性质，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有不同的流派，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证，或者说，有的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我已经把偏重于经济学、偏重于理论的称之为“理论经济史”学派，把偏重于历史学、偏重于实证的称之为“实证经济史”学派，并且分析了梁方仲（1908-1970）、汤象龙（1909-1998）、严中平（1909-1991）、李文治（1909-2000）、傅衣凌?（1911-1988）、彭雨新（1912-1995）、李埏（1914-2008）、吴承明（1917-2011）、汪敬虞（1917-2012）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研究。【?陈锋：《“理论经济史”与“实证经济史”的开拓与发展——纪念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出身于经济学，汤象龙、彭雨新出身于财政学，李文治、傅衣凌、李埏出身于历史学。出身经济学（包括财政学）的居多。他们事实上理论与实证兼具，并没有因为经济学、财政学的出身，而忽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如果检视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实证研究的色彩。从本质上讲，经济史从属于历史学，“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他专史——财政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也同样是一种历史研究，研究经济史或其他专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遵循历史学的叙事风格，把史实缕述清楚是其初阶，实证、考辨是主要的手段，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治经济史者应该在历史学传统学养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研习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出身于经济学界的学者和出身于历史学界的学者在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时体现各自的特色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在于，历史学界的学者注重史实的罗列和考辨，一般不太注意经济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甚或缺乏经济学的基本素养，影响到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归纳和宏观视野。经济学界的学者则大多不愿在史料的挖掘和考证史实上下功夫，人云亦云，以致错讹百出。反思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尤其重要，即如我所归纳和呼吁的：“李剑农、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汤象龙、傅衣凌等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历史实证之学，论著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有些不同学术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者，在借鉴西学、宏观叙事、问题意识、讲求模式的倡导下，追求标新立异，出发点虽然值得肯定，但传统学养欠缺，粗制滥造或拾人牙慧的论著不在少数，需要高度注意。只有在很好地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优良学风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可以传世的创新性成果。”【?陈锋：《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
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为经济史、财政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若干专门史，是学科内细致化、专门化以及不同学科交叉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其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社会史、文化史、区域史等专史研究的“复兴”和异军突起，也被视作近几十年来史学研究繁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时至今日，各专门史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
就若干专门史研究的融合而言，笔者在前揭《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中，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指出“单一性的经济史研究或其他专史研究，已渐次被融合性、扩展性研究所代替”。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地理与经济史的融合、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并列示了若干具体事例。【陈锋：《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在另外一篇文章《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中，也已经论述了包伟民、刘志伟等人在研究宋代及明代财政史，笔者以及周育民、倪玉平等人在研究清代及近代财政史的时候，将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融合研究的事例，以及财政——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即由财政到经济，由经济到社会的研究路径。【?陈锋：《近40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江汉论坛》，2019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16ZDA129）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项目“清代商税与社会变迁研究”（W05）的阶段性成果。】可以参阅。另外，像区域史的研究，本身就是探讨地域社会的全貌，必然涉及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事项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诸多因素。像文化史的研究，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工艺水平、思想学说、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都起过至为重要的作用，也就要求对文化史进行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思想的、宗教的、民俗的多视域综合研究和融合研究。一般意义上说，专、精、深，是专门史研究的三个要素，而专门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彼此关联，又要求在专、精、深的基础上進行融合性的多面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