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花儿学前进的动力（二）

    四、花儿音乐词语的共性与经济生活的相关性

    （一）花儿令调音乐的共性

    河湟花儿令的音乐特点，以抒情见长，行段分为四句、六句，也有五句及多句。演唱比较自由，多以无伴奏独唱为主，也有对唱和联唱。据1962年中国音协出版《青海花儿曲集》，整理出回族花儿116首、土族花儿113首、撒拉族花儿135首、汉族花儿77首，共计441首，包含了新旧花儿及一些新编花儿。如“尕连手儿令”“梁梁上浪来令”多处重复，结尾稍有不同。《青海花儿艺术志》记载，河湟花儿的曲调丰富，曲令有：“河州大令”“河州二令”“直令”“白牡丹令”“尕马令”“大眼睛令”“水红花令”“土族令”“脚户令”“仓啷啷令”“尕阿姐令”“撒拉令”“保安令”“民和令”“西宁令” “东乡令”“醉八仙令”等200余种。

    洮岷花儿令调的特点是曲调悠扬、高亢、奔放。据张亚雄1940年版《花儿集》广为流传的曲令不下40余种，而在临夏文化局所编搜集的花儿令，有102个，宴席曲95种，其中“河州大令之一二三”和“水合花令”就有7种唱法，宴席曲“纺丝娘”也有4种唱法。其实广为流传的曲令有：“河州令”“水合花令”“红牡丹令”“尕马令”“啊呕令”“两怜儿令”“岷山令”“莲花山令”等。

    河套花儿的特点是苍凉、悲戚。范长江乘黄河筏子时听筏子客唱当地的山歌（花儿），曾形容为：歌声高朗，震彻山谷。内容多是男女爱情之思。属于有如角羽型“六盘山”，有的也叫干砸：“干花儿令”“下四川令”“黄河令”“兰花儿”等，也是不下几十种。

    天山花儿，据《昌吉市志》记载，在1980年之前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共搜集到“河州大令”“河州三令”“尕马令”“白牡丹令”等花儿令调70多种。从花儿令调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多数是重复，源自口外花儿。

    我国各地的原生态民歌，因地区、民族的不同，存在许多独特的演唱风格，而演唱风格的迥异常常是源于唱法技巧的差异。曾有人提说花儿令调多达400种，其实说出名称的大概也只200余种，且大同小异。其中存在歌者采用传统令调，抒发感情时，在起势、圆转、衬托、收尾时，借景生情，润腔加花，使得花儿唱的或高昂、或低沉、或飘逸、或婉转、或苍凉、或欢乐。许多花儿歌唱家凭借多年经验，融入强烈情感，由心唱出，掌握分寸，進入由诗入境的顶峰，自然成为人人受听的花儿新令，以此传播，被定格为模式，实际上是即兴发挥和进行创作的一种个例。还有一些具有独特民俗或地方口音的歌手，用方言发声，用声带小擞润腔，随景随情地呈现微妙的感情色彩，拓宽时空想象，增强情感表达穿透力，达到与听众心灵美感共鸣效果。

    （二）演唱风格差异与当地经济结构的关系

    花儿流布的地域大部分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历来是以生产小麦、青稞、豌豆、蚕豆、马铃薯和少量的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以及养殖牛羊猪等牲畜，作为生存经营的方式，因为食物结构和营养成分的不同，必然会形成群体性格的异样。比如天山一带可种水稻、小麦、玉米等，回族善经营，汉族回族所讲的汉语便显得平和，花儿的风格也温婉绵长。岷山、六盘山一带的农民，依靠黄土高坡的山地，种植粟稷、蔴籽、胡麻，小麦较少，靠天吃饭，常吃窖水，影响到他们的花儿风格，具有节奏短促，苍凉恢宏的特点。柴达木盆地的绿洲农业虽然开发较晚，但由于这里生产成员融合了汉族、回族、撒拉族以及藏族和蒙古族，他们也开始受影响而传唱民歌花儿，有时竟是汉语中夹杂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即称“风搅雪”。

    五、建立花儿新体系，担负历史新使命

    （一）以花命名歌谣是一大创造

    花儿的属性是“谣”，无伴奏民歌，又统称为“山歌”。如河湟一带叫山歌“野曲儿”，岭南壮族山歌叫“欢歌”，陕西榆林山歌叫“信天游”，川西苗族山歌叫 “飞歌”，内蒙古山歌叫“爬山调”等，以名称而论，无不都在随时代的变革而变化。如野曲儿现称为“花儿”，洮岷的 “大山歌”和“少年”，天山的“曲儿”等亦统称为“花儿”了。当然，就文学内涵来说，“花儿”一词是广义的借代，是对“花儿”这一歌谣形态的形象比兴。

    花儿泛指最美爱情的歌谣，正是文化领域内的一大创新。“花”字在古时与中华的“华”字同声同义，专指花卉，取植物生命中开花传粉结果的一个生态环节。寓含人类成长、结合和生子的过程。人们称我国为华夏和中华，蕴涵着民族合融、人民如花样美丽，人口繁荣昌盛。其中却也隐喻了许多“以化点眼”的爱情心态和故事。《河湟花儿大全》《六盘山花儿2000首》《西北花儿选》等花儿集，表现酸甜苦辣爱情，动人心弦的感人词句。那是千万劳动人民在生命过程中不断随景即兴口头创作，后人继承传唱修改的结果，特别是每次重大社会变革时期的变化创新，生动形象地显示现实真实的生活，是花儿延续的主流。由此说，创新是花儿进步的动力，因此而经久不衰，永留人世。

    例如，洮岷花儿：“山是好不过万寿山，城儿好不过北京；人里面好不过少年，花儿好不过牡丹。”“黄鹰和黑鹰打一仗，闪断了黄鹰的翅膀，多人的伙里我孽障，离过了长大的地方。”这是从张亚雄先生1928年在甘肃搜集的花儿歌词，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社会情景。东乡族唱道：“太阳出来满天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照亮了，共产主义前进的路程。”呈现全国老百姓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如滕晓天创作新花儿：“满天金光满天霞，金太阳，爬在个东山上笑下；人逢盛世者好年华，叫尕妹，创业了嫑把我撂下。”展现出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观念的改变。这些花儿词语，都客观反映了时代不同，人民的心声也不一样。

    （二）传承花儿基因，创作时代新歌

    纵观近几年花儿理论研究者的实践，在各地社会组织的引导和花儿艺术爱好者的努力下，已经挖掘、搜集、整理出许许多多的专辑和歌词、音乐专集，可谓五彩纷呈，积淀深厚。以青海为例，近年出版的花儿著作有：《青海花儿论集》《新编大传花儿》《花儿词话》《青海花儿新编》《花儿春秋》《河湟花儿大全》《花儿五千首》《青海花儿大典》《青海花儿·创作歌曲集》《青海花儿词典》《青海花儿艺术志》等，出版了朱仲禄、张朵儿、马俊、索南孙斌、张存秀、李国全、童守蓉、刘永梅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个人花儿演唱专辑歌碟。其他省区的出版物和歌碟也为数不少，为保护花儿遗产作出重大成果，也对花儿理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资料基础。

    我认为，在半个多世纪的花儿重大活动中，每一次的创作实践，都是由个别人的大胆探索，引发一次创新推动。记忆犹新的花儿创新作品有：1950年国庆“花儿王”朱仲禄在北京演唱的花儿《毛主席好比亲爹娘》《反动派完蛋了》、1956年参与的歌舞《花儿与少年》，包恒智先生运用花儿元素创作的板胡独奏曲《牡丹花开》，苏平演唱的《幸福的日子赛牡丹》，张朵儿演唱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都在追寻花儿生命的真谛，探觅人与自然依存关系的哲学初衷，韵律词句新颖，让人难忘。

    近年来上演的花儿新作品有：风情歌舞《六月六》《三牡丹》、管弦乐曲《花海三章》、花儿交响曲《土乡序曲》、歌舞剧《雪山魂》和《白鸽子》等。这些实践活动在破解花儿语言障碍和打破原生态歌谣单一形态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社会变革过程涌现出的新事物、新现象有：跨地区联合花儿会、花儿歌手电视赛、花儿参与全国民歌大赛、花儿演唱走向内地和港澳及台湾、花儿入网、花儿进学校等等，都表明花儿已经不是单纯释放个体内心世界的唯一方式，花儿进万家的事实，足以证明优美的花儿旋律是表达整体心声的时代之歌。同时，也证明花儿学创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矛盾；说明花儿艺术的创新已进入到一个繁华层面。

    （三）坚守花儿根本，创新高峰作品

    花儿源自人民，是人民心声的生动代表，必须坚守它的根本，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但也不能置之高阁，应该贴近人民生活，随着时代的进步，仍要继续深入基层，发现和挖掘历史遗存，进行分析和整理。至今，我们花儿研究中还没有发现如像岭南富平壮族“坡芽歌书”那样珍贵的歌谣书画记录文献。我们也不主张一花独秀，忽视花儿流派的实际存在，因为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生活又是那么丰富多彩。但我们主张发扬多元艺术形态的同时，多与国内外其他民间歌谣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提高花儿艺术的魅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精神财富。”我们绝不能永远往后看，如果那样，中国的汉字只会停留在甲骨文、大小篆书阶段，不会有充满智慧的楷书、行草出现。如果我们永远向后看，那样，人类的后脑勺上就会长出眼睛来。目前，花儿研究深入不够，文章多显肤浅，目光不远，许多作品处于大致雷同的层面。因此，我们仍然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我们人虽然在高原却还没有创作出具有“高峰”水平的创新作品。

    让我们比对外国的经验，想必有些启示。如1869冬天，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冲破奴役俄罗斯50年的意大利歌剧，及欧洲传统音乐影响，歌曲不用法国话，歌剧不用意大利技巧，他们汲取俄罗斯民歌的智慧和营养，首先创作出第一交响曲《冬日的梦幻》获得成功。翌年他在卡门听到一首民歌，深受感触，以此民歌为主题，第二年创作出闻名于世的《如歌的行板》，让托尔斯泰听后感动地落泪。悠扬婉转的旋律优雅而忧伤，人们从音乐里看到了作曲家爱国的面容，也看到了俄罗斯民族坚韧的内心。1876年，他仍然运用俄罗斯的民歌创作出舞剧《天鹅湖》总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代的人們，从中寻找到了感动和震撼。这是一个有独特思想的艺术家不为时代所拘囿的真诚表现。《天鹅湖》名贯世界，不朽不衰。还有同样具有优美旋律的《梁祝》与美国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都是仰仗了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的智慧与精髓。但《梁祝》体现了个人情感，优于叙事，而《蓝色狂想曲》更加呈现出强烈的情绪，因而传遍世界。究其因，是格什温的作品，具备简约的舞台效果，具备没有硬加给你某一思想的亲切感。当然，他正赶上了美国经济的大好上升阶段。

    我们正处在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时期，应该紧随文化事业的前进步伐，以创新为动力，激活花儿的生命力，在实践中勇往直前。让我们立足高原，以民间淳美向善的故事，花儿生命基因的旋律，与新时代文明融汇，和东西文化碰撞，凸显人与自然的多重交响，努力创作出呈现昆仑文化之精、黄河花儿之魂的高峰作品。

    2016年6月4日完稿

    作者简介：辛光武，青海同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等。出版文化类著作10余部，发表民族文化、花儿研究类论文2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