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

    内容摘要：莱比锡大学汉学史是德国汉学史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回顾和反思，具有不容忽视的学科史意义。作为德国汉学三大学派之一的莱比锡学派，其发源地莱比锡大学的汉学研究至今有140多年的历史，且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本文重点介绍该派极具影响力的三位大家——贾柏莲孜、孔好古和叶乃度，并在此基础上评述其对莱比锡学派乃至德国汉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影响，从而勾勒出莱比锡大学汉学研究传统形成过程的基本历史脉络和特点。

    关键词：德国汉学 莱比锡学派 贾柏莲孜 孔好古 叶乃度

    一.引言

    就汉学研究本身而言，有必要为其奠定一个历史基础，因此可以说“专业史是汉学研究新方法的源泉”（埃克哈德，2005：365）。德国的汉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2011）分別从不同维度考察了德国汉学的历史发展情况，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对德国汉学史的研究工作也由后来的汉学家们持续推进（李雪涛，2007：117-120）。汉学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对海外汉学研究有着同样的启示。近年来对汉学专门机构的研究作为汉学史研究的一个维度也被赋予了重要意义。莱比锡大学是德语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汉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之一，对汉学在德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从1878年首设东方语言学科编外教授职位，到20世纪初发展为德国四大汉学中心之一，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专业重建自成一派，莱比锡大学的汉学史是和贾柏莲孜（Hans Con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80-1893）、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这三位德国汉学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汉学思想的一脉相承塑造了莱比锡汉学独特的研究传统。

    二.莱比锡汉学研究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莱比锡学派的奠基者——贾柏莲孜

    1878年，贾柏莲孜开始担任莱比锡大学东方语言学科的编外教授，这标志着莱比锡大学汉学专业成建制建设的开始。根据叶乃度的说法，这也是“德国第一个汉语教席”（列文，2005：426）。贾柏莲孜的父亲就是一位对多种语言颇有研究的语言学家，受其影响，贾柏莲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从事各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尤其致力于远东语言的研究。他从17岁开始学习汉语，同时掌握了日语、印度日耳曼语系以及汉藏语系中的部分语言。通过对多种语言进行对比研究，贾柏莲孜认识到汉语完全异于欧洲语言的独特性。尽管他和大多数19世纪的汉学家一样是“书斋学者”，从未到过中国，而仅仅把汉学当作一种考古学来研究，但这并没有成为他撰写古汉语语法著作的阻碍（Franke， 1968：11）。他1881年出版的《中国文言文法：或曰不包括通俗风格和当今口语的中文文法》（中文名为《汉文经纬》），“在欧洲语言史上第一次用崭新的视角来认识对欧洲人来说非常独特的汉语”（张西平，2011：155），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古汉语进行系统研究的语法学著作，至今仍具有重大价值。叶乃度评价贾柏莲孜是第一个正确看待汉语语言特点的人，原因在于贾摆脱了每种语言都必须遵循拉丁语模式的固有看法的影响（列文，2005：427）。这部著作也成为之后德国汉学家学习古汉语的标准读物，极大地促进了德国汉学界对汉语语言的后续研究。由此可知，贾柏莲孜对德国汉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的人”（关山，2005：60）。在莱比锡时期，他还给予了顾路柏（Willhelm Grube， 1855-1908）、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等许多东亚研究专家以及日后的汉学系教授们申请博士或大学执教资格的指导。1889年贾柏莲孜被调往柏林大学，结束了在莱比锡大学的教研生涯。自他之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似乎成了莱比锡大学汉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范式。

    （二）莱比锡学派的创立者——孔好古

    孔好古自1897年起成为贾柏莲孜的继任者。在他的努力下，莱比锡大学东亚语言系于1914年正式建立。继汉堡殖民学院和柏林大学分别于1909年和1902年创立汉学系之后，莱比锡大学也于1922年在东亚语言系的基础上创办了汉学系，由孔好古担任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这也是德国第三个汉学正教授席位。可见德国汉学实际上到20世纪上半叶才真正进入有组织的专业化阶段，并得以迅速发展，因此可以说“教授席位制度才是制约汉学发展的关键力量”（王维江，2012：139）。孔好古的汉学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学一直是他汉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他的汉藏语研究著作《印度支那语使役动词和派生动词的构成》（1896）将汉语置于汉藏语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为汉藏语言比较奠定了基础（张西平，2011：167）。之后他在《泰亚》（Asia Major）上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以论证马来-波利西尼亚语系和汉藏语系存在起源上的联系。对汉语中西印欧外来语成分的研究则要归功于他的《东西方的古文化词汇》（1925）。此外，孔好古还将汉学研究扩展到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由于受到当时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文明史学”的影响，孔好古主张将汉学置于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作综合阐释。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不符合此前汉学界关于汉学研究的对象及其相关学科的传统主流观点，却影响了叶乃度、申德勒（Bruno Schindler， 1882-1964）、霍古达（Gustav Haloun， 1898-1951）等一批杰出的汉学家。因此有学者评价说，孔好古将一直局限于语文学的汉学扩展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张西平，2011：166-167）。孔好古的另一贡献在于，他的《乌尔施泰因世界史》（1910）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开启了德国专业汉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正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所评价的那样，孔好古是最先从社会学和宗教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史的，不像以前的汉学家只是依据或翻译古书的旧注（张国刚，1993：40）。孔好古在《乌尔施泰因世界史》中将中国历史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一认识来自他对19世纪中叶德国汉学家帕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 1802-1874）的重新发现。而这在19世纪的世界历史观的影响下是很难做到的，因为19世纪“一些欧洲史学家们对亚洲和中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傲慢”（Franke， 1968： 10），当时判断中国历史的标准取决于欧洲人接受进步概念的理论解释（巴斯蒂，2003：288），他们将“停滞不前”的中国排斥在世界文明和历史之外。并且这一主导思想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深入到了汉学研究领域，从柏林东方语言学院建立的例子可以知道，汉学成为当时德意志帝国对华实施殖民主义政策的一种工具。“当时‘文明化范式主宰着中国研究”（罗梅君，2005：15），而孔好古在其著作中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畴，无疑是对欧洲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的一种质疑。孔好古的学生中也不乏日后的汉学大家，比如前面提到的叶乃度、霍古达和申德勒，他们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或许各有侧重，但“在整体上又保持和反映了孔好古所创造的学术特色”（张国刚，1993：44）。

    （三）战后莱比锡学派的领军人物——叶乃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大学与北部的汉堡大学、南部的慕尼黑大学形成了德国汉学三足鼎立的局面。1947至1958年，叶乃度被重新聘任为莱比锡大学汉学系的讲座教授，他使汉学系得以恢复并继续发展，对战后莱比锡大学的汉学教学与科研体系的重建起到了关键作用。叶乃度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贾柏莲孜、孔好古以来的莱比锡汉学研究传统，主要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学和历史以及中国古代史和文学史中的民俗和民间传说。他十分注重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这应当与其1911至1915年间在莱比锡大学师从孔好古和兰普雷希特学习汉学、语言学、民族学和文化史时所受到的影响有关。比如，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宋玉的〈招魂〉》（1914）超越了当时常见的语文学的汉学研究领域，对作品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列文，2005：432）。他的论文和著作涉及文学、历史、社会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加上翻译《老子》这部原文艰涩的中国古代经典，充分显示了叶乃度在汉学领域的博学多才。和孔好古一样，叶乃度将汉学研究植根于中国历史社会的独特性。他在《中国》（1919）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的著名论断，并用“农奴社会的温和形式”来指称，但同时指出“它并不像欧洲那样是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后来他又在《中国从原始时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1953）一书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列文，2005：436-437）。此外，叶乃度也继承了孔好古关于西方不应通过强制干预和影响来使中国实现“文明化”的思想，进而主张西方和中国应相互和解。除了秉持莱比锡学派的基本观点和研究传统之外，叶乃度还致力于汉学与蒙古学、日本学、藏学等相关学科的互动研究，使莱比锡大学的汉学专业发展为一门与亚洲学其他专业相结合的学科，而不再是孤立的中国研究（张西平，2011：176）。在他的努力下，1951年莱比锡大学东亚专业被提升为东亚研究所，除了古代汉语和哲学课程外，还开設了中国历史、艺术史、宗教和当代文学等课程，同时也增加了当代中国研究、现代汉语等内容在莱比锡大学汉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比重。有学者对叶乃度的汉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没有哪位汉学家能够从叶乃度留下的断层继续前进”（列文，2005：424），因此说他是莱比锡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也不为过。

    三.莱比锡汉学研究传统的特点及其对当代德国汉学研究的启示

    由贾柏莲孜的例子可知，“莱比锡的汉学家最初是从普通语言学和东方语言学脱胎而转向汉学的，所以以语言研究为基础便成为他们的一个明显特点”（张国刚，1993：39）。无论是孔好古还是叶乃度都非常好地延续了这一研究传统，比如孔好古的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还有叶乃度的《老子》翻译和他开创的古文字学。从上述的孔好古和叶乃度的汉学成就来看，他们二人拓宽了汉学研究的范围，提出了汉学研究的新方法，将汉语研究和对中国历史、文学、宗教、地理等的研究联系在了一起，主张从多角度出发对汉学进行研究。从图书馆建设来讲，莱比锡大学的汉学藏书也以语言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为主。如果说贾柏莲孜和孔好古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在于“重视中国古代而忽视了当代”（张西平，2011：162），那么叶乃度则因为认识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而突破了这一局限，体现了对汉学研究的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由此，莱比锡学派超越了传统汉学所设定的任务范畴，使此前局限于语文学的汉学领域得到了扩大，这也是该派的一个重要特点。莱比锡学派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的范畴，同时强调中国历史社会的独特性。孔好古和叶乃度对中国要依靠西方的干预和影响来实现文明化提出了全面质疑，这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化”思潮影响下本来是很难做到的。他们的例子也充分证明，作为汉学家，一个“学者的出发点，他所确定的社会观、世界观和由此所决定的知识兴趣，以及他的论点有意无意地所追求的社会作用等等，对他如何研究中国都有决定性的意义”（罗梅君，2005：14）。

    四.结语

    综观莱比锡大学汉学研究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基本特点，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对于当代德国汉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一是应采取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既重视传统，又不固守传统。随着当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德国汉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强，积极推动德国汉学研究现代化和多元化显得十分有必要。二是就汉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而言，无论是对德国汉学界，还是对研究德国汉学的中国学者来说，都需要德国当代汉学家罗梅君教授所倡导的“批判性汉学”视角，它既能促使人们对自己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反省，又有助于打破时下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化范式。因此，我们研究德国汉学不仅要关注其对中国知识的贡献，也要思考德国汉学家作为研究主体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与西方汉学进行有效对话，以汉学为镜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学术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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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黄清，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