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与东北亚安全形势
【摘要】日本认为当前东北亚安全问题更加严重化，并以强化日美同盟为主要手段来实施东北亚安全战略，具体路径包括不断调整自身体制、扩展日美安全合作领域、积极落实日美间的“盾”和“矛”的战略分工及以日美同盟为后盾对抗区域内国家等。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更多以自身安全和利益为出发点，并带有推动自身“军事转型”的意图，缺乏对地区安全建设的关怀。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阻碍了东北亚的安全合作，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和安全形势的稳定，从长远看还有可能改变东北亚的安全结构，需要我们深入分析与研判。
【关键词】日美同盟 积极和平主义 东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6
对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既是维护日本其自身安全的基石，也是其实现东北亚安全战略最为依赖的手段。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一方面是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需要，通过调整自身以对日美同盟作出贡献，帮助“相对衰弱”的美国承担一部分责任，以此换取美国能在东北亚继续保持威慑力量，使日美同盟继续发挥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是深刻介入和影响东北亚安全问题，并影响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政策，进而实现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同时，日本还可以“借船出海”，借着日美同盟的调整来改变战后一直以来的“专守防卫”政策，改变“安全依附者”日本的“不正常”的军事功能，实现其自身的“军事大国”转型。总的看，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和运用既有策略性考量也有战略性考量，对东北亚安全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分析。日本东北亚安全认知及对日美同盟依赖
当前，日本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总体判断是安全问题更加严重化，认为国际力量均衡的变化给国际政治力学带来巨大影响，“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围绕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1]，强调围绕领土及权益等所谓“灰色地带事态”增加并呈长期化趋势，以及周边国家强化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及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倾向显著等。[2]日本认为东北亚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朝鲜在核武及弹道导弹开发上不断取得进展已成为重大且紧迫的威胁，其不再是“观念”上的危机，而是切实的新阶段的威胁，主张通过一切手段将对朝压力提升至最高；[3]二是中国急速地强化军事力量且军费不“透明”，在东海、南海等海空域的活动急速扩大、频度增加，认为中国海军多次穿越冲绳列岛进入太平洋举行演习是中国正在推进确保对西太平洋大半海域控制权的战略，判断中国可能在2020年前后拥有在“第二岛链”内侧击溃美军的“反介入能力”；三是俄罗斯依然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同时军事活动愈发频繁，呈现其活动领域扩大的趋势，日本担心俄罗斯在日俄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建设及俄战机对日本频繁的绕圈飞行；四是领土争端问题尚未解决。
日本重视东北亚安全环境，强调要加以积极应对。但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实施东北亚安全政策上具有能力不足的弊端。战后，日本经历了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指导下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走“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一度把精力置于国内经济发展，并将自身的安全交与美国保护。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刻意淡出安全领域，并对前者形成“安全依赖”。同时，战后和平宪法还规定日本不以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现实军事上，日本也不拥有军队等战争力量。尽管日美同盟经历多次调整且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渐次提升，但日本的安全能力仍未发展成“正常”。受制于上述因素，日本依靠自身的安全力量不能在地区充分实现安全战略目标。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政策也因此表现出浓重的对外依赖性，需要更多地借助外力，并以与外部安全合作为主要特征。日本在与外部的合作中也谋求军事功能的渐进“正常化”，试图补齐自身“短板”，并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被“安全依赖者”抛弃的安全风险。从日本方面看，当前其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日美安保体制”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一直是日本所依赖的安保制度，效果良好，并且在安全机制不充分的东北亚还是现成的可依赖的安全体制。（2）日美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3）日本与地区内的大多数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障碍，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加以平衡。而且，日本也意识到美国在东北亚也有重要的战略利益，认为美国需要利用日本特别是其地理优势。
为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应对安全问题，结合自身的安全能力现状，安倍再次执政后不久，其内阁就通过了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明确提出要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来应对日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强调通过灵活运用多种资源，推进综合性措施，多层次地、协调地推进各级别的框架来实现国家安全。整体看，日本的对外安全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其又分为两国间的和多国间的的这两种类型。两国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五个层级：一是防卫首脑层面的高层次交流，包括防卫大臣和各国国防部长的对话与交流，以及防卫副大臣、防卫大臣政务官、防卫事务次官、统合幕僚长、陆海空幕僚长层级的对话与相互访问；二是防卫当局间的定期磋商，包括统合幕僚部、陆海空自卫队等实务部门的局长、审议官层级与关系国相应部门之间的对话；三是部队间的交流，包括人员的交流以及舰艇和飞机之间的相互訪问及联合训练；四是留学生交流，防卫学校接受留学生以及向海外他国军校派遣留学生；五是研究交流，防卫研究所和他国军队研究机构之间的研究交流。多国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安全对话，如东盟地区论坛等多国间安全对话；二是实施共同训练和召开研讨会等。[4]
具体看，日本对外的双边安全合作尤以日美间为最深入，多边安全合作尤以日美韩间为最密切。日美间实际的安全合作最多，仅就安全合作框架而言，两国间除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安全条约与协议外，其安保磋商及合作框架已构成三层复合体系：核心层是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部长级磋商机制，又称外交安保“2+2”会议；次层包括“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磋商”“日美防卫力小委员会”“日美联合委员会”“BMD（弹道导弹）高级运营委员会”“网络安全对话”5个局长级框架；外层包括日美扩大威慑磋商、化学·生物·辐射与核防护工作部会（CBRN）、日美信息保护磋商、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宇宙磋商、作用·任务·能力·作业部会5个具体实施政策的审议官级别框架。这种紧密度远超于和任何他国的安全合作（两国间）。在多国间，由于日本和韩国分别是美国的盟国，日本也有意打造日美韩“准安全同盟”，这三国间有日美韩安全会议（DTT）、日美韩次官磋商会议等安全合作，都超过与日美印、日美澳等其他的同类多边安全合作。在实现对外安全战略的路径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方面特别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主张通过加强“伙伴间的互信及合作关系”来消除及减少针对日本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自身“强化威慑力”以及“在纠纷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来改善安全环境。鉴于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功能存在缺陷，日本又巧妙地将后者融入对前者的强化和运用过程之中。
日本强化运用日美同盟的路径
二战后，不管是自民党还是其他的哪个政党主导政权，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日美同盟是国家外交安保基石这样的路线。即使偶尔有如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政权曾宣称要摆脱对美依赖，但不久就遭遇垮台。继任的民主党菅直人政权则又迅速回归到所谓“现实主义”的日美同盟路线上。这一方面是美国不想让日本脱离其亚洲战略安排，另一方面则是当前的日本还需要借助日美同盟建构周边安全环境，使其国家安全与利益得到保证和优化。日本坚信，“即便日美同盟的可靠性出现疑问时其仍是日本安保战略最重要甚至是最佳选择”[5]。安倍再次执政后，日本更加战略性地运用综合力量开展外交安保。特别是在东北亚，日本在“积极和平主义”之下强化运用日美同盟并重在提高其“实效性”。
第一，日本不断调整自身体制，以适应新形势下日美同盟强化的要求，从被美国保护的角色转为支援美国的角色，旨在使日美同盟在东北亚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自身的安全能力也因部分“解禁”得以发挥。安倍强调，日本需要为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但这不是墨守“待着不动、不做坏事”那种程度的“消极和平主义”，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和平主义”。为此，安倍政府在日美同盟上所做的强化有两方面。一是“对美积极”。重视驻日美军的作用，继续支持驻日美军基地发挥安全上的地理优势，配合驻日美军的要求，对美军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至冲绳岛北部名护市边野古地区持坚定不移的态度[6]，以强化美军的“前沿部署”战略，支援美军的“海空一体战构想”及“联合作战介入理念”。二是“使己积极”。为更好发挥美军的影响力，日本大幅调整战后国内安保法制，构筑起能给美军提供全面支援的制度与框架，强化与美军在危机和紧急情况下共同开展作战行动的能力。2014年7月，日本内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案提出自卫队“武力行使的条件”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为日本武力保护美国扫除障碍。2015年7月，日本国会又通过新安保法案，规定自卫队除能执行原有的“海外日本人等的运送”外，还可以采取护卫、营救以及防护美军武器等措施。这些调整既解决了一直困扰日本的集体自卫权问题，也解决了自卫队一直以来不能“合法”地在国门之外发挥安全作用的问题。而当前，安倍政权还正在积极谋求修宪，试图使自卫队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获得“合法”地位，以使自卫队发挥“应有”的军事作用。
第二，日本不断扩展日美安全合作领域，加强自卫队和美军的“一体化”运用，向外展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牢固可靠性，提升日美同盟在东北亚的威慑力。2015年4月，日美修改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阐明两国要在动态变化的安全环境中构建更强有力的同盟以及担负更大责任的战略构想，主张建立“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同盟协调和联合应对机制。2017年4月，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生效，该协定允许自卫队在“作战区域”向美军提供弹药支援、补给美舰等。2017年8月，日美外交防卫“2+2”共同文件又提出，两国“探索更多的合作方式，探索在各个领域的新活动，如情报监侦、训练和演习、研发、能力建设、共同使用设施”，共同承诺在“双边规划、防空和导弹防御、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防务装备和技术合作、情报合作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7]在这些框架下，自卫队与美军的“一体化”运用空前加强。2017年4月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补给舰多次在东北亚海域给美国军舰加油，日本的护卫舰也给美国补给舰护卫。[8]海上自卫队还在朝鲜半岛西侧的黄海及日本海的公海对朝鲜相关船只进行警戒监视，并把有关情报提供给美军。[9]日美在东北亚联合军演频繁，摸索军事行动“一体化”。2017年11月11～12日，海上自卫队首次与美国三艘航母实施联合军演。此外，日本还大量购买美国的军事设备，进一步实现两军设备、技术及操作一体化。安倍再次上台以来，日本购入美式装备总额是之前5年间总额的4.5倍，其中2017年度预算额达到3596亿日元，约为5年前的2.6倍。[10]日本认为，使东北亚国家坚信“美国保护日本”“日美安保体制一定会被启动”的这种“确定性”是日美同盟在地区产生有效遏制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果地区内其他国家不认为日美安保体制“会被启动”，那么安保条约就变成废纸一张。安倍日美安保体制明言：“坚固的同盟关系具有威慑力”“如果同盟之间被人感觉有缝隙……并未实现1加1等于2的话，反而会增加遭受攻击的危险性。”[11]为提升同盟的威慑力，在日本的要求下，日美多次对外共同发声。2017年8月8日，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与美军联合参谋长约瑟夫·弗朗西斯·邓福德会谈，确认“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就是对全体的攻击”。[12]日美“2+2”会议后发表的共同文件重申：“同盟用全部军事力量保护日本安全的承诺，包括美国的核力量。”[13]在2018年年初的施政演说中，安倍宣称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20次以上的首脑会谈，已构筑信赖的个人关系，共同面对各种问题。[14]
第三，日本落实日美间的“盾”和“矛”的战略分工，积极维持日美同盟所需要的安全环境，在为美国分忧和“看管”东北亚的同时，也还主动追求“矛”的进攻性功能，以在东北亚谋求源自日本的“威慑力”。由于日本在军事作用上的“非正常”状态，自卫队与美军的关系被形容为“盾”和“矛”的关系，日本则承担“防守角色”。尽管冷战后不久日美同盟就遭遇“漂流”，但经历调整后仍维持着美军担负“攻击之矛”、日本贯彻“防守之盾”的基本格局。[15]這种战略分工框架，要求日本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开展从弹道、巡航导弹防御到岛屿防御的国土防卫工作；二是保护海上通道，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对美军的支援。[16]而在对美军的支援上，日本认为西南诸岛关系着日美同盟的安保效用，主张“控制这些地方不仅是作为独立国家的日本的责任，而且对稳定而灵活地运用日美同盟这个维护亚太稳定的关键要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7]，为应对可能的美中冲突，日本主张“有必要加强从冲绳至台湾的南西诸岛的防卫”。[18]目前，安倍政府正考虑将F35B战斗机运用于与那国岛等西南诸岛上跑道较短的离岛机场，增强航空自卫队对该区域的监控与应对能力。另外，为了更独立和准确地实施自己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日本又涌现出主动走向前台扮演“矛”的冲动。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冲击下，美国能否继续全意地提供保护的疑虑在日本政界与安保界蔓延，反推日本“要积极”的想法。2017年3月，在应对朝核问题上，时任日本自民党相关研讨会主席的小野寺五典在给安倍政府的意见书中建议“作为盾的弹道导弹防卫强化的同时，也要具有巡航导弹等矛的一面”，强调拥有对敌基地的主动攻击能力，他还说：“要有反击是必要的，目前是美国承担相应的任务，但日本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小野寺强调“根据安保法案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朝鲜攻击韩国的场合在日本美军基地被朝鲜攻击前，为支援韩国，日本难道不能拥有可以攻击朝鲜的兵器吗？”建议“日本应该拿‘矛这样的观点向美国说明”“为用导弹保护美军在日军事基地，希望美国方面强化‘盾的作用”。[19]目前，日本正在讨论的预计2018年年内敲定的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的相关草案中就包括“探讨拥有对敌基地反击（破坏他国弹道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的要求，流露出日本在保护美国的名义下试图谋求进攻能力的意图。
第四，日本把日美同盟运用于对抗东北亚国家，为处理域内争端和安全问题谋取后盾，并趁势扩展其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及谋求区域安全话语权。一是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牵制中国崛起，增强与中国对抗的能力，在包括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取得优势。日本认为中国是其最大的安全“威胁”，美国尽管相对影响力下降但依然是具有世界最强综合国力的国家，因此日本需要美国这样的强大伙伴来“牵制”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崛起，加上日本难以独自应对与中国间的争端，这需要强大的日美同盟来加以解决。在日本的要求下，日美两国通过首脑会谈等多个场合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以给中国发出“信号”并展示威慑。二是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向朝鲜加大施压，以使朝核问题向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并趁机解决日朝间的绑架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安倍政府的目标是“朝鲜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而且要继续解决最为重要的绑架问题”[20]。为迫使朝鲜改变政策，安倍政府的举措表现得比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还要强硬。日本多次向美国强调日美合作的重要性，安倍甚至与特朗普一周三次电话会谈，在首脑层面确认提升对朝鲜压力。为防止美国在朝核问题退步，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频繁地对美“提醒”和“确认”。[21]日美“2+2”《共同声明》也以最为严厉的措辞谴责朝鲜。而在韩国冬奥会后朝核问题出现和缓和对话的趋向，2018年3月9日，安倍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中又拜托美国在即将进行的美朝会谈中谈及“绑架问题”。此外，对朝鲜半岛问题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日本频繁高调发声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日美同盟谋求其在东北亚安保问题特别是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引领力与话语权。三是试图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日美韩同盟，在东北亚扩建起对抗其他国家的联盟体系。日美韩之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本认为韩国与其共有战略利益，通过各种机会试图强化“日美韩三边”中相对薄弱的“日韩”一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就是三国向“同盟”迈进的一步。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在东北亚展开安全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身安全能力“先天不足”的缺陷，并且因美国强大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而更便利地得到较多的安全收益。但日本的这种“安全路径”依赖也有相当的不足，那就是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效果也会由此深受美国东北亚安全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此轮朝核问题的处理上，日本坚持追随并超出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想通过“冲锋在前”的坚定姿态引领美国的东北亚政策服务日本的利益与目标。结果，在美国朝核政策发生转向的时候，日本就遭遇到了“越顶外交”和“打脸尴尬”，引发外交步伐混乱，这遭到了国内的批评，充分暴露了日本搭美国安全便车的困境。更需注意的是，日本在东北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还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并不利于区域安全。
首先，阻碍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深入。日本在东北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其目的就是通过加强和提升美国的地位来让同盟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实现日本在东北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由于与朝鲜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与韩国因慰安妇等二战侵略历史问题也很难真正走近，对崛起的中国充满了对抗情绪，与俄罗斯之间也存在领土争端等问题，日本很难全心实意与地区各国在安全上合作。加上东北亚安全架构是多层次、复合型安全网络，各国在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上的主张也各异。日本认为日美同盟才是其在东北亚最能实现自身安全和利益的体系，因此日本也不愿选择其他的安全架构，破坏地区既有的安全机制，显然不利于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深入。在此轮朝核问题的处理中，日本有抛弃“六方会谈”而以日美韩为中心构建“三角同盟”的架势。2018年3月22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众议院安全委员会上还发表“朝鲜所持核武器的废除和处理将委托给美国”这样的见解，有明显绕过“六方会谈”的意思。而且，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在固化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多样化和分散化的同时，也在地区进一步造成不均衡，使安全影响力进一步倾向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阻碍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其次，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基于历史原因和战略安全的考量，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运用受到东北亚各国的密切关注，并引发安全疑虑。俄罗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对其构成较大的军事压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严重关切日本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宙斯盾”的决定，认为该系统的部署是朝着全面建立美国全球导弹防御体系的亚太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方向的迈进，指出日本的行为直接违背了俄日在军事政治领域建立信任的优先任务，并给双边关系的整体氛围造成负面的影响。[22]在2018年3月21日的日俄外相会谈中，日本再次观察到俄罗斯对日美同盟的警惕感是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难达成果的重要障碍。中国也多次对日美同盟表达安全关注，强调其“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美日双方有责任确保美日同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损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希望美日双方慎重行事，为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23]韩国则对日本强化运用日美同盟的用意是否包括对朝鲜半岛怀有野心而警惕。针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通过，韩国表示“不会容忍日本在韩方不同意或未提出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实施涉及韩半岛安全和韩国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24]。2015年10月21日，韩国国防部还发布有关日本自卫队进入朝鲜领域时需事先获得韩国政府同意等的“立场资料”。对此，日本则被迫在日韩防长会谈中以书面形式（《联合公报》）承诺遵守“专守防卫”原则。而对日本试图打造“日美韩”同盟，2017年9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日首脑会晤时明确表示美国是韩国的同盟但日本并不是，意在强调无法接受日方所要求的韩美日军事同盟，并强调日美韩紧密合作的理由在于应对朝鲜核导挑衅，但其若发展成为三国军事同盟则并不可取。[25]
再次，不利于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稳定。日美同盟被宣称是亚太安全的基石，但实质是日美两国以联盟形式来应对体系之外、被它们视为具有“威胁”的国家，依旧沿袭冷战时期的对抗思维，成为激化朝核问题严重化的重要因素。朝核问题实质上是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朝鲜半岛对立背景下美国及其安全同盟体系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加上历史原因，朝鲜对日本的安全动向一向警惕，对日本主张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对其形成“威慑力”的做法甚是反感。对于2017年10月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涟波”号与美国核航母“罗纳德·里根”号进行的联合军演，朝鲜称日本“欲走重新侵略老路的活动已越过了红线”，警告“参与战争的日本的一切也都会夷为平地”。[26]日本对日美同盟运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将域外大国美国引入了日本与东北亚内部国家间的领土权益等争端之中，这无疑会激化东北亚本就复杂的“安全困境”问题。日俄间“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及和平条约的签订就因此受到影响而迟滞不前。2017年11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记者会上透露，日俄和平条约的签订问题“必须关注日本在防务安全领域对伙伴国所负有的义务会如何影响谈判”，明确提出日美同盟是个问题。普京还强调，如果将“北方四岛”交给日本，美军可能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在此进行部署。[27]鉴于日美同盟的强化，为加强海上战略威懾态势，俄罗斯除了在“北方四岛”（择捉岛和国后岛）推进军事设施地区的建设外，还计划到2020年为止在太平洋舰队配备四艘“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此外，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下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也为美国介入东北亚争端提供了“抓手”。而日本在更广泛的日美共同安全战略构想下对崛起中国的“监视”和“围堵”，会更加剧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复杂紧张。
最后，从长远看，有可能改变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受制于和平宪法，当前的日本在东北亚还不是一支能独立产生重要影响的安全力量。但日本以巩固日美同盟为由，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下，正逐渐转变其在同盟中的“消极”安全角色，开始谋求进攻性安全能力。这是日本对日美同盟强化的战略性运用，目的就是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结果是日本必将从内部打破日美同盟。日美同盟曾被认为是抑制日本在地区追求霸权的约束机制，能对日本军国主义发挥“瓶塞”作用。在美国认为日本是“威胁”以及美国实力强大并可以有效“看管”日本的时期，日美同盟可以发挥上述功能。但在对东北亚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变化的形势下，特别是随着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对战后以来处于“消极安全角色”的日本越来越不满，甚至认为其对日本安全保护的支出正是“美国衰弱”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政权时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希望盟友更多地承担地区的安全责任；特朗普政权则更明确地希望日本积极承担自己的防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47%的美国人表示日本应该在区域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军事角色。[28]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正转为扮演推动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相反角色。对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是实现军事大国的“成长蛋壳”，目前暂时受“蛋壳”的保护和辅助，但最终一定会突破“蛋壳”实现军事“新生”。目前东北亚的安全结构是以美（含其盟国）、中、俄为主要影响主体，韩朝为次级影响主体的格局，日本在美国的同盟体系内发挥辅助和配角的作用。而当日本军事大国转型完成后，东北亚必将新多出一支安全力量，既有的安全结构必将被打破。而美国的相对衰弱及其对日本安全保护的“不确定”性，将促发日本密切把握“内向的美国”在亚洲造成的“空隙”，并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安全结构变动的提早到来。[29]結论
一方面，日本强调周边安保环境的稳定是日本国家的利益所在，并加大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另一方面，日本的举措则在事实上使东北亚安全关系紧张从而恶化了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究其原因，日本对日美同盟强化运用的方式和目标主要是以自国的安全与利益为重，更多地将日美同盟这个所谓的“公共产品”运作为遏制和影响东北亚各国的“私器”，缺少对地区安全建设的关怀。日本《防卫白皮书》就表示，日美安保条约下美国维持并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参与程度和存在更符合日本的利益。[30]如今，安全问题复杂敏感的东北亚已经形成命运相连、责任共担的共同体，协商对话、合作共赢、考虑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才是东北亚实现共同安全的可行之路。而日本试图借强化日美同盟而实现军事大国化转型其实既不利于自身安全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23%的日本人接受政府应加强军事外交的想法。2018年3月10日，日本内阁府发布《自卫队及防卫问题相关舆论调查》报告，显示有84.5%的受访者表示“国际性紧张和对立”使日本有卷入战争的危险，60.1%的受访者认为自卫队的防卫能力“现有程度就好”。因此，不造成“国际性紧张和对立”并继续走坚持和平宪法下的立国路线才是日本能为东北亚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举措，而结盟对抗只会加剧紧张对立并引发更多的安全问题。
注释
[1]「平成29年1月20日第百九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
[2]「平成29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index.html。
[3]「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925kaiken.html。
[4]「各国との防衛協力·交流」、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nikoku/sankou_02.html。
[5]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
[6][俄]B.O.基斯塔诺夫：《日本的东北亚政策：问题和趋势》，《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4期。
[7]「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 mofa. go.jp/mofaj/na/st/page4_003204.html。
[8]『首相、米艦防護の実施「逐一お答えすること差し控える」』、『朝日新聞』、https：//www. asahi.com/articles/ASK5865LCK58UTFK012.html。
[9]「海自艦、黄海で警戒監視 対北朝鮮」、「制裁逃れ」防止、『朝日新聞』、https：//digital. asahi.com/articles/DA3S13310961.html？rm=150。
[10]『米の「言い値」 第2次安倍政権で急増』、『毎日新聞』、https：//mainichi.jp/articles/ 20171217/k00/00m/040/104000c。
[11]「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kantei. 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514kaiken.html。
[12]「日米制服組トップが会談 対北連携強化で一致」、『産経新聞』、http：//www.sankei. com/politics/news/170818/plt1708180021-n1.html。
[13]「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 mofa.go.jp/mofaj/na/st/page4_003204.html。
[14]「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15] 「巡航ミサイル 専守防衛の枠を超える」、『朝日新聞』、https：//www.asahi.com/articles/ DA3S13270558.html。
[16][日]香田洋二、「中國の南シナ海環礁埋め立て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90/。
[17][日]香田洋二、「南シナ海判決を前に軍艦を日本領海に侵入させた中国の思惑」、日本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nippon.co m/ja/currents/d00226/。
[18]『米軍、対中衝突想定で日本に役割 「第1列島線」委ねる案、検討 』、『東京新聞』、http：//www.tokyo-np.co.jp/s/article/2017091601001098.html。
[19]「敵基地への攻撃能力持つべき？小野寺元防衛相に聞く」、『朝日新聞』、http：//www. asahi.com/articles/ASK47778GK47UTFK01N.html？iref=pc_rellink。
[20]「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21]孟晓旭：《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22]《俄罗斯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新闻发布会》，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018年2月8日，http：//cn.mid.ru/press_service/video/56/768。
[23]《2017年8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86239.shtml。
[24]《韩日防长20日在首尔举行会谈 商讨新安保法案等事宜》，韩联社网站，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1015002600881。
[25]《文在寅强调韩美为同盟韩日则非同盟关系》，韩联社网站，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05000500881。
[26]《日本依仗美国狂妄猖獗》，[朝鲜]《劳动新闻》，2017年10月9日。
[27]"Putin Links Japan-U.S. Security Alliance to WWII Peace Treaty with Russia"，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11/12/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putin-links-japan-u-s- security-alliance-peace-treaty-russia/#.WgmpHdInYYI.
[28][英]戴维·皮林：《中国崛起考验美日同盟》，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749。
[29]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
[30]「平成29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index.html。
责 编/周于琬
【关键词】日美同盟 积极和平主义 东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06
对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既是维护日本其自身安全的基石，也是其实现东北亚安全战略最为依赖的手段。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一方面是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需要，通过调整自身以对日美同盟作出贡献，帮助“相对衰弱”的美国承担一部分责任，以此换取美国能在东北亚继续保持威慑力量，使日美同盟继续发挥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是深刻介入和影响东北亚安全问题，并影响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政策，进而实现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同时，日本还可以“借船出海”，借着日美同盟的调整来改变战后一直以来的“专守防卫”政策，改变“安全依附者”日本的“不正常”的军事功能，实现其自身的“军事大国”转型。总的看，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和运用既有策略性考量也有战略性考量，对东北亚安全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分析。日本东北亚安全认知及对日美同盟依赖
当前，日本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总体判断是安全问题更加严重化，认为国际力量均衡的变化给国际政治力学带来巨大影响，“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围绕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1]，强调围绕领土及权益等所谓“灰色地带事态”增加并呈长期化趋势，以及周边国家强化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及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倾向显著等。[2]日本认为东北亚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朝鲜在核武及弹道导弹开发上不断取得进展已成为重大且紧迫的威胁，其不再是“观念”上的危机，而是切实的新阶段的威胁，主张通过一切手段将对朝压力提升至最高；[3]二是中国急速地强化军事力量且军费不“透明”，在东海、南海等海空域的活动急速扩大、频度增加，认为中国海军多次穿越冲绳列岛进入太平洋举行演习是中国正在推进确保对西太平洋大半海域控制权的战略，判断中国可能在2020年前后拥有在“第二岛链”内侧击溃美军的“反介入能力”；三是俄罗斯依然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同时军事活动愈发频繁，呈现其活动领域扩大的趋势，日本担心俄罗斯在日俄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建设及俄战机对日本频繁的绕圈飞行；四是领土争端问题尚未解决。
日本重视东北亚安全环境，强调要加以积极应对。但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实施东北亚安全政策上具有能力不足的弊端。战后，日本经历了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指导下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走“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一度把精力置于国内经济发展，并将自身的安全交与美国保护。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刻意淡出安全领域，并对前者形成“安全依赖”。同时，战后和平宪法还规定日本不以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现实军事上，日本也不拥有军队等战争力量。尽管日美同盟经历多次调整且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渐次提升，但日本的安全能力仍未发展成“正常”。受制于上述因素，日本依靠自身的安全力量不能在地区充分实现安全战略目标。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政策也因此表现出浓重的对外依赖性，需要更多地借助外力，并以与外部安全合作为主要特征。日本在与外部的合作中也谋求军事功能的渐进“正常化”，试图补齐自身“短板”，并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被“安全依赖者”抛弃的安全风险。从日本方面看，当前其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日美安保体制”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一直是日本所依赖的安保制度，效果良好，并且在安全机制不充分的东北亚还是现成的可依赖的安全体制。（2）日美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3）日本与地区内的大多数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障碍，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加以平衡。而且，日本也意识到美国在东北亚也有重要的战略利益，认为美国需要利用日本特别是其地理优势。
为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应对安全问题，结合自身的安全能力现状，安倍再次执政后不久，其内阁就通过了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明确提出要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来应对日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强调通过灵活运用多种资源，推进综合性措施，多层次地、协调地推进各级别的框架来实现国家安全。整体看，日本的对外安全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其又分为两国间的和多国间的的这两种类型。两国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五个层级：一是防卫首脑层面的高层次交流，包括防卫大臣和各国国防部长的对话与交流，以及防卫副大臣、防卫大臣政务官、防卫事务次官、统合幕僚长、陆海空幕僚长层级的对话与相互访问；二是防卫当局间的定期磋商，包括统合幕僚部、陆海空自卫队等实务部门的局长、审议官层级与关系国相应部门之间的对话；三是部队间的交流，包括人员的交流以及舰艇和飞机之间的相互訪问及联合训练；四是留学生交流，防卫学校接受留学生以及向海外他国军校派遣留学生；五是研究交流，防卫研究所和他国军队研究机构之间的研究交流。多国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安全对话，如东盟地区论坛等多国间安全对话；二是实施共同训练和召开研讨会等。[4]
具体看，日本对外的双边安全合作尤以日美间为最深入，多边安全合作尤以日美韩间为最密切。日美间实际的安全合作最多，仅就安全合作框架而言，两国间除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安全条约与协议外，其安保磋商及合作框架已构成三层复合体系：核心层是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部长级磋商机制，又称外交安保“2+2”会议；次层包括“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磋商”“日美防卫力小委员会”“日美联合委员会”“BMD（弹道导弹）高级运营委员会”“网络安全对话”5个局长级框架；外层包括日美扩大威慑磋商、化学·生物·辐射与核防护工作部会（CBRN）、日美信息保护磋商、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宇宙磋商、作用·任务·能力·作业部会5个具体实施政策的审议官级别框架。这种紧密度远超于和任何他国的安全合作（两国间）。在多国间，由于日本和韩国分别是美国的盟国，日本也有意打造日美韩“准安全同盟”，这三国间有日美韩安全会议（DTT）、日美韩次官磋商会议等安全合作，都超过与日美印、日美澳等其他的同类多边安全合作。在实现对外安全战略的路径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方面特别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主张通过加强“伙伴间的互信及合作关系”来消除及减少针对日本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自身“强化威慑力”以及“在纠纷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来改善安全环境。鉴于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功能存在缺陷，日本又巧妙地将后者融入对前者的强化和运用过程之中。
日本强化运用日美同盟的路径
二战后，不管是自民党还是其他的哪个政党主导政权，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日美同盟是国家外交安保基石这样的路线。即使偶尔有如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政权曾宣称要摆脱对美依赖，但不久就遭遇垮台。继任的民主党菅直人政权则又迅速回归到所谓“现实主义”的日美同盟路线上。这一方面是美国不想让日本脱离其亚洲战略安排，另一方面则是当前的日本还需要借助日美同盟建构周边安全环境，使其国家安全与利益得到保证和优化。日本坚信，“即便日美同盟的可靠性出现疑问时其仍是日本安保战略最重要甚至是最佳选择”[5]。安倍再次执政后，日本更加战略性地运用综合力量开展外交安保。特别是在东北亚，日本在“积极和平主义”之下强化运用日美同盟并重在提高其“实效性”。
第一，日本不断调整自身体制，以适应新形势下日美同盟强化的要求，从被美国保护的角色转为支援美国的角色，旨在使日美同盟在东北亚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自身的安全能力也因部分“解禁”得以发挥。安倍强调，日本需要为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但这不是墨守“待着不动、不做坏事”那种程度的“消极和平主义”，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和平主义”。为此，安倍政府在日美同盟上所做的强化有两方面。一是“对美积极”。重视驻日美军的作用，继续支持驻日美军基地发挥安全上的地理优势，配合驻日美军的要求，对美军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至冲绳岛北部名护市边野古地区持坚定不移的态度[6]，以强化美军的“前沿部署”战略，支援美军的“海空一体战构想”及“联合作战介入理念”。二是“使己积极”。为更好发挥美军的影响力，日本大幅调整战后国内安保法制，构筑起能给美军提供全面支援的制度与框架，强化与美军在危机和紧急情况下共同开展作战行动的能力。2014年7月，日本内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案提出自卫队“武力行使的条件”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为日本武力保护美国扫除障碍。2015年7月，日本国会又通过新安保法案，规定自卫队除能执行原有的“海外日本人等的运送”外，还可以采取护卫、营救以及防护美军武器等措施。这些调整既解决了一直困扰日本的集体自卫权问题，也解决了自卫队一直以来不能“合法”地在国门之外发挥安全作用的问题。而当前，安倍政权还正在积极谋求修宪，试图使自卫队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获得“合法”地位，以使自卫队发挥“应有”的军事作用。
第二，日本不断扩展日美安全合作领域，加强自卫队和美军的“一体化”运用，向外展示日美同盟的生命力、牢固可靠性，提升日美同盟在东北亚的威慑力。2015年4月，日美修改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阐明两国要在动态变化的安全环境中构建更强有力的同盟以及担负更大责任的战略构想，主张建立“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同盟协调和联合应对机制。2017年4月，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生效，该协定允许自卫队在“作战区域”向美军提供弹药支援、补给美舰等。2017年8月，日美外交防卫“2+2”共同文件又提出，两国“探索更多的合作方式，探索在各个领域的新活动，如情报监侦、训练和演习、研发、能力建设、共同使用设施”，共同承诺在“双边规划、防空和导弹防御、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防务装备和技术合作、情报合作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7]在这些框架下，自卫队与美军的“一体化”运用空前加强。2017年4月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补给舰多次在东北亚海域给美国军舰加油，日本的护卫舰也给美国补给舰护卫。[8]海上自卫队还在朝鲜半岛西侧的黄海及日本海的公海对朝鲜相关船只进行警戒监视，并把有关情报提供给美军。[9]日美在东北亚联合军演频繁，摸索军事行动“一体化”。2017年11月11～12日，海上自卫队首次与美国三艘航母实施联合军演。此外，日本还大量购买美国的军事设备，进一步实现两军设备、技术及操作一体化。安倍再次上台以来，日本购入美式装备总额是之前5年间总额的4.5倍，其中2017年度预算额达到3596亿日元，约为5年前的2.6倍。[10]日本认为，使东北亚国家坚信“美国保护日本”“日美安保体制一定会被启动”的这种“确定性”是日美同盟在地区产生有效遏制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果地区内其他国家不认为日美安保体制“会被启动”，那么安保条约就变成废纸一张。安倍日美安保体制明言：“坚固的同盟关系具有威慑力”“如果同盟之间被人感觉有缝隙……并未实现1加1等于2的话，反而会增加遭受攻击的危险性。”[11]为提升同盟的威慑力，在日本的要求下，日美多次对外共同发声。2017年8月8日，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与美军联合参谋长约瑟夫·弗朗西斯·邓福德会谈，确认“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就是对全体的攻击”。[12]日美“2+2”会议后发表的共同文件重申：“同盟用全部军事力量保护日本安全的承诺，包括美国的核力量。”[13]在2018年年初的施政演说中，安倍宣称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20次以上的首脑会谈，已构筑信赖的个人关系，共同面对各种问题。[14]
第三，日本落实日美间的“盾”和“矛”的战略分工，积极维持日美同盟所需要的安全环境，在为美国分忧和“看管”东北亚的同时，也还主动追求“矛”的进攻性功能，以在东北亚谋求源自日本的“威慑力”。由于日本在军事作用上的“非正常”状态，自卫队与美军的关系被形容为“盾”和“矛”的关系，日本则承担“防守角色”。尽管冷战后不久日美同盟就遭遇“漂流”，但经历调整后仍维持着美军担负“攻击之矛”、日本贯彻“防守之盾”的基本格局。[15]這种战略分工框架，要求日本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开展从弹道、巡航导弹防御到岛屿防御的国土防卫工作；二是保护海上通道，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对美军的支援。[16]而在对美军的支援上，日本认为西南诸岛关系着日美同盟的安保效用，主张“控制这些地方不仅是作为独立国家的日本的责任，而且对稳定而灵活地运用日美同盟这个维护亚太稳定的关键要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7]，为应对可能的美中冲突，日本主张“有必要加强从冲绳至台湾的南西诸岛的防卫”。[18]目前，安倍政府正考虑将F35B战斗机运用于与那国岛等西南诸岛上跑道较短的离岛机场，增强航空自卫队对该区域的监控与应对能力。另外，为了更独立和准确地实施自己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日本又涌现出主动走向前台扮演“矛”的冲动。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冲击下，美国能否继续全意地提供保护的疑虑在日本政界与安保界蔓延，反推日本“要积极”的想法。2017年3月，在应对朝核问题上，时任日本自民党相关研讨会主席的小野寺五典在给安倍政府的意见书中建议“作为盾的弹道导弹防卫强化的同时，也要具有巡航导弹等矛的一面”，强调拥有对敌基地的主动攻击能力，他还说：“要有反击是必要的，目前是美国承担相应的任务，但日本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小野寺强调“根据安保法案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朝鲜攻击韩国的场合在日本美军基地被朝鲜攻击前，为支援韩国，日本难道不能拥有可以攻击朝鲜的兵器吗？”建议“日本应该拿‘矛这样的观点向美国说明”“为用导弹保护美军在日军事基地，希望美国方面强化‘盾的作用”。[19]目前，日本正在讨论的预计2018年年内敲定的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的相关草案中就包括“探讨拥有对敌基地反击（破坏他国弹道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的要求，流露出日本在保护美国的名义下试图谋求进攻能力的意图。
第四，日本把日美同盟运用于对抗东北亚国家，为处理域内争端和安全问题谋取后盾，并趁势扩展其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及谋求区域安全话语权。一是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牵制中国崛起，增强与中国对抗的能力，在包括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取得优势。日本认为中国是其最大的安全“威胁”，美国尽管相对影响力下降但依然是具有世界最强综合国力的国家，因此日本需要美国这样的强大伙伴来“牵制”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崛起，加上日本难以独自应对与中国间的争端，这需要强大的日美同盟来加以解决。在日本的要求下，日美两国通过首脑会谈等多个场合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以给中国发出“信号”并展示威慑。二是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向朝鲜加大施压，以使朝核问题向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并趁机解决日朝间的绑架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安倍政府的目标是“朝鲜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而且要继续解决最为重要的绑架问题”[20]。为迫使朝鲜改变政策，安倍政府的举措表现得比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还要强硬。日本多次向美国强调日美合作的重要性，安倍甚至与特朗普一周三次电话会谈，在首脑层面确认提升对朝鲜压力。为防止美国在朝核问题退步，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频繁地对美“提醒”和“确认”。[21]日美“2+2”《共同声明》也以最为严厉的措辞谴责朝鲜。而在韩国冬奥会后朝核问题出现和缓和对话的趋向，2018年3月9日，安倍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中又拜托美国在即将进行的美朝会谈中谈及“绑架问题”。此外，对朝鲜半岛问题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日本频繁高调发声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日美同盟谋求其在东北亚安保问题特别是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引领力与话语权。三是试图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日美韩同盟，在东北亚扩建起对抗其他国家的联盟体系。日美韩之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本认为韩国与其共有战略利益，通过各种机会试图强化“日美韩三边”中相对薄弱的“日韩”一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就是三国向“同盟”迈进的一步。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在东北亚展开安全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身安全能力“先天不足”的缺陷，并且因美国强大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而更便利地得到较多的安全收益。但日本的这种“安全路径”依赖也有相当的不足，那就是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效果也会由此深受美国东北亚安全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此轮朝核问题的处理上，日本坚持追随并超出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想通过“冲锋在前”的坚定姿态引领美国的东北亚政策服务日本的利益与目标。结果，在美国朝核政策发生转向的时候，日本就遭遇到了“越顶外交”和“打脸尴尬”，引发外交步伐混乱，这遭到了国内的批评，充分暴露了日本搭美国安全便车的困境。更需注意的是，日本在东北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还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并不利于区域安全。
首先，阻碍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深入。日本在东北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其目的就是通过加强和提升美国的地位来让同盟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实现日本在东北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由于与朝鲜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与韩国因慰安妇等二战侵略历史问题也很难真正走近，对崛起的中国充满了对抗情绪，与俄罗斯之间也存在领土争端等问题，日本很难全心实意与地区各国在安全上合作。加上东北亚安全架构是多层次、复合型安全网络，各国在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上的主张也各异。日本认为日美同盟才是其在东北亚最能实现自身安全和利益的体系，因此日本也不愿选择其他的安全架构，破坏地区既有的安全机制，显然不利于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深入。在此轮朝核问题的处理中，日本有抛弃“六方会谈”而以日美韩为中心构建“三角同盟”的架势。2018年3月22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众议院安全委员会上还发表“朝鲜所持核武器的废除和处理将委托给美国”这样的见解，有明显绕过“六方会谈”的意思。而且，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在固化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多样化和分散化的同时，也在地区进一步造成不均衡，使安全影响力进一步倾向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阻碍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其次，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基于历史原因和战略安全的考量，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运用受到东北亚各国的密切关注，并引发安全疑虑。俄罗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对其构成较大的军事压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严重关切日本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宙斯盾”的决定，认为该系统的部署是朝着全面建立美国全球导弹防御体系的亚太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方向的迈进，指出日本的行为直接违背了俄日在军事政治领域建立信任的优先任务，并给双边关系的整体氛围造成负面的影响。[22]在2018年3月21日的日俄外相会谈中，日本再次观察到俄罗斯对日美同盟的警惕感是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难达成果的重要障碍。中国也多次对日美同盟表达安全关注，强调其“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美日双方有责任确保美日同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损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希望美日双方慎重行事，为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23]韩国则对日本强化运用日美同盟的用意是否包括对朝鲜半岛怀有野心而警惕。针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通过，韩国表示“不会容忍日本在韩方不同意或未提出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实施涉及韩半岛安全和韩国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24]。2015年10月21日，韩国国防部还发布有关日本自卫队进入朝鲜领域时需事先获得韩国政府同意等的“立场资料”。对此，日本则被迫在日韩防长会谈中以书面形式（《联合公报》）承诺遵守“专守防卫”原则。而对日本试图打造“日美韩”同盟，2017年9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日首脑会晤时明确表示美国是韩国的同盟但日本并不是，意在强调无法接受日方所要求的韩美日军事同盟，并强调日美韩紧密合作的理由在于应对朝鲜核导挑衅，但其若发展成为三国军事同盟则并不可取。[25]
再次，不利于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稳定。日美同盟被宣称是亚太安全的基石，但实质是日美两国以联盟形式来应对体系之外、被它们视为具有“威胁”的国家，依旧沿袭冷战时期的对抗思维，成为激化朝核问题严重化的重要因素。朝核问题实质上是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朝鲜半岛对立背景下美国及其安全同盟体系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加上历史原因，朝鲜对日本的安全动向一向警惕，对日本主张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对其形成“威慑力”的做法甚是反感。对于2017年10月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涟波”号与美国核航母“罗纳德·里根”号进行的联合军演，朝鲜称日本“欲走重新侵略老路的活动已越过了红线”，警告“参与战争的日本的一切也都会夷为平地”。[26]日本对日美同盟运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将域外大国美国引入了日本与东北亚内部国家间的领土权益等争端之中，这无疑会激化东北亚本就复杂的“安全困境”问题。日俄间“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及和平条约的签订就因此受到影响而迟滞不前。2017年11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记者会上透露，日俄和平条约的签订问题“必须关注日本在防务安全领域对伙伴国所负有的义务会如何影响谈判”，明确提出日美同盟是个问题。普京还强调，如果将“北方四岛”交给日本，美军可能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在此进行部署。[27]鉴于日美同盟的强化，为加强海上战略威懾态势，俄罗斯除了在“北方四岛”（择捉岛和国后岛）推进军事设施地区的建设外，还计划到2020年为止在太平洋舰队配备四艘“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此外，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下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也为美国介入东北亚争端提供了“抓手”。而日本在更广泛的日美共同安全战略构想下对崛起中国的“监视”和“围堵”，会更加剧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复杂紧张。
最后，从长远看，有可能改变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受制于和平宪法，当前的日本在东北亚还不是一支能独立产生重要影响的安全力量。但日本以巩固日美同盟为由，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下，正逐渐转变其在同盟中的“消极”安全角色，开始谋求进攻性安全能力。这是日本对日美同盟强化的战略性运用，目的就是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结果是日本必将从内部打破日美同盟。日美同盟曾被认为是抑制日本在地区追求霸权的约束机制，能对日本军国主义发挥“瓶塞”作用。在美国认为日本是“威胁”以及美国实力强大并可以有效“看管”日本的时期，日美同盟可以发挥上述功能。但在对东北亚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变化的形势下，特别是随着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对战后以来处于“消极安全角色”的日本越来越不满，甚至认为其对日本安全保护的支出正是“美国衰弱”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政权时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希望盟友更多地承担地区的安全责任；特朗普政权则更明确地希望日本积极承担自己的防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47%的美国人表示日本应该在区域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军事角色。[28]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正转为扮演推动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相反角色。对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是实现军事大国的“成长蛋壳”，目前暂时受“蛋壳”的保护和辅助，但最终一定会突破“蛋壳”实现军事“新生”。目前东北亚的安全结构是以美（含其盟国）、中、俄为主要影响主体，韩朝为次级影响主体的格局，日本在美国的同盟体系内发挥辅助和配角的作用。而当日本军事大国转型完成后，东北亚必将新多出一支安全力量，既有的安全结构必将被打破。而美国的相对衰弱及其对日本安全保护的“不确定”性，将促发日本密切把握“内向的美国”在亚洲造成的“空隙”，并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安全结构变动的提早到来。[29]結论
一方面，日本强调周边安保环境的稳定是日本国家的利益所在，并加大对日美同盟的强化运用；另一方面，日本的举措则在事实上使东北亚安全关系紧张从而恶化了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究其原因，日本对日美同盟强化运用的方式和目标主要是以自国的安全与利益为重，更多地将日美同盟这个所谓的“公共产品”运作为遏制和影响东北亚各国的“私器”，缺少对地区安全建设的关怀。日本《防卫白皮书》就表示，日美安保条约下美国维持并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参与程度和存在更符合日本的利益。[30]如今，安全问题复杂敏感的东北亚已经形成命运相连、责任共担的共同体，协商对话、合作共赢、考虑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才是东北亚实现共同安全的可行之路。而日本试图借强化日美同盟而实现军事大国化转型其实既不利于自身安全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23%的日本人接受政府应加强军事外交的想法。2018年3月10日，日本内阁府发布《自卫队及防卫问题相关舆论调查》报告，显示有84.5%的受访者表示“国际性紧张和对立”使日本有卷入战争的危险，60.1%的受访者认为自卫队的防卫能力“现有程度就好”。因此，不造成“国际性紧张和对立”并继续走坚持和平宪法下的立国路线才是日本能为东北亚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举措，而结盟对抗只会加剧紧张对立并引发更多的安全问题。
注释
[1]「平成29年1月20日第百九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
[2]「平成29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index.html。
[3]「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925kaiken.html。
[4]「各国との防衛協力·交流」、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nikoku/sankou_02.html。
[5]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
[6][俄]B.O.基斯塔诺夫：《日本的东北亚政策：问题和趋势》，《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4期。
[7]「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 mofa. go.jp/mofaj/na/st/page4_003204.html。
[8]『首相、米艦防護の実施「逐一お答えすること差し控える」』、『朝日新聞』、https：//www. asahi.com/articles/ASK5865LCK58UTFK012.html。
[9]「海自艦、黄海で警戒監視 対北朝鮮」、「制裁逃れ」防止、『朝日新聞』、https：//digital. asahi.com/articles/DA3S13310961.html？rm=150。
[10]『米の「言い値」 第2次安倍政権で急増』、『毎日新聞』、https：//mainichi.jp/articles/ 20171217/k00/00m/040/104000c。
[11]「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kantei. 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514kaiken.html。
[12]「日米制服組トップが会談 対北連携強化で一致」、『産経新聞』、http：//www.sankei. com/politics/news/170818/plt1708180021-n1.html。
[13]「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 mofa.go.jp/mofaj/na/st/page4_003204.html。
[14]「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15] 「巡航ミサイル 専守防衛の枠を超える」、『朝日新聞』、https：//www.asahi.com/articles/ DA3S13270558.html。
[16][日]香田洋二、「中國の南シナ海環礁埋め立て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90/。
[17][日]香田洋二、「南シナ海判決を前に軍艦を日本領海に侵入させた中国の思惑」、日本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nippon.co m/ja/currents/d00226/。
[18]『米軍、対中衝突想定で日本に役割 「第1列島線」委ねる案、検討 』、『東京新聞』、http：//www.tokyo-np.co.jp/s/article/2017091601001098.html。
[19]「敵基地への攻撃能力持つべき？小野寺元防衛相に聞く」、『朝日新聞』、http：//www. asahi.com/articles/ASK47778GK47UTFK01N.html？iref=pc_rellink。
[20]「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21]孟晓旭：《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22]《俄罗斯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新闻发布会》，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018年2月8日，http：//cn.mid.ru/press_service/video/56/768。
[23]《2017年8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86239.shtml。
[24]《韩日防长20日在首尔举行会谈 商讨新安保法案等事宜》，韩联社网站，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1015002600881。
[25]《文在寅强调韩美为同盟韩日则非同盟关系》，韩联社网站，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05000500881。
[26]《日本依仗美国狂妄猖獗》，[朝鲜]《劳动新闻》，2017年10月9日。
[27]"Putin Links Japan-U.S. Security Alliance to WWII Peace Treaty with Russia"，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11/12/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putin-links-japan-u-s- security-alliance-peace-treaty-russia/#.WgmpHdInYYI.
[28][英]戴维·皮林：《中国崛起考验美日同盟》，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749。
[29]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
[30]「平成29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index.html。
责 编/周于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