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济南民众影戏院的电影教育实践探微
商凌云
20世纪30年代初，电影已经由刚传入国内时的新奇玩意儿迅速成为广受民众欢迎的大众娱乐形式，从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到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教育电影，再到“火烧”系列所掀起的商业潮，中国人发掘电影的教育性和商业性功能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军阀混战的局面得以缓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始重视教育、发展经济，电影教育也在此时受到重视。在轰轰烈烈的电影教育运动大潮中，尤以江浙一带最为活跃，史料也较为丰富，其他地区的电影教育活动记述较少。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每年度的会务报告显示当时有的地区设有分会，资料较为全面的有上海、杭州分会，其他分会记载较少。但在民国22年度《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务报告》中，除上海分会外，仅提到了一处正在筹备的分会，即“筹备设立济南分会”。[1]在“组织各地分会”的目录下，上海分会之后，便是济南分会的筹备概况简述——“济南为山东省城，北通平津，南达首都，亦商业区域也，该地民情淳朴，推行教育电影，颇为相宜，现已指定该地会员何思源、董渭川，吴级宸等三人负责筹备，不日即可正式成立”。[2]何思源時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董渭川时任山东省立民教馆馆长，吴级宸当时也是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工作人员。[3]民国时期，民教馆是由教育厅所设的社会教育机关，可见，教育电影协会济南分会的筹备工作由山东省立民教馆负责。在当时，山东省立民教馆设有一所民众影戏院，这是全国设立较早的公立教育电影院，其成立之时，中国的电影教育运动尚处于萌芽阶段。当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山东省立民教馆为了民众影戏院的运营第一时间向协会发出了求助，正是这次求助使得双方结缘。虽然最后民众影戏院被实验剧院所取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济南分会的消息也就此无疾而终，但民众影戏院运营期间为了实现教育目的广开渠道、努力经营，以“选片放映+化装演讲”的形式启迪民智，在电影教育方面做出了先行探索，提高了济南人对电影做为一种教育形式的认识。
一、民众影戏院的成立
1904年，为了阻止德国借胶济铁路继续在山东扩张势力范围，清廷批准济南自开商埠。开埠促进了济南的经济文化发展，电影也在此时进入到济南的文化娱乐市场之中。二次北伐后，山东结束了军阀割据，进入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30年9月，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七年主政期，山东政局逐渐稳定，省会济南的文化经济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此时，电影真正成为受济南人民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1930年美国商贸部对中国电影市场调查报告中提到济南的影院情况，“以前只有两家间歇性营业的影院，但近来民众对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目前已至少有九家规模不等的影院”。[4]民众影戏院便是乘着济南民众对电影兴趣渐浓的东风而设的。
民众影戏院位于贡院墙根路北（参见图一、图二），前身是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剧院于1930年7月停办后便由民教馆接管。民教馆接管后便向省教育厅提出了开办影戏院的呈请。影戏院的开办宗旨“是为增广民众的见闻，供给民众高尚的娱乐而设的，是以电影当作直观教学的工具，当作民众的教科书，以影院为民众的学校，又辅以其他教育，便可当作民校学生的课外活动”。[5]9月26日，山东省教育厅准予省立民教馆“暂借实验剧院设立民众影戏院”的呈请。[6]此后，民教馆工作人员“努力于新装机器，订立租片合同，选择适当影片，修理剧场、聘请负责职员事项，直至八月十九日（1931年8月19日）正式开幕”。[7]
二、影院的经营模式
民众影戏院虽然名义上是公立教育性质的影院，但因其成立是在国民党的电影教育运动开展之前，教育影片很少，因此只能在商业片中选择有些微教育意义的影片放映。也正是由于选片困难，而反复放映老旧影片又会降低对观众的吸引力，影院才不得不思考更能建立观众“黏度”的经营方式，最终形成以电影放映搭配化装讲演的演映模式，并以济南地区影院独有的买一赠一的售票方式维系观众。
（一）选择影片
民众影戏院在选片时非常慎重，民教馆工作人员在筹备期制定了影院的选片标准：“甲：在可能范围内，多演有教育意义的电影;乙：续行对号入座制，并加入通俗教育讲演;丙：多映巡回电影;丁：如果某种电影对于某部分人有特殊补益的，对于某部分人便特别优待，借以普及其教化的能力。此外，有害于观众生理及心理的电影，我们不演——那更是最小的要求了。”[8]
简言之，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选取有教化意义的影片，并对适合的受教育者做倾斜性优惠。为此，民众影戏院在自有影片数量少的基础上以租赁、外借的形式努力拓宽购片渠道。
山东省民教馆的自有影片不多，从现存工作总结中能见到的购置影片记录仅有1930年5月“购到苦学生影片，革命战史影片全部”，[9]其余基本都是硬件添置和改善。时任民教馆馆长的董渭川也回忆了“鲁馆自己只有一部教育影片，是民国十年光景，商务印书馆编制的《苦学生》，另外还有几套小的，如《首都风光》之类，片名记不清了”。[10]对比早期电影史，《苦学生》是百合影片公司出品的默片，《首都风光》应为20世纪30年代摄制的风光教育片《首都风景》。1936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务报告》中也有山东济南民教馆购买自制教育影片《防毒》的记录。整体来说，自有影片数量极少，即便是《苦学生》也“是由‘书内自有黄金屋，‘书内自有颜如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套思想编成的，以之教育民众，虽可投其所好，而在意义上和影响上却大有问题，应该说是落了伍的东西”。[11]即便如此，《苦学生》依然是影院运营第一年放映的60套影片中唯一一部归于教育类的影片，[12]盖因其内容反映的是读书生活。
自有影片数量少，民众影戏院便只能另想办法，比如向济南本地的影片掮客租赁影片，这也是最主要的影片来源渠道，虽然这种方法暂时缓解了片源少的问题，但影片的教育意义也无从保证了。首先是由于当时教育电影制片业的全国性匮乏。民众影戏院设立于1931年，彼时我国最早从事教育影片拍摄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已结束了电影事业，而教育电影运动又处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事实成立，因此，专门为教育民众而摄制的影片少之又少。与此同时，商业片勃兴的利好使得“片商为谋利起见，所制影片，往往过分迎合社会心理，没有积极的教育意义。”[13]其次，在宏观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民众影戏院自身也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受影片租金限制，不能直接向各制片公司租赁，只能托本市的电影商辗转代办”。[14]当时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制度已开始执行，影戏院运营初期尚能坚持底线，影片《火烧红莲寺》虽获得了放映许可，但并没有在影院放映。[15]但后来迫于选片困难，像《火烧红莲寺》这类的影片也得到放映，影院工作人员“于试映时把太荒谬的部分剪下来不演，到还给掮客时再接上。”[16]
显然，租赁商业片虽不致片荒但无法解决选片难的问题，因此，民众影戏院开始向外求助。1933年民教馆九月份的工作报告中显示民教馆发出了两份有关民众影戏院的文件，分别是“函商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租赁影片办法”和“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请为介绍国际教育影片来济公演”的文件。[17]同年9月11日《申报》教育要闻栏也提及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常委会于九月九日下午在教育部开第三次会议时的讨论事件，其中第三项便是“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以附设民众影戏院、选租教育影片时感困难、请予协助、应如何办理案、议决上海分会商洽租片办法”。[18]
经过努力，民众影戏院终于绕过了济南的电影掮客，直接与联华签订了合同，[19]并且，也通过教育电影协会购买了一些影片，但是教育效果并不理想，董渭川总结为人民程度的问题：“来我们这个电影院的民众，多半是商人、工人、低级公务员、中学生、小市民等。程度低的人趣味也低。在我们演起来感觉苦痛的影片，却能常常满座;好容易物色到一部教育影片，而观者寥寥，在他们反倒索然寡味了。”[20]
民众影戏院的实际选片情况与其初衷存在很大的落差，民教馆便在化装讲演上做起了功课。民教馆讲演部不断调整化装讲演的内容与方式以适合群众趣味，形成了“电影+化装讲演”的搭配模式，既受民众欢迎，又补益了教育影片的不足。
（二）化装讲演
讲演是民国时期各地民教馆进行宣教的重要手段，山东省立民教馆也设有讲演部。从山东民教馆的组织系统表中可以看出，民众影戏院隶属扩充部，与扩充部并列的讲演部下设电影讲演组、化装讲演组和巡回讲演组。借同属民教馆的便利，民众影戏院成为一处固定的讲演场地。影戏院运营之初，首先是在电影休息中间加入十分钟的通俗教育讲演，但效果差强人意。讲演部工作人员没有气馁，他们继续思考能引起民众兴趣的其他讲演方式，最终从影院的场所特性出发获得了新的灵感。影戏院前身是实验剧院，剧团解散后，剧场内保留了当时剧院的格局和先进的舞美装置——化妆间、服化道、电机起落的布景和照明灯等。他们决定利用这些设施进行化装讲演。1931年8月，民众影戏院在每日演映电影的中间休息时试行化装讲演。首次表演的三个化装讲演题目是《韩人排华》《打倒偶像》和《不识字的害处》。[21]1933年第8期《山东民众教育月刊》中刊登了《我们底化装讲演》，文中记录了第一次化装讲演的情形。
“时间是二十年八月底，露天电影停了一个时期刚刚恢复之后，报纸上正在喧嚣着韩人排华的事件。在演映电影中间，灯光忽然一亮，一个少妇突然哭喊着走上台去，接着又有个戴高帽的韩人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追在后方，而韩人底背后又紧跟着一个穿木屐的倭奴。在华人备受欺侮的当儿，又有一个中国青年跳上台去，救了难民，把韩人和倭奴绑起来慷慨激昂痛骂一顿。接着灯光复暗，电影再演下去。这便是我们最初的化装讲演。因为是演戏，观众觉得有趣，内容浅显，大家容易明瞭，尤其是代大家发泄肚子里的闷气，更能鼓励起观众底热情，所以表演之际，止不住的是掌声。这情形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风凉露冷，电影挪回屋子里，舞台和布景可以充分利用了，化装讲演更来得方便。每一题都随着电影演五天一换，一直到现在，有些观客居然看得有瘾了。”[22]
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教馆的化装讲演短小精悍，取材时事，既有教育意义又受到了民众好评，也因此成为民众影戏院的固定节目保留下来。后来，化装讲演的时间也从中间休息时段调整为电影放映之前，并随电影放映周期调整剧本，一般也是五天一换。为了贴近百姓，化装讲演不仅在编排上要通俗易懂，而且在化妆时也非常讲究，“很少使用油彩（不是没有，是有而不愿意浪用）原因是那样显得太贵族一点”。[23]
编排用心的化装讲演颇受欢迎，因其教育效果良好，省立民教馆也将其普及到巡回放映活动中，化装讲演稿也被编辑成书，陆续刊出，供各县民教馆编排使用。从教育效力来看，也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形似戏剧的教育效果太好，而影戏院的教育影片又总是挑选困难，才导致了民众影戏院将场地让位于实验剧院。
（三）其他增强场所黏度的举措
立足社会教育的民教馆想方设法地增强民众影戏院的场所黏度，以期持续吸引观众，因此一直廉价经营影院，并常以买一赠一的营销方式售票经营。
民众影戏院第一年运营时的票价为“楼下一角，楼上二角，露天一律一角”。[24]到1934年在《山东民国日报》上的广告中已调整为一律一角，相较其他影院而言确实非常低廉。早在1929年的真光影院广告便有价目表，视座次情况，日场价格为二角到两元，夜场价格为三角到两元四角不等。[25]到1934年，民众影戏院的票价也是最低廉的，在《山东民国日报》当年的广告中，新济南楼下一角，楼上三角，春光电影院一律二角，大观电影院为二角到五角。1934年底民众影戏院搬迁至民教馆内，票价更是降到了“六七个大子”。[26]
除票价低廉外，民众影戏院还常有买贈的促销，在当时敢于以赠票形式促销的影院也只此一家。由于山东省对娱乐场所管理非常严格，1932年6月济南出台《济南市政府管理戏园影院规则》明确规定了“免票和优待券禁止散发”，[27]因此，同时期其他影院至多是针对学生、军人、儿童的折扣优惠，鲜有买赠促销，而民众影戏院作为公立性质的教育影院，在这条规定上反而享有一定的“豁免权”。1934年的《山东民国日报》影院广告版面中，民众影戏院便常有赠票宣传，有时送的是下一场次的入场券，如5月25日—29日放映《夕阳红泪》、5月31日放映《九曲楼》的广告均有“买票一张附赠下期入场券”的活动说明;有时则是当场可兑的入场券，如4月23日《百劫鸳鸯》的促销是“票价一角，买一送一”，5月9日《血书》的促销直接写明“购票一张附赠本日入场券一张，当场有效，过期作废”。
由此可见，民众影戏院的经营可谓用心，选片放映加化装讲演的演映形式，低廉经营加买赠促销的营销方式都有效提高了影院的知名度。此外，影院还常有话剧公演、国乐演奏等演出，民教馆也利用影院场地举办过演说比赛、国布展览等活动，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能阻止这家教育影院被迫改组的命运。
三、民众影戏院的式微及其对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济南分会的影响
一直以来困扰民众影戏院的首要问题便是选片难，而当时中国电影又处于无声片向有声片的过渡期，同时期建成的有声影院无形中加重了以无声片为主的民众影戏院的负担。影片陈旧、设备落后，电影教育效力无法得到保证，进而使民众影戏院在韩复榘的政治目的下失去话语权，被迫让出场地。山东省立民教馆为维系民众影戏院运营而主持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济南分会的工作也随之停滞。
（一）民众影戏院的式微
有声影院的出现，迅速改写了济南的影院生态环境。1931年，第一家有声电影院——月宫电影院登陆济南。该影院“系银光大戏院改组，研究映射有声电影，开济南市新纪元”。[28]此后济南的有声影院陆续增多，1934年时，已有大观、新济南、东海等多家有声影院。在这些影院中，东海、新济南为两家首轮影院，济南电影院和大观电影院为二轮影院。[29]二轮影院的广告中也偶见针对学生的优惠，票价一角，与民众影戏院相差无几，片源也比民众要新。而民众影戏院在1934年的《电影画报》中还有文章记述“所演多为联华及国内其他诸公司的无声片”。[30]除了影片老旧的缺点外，民众影戏院还存在硬件设施落后的问题。1934年的报纸上有文章在对济南地区的影院进行比较时指出，民众影戏院“售价很平民化，不过光线太坏，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31]电影放映效果不好，附带的化装讲演却反客为主，影响力渐盛。1934年民教馆决定“拟扩大其（指化装讲演）范围，进为话剧以济电影之穷”。[32]于是，从1934年2月开始，民众影戏院举行了多场话剧公演，据《山东民国日报》3月份刊登的广告来看，公演期间不仅有新剧，也有改良鼓书、幻术、杂技等。至此，民众影戏院成为曲艺杂烩场，电影放映反倒成为副业。
结束民众影戏院蒸蒸日上地演变为混合表演场的契机是山东省省府四周年纪念会。1934年9月9日，省府四周年纪念会上，韩复榘邀请了原实验剧院（民众影戏院前身）戏剧部主任王泊生组织的“晦明社”到省府演出。演出完毕，王泊生趁机向韩复榘建言恢复实验剧院，韩复榘“听到成立戏剧学校能为其官兵按时义务演出，觉得对安定军心笼络将士很有用处，立刻满口应允”。[33]于是，“1934年夏，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重新恢复，更名为山东省立剧院”，[34]“原址仍设旧处（民众电影院）”。[35]1934年9月29日，剧院工作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接收工作，[36]十月份修葺院舍，[37]电影放映活动不得不从剧院内迁出，并刊发搬迁启事：“本院奉教育厅令迁移地址于十月一日暂行停演，现暂就省立民众教育馆内，布置影戏场不日就绪，一俟影片运到，即行开演”。[38]此后，民众影戏院便直接设于民众教育馆馆内。
失去了专门的放映场地，民众影戏院的票价也相应下调至六七个大子，片源仍是问题，有报纸文章称民众影院“所映各片，多为联华明星二公司出品，不足时，以武侠及舶来品补充之，但均系三次四次重来时放映”。[39]寄人篱下终究不如有专门的场地，放映时间做了调整，内容还是大杂烩，“每星期日和星期六开演，除放映电影外，还放映幻灯片，有时也有书词会的会员唱唱大鼓”。[40]搬迁之后，元气大伤的民众影戏院迅速步入颓势，“营业收入稀微”。[41]
（二）民众影戏院与中国教育协会济南分会
民众影戏院自成立之初便一直困扰于选片难的问题，民教馆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如前所述，1933年9月，山东省立民教馆向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发函求助，两者开始有了联系。1934年3月，《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刊载了《三月来本馆概况》，在“蜕变之民众电影院”的题目下写到“本馆为介绍选择影片之便利，已主持成立电影协会济南分会，并计划商营电影院之辅导工作。”[42]由此可见，中国电影协会济南分会的筹备工作由山东省立民教馆负责，而选取教育影片以维系民众影戏院的运营，也是民教馆筹备济南分会的主要动机。
在与教育电影协会取得联系后，民众影戏院最首要的片源问题得到了回应，民教馆工作人员便开始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改善硬件设施。为了使观众有更好的观影体验，民教馆1934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到了改善民众影戏院的几点措施，诸如“购买或租用新电影机器，以免演映模糊不清……改造座位使观众安适为度”。[43]
从以上两点举措来看，民教馆对民众影戏院的电影教育工作非常支持，加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及金陵大学的教育电影摄制工作也基本在1934年间开始，民众影戏院若能坚持运营，其电影教育效果也必然可期。然而当时在鲁主政的韩复榘并不喜欢电影和戏曲，[44]但他对王泊生用戏曲慰劳将士的提议颇为动心，于是，尽管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对创办戏剧学校并无兴趣，但在韩复榘的声威震慑下，只能随声附和”。[45]何思源是1932年中國教育电影协会唯一一名来自济南的会员，[46]1933年，济南分会的筹备情况出现在会务报告中，排名仅次于上海分会，说明协会对济南分会也相当看重，但此后的会务报告中却再无济南分会的音讯，可谓“雷声大，雨点小”。那么济南分会到底发展了没有，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结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历年的会务报告以及山东省立民教馆的情况列出时间表或可推测一二。
由表格可以看出，1934年3月民教馆已主持成立济南分会，并且除了1933年提到的何思源、董渭川、吴级宸三人之外还吸纳了8名会员，均为民教馆工作人员。[52]这表明济南分会的工作已在进行，且工作的前提是为了便利民众影戏院选片，而9月的变故猝不及防，民教馆馆长董渭川恰好被公派欧洲，就连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面前都没什么话语权，何况是其他民教馆的成员。民众影戏院的场地被迫搬迁，观影条件不升反降，民众兴趣降低，也自然降低了电影教育的作用。对比1934年6月《山东民国日报》上刊发的雄心勃勃的《民众影院下年度新计划》，这次搬迁无疑为这份受到鼓舞的自豪和重获新生的热情浇上了一盆冷水。
“省民教馆附设民众影戏院，为国内唯一之公立影戏院，国内教育电影协会，前曾对本省自有此提倡表示钦佩，并愿竭力协助。故该院之设备，及电影内容近益整顿充实，下年度起，该院现已重定新计划，兹探得其下年度新计划如下：（一）加演教育戏剧，每月至少十日，平日化装讲演照常;（二）每月至少演联华影片两部，合同业已签订;（三）更换新机器自己磨电;（四）成立教育电影协会济南分会，演映教育电影;（五）购置影片预备巡回讲演之用云。”[53]
自民众影院搬迁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会务报告中也没再出现济南分会的情况。只在1936年的会务报告中，出现过山东济南民教馆购买协会自制影片的记录。[54]结合董渭川回忆的自有影片《首都风景》，以及有时从教育部借到的本国及外国的小片子，[55]说明山东省立民教馆仍与协会保持着联系，这便排除了因双方失联而有造成的开展了活动但没有上报的可能性。
从历年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员名录》来看，1934年和1936年两年的会员名录中，济南分会均为11人，直至1937年才增加了一名民教馆工作人员刁可成。[56]这位新增成员曾参加过1936年南京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为播音组学员。[57]除了发展了这名新会员之外，济南分会的电影教育工作再没有任何实质性推进。
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工作也停滞了，[58]依托于民教馆主持的教育电影协会济南分会自然无法继续。
四、小结：
民众影戏院的衰败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民教馆馆长董渭川在战后发表的文章《我从事电化教育所感受的困难》中总结为三点：一是影片问题，二是人民程度问题，三是普及问题。在影片问题中，董渭川指出，教育影片凤毛麟角，好不容易借到了教育影片，外国的距离观众生活太远，观众看不懂，本国的影片几分钟演完，零零碎碎的，观众不感兴趣。在人民程度问题上，董渭川主要论述了当时影院的观众程度低，趣味低的影片常常满座，教育影片又观者廖廖。[59]当时的教育影片数量少、内容又不适合民众层次，确实是教育影院面临的客观问题，而横向对比又可发现山东省立民教馆缺少主动意识、没有自主开展教育电影的摄制也是造成选片难的重要原因。1934年，国际劳工局副局长莫维地到教育部考察时，教育部表示认可的两所民教馆是山东和江苏两地，而当莫维德询问电化教育的实施情况时，当局答复“已利用，并谓现在教部拟自行制备教育电影但限于经费，尚未如愿，暂租外国教育电影应用，然江浙两省已自制教育电影应用”。[60]可见，山东省立民教馆虽在电影教育终端建设方面走在前面，却没有在内容源头上做出有本质意义的努力。
無论如何，民众影戏院的教育实践依然在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第一，选映影片与化装讲演适合当时的民众素质，以有益的形式补充了社会教育，有力鼓舞和提高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第二，影戏院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宣传工作也提高了民众出入公共场所的素质，他们为民众能够对号入座、不再随地吐痰、随便便溺而欣慰，总结其为“休闲教育的一点成绩”;[61]第三，民众影戏院的教育实践还提高了山东对电影教育的认识。1946年抗战胜利后，山东省政府将接收的一所敌伪影院[62]（原新济南电影院）[63]又改为全国第一家公立教育影院——省立教育电影院，直至1948年济南解放。[64]
如今，人们看电影和受教育的形式都更为便捷，电影的类型和功能也越来越多元，然而民众影戏院的困境未尝不是当代教育影片的困境。在电影成为新兴教育手段的民国时期，教育影片对民众而言尚显枯燥，当下影视生产更是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之中，影视教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影片却仍是一片有待大面积开垦的荒地。教育影片数量少、精品少也是当代电影产业化浪潮中面临的问题，而民众影院所困惑的“人民程度问题”也提示了教育影片的生产放映也应实行分众分级制，以便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级的审美趣味。影视教育如今已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小学到大学的文化程度不一、年龄跨度大，因此制定教育目标需更有针对性。只有将内容生产、制度建设、政策扶持等各个方面都整合完备，才能更有效地将影视教育贯穿到学校教育中去，真正实现影视艺术做为一种教育形式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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