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航海文化的寻根情结

王秉钧
春华秋实,在海上当渔民,参过军,又成为媒体人的学弟许年强先生,多年来潜心于海洋文学创作,成果斐然。2016年8月,一部中国南黄海三部曲——《南黄海怪潮》《南黄海烽烟》《南黄海淮盐》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面世,成为江苏省首套海洋纪实文学丛书。担任南通市沙地暨海洋文化地理研究会会长的许年强先生,跻身于当代海洋文学作家之列。
人勤春早,年强先生中国东海岸三部曲——《海都百越:大沙地寻根》《海江千帆:大沙船传奇》《海土万象:大沙俗探秘》已经杀青,部分校稿让我先睹为快。作家善于思考,勤于耕耘,可敬可佩。
大越小吴全新学术观点 百越民族沿海祖源寻根
年强先生将怀旧情结转化升华为探索航海文化的寻根情结。年强善待南黄海和东海岸的历史,敢于探索发现历史,客观直面历史真相。用章回传奇手法创作的海洋纪实文学,秉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让读者兴趣盎然,浮想联翩。
在中国海洋吉祥物仙鹤三部曲——《仙鹤落脚的地方》《仙鹤的故事》《仙鹤奋飞》,南黄海三部曲,东海岸三部曲的字里行间,我们深切体味到:年强先生扎根于长江尾与南黄海互动的家乡吕四,运用航海亲身经历诠释家乡历史传承,不沿袭旧说,在正史方志与野史传说的资料汇融基础上,去伪存真,精益求精,有着独立思考、认真创新的学术观点,让我们耳目一新,启迪良多。
南黄海第二部《烽烟》中,年强先生开宗明义,大胆亮出“大越小吴”的全新学术观点。这是作家在海内外搜寻多种方志文献资料,加上实地踏勘采访先贤旧迹,经过提炼总结得出的结论,堪称“十年磨一剑”。
作家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诠释了“叠压层层吴越文明的江南大地上,竟然不可思议地隐匿着‘大越小吴的地域文化秘闻”。年强先生通过追溯长三角沿海地区的文明起源,考察传承远古各阶段文化的吴越先民,同是断发文身,擅长稻作造船的江南土著,他们和相传于为中原周朝嫡系或血脉的吴太伯一族相融发展。基于此,年强先生对现今历史称吴文化为正统,以吴太伯南奔到润常,苏锡作为吴越文化起点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与颠覆,作家的结论客观公允,充满令人信服的哲理思辨。
吴民族,《史记》称之为荆蛮,然而,台湾学者经认真仔细将吴与中原,戎狄研究比较后认定,三者似无近亲血缘关系,当为蛮夷一支。吴越文化的基础是江南土著古越文明,而吴太伯创定的吴国和后于他们崛起的越国是同一脉络;吴越文化是“大越小吴”,南中国福建沿海百越民族原始文明是吴越文化的祖根祖源。
发源于福建航海文化的妈祖神祗,是历代航海员工、客商、渔民共同信奉的海上平安护佑神。浏河天妃宫,为大陆元代四大妈祖庙之一。明代洪武七年,南通州建制了有史以来唯一奉祀主神天后娘娘的宫观—天后宫,他们一起见证了沙船航海史,以及自南到北的航海文化的互動影响,也成为源于福建沿海百越文化历史传承的客观实证。
沧海桑田,昔之海门县虽在唐代早已成陆,但元代至清初逐渐坍没。我那光绪丙辰猴年(1896年中秋次日)生的祖母潘洪贞大人,在世时口口相传江东俗语说:“一口气叹(坍)到海里去了。”即指以上历史掌故。现今的海门市(昔之海门县)系清代乾隆年间重新成陆的,至于启我东疆门户的启东市(昔为启东县),于清代中叶尚为长江入海口的沙洲,直至上世纪初才同海门连接。我的祖母与同代人常用“沙里人”的俗语称呼吕海及长淤(常阴)沙人。
作品描述沙里人在海边生在海上长的前世今生。无论是大自然海洋怪潮引起的世界航海史上罕见的特大海难;还是历史上发生在江河湖海上的水战烽烟;乃至家乡渔民航海的民风民俗与盐业的生态种种,沙里人世世代代修养生息的地方特有的大沙地民俗、大沙地寻根、大沙船传奇。这些南黄海、东海岸秘史,如同绚丽多彩的民风民俗历史长卷,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年强先生笔下栩栩如生的三大系列的海洋文学三部曲,自始至终贯穿着探究求证源于福建沿海航海文化的“大越小吴”的寻根情结。
沙船航海源流探索 百越文化遗存寻根
作家创作海洋文学,汲取了野史与民间传说及故老口口相传的轶事之营养精华,融合了方志地理及野史民间传说于航海文化的记载,辅之以实地踏勘采访考察记录和海洋文学样式,成就吕海航海文化历史文脉的抢救式整理与传承。
航海文化融入海洋文学的《海江千帆:大沙船传奇》里,对于通东大沙船非遗的探索源流如数家珍,用与时俱进的新锐观点考察历史,学术新意倍出,将首次披露隶属于航海文化的大沙船历史真相与宝贵信息。
元代上海崇明人朱清,受命造海运舟,又名平底沙船,此为四桅沙船,朱清与嘉定人张瑄因开创元代平底沙船海运而载入中外航海史。朱张二人海盗出身,长年在海上谋生,是海路运送运输的行家,他们充分利用信风,海流,确保海运安全,先后三次开辟了新海路。
由上海人朱清、张瑄创行的海上漕运从太仓刘家港通往直沽的航海海道,渐渐形成了一条从南海,经东海,北上黄海与渤海的海上交通线和向境外延伸的国际航线。他们徒迁刘家港后,开通了刘家港海道,成为外国客商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太仓,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获得六国码头称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6月,清代朝廷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吕四,小海门等处二十二个海关分所。至此,形成以上海市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尤其是北洋航线,商品贸易获合法地位。乾嘉年间,上海跃升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上海沙船业兴盛一时。嘉道年间,遇沙不易搁浅的大型平底帆船集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多条,船主皆来自长江口一带之土著富民。
康乾年间,沙船吕四帮称雄刘家港,嘉庆后江北通州帮,海门帮,崇明帮雄踞上海十三个沙船帮之首。清代的盐、粮棉花、纱、土布的远销,促进了江河湖海的沙船航线得到进一步的开辟与拓展。
清代中叶,吕四鹤城以沙船航行重镇居于领军显著重要位置,雄起于江海平原。吕四地处大江口之北翼,“吕四港”三字最早出现于南宋朝廷的诏书上,成了“北负沧海,南襟大江,东极扶桑,西临通泰”的沙船货运海上驿站。沙船航海业异军突起,盐业和渔业的辅之发展,航海重镇吕四在清初开始新盛,乾嘉年间相当繁荣,曾被人们称为“小扬州”。
领军航海文化的大上海,辐射大江南北,是大沙船的故乡与发源地。具有“廖角分潮”奇观的长江口廖角嘴,是古代海运大沙船的水上驿站和避风母港。
廖角嘴地处江海交汇,南北朝大唐以来,廖角嘴为一不断变动的海隅,随着大江北沧桑变迁,沙船航路一直变化。从南北朝到宋代,其位置由长洲泽—掘港—东洲—秦潭之间移动,清季廖角嘴才移动到今天的启东寅阳圆陀角。其地形险要,新淤沙洲往往坍涨无常,潮起潮落无定。
上海滩以航海业为龙头的沙船文化,系源自沿海苏浙鲁闽等地沙船土著帮的互动而来。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一直以沙船运输业为最大的生意,沙船为主体的海运业在上海经济早期的兴起和发展中一直居于极其重要的领导地位。
因此,当代上海市的市徽中,五桅沙船凸显于标志中心,充分说明上海的感恩载德之心,没有忘记她的最初繁荣是大沙船的航海文化带来的。
我们解读起源于航海文化的大沙船,既为饱含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又是与城市发展血脉相连的历史文脉。
潜心融入航海文化 故纸堆中雕龙寻根
年强先生海洋文学的创作成果,贵在创新而有独到的敢为天下先的学术观点,亦即得益于潜心融入航海文化,做故纸堆中雕龙人;得益于文献资料的融会贯通旁证博引为我所用,从而创意创新。
“大越小吴”是源于福建沿海百越民族的血脉寻根,大沙地大沙船大沙俗则是隶属于“大越小吴”主体下的航海文化遗存寻根。年强先生创作海洋文学三部曲多系列硕果累累。我们不妨借用南通州晚清先贤范伯子先生对联,表达美好祝愿与期盼:“桃李不言江山如画,文史足用风月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