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断代初探
薛凯文
摘 要：众多学者认为北京故宫本的《韩熙载夜宴图》出自五代南唐时期顾闳中的笔下，但从对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分析上看，其很有可能是宋时期的作品。文章将从画面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服饰两个方向来阐明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有可能出自宋人之手。
关键词：《韩熙载夜宴图》;人物形象;人物服饰;风格考证;两宋时期
北京故宫院藏《韩熙载夜宴图》（以下简称《韩》卷）的服装考释能够作为鉴定其年代的依据起到辅助的作用。徐邦达、沈从文、孙机、余辉、张朋川等学者对此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角度。
余辉受到沈从文把“二重证据法”运用在服装研究上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南宋才出现的新服装样式的文献考释和南宋时期绘画来证明《韩》卷可能绘制于南宋。用这种方法能大概辨识出《韩》卷风格比起五代绘画的风格和人物形象，更接近南宋的风格。
而余辉这种“二重证据”的研究方法自沈从文开始就可能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学科材料不易保存的先天弱势决定的，即缺乏实物证明。中国古代服装的实物保留下来的并不多，研究人员会转而采用卷轴画和文献作为二重证据鉴定服饰的特征来断代，而卷轴画中的服装可能存在因袭古代粉本的情况，不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因此，如果作为二重证据的卷轴画的年代也不能确定的话，整个图像参照系统会出现较大的误差。
后来的服装研究开始出现更为完善细致的方法，例如张朋川开始采用更多实物、平面图像和文献来论证，围绕《韩》卷建立人物粉本系统并对其绘画风格进行了初步比较，这样一来，对绘画风格的解读就可以更为清晰，也解释了《韩》卷的人物造型、服饰、绘画风格可能是由于临摹五代以来粉本的原因，而其本身并不能被断代为五代作品。对《韩》卷的人物服饰的分析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即服饰搭配、形象粉本和绘画风格。
一、女子发饰
五代（南唐）妇女发式为高髻，陆游在《南唐书》中记载了昭惠后周氏依唐样改制衣冠的史实，她“创为高髻纤裳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南唐二主全集》中有多处描写高髻的诗，而南唐李昇墓中出土了诗中描述的高髻仕女（图1）。宋摹本周文矩的《宫中图》《重屏会棋图》（图2）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高髻。
我们可以从余辉研究女子发饰所引用的文献中看出，他注重不同时代流行的女子发饰特征的变化，也找出了五代和南宋相对应的参考图像。但是如果带着临摹粉本的可能性进一步观察图像我们能发现三种发髻，即高髻、矮髻、后仰的髻，其共同特点都是盘头，头后垂带并插花型头饰。第一种发髻高耸，描绘的人物形象一般是一旁伫立的伎女，有的手里还拿着响板;第二种发髻稍微低平，并多用于舞女的人物形象侍女的发髻则更为低平;第三种发髻扭曲向后倾倒，具有“方额”的特征，多在乐伎的人物形象中出现。从图3、4、5中可以看出三种发髻的具体形态。
从李璟墓中女俑的发饰可以看出五代女子发髻可分为高耸发髻和后仰发髻两种，如图3、4所示。在传摹五代粉本的过程中留下的两种发饰如果组合完整的话，可以在宋代摹本《重屏会棋图》中找到，如图5所示。《韩》卷可能在临摹粉本的过程中对五代女子的发饰进行了拆分，进而变成两种发饰：高耸发髻和后倾发髻（其中方额的特征是发髻后倾），并不符合五代原来的风格，所以 《韩》卷应该是五代以后很多年才出现的。而余辉引用朱熹所谓“特髻”的描述并不能和具体图像对应，这类文献的形容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意义。
二、女子服饰
余辉根据文献提出图中出现的女子服饰有千褶裙、褙子、抱肚和黑鞓带，但事实上在图中并没有出现褙子，图中仅有三种女性服饰，即襦裙、圆领袍服、抱肚和黑鞓带。图中的整体装束有襦裙和圆领袍服两种。襦裙包括上身的抹胸、交领上衣、腰带以及下身的长裙。圆领袍服原本是隋唐以来的男装，在内搭配白色褶裙。这两种服装都是大约从唐初一直被人广为穿着，随着唐代人物画的发展兴盛，后代临摹古代绘画也多以唐代服装为粉本。因此，很难根据这些可能因袭粉本的服装中很难判断作品的具体年代。
而抱肚和黑鞓带是服装的附属装饰。从南宋时期各种文献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女性穿着搭配抱肚和黑鞓带的记载。余辉认为画中舞者王屋山系的抱肚和黑鞓带，有较明显的时代印痕。黑鞓带原是宋代武士的戎装，后被妇人用作衣饰。南宋佚名的《女孝经图》卷、《荷塘按乐图》册页（上海博物馆藏）、《璇闺调鹦图》团扇（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等等，皆绘有同样的抱肚和鞓带。张朋川则用四川泸县新屋嘴村挖掘出的南宋中期古墓中的石刻有腰围鞓带的舞女来举例证明。
三、男子发冠
余辉用与论证女子发式相同的方式来论证男子发冠。《清异录》和《南唐书拾遗》中均记载：“韩熙载造轻纱帽，名韩君轻格。”北宋沈括在谈《梦溪笔谈》第四卷中曰：“小面而美髯，著紗帽。”《韩》卷中韩熙载所戴高巾为“东坡巾”而非纱帽。“东坡巾”相传为苏轼所造，南宋文人追求苏公风度，纷纷戴此形制的帽巾。“东坡巾”分内外两层，外层较低，环抱内层，在前额正中留出豁口。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和福建连江宋墓都出土了筒形高帽，是“东坡巾”的演变款式。南宋马远的《山径春行图》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南宋梁楷《三高游赏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里的文人与韩熙载所戴巾帽相差不大。
四、男子服饰
《韩》卷中的男子着黑、红圆领袍和黄色交领袍，还有一人着白色交领袍。余辉认为这些形象是宋代官僚的穿着，延续了唐代以来的衣冠制度，并举例为证。《朱子类语》卷一三八云：“先生见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练圆领，须用皂。”他认为在“清吹”一段里， 韩熙载穿的白衫恰是始于北宋末，盛行于南宋的褙子。徐小兵、温建娇则反驳这种观点，认为褙子自隋唐已有而且南宋孝宗时禁白服，韩熙载所穿不可能是褙子。
就单个男子的整体着装而言，唐代以后男子服饰的一般搭配是发冠、衣裤和袍服。袍服又基本分为圆领官服与交领袍服。圆领官服的颜色基本是固定的黑色、红色，交领袍服的颜色要求不严格。“清吹”部分男子所穿着白色交领袍服其实是内衣，从其他男子服饰的领口处可以看出他们都穿着白色交领内衣。
另外余辉还从叉手礼仪和乐伎坐姿证明《韩》卷所处时代已经是南宋。从以上这些例证，可以清晰地看到《韩》卷可能创作于南宋的证据，再结合对如温酒用具注子和注碗等器物的鉴定，使人更倾向于《韩》卷属于南宋时代的判断。
在余辉认为《韩》卷是南宋摹本的基础上，张朋川认为图中出现的男女采用了不同时代的粉本，男性服饰早于五代晚期，女性服饰不早于北宋。张朋川进一步对比了《韩》卷与《琉璃堂人物图》《文苑图》《女孝经图》的人物排布构图与肖像细节的刻画，从而得出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是采用了以不同粉本而绘成的南宋人的作品。他认为《韩》卷的时间应该为南宋早中期，从设色风格来看略晚于《女孝经图》。
五、结语
综合各种因素来看故宫本的《韩熙载夜宴图》，虽然不能确定是南宋时期的作品但是一定是出自宋代。无论是画作本身的人物形象还是人物服饰风格都将此画的年代指向宋代以后，加之画面本身的绘画风格也出现了宋代的流行风格，这很可能并非是一种巧合。因此，从现有的依据来看，此画的创作年代很可能是宋代。关于其创作的渊源，应该是一幅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画。
参考文献：
[1]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9.
[2]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3]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兼探早期人物画的鉴定方法[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4）.
[4]张朋川.《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张朋川.晋唐粉本宋人妆：四议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图像[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2）.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