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生活的跨越

    刘绪洲

    人们常说，文学与生活存在很大距离。这种说法本身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时期，文学又与生活惊人相似，并给生活带来诸多启示。

    以前读加缪的《第一个人》，从中感受到了他的致命诱惑：率性、坦然、宽容、谦卑、勇敢。近期，随着疫情的持续升温，加缪的《鼠疫》突然火了起来，我也购买了一本阅读。不得不说，大师就是大师，一本200多页的著作，算不上大部头，但带给我的震撼却是多方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当前的抗疫以及公民的自我教育更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下谈谈我从中读到的几点抗疫常识。

    一、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先是席卷中华大地，后到世界各国肆虐，鲁迅的这句名言已被无数的媒体和网民使用，此处再说已无新意，但联系文学和生活，却觉得仍有啰嗦的必要。①公民道德方面：有人认为当下疫情是对全体国人实施公民教育的最佳时机，而“公民教育”的首要内容是“公德意识教育”。公德意识不是公民意识的全部，却是公民必备的素养。因为既然是“公”民，你的行为就不光和你有关，也和他人有关。特殊时期，具有一颗公德心已是无用辩驳的常识。就拿简单的戴口罩来说，公众场合，你不戴口罩，就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健康，也关系到他人的健康，这就是公德。在《鼠疫》中，许多优秀的人物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例如志愿者塔鲁在不幸感染鼠疫后，惧怕将病毒呼到他的朋友身上，临终前“突然一翻身，面朝墙壁，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离开了人间”;②主人翁意识方面：“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所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疫区百姓也好，政府要员也好，专家旅客也好，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地承担起一份责任，才有可能将疫情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鼠疫》中的朗贝尔只是一名到奥兰出差的记者，由于奥兰出现鼠疫而被迫留在了奥兰。一开始，朗贝尔可能和许多被强制留在疫区的过客一样，千方百计想逃离疫区，可最终却在医生里厄和志愿者塔鲁的影响下改变了计划，即使有逃脱的机会也没有离开，而是决定留下来协助工作。在与二者的对话中陈述了他这样选择的理由：“我一直以为我是外地人，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这一事例，很好地诠释了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应该具备的主人翁意识;③人道主义态度方面：我国疫情爆发时，许多欧美国家不仅不对我们提供帮助，反而污蔑、抹黑我国，并企图要挟我国向世界人民道歉。这些做法都是严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如今，我国的情况逐渐好转，欧美国家的情况却不断恶化。按理，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反击”或抱以幸灾乐祸的态度，但这种做法坚决不可取，因为这同样有违人道主义精神与态度。《鼠疫》中对此态度有过充分的阐述，详见下文。

    二、所有的灾难，都不允许美化与怠慢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长期以来，我们总喜欢用“祸兮福之所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多难兴邦”等话语来激励国人战胜灾难的信心，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我们的勇气，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这些观点就一定正确：因为历史上也有许多“大难不死，并无后福”“多难丧邦”的例子出现，灾难向幸福的转变是有条件的，不是一种必然;其次在大的历史跨度中或小灾小难面前，这些话语并无大错，但放在当下的大灾面前来说则严重不妥，有美化灾难、为灾难辩护的嫌疑。因为常识告诉我们灾难就是灾难，只会带来毁灭，哪有什么好处？对此，《鼠疫》中的里厄医生感同身受，在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帕纳卢神父的一次辩论中，针对帕纳卢的观点：“鼠疫或许也有它的好处，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做出了如下回应：“不，神父，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也惨遭折磨的上帝创造物。”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另一主人公塔鲁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向来“善解人意“的塔鲁有一次对里厄说起罪犯科塔尔：“他唯一的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同样，对于灾难，我们也不得轻视怠慢。奥兰城的鼠疫之所以大肆蔓延，这与当局和民众对鼠疫的认识不足与抵抗不积极有关：当局方面，当全城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里厄医生致电灭鼠所，但所长却轻描淡写，不置可否;在经多次斡旋才使省府同意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会议上，里厄的要求被大家公认为“不合时宜”。个人方面，看门人米歇尔对居民楼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并不感到惊慌，只是认为这是有人搞的恶作剧，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抓住他们。这些对疫情重视程度严重不足的表现与本次疫情中的某些国家与个人初期的表现非常相似。“枪响之后没有赢家”，因此，面对任何灾难任何怠慢与不严肃都是不负责任。

    三、如果对高尚行为过于夸张，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歌颂

    读过《鼠疫》的人都知道加缪的这句名言不仅是全书的精髓，更是全书的主旨。作为一名重要的存在主义思想家，面对荒谬、非理性的现实生活，加缪的哲学主张曾一度由消极躲避转变为积极反抗。但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反抗？以英雄的形象，还是以普通人的形象？加缪通过这部作品告诉了我们答案。加缪认为如果以英雄的形象反抗，会给大众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罕见”，既然是“罕见”的，无形中就会消解大众成为英雄的积极性，降低大众的道德期许，使一大批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普通人在国家或人类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时缺位。使普通人缺位，自然也就助长了冷漠与罪恶。其实，越是重大的灾难越需要普通人的参与，或许这种“对高尚行为的过于夸张”的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仁爱”，这个道理其实也并不深奥。因此，在重大的灾难面前，这种做法不仅是愚蠢的，更是不道德的;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体意愿、肯定个体价值的基础上使民众基于普通人的普通感情（同情心、怜悯心等）自发参与到抗疫工作中去才是最真实、最可靠、最值得推广的方法。对此，小说通过医生里厄、志愿者塔鲁、记者朗贝尔、神父帕纳卢、公务员格朗等人的对话充分阐述了这一观点。例如在与朗贝尔的一次谈话中，朗贝尔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关键要看是否死得有价值，是否基于某种崇高的感情，与其为了装什么英雄而死，不如为了个人幸福而死。毋庸置疑，朗贝尔对里厄和塔鲁的行为存在误解，这一点激怒了里厄。他斩钉截铁地说：“您说得对，朗贝尔，我丝毫没有认为您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我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在和塔鲁的一次谈话中，里厄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普通的人。”就当下的抗疫来说，其实很多人都体现出了一个公民在面对疫情时的“普通人”的态度：无论是医学泰斗、逆行的医护人员，还是警察、社区服务人员、全国各地默默奉献的志愿者、捐赠者，抑或是快递小哥，恐怕没有哪个人是为了成为英雄才参与到浩浩荡荡的抗疫队伍中去的。大多数人可能就是源于人类的某些本能或源于某种职业的使命感才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非要將他们的行为的动机拔高，不仅会对我们后续的抗疫工作不利，恐怕也有违抗疫工作者的初衷。还记得一位在抗疫一线的医生的诗吗：“口号是你们的/赞美是你们的/宣传、标兵，都是你们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这和里厄医生的观点是何其相似。所以，在大灾大难面前，适度的宣传对激发大众的仁爱和良善是有好处的，但过分的鼓吹和宣扬则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人在重大的灾难面前纵使有再多的权衡与抉择，也断不会想起当年的媒体上曾肯定过什么，褒扬过什么。要使公民能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做出正确选择的唯一方式是厚植他们的仁爱之心、同情之心与怜悯之心，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常识，对于未来公民的培养取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下有人对此并不认同，偏要找出许多榜样来让人们学习，甚至让已经成为“英雄”的人们再一次“被英雄”（如某医院要求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捐献自己的生活补助），这种做法是严重不妥的。

    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相较于17年前的“非典”，本次疫情不论在涉及的范围上，死亡的人数上还是对经济的影响上都要严重很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是健忘的动物，如果不对前事进行总结，下次可能会跌得更重。《鼠疫》的结尾，里厄医生曾对此有过类似的提醒，值得我们警觉：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鼠疫”的终结解放了所有城中的“流放者”与“囚禁者”，同时也促成了几乎所有民众忘乎所以的狂欢。还有多少人记住了这次疫情带给人们的“不公平”和“暴力”，记住了哪些曾经和他们相濡以沫的患难者和大公无私的志愿者，又有多少人从中反思过这次灾难的失误，总结过这次灾难的教训。为了将每一次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也为了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我们不过于慌张，每个人与集体积极地反思，难道不是灾难的应有之义？否则我们怎会对得起那些可怜的死难者和那些勇敢的抵抗者？这也是《鼠疫》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作者通联：甘肃环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