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意向性对翻译传承关系的推动作用
内容摘要：翻译传承关系是指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译文“承受”了原文“传出”的意向性部分。传承关系的发生是基于主体间意向性的转换。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意向性连接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直接影响传承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译者如何融合原作者和读者的意向性，实现诗歌音韵和意象的传承，为更完整地理解传承关系，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提出意见。
关键词：传承关系 意向性 袁可嘉 诗歌翻译
任何从事翻译研究的人都会遇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问题（许钧，2002：15）。因此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探究有助于理解翻译本质。翻译传承关系是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译文“承受”了原文“传出”的意向性一部分;译文是基于意向性的选择（屠国元，2013：110）。而意向性的选择受使于相关主体，主体间的意向性转换促成了传承关系。所以本篇论文借助袁可嘉的诗歌翻译活动，探究译者意向性对于传承关系实现的推动作用。
一.翻译传承关系
徐盛桓（2009）在思考转喻隐喻等修辞话语生成机理时，将“传承说”作为一个假设来解释转喻隐喻等修辞话语怎样生成的问题。“隐喻转喻这类替代话语有本体和喻体之分，那么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喻体可以代替本体是因为喻体“承受”了本体外延内涵的一部分”（屠国元，李文竞.2012：97）。转喻生成过程中，“本体”传出某种意识，“喻体”顺着这种意识开始外延寻求对应，最终“承受”。那么，“对于翻译来说，译文之所以能够代替原文是因为原文与译文之间具有传承关系。原文“传出”原作者对原作的意向性选择，而译文“承受”译者意向对原文与译文的双向选择，具体表现为译文“承受”了原文“传出”的意向性的一部分。
二.翻译传承关系的发生
2.1发生基础——意向性
“简单地说，意向性就是指向性，是主体的心理状态借以指向或涉及其自身之外的客体和事态的那种特征”（周晓梅，2007：74）。也就是说意向性的发生一定会涉及主体和客观对象，是主体的认知、情感和经验等意向性地作用于客观事物，并做出相关阐释。推及翻译，文本是“人”意向性选择的结果，不同主体意向的转换推动翻译传承关系的实现，因为“语言的界线明显来自意向性的界限”（塞尔，1983：175）。译文只有“承受”住原文“传出”的意向性并满足读者期待，传承关系才得以实现。
2.2发生主体——译者
翻译活动涉及原文作者的意向性、译者的意向性以及读者的意向性。译者的意向性指向原作和译作两个文本，连接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体，涉及原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周晓梅，2007：75）。因此译者的意向性直接关乎原文意义传达和译语读者的期待。但“意向性不是一种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只有具有一套既定的背景能力（background），意向性内容才能发挥作用”（屠国元，2012：98）。这种背景能力就是指译者的翻译能力。因为传承关系的发生过程就是译者的意向性外化于文字的过程。
袁可嘉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诗论家，他的诗歌多注重韵律的优美以及意象的象征。著名诗歌翻译家江枫先生说：“即便一百年后，大家忘记了作为诗人的他写过什么，也不会忘记作为翻译家的他翻了什么”（蒋洪新，2014：52）。袁可嘉认为一首诗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靠整体产生效果（彭予，2001：180-186）。诗歌的韵律和意象都超越自身意义，适应诗歌整体思想，译者翻译时应尽量从整体把握。
2.3发生过程
“意义是心的意向性和语言联系的产物”（周昌忠，1992：353），只有正确把握原文的意义并用译入语读者习惯的语言，传承关系才能实现。诗歌中的字音构成诗意义的“线”，意象构成诗意义的“面”，而语调，节奏，神情最后通过联想等构成有强烈戏剧性的诗意义的“立体”组织（袁可嘉，1988：87）。诗歌包含巧妙的韵律和独特的意象，在译文中要把这些特点体现出来，但是任何翻译都不能完美契合原文。对此袁可嘉说，“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袁可嘉，1989：11-15）。综上，笔者将从诗歌音韵和诗歌意象两个方面来分析袁可嘉的意向性对传承关系实现的推动作用。
（1）诗歌音韵传承
英语诗歌尤其注重音韵格律，诗歌中长短元音，重读音以及某些辅音音素的重复，共同构成英语诗歌中的抑扬顿挫。韵律也是表达原文情感態度的重要因素，译者应尽最大努力再现原文的音韵美。以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当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 中第一节为例：
这首诗歌语言质朴，诗人用和缓的音韵娓娓诉说着对爱人的情感。原诗是一首三节四行诗，五音步抑扬格;从押韵来看，诗歌第一节尾韵为ABBA，多使用/a /、/i：/、/a？尬/、e /等双元音或长元音，更加显现出原诗的意蕴绵长，给人以平和、细腻、安静之感。
相比之下，译诗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对照原诗的韵，也没有“僵硬”地选择中国的五言七言诗，而是采用“顿”的方法翻译，在节奏上达到与原文相当的效果。袁可嘉从“韵律”这一基本概念向外拓展，对应到“顿”。如此，原作者意向性“传出”便实现;而译文读者在阅读译诗时同样可以获得抑扬顿挫之感，传承关系得以实现。
（2）诗歌意象传承
袁可嘉（1988：65-66）曾说，“科学的语言与诗的语言最大分别即在前者是纯而又纯的符号（sign），A是A，B是B，后者则完完全全是包含人的动机的象征体（symbol），A未必是A，B未必是B。”所以在诗歌中，诗人巧妙地借用意象来传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以叶芝的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茵纳斯弗利岛》为例：
原诗中描述了“cabin”，“wattle”，“bean”，“honey-bee”等意象，共同形成一幅恬静淡然的画面。反观袁可嘉的译文，他在第二句至第四句的翻译中灵活地变换词性和增添动词。其中译者将“bean”译为“云豆”，虽然在达意方面稍显逊色，但是却更符合整首诗的意境，符合原作者和读者的意向。
三.结语
袁可嘉在诗歌翻译中，采用中国特色的“顿”代替英语诗歌的严整格律，灵活自然;对于英语诗歌中的意象，他采用中国本土词语和增添动词的方式，既将原作者的意向再现于译文，又体现出了读者关照。由此看出，翻译传承关系是基于意向性的，是译者的意向性将原作者意向性和译入语读者意向性和谐于一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传承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向性选择与融合的结果。本篇论文通过研究译者意向性对翻译传承关系的推动作用，以期未来的翻译研究能更多地关注人的意向性对翻译关系的影响，为深化翻译关系和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提供意见。
参考文献
[1]Searle， John R.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蔣洪新.诗人、翻译家袁可嘉[J].东方翻译，2014（01）：48-53.
[3]李文竞.文学翻译机理研究——心智哲学视角[D].中南大学，2013.
[4]彭予.驶向拜占庭——袁可嘉和他的诗歌翻译[J].诗探索，2001（Z2）：180-186.
[5]屠国元.翻译传承关系的心智识解[J].外语教学，2013（2）：110-113.
[6]屠国元，李文竞.翻译发生的意向性解释[J].外语教学，2012（01）：97-100.
[7]许钧.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01）：15-21.
[8]徐盛桓.外延内涵传承说——转喻机理新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报），2009（03）：2-9.
[9]袁可嘉.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J].中国翻译，1989（05）：11-15.
[10]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2]周晓梅.翻译研究中的意向性问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75-79.
（作者介绍：刘明媛，宁波大学翻译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