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上）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兴起，茫茫青藏公路线成为一处十分热闹的地方。多年来由于川藏线路况不好，80%以上的进藏物资由青藏线承担。每天，全国20多个省区和人民解放军的上万台运输车、工程车、旅行车奔驰在数千里青藏线上，连通着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行进在茫茫青藏线上，你处处会感到一个人的存在，因为沿途有近20个地名。如，雪水河、西大滩、不冻泉、五道梁、风火山、开心岭、沱沱河及万丈盐桥等等，都是他起的，而每个地名都连着一段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在他创建的位居青海第二大城市、柴达木盆地南沿开发区、青藏公路的枢纽格尔木市，不少人都像谒拜祖先那样去瞻仰市西北角开拓街上那座已十分破旧的将军楼及转盘路旁边的望柳庄，因为这些都是他在这里开拓奋斗留下的遗迹。
他是谁？他就是被人们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
慕生忠是位极富传奇性的人物。1910年他生于陕北吴堡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受到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而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拉起了一支杀恶除奸的游击队，为此，反动派杀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妻子在内的四口人。他发誓要报仇除恶，革命到底，于是化名艾拯民，亲手砍掉过不少反动恶霸的脑袋，刘志丹夸他大胆，反动派闻之丧胆，因而不少人又叫他艾大胆。后来他带领游击队曾东渡黄河，活动于晋西吕梁地区等20多个县，杀敌人，除恶霸，身上留下了27块伤疤。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但他都安全地闯过来了。他的这种坚毅、勇敢、大胆的性格品质，后来在修筑青藏公路中发挥到了极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慕生忠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吴起迎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以后他曾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延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长、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说起青藏公路，大家都说，要是没有慕生忠，这条重要通道的诞生不知要迟多少年！是他千争万抢，以大将军的气魄，率领千军万马，死打硬拼，把這条天路刨出来的。
国家没有安排，上级没有指派。他却自己找到交通部
去要求修青藏公路
1954年2月初，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慕生忠穿着厚厚的皮大衣，从青藏高原来到首都北京，找有关部门要求修筑青藏公路。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运输总队政治委员。这个运输总队不是搞汽车运输的，因为西藏当时还没有公路，总队主要是靠骆驼等牲畜给西藏运送粮食和紧缺的物资。对国家机关慕生忠并不熟悉，于是便先找了负责处理西藏事务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李维汉听了他的来意，说修路的事归交通部管，便派人领路叫他去找国家交通部。
交通部公路局局长接待了他，慕生忠自报家门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多少批些钱。
公路局长一听吃了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慕生忠回答。
“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还是……”
“不，我代表我个人，我是从青海来的！”
事情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修青藏公路，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主管领导机关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工委组织部长兼运输总队政委自己来请求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的艾大胆胆子也太大了点，难道连这点组织程序都弄不懂了吗？
多少有一点。但主要是他被西藏交通的阻塞情况及西藏部队、机关供应的短缺急红了眼，已不能一步一步按组织程序办事了。
这种情况来自他个人的几次亲身体验。
第一次是1951年8月。那时，当西南军区以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18军从西南方向一面修路一面向西藏进军时，西北军区也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从青海出发，沿着唐代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向拉萨进军。
8月8日慕生忠率千军万马从青海都兰县香日德出发，踏上了征程。因为路途遥远，途中无供应站，所以一切给养物资都得自己带。这样，这支队伍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牲口比人多，计有马三千，骡子三千，骆驼三千，牦牛一万。有些用来驮东西，有些供人骑。慕生忠带人在前面打先锋，8月10日范明率机关人员从兰州出发在后面跟进。
没有现成的路线可寻。现在的青藏公路是从香日德往西300公里，经格尔木南翻昆仑山；那时他们却从香日德向南走到了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里到处都是烂泥滩，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慕生忠急了，猛地灌下半瓶酒，勒紧腰带，往地上一躺，从沼泽地上滚了过去。虽然他变得面目皆非，像个泥猴，但却探出了一个过沼泽地的法儿，大家纷纷仿效，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才走出了这段路。牲口也损失了不少，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达近千匹。他们从曲麻莱县附近翻过长江上游通天河，赶牲口上了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由于缺氧，又夺去了一批人员和牲口的生命。经过重重艰难险阻，这支部队于11月底终于到达拉萨。慕生忠屈指一算，路上整整跋涉了113天。等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后，整走了120天。
他们虽然到了拉萨，但慕生忠却没有多少喜悦，他们损失的不光是4个月时间，还有许多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牲口。这个代价太大了。
进藏后，范明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慕生忠担任工委组织部长。他们协助中央代表张经武及张国华、谭冠三等一起领导着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的党政军工作。
但一个现实问题很快摆在了大家面前：供应。两路进藏部队共约3万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4.5万斤左右。而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规定：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用牲口驮运的那一点粮食真不够塞牙缝呀！有人算了一下：供一个人一年的吃用，需要3峰骆驼（不能死亡）来回用多半年时间。为此，吃用出现了极度紧张，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再加上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一心想赶走汉人，千方百计阻挠藏族同胞向部队出售粮食和物资，致使一个银元只能买到作为燃料的8斤牛粪，烧一壶开水就要花4个银元；一斤咸盐要8个银元，而一斤银子只能买到一斤面。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每天都处在饥饿之中！
第二次是1953年。为了援救饥饿中的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中央政府委托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征购全国各地的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并任命了正副总队长和正副政治委员，慕生忠兼任运输总队政治委员。
于是，从陕、甘、宁、青及内蒙等地征购的一批批骆驼连同雇用的牵骆驼民工，集合在了运输总队的大本营都兰县香日德。1953年春夏之际，2.8万峰骆驼挤满了香日德及周围的草地。规定每峰骆驼驮4袋面粉，每袋50斤，再加上人畜自用的生活物资共约300斤。每个民工拉七八峰骆驼，算下来共约1200多人。每个民工每月的工资平均25元左右。运输队实行军事化编队和行军。
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关于这次的进藏路线他们重新作了选择：由香日德向西行走约300公里到达格尔木，再向南行进进入昆仑山——这便是今日青藏公路的基本走向。这一路虽然不受沼泽之苦了，但沿途冰雪覆盖，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连绵雪山给人员﹑尤其给习惯于吃高草的骆驼带来极大的灾难。雪地无高草，自带的草料不到半道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下的草根，很快一个个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便倒在了路上，它们驮的粮食只好堆弃在路旁。
为了使运输线上有个接应，尽量减少损失，慕生忠在沿途设立了4个转运站。1953年6月，他们先派青年干部张震寰和赵建忠带几个人和6顶帐篷，从香日德出发到格尔木河畔去选点，10月格尔木站正式成立，站长刘奉学，副站长吴葆琨，政委由运输总队副政委任启明兼，张震寰和赵建忠分别担任行政管理员和政治协理员。他们成为真正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之后，慕生忠又派尤忠和张宏儒建立了纳赤台站，派齐天然建立了可可西里站，派张祥林等在唐古拉山建立了温泉站。4个站都极其简陋，除格尔木站有一个为防止野狼袭击用红柳根枝围起来的四四方方，约一亩大的“柴禾城”外，其它站就只有两顶帐篷而已。
由于骆驼大批死亡，送到拉萨的粮食不到一半；不少民工也被高原缺氧症夺去了生命。后来可可西里、溫泉等几个转运站就增加了一项任务：收尸队。
到1953年底和1954年初，这批侥幸活下来的民工陆续返回到了香日德，一个个瘦得脱了人形。去时每人牵着七八峰骆驼，回来时不少人两手空空，2.8万峰骆驼损失了少一半。
这些情况叫慕生忠心如刀剜，搅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全国各地据说共有20万峰骆驼，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次还不折腾光了！更重要的是靠牲口运粮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看必须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
公路局长耐心听完慕生忠的理由，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说：“你的想法很大胆。但我们不正在修康藏公路吗！”
慕生忠说：“康藏线我走过一次，那里的地形太复杂；只要一个地方一塌陷，整条路就断了，很不可靠。”
公路局长说：“可是，在昆仑山、唐拉古拉山修公路，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要有可靠的资料才行啊！”
“资料我有！”慕生忠从衣兜里掏出一封电报扬了扬说：“去年10月下旬，我派我们总队副政委任启明同志带两辆马车从香日德出发，沿途探路。马车的宽度与汽车差不多，马车能过去，汽车便没问题。今年元月中旬他们已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到达藏北重镇黑河（今那曲），这是他元月23日给我拍来的电报。”
局长接过电报一看，内容是：青藏高原，远看是山，近走是川，山高坡度缓，河多水不深。用一千多人，半年多一点时间，修一条简易公路是可能的。
局长看完电报，嘴里迸出几个字：“慕生忠同志，对你的大胆设想我很赞赏，但还是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慕生忠急了：“为什么不能同意？”
“你的大车不能代替严密的科学考察，这是搞建设，需要对地质、气象、天候等情况有科学的数据，我们不能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冒险呀！”
慕生忠的火暴脾气上来了：“我冒险？局长同志，你未免太官僚了！你去看看那些抛尸雪山的运输队员和倒下去的一批批骆驼吧！”
局长却十分冷静地说：“同志，我们国家建设刚刚起步，到处需要钱。抗美援朝战争打了三年，国家花了不少钱。现在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已修了几年，投进去多少亿还没见名堂。你要求修青藏公路不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没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安排不上。”
慕生忠没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他和局长吵了一顿，也仍未挽回局面，只好拂袖而去。
慕生忠的心情很坏，他没有想到自己本想多为国家干点事，却处处遭遇困难。来北京前，为修路之事，他已和运输总队队长吵翻了。总队长的意见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拉骆驼运粮，我们不是筑路队，干好本职就行了。
慕生忠说总队长目光短浅，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总队长认为慕生忠不安分守己，好出风头。为此，两个头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如今想不到在中央政府机关自己又碰了一个钉子。
慕生忠闷闷不乐地回到住处，遇见了来北京开会的范明，他把自己的苦恼一股脑儿讲给范明。他俩都是陕西人，在第一野战军时，范明是政治部联络部长，慕生忠是民运部长；进藏时范明是司令员，慕生忠是政委；进藏后范明是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慕生忠是工委组织部长，可谓是多年的老关系了。
听了慕生忠的话，范明给他出主意说：“去找找彭老总给想想办法嘛！”
原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1950年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后，他回到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于是，慕生忠柳暗花明又一村，去向自己的老首长求援。
听完慕生忠的汇报后，彭德怀背着双手，走到墙上挂的中国地图前，久久地注视着青藏高原。慕生忠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良久，只见彭老总用右手从西北甘肃敦煌方向往西南角上一划，说：“这一带都还是交通空白，从长远看，是需要修一条路！”
慕生忠高兴得差点去拥抱自己的老首长。
回过头来，彭老总问慕生忠有什么具体打算。慕生忠汇报说：“从西宁到香日德这一段路是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修的，虽破烂不堪，但能勉强走车。从香日德到格尔木的300公里路，自己来京前已进行了修补沟通。现在为了使领导上好接受，准备先从格尔木修到可可西里。到那里后，再说第二步吧。总之，我们一定要修通这条路。”
彭德怀答应道：“好吧，你写个报告，我去找周恩来总理批。”
第三天，彭老总就告诉等得发急的慕生忠：“你的报告周总理批了。先给30万元，钱是少了一点，你要节约用。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你。”
慕生忠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试探着说：“能不能再给十辆卡车和10个工兵，再拨些工具。”
彭老总干脆地说：“行！都由西北军区给你解决。工具给你1200把镐，1200把锹，3000斤炸药。另外，再给你一辆吉普车，你总得跑路嘛！”
“太感谢首长了！”慕生忠非常满足，临出门又转过身说，“彭总，这条线许多地方都还没有名字，以后它们的名字可要由我来取了！”
彭总笑笑说：“你不取谁取！”
当晚，慕生忠就满载而归地回青藏高原去了。
凭1220人，1200把镐，1200把锹，没有一件机械，没有一个工程师，他就豪气万丈地
率领大家开始了修路大战
慕生忠从西北军区领到彭老总批的十辆大卡车后，除运载一些筑路工具和少得可怜的物资器材外，还特意从青海湟源县装了几车杨柳树苗，以一副扎根安家的样子运到格尔木后，亲自带人在柴禾城周围栽种了两大片，结果全成活了，使这里有了第一片绿荫，慕生忠高兴地取“望柳成荫”之意，一片叫望柳庄，一片叫成荫村。
在北京时，慕生忠为了不使彭总为难，张口只要了10名工兵，这对于修一条公路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不过，他有他的打算：动员运输队拉骆驼的民工参加修路。
在格尔木，不少民工听说要留自己修公路就炸了窝。有的說自己是来拉骆驼的，要修路坚决不干。有的说这地方空气吃不饱。不能干重活，要干非憋死不可。
慕生忠有自己的主意，他采取恩威并用的办法来组建筑路队。他首先以自己的热情感召大家。他登上汽车踏板，挥着胳膊大声说道：“同志们，这是彭老总拨给我们的汽车！周总理亲自批准了我们修路的计划！我们大家眼光要放远一点，柴达木盆地是块宝地，我们要把柴达木建设成一座大花园，要在青藏高原开劈出一条交通大动脉，做第一代格尔木人！”
除一部分干部外，不少为挣钱而出来拉骆驼的人，对他的讲话并无多少热情。一位刚来不久的小伙子问：“做第一代格尔木人？格尔木究竟在哪里呢？”
慕生忠说：“你怎么这么蠢！告诉你，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晚上，慕生忠到一个个帐篷里去串门，听见不少人议论仍想回家，有的人甚至开始整理行李。慕生忠便说：“你们实在要走，我也不阻拦，但走前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忙？”有人小声问。
“帮我开点地，种点菜，给留下的人吃。”
“那没问题！”听说能回家，民工们答应得很痛快。
第二天，慕生忠叫人在不远处的草滩上划出方方正正的9块地，每块3亩，分给9个民工班（每班10人）去开。
老实的民工们抡起镐头，干得很欢，才到半下午9块地全开完了。
慕生忠诡秘地笑了笑说：“干得不错，晚上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民工们正等着回家的喜讯，慕生忠却把大家集合起来讲话说：“昨天大家开了27亩地，平均每人开3分，我们准备种上菜，就叫它二十七亩菜园吧！将来我们的子孙会记住你们的功劳的。怎么样，开地是重体力活吧，谁病了？谁死了？一个也没有嘛！所以不要听信没根据的乱传。现在我宣布，你们一个也不能走，都给我留下来修公路。我保证半年多就能把路修好，到那时我敲锣打鼓送大家回家！”
人群宁静了片刻，接着便一阵哄闹，有一个愣头小伙子说：“他骗我们！我们上当了，走啊！不要听他的！”
慕生忠震怒了：你敢！说着抡起手中的马鞭，走过去就给了他一鞭子。当然，此后，他为此事诚恳地作了检讨。
为了稳定人心，慕生忠又给大家讲了修这条路的现实意义，讲了修好路用汽车代替骆驼运粮运物的好处，讲了一千多年前唐朝文成公主赴藏的故事，讲了作为新中国的主人翁、作为一个大男人，绝不能不如一个文弱的宫廷公主，在艰苦困难面前当逃兵……
总之，人员全部留下了，共1220人，编为6个工程队，每队200人，任命了队长、指导员；还剩下20人编为测量队。正副总指挥分别是慕生忠、任启明。
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在格尔木破土动工，慕生忠带领1200名工人，每人一把镐、一把锹，既没有一台机械，也没有一名工程师，就这样开始了向世界屋脊的进军。
从格尔木往南的40多公里路，是一马平川的戈壁滩，不用费多大劲就能跑车，只要在路两边作个标记就行。他要求的公路标准不高：先通车，后改善，再提高。目前只要能过汽车就行。
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难关是进昆仑山不久的一条季节河——后来慕生忠给它起名雪水河，是由昆仑山雪水冲而成，河两岸是十余丈高的陡壁。7月5日，慕生忠调来几个工程队，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要在两岸的陡壁上开出一条宽8米、长200米的慢坡公路。一个星期后即12日中午前一定要保证通车。
于是，河西岸的王德明队与河东岸的马珍队、王廷杰队展开了竞赛。慕生忠要给西岸再加一个队，被王德明回绝了，他拍着胸脯说：我们一个队，一定要赛过对岸的两个队！
工人们一个个摽着劲来干，看谁进度快，看谁土方多，有的人一天超过12个小时还不收工。这些西北汉子说，既然留下了，就要干出个样子来。结果一个星期刚过，12日上午9时半，慕生忠坐着他的吉普车碾着新修的河岸公路，顺利的通过了雪水河。王德明的200人抵过了对岸的400人，慕生忠高兴地命名他们为“老虎队”。
前面，公路遇到了一条无法通过的断崖。这里是达布增河和舒嘎果勒河汇流后的出口，汹涌澎湃的激流顺着山势冲击而下，在两道石崖中间冲成了一道深不可测﹑上面宽约10米的石谷，谷底的水声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
任启明去年用两辆大车探路时，因无法从这里通过，只好绕道下游，拆开大车用人抬过去的。但下游不但路远，且汽车也无法通过。所以这次必须在这里架一座桥，这也是整个青藏公路唯一的需要新修的桥。
慕生忠和工兵连副连长王鸿恩，徒步50多里，才选定了这个建桥点，然后把10名工兵和从陕北请来的石匠、铁匠、木匠等会集在此，要大家赶快修起一座桥，把两岸连通。
对工兵来说，架桥铺路并不难，难的是现在一无器材，二无工具，连起码的水泥、砖、桥钉、螺栓都没有，有的只是从兰州拉来的9根9米长的红松和一部分杂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但慕生忠的话很硬：我不管你有米无米，“八一”前必须通车可可西里，谁耽误处分谁。
7月15日，慕生忠带着从兰州赶来的工程师邓郁清赶到桥边督战。
邓郁清，1935年毕业于福建龙溪工业专科学校公路系，曾参加了解放前从西宁到玉树公路的修筑工作，但因青海军阀马步芳贪污修路经费致半途而废。1951年慕生忠进藏时，曾带他一起进藏，有意让他感受青藏交通的艰难。这次又特意请他来担任筑路工程师。
邓工程师来到工地一看，岸宽9米，而9根红松也长9米，根本搭不到岸边，按要求短了整整3米，怎么办？他提出派车去兰州再运些材料来，慕生忠一口回绝了：“不行，时间来不及。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3天内给我把这座桥建起来！”
邓工没有了退路，大家只好坐在地上开“诸葛亮会”，研究对策。然后他根据大家提出的办法。在木箱上画了一个草图，要大家照图作业。
大家研究的办法是：在两岸斜坡的石壁上，各凿出一个与桥同宽的平台，每个平台上栽起5个木桩作顶柱。由于岸坡上宽下窄，顶柱的上端已各离岸边1.5米左右。那么顶柱怎么才能立得住呢？石匠想出了办法：在平台上凿下80厘米深的石窝，顶柱便稳稳地立在了石窝里，顶柱与岸坡之间的夹角中填满石块。这样，9米宽的沟岸就缩短了3米，变成了6米，9米长的红松搭在上面正好。柱与梁的连接处由罗永元带领的木工凿成榫咬合，再由杨增贵带领铁匠用钢筋打的蚂蟥钉加以固定，有些地方则用铁丝捆绑加固。
大家就这样没黑没明地干了3天，7月18日下午，青藏公路的第一座桥梁终于建成。
桥修成了，结实不结实，能不能过汽车？邓工爬上头一辆汽车要试过，被慕生忠一把拖了下来：“你是我们唯一的工程师，宝贝疙瘩，还是我来吧！”
邓工急红了眼：“不，你是一军之帅，不能冒这个险！”
慕生忠装作没听见，跨上驾驶室，命令驾驶员：“开车！”
第一辆车在人们的注视中稳稳地过了桥，接着，13辆满载面粉物资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的过了桥。慕生忠高兴得一摸脑袋，嘿嘿笑着说：“我看这座桥就起名为天涯桥吧！”
邓工给人讲：在其他任何地方，他绝对不敢这样冒险。但在慕生忠领导下，在青藏高原则必须这么干。
1956年4月，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赴西藏路过此地时，站在桥头端详了半天说：“天涯桥？不如改叫昆仑桥好！”从此，这桥就叫昆仑桥了。
从格尔木向南，前进100公里海拔就增高1000米。当公路修到昆仑山顶时，海拔已达4800米，氧气含量只相当内地的一半。不少人抡起镐干不了几下就昏倒了，可是还不愿下去休息。这时慕生忠果断下了一道命令：取消劳动竞赛，不准搞加班加点，注意休息和增加营养。
前一段奋战雪水河时，由于几个队摽着劲干，而伙食仅是盐水煮面疙瘩，营养跟不上，不久不少人身上发生溃烂，疼得直叫，又无药可治，也找不出啥原因。当时，格尔木的27亩菜园里种的水萝卜长成了鸭蛋般大，便拔了半汽车送到工地来慰问，慕生忠决定全部分给近百名病号吃，每人每天4个，结果奇迹出现了：身上的肿消了，伤也好起来了。医生顿悟：这病是体力透支、缺乏维生素所致。
为了增强民工们的体力，慕生忠允许每个队抽人打点野味如黄羊、野兔等，再拔些野葱野韭菜来改善大家的生活，增加营养素。
一天半夜里，在昆仑山的帐篷中，奔忙了一天的慕生忠睡得正香，第三工程队队长尤忠突然找来推醒他说：“政委，不好了，我起来小解，发现帐篷都空了，民工们大概都逃跑了！”
慕生忠大发脾气：“还不快追！”
两人追出一里多地，前面传来镐锹挖地的叮当声。原来民工们为了早早打通昆仑山，偷偷跑出来加班了。
“乱弹琴！”慕生忠狠狠瞪了尤忠一眼，心里却很高兴。
第四工程队在队长王德明和指导员王仕录的率领下，正奋战昆仑山口的最高峰。不少人头疼欲裂，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民工马占彪咽喉肿痛得说不出话，两只被震裂的虎口上血把锤把都染红了，还不肯休息。刚才天空还晴朗朗的，转眼间却下起了冰雹，鸽蛋大的冰雹劈头盖脑地砸下来，打得人无处躲，大家只好把铁锹和盆子扣在头上抵挡，冰雹一过又上了战场。
那段最高的山口终于被攻下了，测路队的张震寰走了一个来回说：这最高处的一段才12步。慕生忠走了一遍，果然不錯。他豪情满怀地说：“什么昆仑山，一听怪吓人的，我们就叫它十二步山吧！”也许他想起了神话中昆仑山的故事，就指着远处一座高耸的雪峰说：“看，那就是玉虚峰吧！”如今，这两处都成为青藏线有名的景点。
当邓工从后面气喘喘吁吁地赶上来时，问慕生忠：“这是什么地方，快到昆仑山了吧？”
慕生忠哈哈大笑：“昆仑山已在你的脚下，昆仑山口被我们征服了！”
7月30日这天，比原定“八一”通车可可西里提前两天，慕生忠把路修到了这无人区。他当即给北京发去电报：
彭总并转中央，我们的汽车已开上了可可西里，我们正乘胜前进。
八一建军节这天，大家召开了庆祝大会。
几天后，在范明的陪同下，班禅额尔德尼活佛骑马从西藏来到这里，并从这里换乘汽车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北行政委员会和陕、甘、宁、青政府的领导及宗教界人士提前几天来这里迎候，使沉睡千年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场面。 （未完，请关注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窦孝鹏，陕西扶风人，中共党员。1958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七十六团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政治处宣教干事、汽车连副指导员，解放军青藏办事处政治部新闻干事，总后勤部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及后勤杂志社编辑、副社长，金盾出版社副社长，后勤杂志社副编审，编审。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
著有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散文集《春满青藏线》（合作），短篇小说集《鹰》，报告文学集《戎马关山最难忘》，长篇纪实文学《长城鏖兵》，长篇传记文学《杨至成将军》，中篇报告文学《文韬武略黄大将》《两度入朝统大军》《域外历难记》《革命英模人物故事》丛书等。
中篇报告文学《昆仑魂》获1993年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世界屋脊有一群军人》获总后勤部第二届军事文学奖，短篇小说《路》、散文《心连在线上》、报告文学《十万里路见忠心》和《他，没有躺倒》均获解放军总后勤部历次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