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道统建构论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张羽+马兰兰
关键词：孟子；道统；王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要：儒家道统传承中，人以德为圣，理以道为尊。以性善论推导王道，并以道为治理国家的至高原则，期望以道统约束政统，使王权按照儒家之道有序运行，这是孟子对儒家道统的建构之功。孟子的道统建构论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可以借鉴孟子重视主体心性的道德修养工夫，发掘主体自身的自觉与自愿力量，从而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心认同；二是从孟子以民为本旧传统中开掘社会主义新民主，从传统社会以仁心推仁政的理路开启社会主义“新王道”，使国家真正担当起国家富强、人民安居的道义责任。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18卷第2期张羽，等：孟子的道统建构论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11“道”的概念虽并非儒家首提和独有，但“道统”是儒家独有的道学传承谱系。所谓“道统”，是指儒家以圣人之道为核心内容，围绕载道、传道和明道的文化使命而建构、发展与演变的思想传授系统。儒家的道统上可追溯到尧舜圣王，经过文王行德政与周公制礼乐，再到孔子提出仁道，孟子继承孔子仁道并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仁政论与王道说，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不仅远承尧舜之道，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心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的道统建构论虽有其局限性，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一、政道分离：孟子道统建构的时代背景自三代至西周，道统与政统彼此合一、相互关照，官师治教合于一，王道载于，道王一體，诸如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即是。春秋以降，道统与政统逐渐成为两个不同性质特征的运行系统，现实中诸侯假力而霸，道与王独立而存，士志于道而权势在君王。儒家将弃道而独存的诸侯以力割据的现象称为天下无道，在“道术将为天下裂”之际，诸子百家各持己道，各自为还道于天下而争鸣。孟子身处战国之时，七雄并立，战争频仍，礼乐隳毁愈加彻底，周室权威几乎荡而不存；与此同时，诸子各持己道，是己而非人。为了使诸侯君主重回圣君施王道，为了捍卫先王圣道而止“邪说暴行”，孟子高扬道尊于势的道统意识，与诸侯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1.“好辩”以拨乱反正
战国时期，诸子之中儒家并非最具辩才的学派，名家辩言远在其上。在名实概念分析方面，惠施或公孙龙更具逻辑技巧，而孟子并不以争辩而胜人之口为能事，却以善辩形式来履行儒者批判社会、反思现实、建构价值的道学使命。可惜的是，时人只看到孟子好辩的表象，却多不能领会他以有道理想批无道现实的文化使命。孟子自居圣人之徒，能言距杨墨者，以“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1]155为使命，欲拨乱以反其正，使天下重回三代盛世。
对孟子而言，建构道统与善辩以言其志这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首先，与告子辩性善以明成圣根据。孟子以杞柳桮棬为喻驳斥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并以人生而即有爱亲敬长之心和恻隐之心论证良心人皆有之，进一步界定人心先验本有的良心善端为性，以此否定告子生之谓性的论点。孟子不同意告子在人生而即有的自然属性层面界定“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生理本能以人之为人的道德意识为人性本质，进而将其扩充为仁义礼智之君子四德。孟子的良心性善上援天道为形上根据，成为道德内烁己心而君子自律自反不证自明的前提。这不仅为孔子为仁由己式的道德修为找到了依据，而且以仁义界定心性与人道，为其息邪说、拒杨墨提供了理论注脚。
其次，拒杨朱而止邪说暴行。孟子将道德意识看做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质，并在此前提下对“性善”进行价值判断，认为仁义礼智既然为人所特有、作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本区别，理应成为人人自觉践行的道德要求。五伦八德作为规范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的人伦之道，依于性而顺乎情。舜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皆是由仁义行，而墨翟兼爱的无君无父之论有悖人情正道，与禽兽无异，会使天下人心有失伦常之义。
再次，与国君辩王霸以言王道理想。孟子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22，对于血缘之亲与百姓之仁乃至禽兽草木之爱惜的层次与差等，是由其仁爱对象本身的差异自然产生的，这本是顺其自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孟子进一步将这种有次序分别之仁爱提升为君主行仁政的核心理念。孟子向梁惠王辩明“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1]1，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以君主先行仁义而后全其利向君主申明，争城掠地式的称霸无异于率兽食人。孟子告诫齐宣王，王者之乐应当与民同乐，君主以民与天下之忧喜视若己之忧喜，以不忍之心推仁政，天下之人必会翘首以迎王师犹如久旱而盼时雨，从而王道行而天下归服。
2.诸候争霸的现实使孟子的王道理想遇冷
孟子之时，天下无道愈甚，七雄并争，诸侯国君多热衷齐桓晋文之事。魏用吴起使魏武卒无敌于天下，魏霸西河近百年；齐以孙子兵策与国交战，使诸侯东面朝齐；秦以商君之法而富国强兵，迫使五国联合以抗强秦。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大揽强国之士，孟子以圣人之门羞言管晏事，乃与国君述三代圣德，欲说君主行王道，而诸侯皆以为其迂阔终不肯用。
就战国大争气力的现实而言，孟子崇尚仁义之志实乃不合时宜。孟子期望以不忍之心启发君主道德意识，以圣贤人格范导君主作为，甚至以仁者无敌的必胜信念激励国君行王道，然而终究被国君认为其迂阔而远于事情，大而无用。孟子是一位心怀道德理想且具有批判精神的儒者，他并非不明白，诸侯君主首要谋略的是天下诸国政治格局的变动、土地疆界、人口赋税等诸多关键事宜，绝非仁义理想一般简单纯粹。但是社会无序、民生疾苦、战争残酷等诸多不合理现象，始终促使着孟子坚守对政治失道与价值失当的批判立场。
然而，即使君主能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1]5的王道之始，仁君圣主的美名对于攻城掠地的虎狼之军并无任何抵抗力量，春雨润物般的道德教化终究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攻伐军队。天下皆为急功近利而熙熙攘攘，诸侯皆以兵强马壮为武力威慑而行逐鹿问鼎之事。在此情况下，孟子对君主所言的三代盛德、仁义教化或与民同乐的王道理想，对有志于争霸天下的诸侯君主来讲，也只得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虽面临王道不行于当世、遭受诸侯国君冷遇的现实困境，但这并不能抹杀其王道设想对于儒家道统理论建构中承前启后的学理价值与思想意义。
二、政道合一：孟子道统建构的王道理想面对势炽道衰的社会现实，孟子心怀“圣而王”的理想主张，坚持以“道”论“势”的价值原则，致力于使儒家道统与现实政统之间相得益彰，即儒家之道行于世，而政治之君泽加于民，此谓孟子主张君主以仁心推仁政的王道理想的真正落实。孟子不仅致力于有德者必有位的王道追求，更是着眼于有位者无德的现实状况，高扬道尊于势的价值原则，力图匡扶君主失德之弊，以承担致君尧舜、淳化风俗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践行王道。
1.有德者必有位的理想状态
在儒家道统中，自上古三代至商周，政道合一，有德者居高位，君主既是国家执政者，还是道德教化者，善政与美俗定于一。因此，圣人居王位以施仁政，自然就成为儒家道统建构的政治理想。春秋以降，政道分离，仁德不再是衡量人主居君位的必要标准，诸侯各行其是，国君掌控国家政权，文化士人负责社会教化。于是，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孔子作为有德无位的圣人始列其中，而此后再无现实君主能位于其间。战国之时，天下愈加无序，诸侯肆意妄为，孟子期望以圣人之道范导君主执政，凭借尊道崇德对现实政权给予价值规范，尽力使王有圣德、政以道尊。
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作为儒家道统中的承启环节，而欲救人心、息邪说、拒诐行，续存先王之道而不绝；当强势凌弱之理横行于世，孟子绍述尧舜之德，黜霸功而崇王道，后世称其功不在禹下。孟子建功于道统见其后世，在于提出本于内圣而开启外王的王道理想。王道理想以仁心为本，强调有德者应配其位，有位者应配其德。君主正人先正己，自身垂范，然后善推其所为，推恩以保四海，以全己之心而全民之老幼，薄赋省刑，治民之产，申孝悌之义。此外，君主修圣德、行王道还需以民为本。民心作为衡量君主圣德的根本标准，是孟子王道理论的题中之义，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219。在民、社稷与君主的价值次序上，民居首位。孟子坚信“得乎丘民为天子”[1]328，若为君者德行不修，荒淫无道，无视百姓疾苦，那么有人效汤武放伐诛就是顺天应民的正义之举。
2.使有位者尚德的现实努力
在儒家道统中，孟子对后世的影响仅次于孔子。针对圣与王并立而行的现实，孟子一方面以行王道遂其志游说诸侯君主，另一方面又以有道伐无道的批判态度警戒居君位而无君德的现实君主。
孟子认为，为臣者要有臣德，为君者亦要有君德，君臣双方权利义务相对而存在，“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1]165。孟子在继承孔子君君臣臣主张的同时，又对君臣双方的义务做出界定。孟子认为，君臣各尽其道皆是法尧舜之举；反之，“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1]165。这不仅强调君臣双方对等关系的条件性与原则性，而且也对国君不修君德、专苛臣民、宽己严人的无理行为进行了道义限制。如果君主无视为臣者屡谏而不予采纳，孔子的态度是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孟子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1]251的情况，区分贵戚之卿或异性之卿，认为前者会易君位，后者则会弃官去职。至于臣事君的态度，则视君主个人德性及其对臣者的态度具体而定，“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186。孔子早有君以礼使臣而臣以忠事君的主张，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更为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君行其是而臣事之从权的正反相对的不同情况。从孟子对君主的态度可知，君权并非无原则的无限扩大，君德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若小德不修，从谏改之则可；若大德有亏，行有损其国家与百姓利益之举，社稷之臣应该“抗君之命，反君之事”[3]。
3.道尊于势的制衡原则
孟子对君臣关系作了对等性规定，认为臣之所以能够与君分庭抗礼，是因为臣事君以道为最高原则。道统与政统的分离虽导致君主权势与圣王之道并立存在，然而在有德者与有位者之间，儒家坚持以道为尊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而现实君主虽得位却并非合道。可见，先秦儒家始终坚持道高于君、德尊于位。
孟子认为士应当志道据德，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与君王保持师、友或臣的关系言理论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视听言动，并非屈服于象征政治主体的君主个人。如果君主不能依道而行，抑或是君主有不符合道义的行为，面临道之不行、士处穷困的处境，子思认为与其屈己以要富贵，不如抗志而处贫贱，因为“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4]。天下诸侯若能使道伸于世，自然是儒家所愿，但如果需要士人为此降志而屈、枉道从君，这绝对为儒家所不能接受。孟子认为，担负行道使命的士阶层断不能为悦君而沦为被君主挥呼来去的奴仆。孟子将公卿大夫的官阶称作“人爵”，将忠信仁义之道德称为“天爵”，并认为天爵高于人爵，道义价值高于官阶地位。通过评判二者的价值轻重，孟子认为修天爵自能统摄人爵，而要人爵弃天爵则绝非士所当为。士之受人尊重，其根本在于以身载道，载道之士在处理道与君的关系时自当重道而轻势。坚持以道驭势原则使君主屈己而从道重德，是孟子致力实现的理想政治状态。此后，道统辖摄政统，现实政权以道为价值依据确立运行，一直成为后世历史上儒家道统中的价值准则。
三、返本开新：孟子道统建构论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君子作为主体自觉与自我完善的一种修为目标，其存在的价值依据与终极追求何以可能？孟子以人性善作为君子人格的重要理论前提，重视反求诸己式的主体自觉在君子人格修为中的作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要求，如何让社会上每一主体都能做到道德意识觉醒，提升道德理性认知，儒家君子人格修为目标和孟子重视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为其提供了有益借鉴。
1.以孟子重视主体心性涵养激发社会主义公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
孟子重视主体心性的道德修养工夫可资借鉴。孟子注重主体心理情感，强调主体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区分“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道德是主体行为的目的，而不是作为谋取其他功利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注重主体道德行为的自觉自愿，不仅体现了孟子的仁道原则，同时也是其对主体力量的确证，他强调主体行为在情感上的自觉自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情系民用，利為民谋，在公民层面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从根本价值上与公民利益相互契合的基本价值。公民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心理寄托与情感依赖，敬业、诚信与友善不仅涉及公民自身，还关涉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所从事行业的群己关系的价值选择与行为取舍，主体诚心于内方能使人信己于外，将自己愿得他人友善相待之心推及他人。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国家作出规定的外在形式，表达出公民个人的自觉意愿，其目的是启发与引导公民个人主体性自觉，使公民遵守规定于外但诚意于内心的基本价值公约。在当代中国，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从主体自身寻求内在心性根据，发掘主体自身的自觉与自愿力量，从而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心认同。
2.从孟子以民为本旧传统中开掘社会主义新民主，从传统社会以仁心推仁政的理路开启社会主义“新王道”
孟子道统建构作为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关键环节，其最重要之处便是提出“民贵君轻”的价值判断，以及倡导君主“以不忍人之心推不忍人之政”的王道理论。但是孟子忽略了一点，正处战乱时局、诸侯争霸之际，君主大多认为孟子的“仁政”迂阔而不切实际，不愿按照孟子建议而此般作为。退一步讲，即使有君主愿意一试，但是社会时局与政治体制也未提供实行“仁政”的外部环境。然而，孟子对王道理想的批判与超越的价值却未过时，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孟子的民本思想与王道理想依旧可资借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与社会层面提出的相关价值要求，表达出国家富强、社会民主、依法治国的文明理念，不仅是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与发掘，而且根据时代要求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主体并未作出明确界定与区分，因此，孟子将王道理想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一人之身，不免落于空想。但是，在现代国家理念中，国家作为承担相关责任、尽其应尽义务并且享有相关权力的独立主体，是有能力且有义务发挥其自觉担当起国家富强、人民安居的道义责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的相关价值理念，使主体意志自由与人格平等的实现延伸至社会领域，于是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便成为公民社会性发挥、公民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场所，其相关权力的实现便得到了相关法律与制度的保障。如此一来，和谐社会与依法治国便能从理想变为现实。
四、结语
孟子所建构的以内圣启外王的王道理路，为后世儒家批判君权、以伸民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在儒家道统中既往圣而开后学的承启之功，主要着眼于平治天下的社会批判与政治作为。但“（一千五百年来）其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5]。后世君主多是冒圣贤之名而行盗跖之事，随着专制君权的加强，官僚群体说理论道对君权的监督与批判似有实无。孟子对主体人格的培养与尊重，对民贵君轻的议论，以及对王道理想的价值提倡，虽然在当时及后世传统专制社会环境下不曾实现，但其批判与超越的价值理念，对于今天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参考文献：[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4.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书局，1988：250.
[4]王钧林等译注.孔丛子卷十·抗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4.
[5]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