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建构
摘要：本文分析了甘孜州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由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以及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在分析问题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建构路径，分别是意识转变：发挥参与主体主观能动性;责任主体转变：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与NGO合作探析;产业结构转变：依托“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方式转变：依托“互联网+”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革命老区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2-0125-02
1甘孜州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的问题分析
1.1由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现在更多立足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指出：“两不愁基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后脱贫时代是相对贫困时代，不愁吃、不愁穿在甘孜州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2019年，全州经济总量达到388.46亿元，人均GDP达到324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83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08元。而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甘孜州居民可支配收入已接近全国平均值[1]。
因此，现在扶贫更多应该关注的是诸如医疗、养老、教育、就业（发展机会）等这样的软性指标的建设，而这些正是制约甘孜州脱贫以及在振兴乡村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基于此，笔者认为甘孜州目前已经是由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其中多维度贫困更多倾向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1.2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
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尤其在贫困地区，政府主导的扶贫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脱贫攻坚要重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4个问题。尤其“谁来扶”，目前甘孜州扶贫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比如泸定县的县委、县政府“双组长”的脱贫攻坚指挥体系，道孚县的党政一把手负责的领导机制，等等，这些政策中的实施主体就是政府。在现阶段，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有其特殊性和高效性，但是乡村振兴要求是主动地全面参与，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但是长远来看，不利于鄉村振兴的发展。
2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建构路径解析
2.1意识转变：发挥参与主体主观能动性
不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注重的都是村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尤其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的是村民的全面参与。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起来，那么脱贫之后极有可能再度返贫，更无从谈论乡村振兴。思想的贫瘠比物质的缺乏更可怕。调动人的积极性有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主观意识，一个是生存的客观环境。目前来看，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不仅是物质环境制约发展，更多的是人的内生动力不强。比如，曾经在一些贫困村举办过职业技能培训，但是村民仅限于培训，没有主观意愿将所学技能运用于实际生活，更有甚者靠“要”来脱贫，“要”来的脱贫也仅限于暂时性的脱贫，帮扶过后又被打回原形。因此，真正的脱贫是要激发农民的兴趣和自觉意识，只有他们自己愿意了，才能真正去为美好生活奋斗。当然制约人的发展还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比如依靠电商，而依靠电商需要有网络、手机、电脑，更需要懂网技的人来做专项培训，或者需要专业的电商合作平台或者电商村级合作团队，但是，目前在甘孜州部分地区，这些条件无法满足。这些客观现状制约了主观能动性发挥。因此，只有参与主体的意识化被动为主动，才能更好地联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2]。
2.2责任主体转变：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与NGO合作探析
“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虽然是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力量，但不是万能的。如果只依靠政府单边扶贫，势必会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造成一系列问题，尤其不易监管监督，还有解决市场问题时容易造成角色错位。“志愿失灵”理论说明，只依靠志愿者同样存在问题，去机构化、去政府化的志愿组织无法单独处理公共事务。所以最佳的模式是在双边中共同发展，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扶贫。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造成的功能缺位可以由NGO来补位。我国目前有4000多个NGO组织，涉及的领域方方面面，NGO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项优势弥补政府的不足。在政府和NGO合作模式中，政府仍然是福利政策的责任主体，NGO起辅助作用，发挥其志愿精神，履行政府政策，发挥其专业优势，激发被扶贫对象的积极性。同时在扶贫过程中一定要权责分明，设立专门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中心，提供具体的财务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保障二者合作有良好的环境。因此，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衔接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转变角色，变主导为合作治理。
2.3产业结构转变：依托“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甘孜州位于川、藏、青、滇四省交界处，藏族居多，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民族文化。泸定桥、海螺沟、稻城亚丁、贡嘎山等都是甘孜州有名的旅游景点。2012年甘孜州确定了产业发展定位——大力开发旅游业，依托旅游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产业振兴。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贫困人口的就业创业，实现精准扶贫，实现农民增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而旅游业的发展正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依托“旅游+交通”“旅游+美丽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旅游+高科技农业”“旅游+餐饮”“旅游+民宿”“旅游+民族文化”等模式带动甘孜州经济，激发群众参与意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人民富裕。目前，甘孜州旅游业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开发不均衡，投资力度小，与旅游业配套的娱乐项目不完善，部分景区宣传力度不够，依托景区的服务业发展单一等。因此，甘孜州依托“旅游+”，实现产业结构转变，助推乡村振兴，必须实现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民众的需求侧和市场的发展需要出发，打造旅游行业[3]。
首先，加大宣传力度。甘孜州自然资源丰富，很多开发的景点因为名气不够，游客量少。所以，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现在的一些网络平台，比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在这些网络平台宣传影响力很大。如果宣传策划做得好，打造出网红景点，会吸引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此外，打造旅游宣传大使，靠名人效益推广旅游业的发展。甘孜州理塘县男孩丁真由于一个视频意外走红网络，随后理塘文旅公司签约丁真，丁真正式成为四川理塘旅游宣传大使。以此拍摄《丁真的世界》，从丁真的视角为大众全面介绍了甘孜州，在网上非常受欢迎，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这是典型的依托网络平台以及名人效应，为甘孜的旅游业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4]。
其次，打造典型，创立品牌。依托品牌，实现“旅游+农业”优势，比如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销售当地特色农牧产品。
第三，激发民众参与积极性。一方面，轉变民众的意识，让民众意识到旅游业可以带给他们新的机遇，改变他们的生活，化被动为主动参与;另一方面，靠外在的激励机制，比如，亚丁稻城景区提取一部分景区门票钱设立生态旅游扶贫基金，然后将基金量化到贫困户，这样贫困户可以享受生态旅游业发展带给他们的红利，间接地刺激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最后，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在文化的底蕴中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发展才会长久[5]。
2.4发展方式转变：依托“互联网+”助推乡村振兴
依托“互联网+”的发展方式，主要是指大力开发“电商平台”。成长于网络时代的藏族年轻人，他们熟悉网络，依赖网络，这样就为发展“电商平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开网店，直播带货等这些方式可以推广甘孜州的地方特色，传播藏族文化。甘孜州物产丰富，比如得荣树椒、雅江松茸、康定芫根、稻城藏香猪等，这些品质优良的特产通过“电商”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购买。但是在发展电商的过程中，要完善物流体系，还要加大培训力度。尤其是培训，可以利用互联网没有时间地域限制的优势，加大对当地居民电商专业化培训。此外还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可以采取“辐射”模式，以甘孜州为中心，向全省辐射;选好地点，可以在省内其他地方开设线下实体店，通过实体店也是很好的宣传方式。
以上就是对四川革命老区甘孜州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及对联动模式建构路径的解析。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李孝忠.乡村振兴：历史逻辑与现实抉择[J].中国发展观察，2018（2）：24-27.
[3]余应鸿.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J].探索，2018（3）：170-177.
[4]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J].甘肃社会科学，2018（4）：28-35.
[5]李小云.脱贫摘帽重在不返贫[N].人民日报，2018-8-26（05）.
（责编：陈静姝）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度项目“四川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建构——以甘孜州为例”（SLQ2020SD-025）资助;本研究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四川省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建构”（xy2020064）资助
作者简介：宝娟（1988—），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