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国产精品电影的价值建构
陈思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后，我国主流文艺作品对内以构建团结一致、筹备奥运的价值为主，对外则摸索全球共通的价值观念，以求降低文化折扣，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更多认同。直至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这一套价值建构方式都行之有效，把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大国形象和多元开放的价值取向通过传统媒体和当时方兴未艾的网络媒介传递到了全世界。2009年以来的后奥运时期，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网络媒介迅速崛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国内电影产业而言，出现了一个交织着机遇与挑战的窗口期。机遇在于，观众对精品内容的需要和消费力急速上涨，电影的宣发渠道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而变得多样化、渗透力也更强，2009年至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实现了从63亿元到642.66亿元[1]的飞跃式增长。挑战在于，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世界文化交流的便捷化，使得观众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看待影视内容的批判性也越来越强，加之好莱坞系列商业电影强劲的市场冲击力，令国产电影面临着更大的价值呈现与引导的压力。2009年至2020年的国产精品电影，从导向、思路和方法上都在不断探索建构怎样的价值，如何实现价值建构，不断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迎接挑战、把握机遇。
一、扎根人民，走进实践深处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书抒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文艺作品构建价值的第一步，便是解决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根本问题，需要的是人民性的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与实践。
（一）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
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流电影创作与传播作为国家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担任了对内动员、对外沟通的职责：对内用《破冰》《真功夫之奥运在我家》等优质影片颂扬为国增光、坚韧不拔的奥运健儿精神以及齐心协力、温情乐观的支持奥运筹办的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对外则选送纪录片《筑梦2008》参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求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中国藉由办好奥运而融入世界的决心与实力。到了后奥运时期，中国已经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包容、开放、底蕴深厚的大国形象，文艺作品的价值引导取向逐步走向了更加关注人民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可以归结为创作团队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如何解读现实世界，以及如何为现实的情感从电影中找到出口。2009年，《高考1977》携带着一代人的回忆上映，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将当时东北的一个农场里青年人的精神向往与生存状态展现了出来;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取材于真实故事，以三个大学生的创业历程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千千万万个创业者的艰辛与成就，在片尾打出“他们的故事，或许也是你们的故事”;2018年的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也依据真实故事改变，聚焦于医药改革的核心民生问题，获得了30.7亿元的票房。院线电影之外，通过网络视频平台上线的网络大电影中也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的精品，从2010年引发怀旧情绪的《老男孩》，到2018年票房分账超过4000万元的《灵魂摆渡·黄泉》，题材从追忆青春到古装玄幻，虽然跨度极大，也并不完全被归类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但是所关注的问题和引发的共情均有现实观照，得到了观众的共鸣，也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
（二）共同价值的引领支撑
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时代色彩与烙印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优秀的电影作品理应取材现实，也应确立和遵循反映全国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电影作为当代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构建要体现于“举旗”的价值引领作用，也要体现于“立柱”的精神支撑作用，以求形成一个共享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第二个部分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层面的价值要求;第三个部分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要求。2009年迄今，精品国产电影起到了较好的价值引领与支撑的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看，主流电影、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的价值取向分野不再那么明显了，院线电影越来越多地传递出文明、和谐之音，包括“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2019年的票房冠军《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不仅以新时代的目光解读中华文化之美，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上进行了创新解读;从社会层面来看，最近10年内，电影不再是影院银幕、电影频道或DVD碟片的专属，流媒体技术的成熟和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端的普及使电影走进了“碎屏时代”，背后的版权之争从2009年9月“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的诞生，到2013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修订，皆以公正、法治的手段保护了影视市场自由、平等的发展与竞争;从公民层面看，影视的精品化本身即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国产电影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寻求高品质文化消费的观众们。
（三）彰显自信的文艺生态
十九大报告对文艺界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的要求，事实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之后，电影界已然开始探索新的中国特色的影像发展道路，日渐形成了一个坚定和彰显文化自信的、可持续发展的文艺生态环境。在2009年，全国备案的银幕数量为4723块，到2018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为60079块，跃居世界第一[2]。2018年12月，国家电影局印发的《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称，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将达到8万块以上。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电影年度调查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里，国产电影的全年生产数量为1037部，城市院线观影总人次超过17亿。2019年12月13日，司法部官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草案集中回答“促进什么”和“如何促进”两个问题，从创作生产、企业运作和市场调节三个环节发力，在科技、人才、资金等方面予以保障。根据起草说明，该草案将走立法工作程序或将在2020年出台。产业规模的飞速扩大和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是文化自信得以建立的物质和制度保障，是文艺生态得以健康生存的土壤。
在追寻“纯艺术表达”和国际认可的前奥运时代，对外输出的中国电影的文化符号略显单一，古装武侠、封建帝制等与当代精神生活距离较远的、带有一定“猎奇”色彩的符号成为代表。2008年的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以“内外有别”的方式创作电影、获取认同的生产方法，出现了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2018年的《无问西东》等具备导演的风格化表达与爱国主义精神内核的战争、武侠和“警匪”类型片，一步步确立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自信。此类影片与进口影片在票房市场经历一番竞争与较量之后并没有被击垮，反而引领整个电影行业走向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态势。
二、因时而变，创新叙事模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市场的日趋饱和，以及观众需求的稳步提升，都为电影创作提出了“变”的要求。于影视创作而言，总体上是叙事模式的变化。在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尔的著作《后现代状态》中，叙事模式被分为宏大叙事和微小叙事两类，前者完整、全面，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后者在话语策略上重视个性、偶然性，在本质上同样体现了价值选择[3][4]。近10年的精品国产与合拍电影创作有较为抽象的宏大叙事，也有较为细腻的微观叙述，皆因时而变，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呈现了正向的价值选择。
（一）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172位国内明星零片酬出演的《建国大业》（2009）上映，开启了一整个大制作、大事记、极具仪式感的红色电影的扛鼎之作。两年后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建党伟业》（2011），以及献礼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90周年的《建军大业》（2017）都是此类宏大叙事的典型。这三部电影皆以“献礼”为题，皆使用了“小品叙事+集束明星”的电影文体形式。在2009年的《建国大业》上映时，这样的文本形式非常新颖，体现出的是奥运之后的一种创新性的、全明星阵容的动员机制，与当时处于萌芽期的线上线下同步宣发的营销渠道结合，成为一个年度文化盛事。到《建军大业》上映之时，此类由中国电影集团主导制作的文本已成为一种备受期待的传统项目。
在小品串联式的叙事方法上，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背景，这几部电影都再现了诸多场景，涉及诸多历史人物原型，以壮丽的场面、紧凑的情节和繁复的转场完成了完整的、实证的叙事，以光影承载并证实了事件的历史合理性和先驱们所做的选择的正义性，用较高的制作水平搭建出了正向的价值基础，明确了“为谁立言”的立场，“大而有当”。
集束明星的选角与表演方式，则是具备隐性的价值导向意义的另一种阐述方式。其一，诸多大牌明星高姿态参与，为了争取一个小配角而努力的事实，打破了多年来电影娱乐产业“天价片酬”的规则，彰显了中国当代革命史的巨大吸引力，也展示了影视圈明星的政治向心力，他们积极通过对主流价值的建构与传递来确立在华语影坛的主流地位。其二，明星们在号召票房的同时完成了一个社会表演学的仪式，让宏大叙事的电影不仅仅是艺术事件，更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政治献礼的动机和以票房丰收所代表的显著的传播效果，折射出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5]。
（二）切中时代的微小叙事
微小叙事，或曰微观叙述与宏大叙事相对，强调的是偶然性的话语方式，突出差异化和多元化，体现的是非整体性和非统一性。后奥运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全民叙事方式和接受习惯的转变，网络社区、社交平台，乃至网络原生的影视与综艺内容，都倾向于使用微观的方式叙述被解构的现代故事。仍处于主流地位的院线电影创作者的叙事方式、所用语汇也做出了相应的转变，更多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方言电影被创作出来。
2010年大同方言电影《塞外有家》，用一位女性的悲欢勾画了大同60年的历史变迁和坚韧的大同人精神;2012年的《孙子从美国来》被网友称为“国产电影的小惊喜”，以陕西华县一个有皮影戏手艺的老人的视角展开，以中西文化冲突和代际冲突为剧情主要矛盾点，讲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被重视、被保护、被传承的故事;2019年的《我的喜马拉雅》所选题材为“时代楷模”卓嘎和央宗姐妹父女两代人守护边疆的事迹，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演绎了一家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几部电影均没有大牌明星加盟，质感均带有原始而讲究的特殊风韵，人性成为最大的主角。
微观叙述的主流影视作品千差万别，剧本的焦点往往是具体的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变迁和情感流变，每个生命个体都在经历时代背景下的抉择，其特征是形象鲜活，代入感强。这些影视作品所探讨的问题看似个性化，“再现”了生活中常见的个人的情感、奋斗、梦想、挫折、自我认同等情节，实则多借“小叙事”来说明和弘扬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共通价值，如诚信、友善、敬业、公正等。通过源于生活、来自人民的艺术创造，完成了情感的充分渲染、情緒的充分表达，在引起共鸣的前提下，夯实了观众共通的价值基础，培育了共同的情感、理想和精神。
三、锐意进取，打造文艺高峰
2008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影视文艺界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走出对内组织动员、对外寻求认同的需求，创作新媒介环境下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精品化的典型作品。经过十余年的调整，国产电影走上精品化的道路，可以纯熟地拍摄适应世界电影工业的类型片，也逐步践行了文化创新，消弭了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实现了价值引领、电影票房的双丰收。
（一）无愧时代的创作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部分对创作者们提出了“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的要求。从大背景而言，创作者所处的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时代;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受众需求增长，海内外文化产品同台竞技的时代;从技术角度来看，奥运之后的十余年是互联网接入移动端的关键节点，中国通过多项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多种移动生活服务的普及实现了“弯道超车”。最近这些年的精品电影作品回应了具备多重复杂性的时代，展示出了创作者们进行无愧于时代的创作的决心和能力。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创作，首先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一整套的价值建构，其次应具备足够高的艺术水准。除了上述宏大与微小两种叙事方式外，也应涵盖多种话题，契合不同地域、年龄、职业人群的精神需求，后奥运时代的国产主流电影所涉及的话题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拓展。国产电影的传统强项——谍战片，在2009年出现了风格前卫、商业大片型的《风声》，从剧本到选角到表演，较之早期电影都有突破，最终女主角的独白阐释出了电影的价值内核——于危难时期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志同道合的前辈之间的革命情谊;2012到2013年，《边境风云》《毒战》和《扫毒》等班底优质的缉毒电影，把缉毒警察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带到了大银幕上;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则通过对“小人物”的经历再现，从侧面勾画了国家对惠及全民的医疗改革的推进。诸如此类，完成了用精良制作的院线电影搭建“价值引领矩阵”的目标。
（二）雅俗共赏的审美品位
在国内票房一路飘红的这些年里，国产电影的分类方式悄然出现了改变。以影史而言，20世纪的电影有三种类型，分别是美国的商业型、欧洲的现代型和苏联的现实主义型。在国内，欧洲的现代电影体制几乎没有被借鉴过，苏联的现实主义电影和美国的商业类型片主导了奥运前国内电影的分类方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都有“人民电影”的创作，此类电影又称“工农兵电影”，继承发展了苏联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6]。改革开放至奥运筹备阶段，民营资本投资的国产电影一直在向美国的商业型类型电影靠近，试图通过工业化的电影制造模式，让创意和技术主导内容生产，以期获得票房的成功和奥斯卡等美国主流商业奖项的青睐。两种电影的价值追求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了建造共同的思想基础，后者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上的成功。自2009年以来，国内的这两种影片开始寻求融合，越来越多的商业导演开始加入现实主义的、弘扬主旋律的“工农兵电影”的制作，所创作的作品也多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于是，早期的电影分类方式被改写了，电影的审美趋向也逐步向雅俗共赏靠拢。
在上文提及的《边境风云》等缉毒电影之外，十余年内，多部主旋律大片在引领价值观念的同时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如2014年由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用导演一贯冷峻、奇崛的风格重写了红色经典;2015年的《战狼》和2017年的《战狼2》点燃了举国“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爱国热情;林超贤导演的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和2018年的《红海行动》，皆根据真实事件改变，在“战争史诗”般的动作戏中完成了捍卫国家与公民的主旋律谱写;201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国》，通过7个风格迥异的故事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峥嵘岁月。纵观此类电影的网络评论，观众对作品的完成度和价值观的传递都是非常认可的，电影的美誉度较高，无论是动作场面的铺陈还是剧本逻辑的串连都使这些作品成为雅俗共赏的典范。
（三）融合創新的竞争意识
后奥运时代是媒介融合的时代，也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时代。2008年元旦，国家六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要推进“三网融合”。2009年年底，在原央视网的基础上，中央电视台组建了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加入了早期土豆网、优酷网开拓的网络视频阵营。自此，电影、电视、“纯网”等各种内容共生，在2013年前后，有部分学者曾讨论多种媒介“谁主融合”的问题，到现在，媒介之间并没有剑拔弩张地争夺地盘，而是多屏、多渠道、多媒介合作，进行深度融合，开始打造“全媒体”。2019年1月25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国产精品电影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跟上了脚步，在传递主流价值、夯实共同思想基础的道路上也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就媒介融合而言，国产电影的创作者“触网”是较早的，“网络大电影”的概念和标准于2014年被界定，在此之前两年已有优酷的“大师微电影”系列上线并广受好评。最近几年，院线电影下线后短期内就能在网络平台上付费点播，以及网络大电影进入院线进行多渠道宣发、分账等创新的融合模式层出不穷。国产电影在内容与媒介创新融合的同时，也积极加入国际的电影产业竞争格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2019年的《流浪地球》，借科幻故事的外衣探讨了全人类共同携手延续人类生存希望的话题。跟《我和我的祖国》几乎同步献礼国庆的《攀登者》和《中国机长》，所关注都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于职业道德的坚守和对于理想信念的坚持，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语汇表达都具备全球共通性。就影片的制作水平和艺术价值而言，这些影片也都达到了国际水准，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2008年，以奥运为契机，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一年，是在中国建立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具备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奥运之后的中国电影产业，与奥运之前一样，都在适应时代的变迁、回应时代的召唤。十多年来，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国产电影正在逐步实现精品化，探索出了建构、引领时代价值的不同的制作模式和叙事方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预见的是，国产精品电影在未来经历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红利期之后，还会出现新的挑战，依据其当前的发展速度和价值建构的成熟度可以断言，国产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还会不断提升，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行者.642亿！请收下这份2019年中国电影调查报告[EB/OL].（2019-12-31）[2020-02-28]https：//www.1905.com/news/20191231/1429320.shtml.
[2]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201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126.
[3][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谨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赵琳.网络节目“小叙事”：叙事差异、话语表征与价值取向[ J ].电影评介，2019（13）：101-104.
[5]厉震林.集束明星、微型表演及其政治、文化效应——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表演文化论纲[ J ].当代电影，2013（06）：77-82.
[6]张慧瑜.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传统与商业类型电影的创新[ J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8（04）：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