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邹薇
【摘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强动能、更具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全要素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4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框架的最新表述，也是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而做出的重要部署。报告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关口，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内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是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提出的经济发展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实践指南。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和目标。世界经济强国和国内发达地区发展规律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之后，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构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支柱，是实现经济腾飞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抓住了先进制造业，就抓住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
解决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新特征。其一，我国已进入工业化深化发展阶段。一方面，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基本需求为主向较高端消费品升级，必然带动重化工业和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工业的主体。其二，技術进步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增加值、总资产、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等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带动了新产品开发、先进生产工艺的采用，还带动了节能减排效益的提高。其三，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出口总额等始终保持20%左右的高速增长势头，工业设计和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经营管理网络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业结构，而且给整个产业领域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带来巨大变革。其四，东部工业增速明显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生产增势和盈利状况整体良好，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心正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企业数、增加值、资产额、利润总额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均持续上升。目前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土地、劳动和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工业增速趋缓，产业升级压力明显加大;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充沛、市场广阔、企业经营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成为推动工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国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具有紧迫性、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中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建立更加平衡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下功夫。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国在中央文件中首次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也从总体上提出了我国高效率推进产业发展、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目标。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在索罗开创的“增长核算”中，TFP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有形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增长的其他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增长。在索罗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TFP通常被简称为技术进步率。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并不局限于有形的效率、更高级的资本设备、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肥效更大的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TFP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绩效。据世界银行数据，1997～2013年间美国TFP的年均增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以劳均GDP水平计）在OECD国家也是最高的。相比之下，拉美经济的持续停滞主要归结于TFP的下滑。20世纪80年代至今，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明显的停滞和下滑，然而分析表明，劳动投入对拉美经济的贡献度是基本平稳或略有下降的，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下降大约0.6%，因此，拉美经济的停滞和下滑主要不是由于生产要素积累的下降，而是源自TFP的下降。
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由于收益递减作用而递减，因此，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动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发掘出能够带来收益递增的新的增长动力，这样才能抵消、甚至超出传统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效应，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以煤、铁和机器化大生产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新的工业革命等，都以迅捷的、遍历的方式影响了整个制造业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TFP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金砖国家”，在其长期增长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或门槛就是“创新瓶颈”和增长动能不足。如果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创新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就能够突破“玻璃屋顶”，实现向高收入经济的跨越。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工业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实体经济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盲目追求GDP扩张转变为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转变见物不见人的旧发展模式，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义是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到产业发展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构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为此必须加快改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效率的先进制造业;同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把全方位地推进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此，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必须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要讓创新贯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环保技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呵护好绿水青山。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当前，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必须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必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开放促进创新，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三大变革”
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新体系，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有效供给、高质量供给，加快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举措。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首先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能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直接关系到“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如何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发展新体系。正确领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协调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关系。我国目前不仅存在供给的规模、结构与需求之间失衡的问题，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稳固内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既要看到一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也要看到在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的许多领域中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存在进口依赖。许多民众赴海外或通过“海淘”方式购买婴幼儿奶粉、保温杯、刀具、陶瓷甚至马桶盖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高品质的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对供给侧的改革不是“一去了之”，而是要着力突出“结构性”改革，在消除无效或低效供给的同时，增强有效供给能力。
三是培育新动能与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关系。既要看到新技术、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网络科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正在重塑经济的许多方面，又要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激发其新的活力。我国在实体经济中具有传统产业基础优势，在重型加工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形成了产业体系。当前，要善于采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赋予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现代制造业提质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我国的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大多数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附加价值较低，竞争力不强;同时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处在滞后状态，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51.6%，在世界各国中明显偏低。因此，要坚持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尤其是要着力开拓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逐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帶动制造业向中高端水平提质升级。
五是政府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走计划经济老路，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去除过剩的产能、降低过高的杠杆、化解过高的库存等，正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中去;“降成本”则重在优化投资环境，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条件;“补短板”强调增进有效供给，夯实经济增长的动能，补足经济发展中的薄弱产业、薄弱环节，建立更加平衡和高效的产业体系。
为此，要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采取新思路新作为，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一要大力推动“中国制造品质提升”工程。要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培植一批“小而美”“小而精”的中小型创新企业，促进它们以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深耕专业市场，构建竞争力。所谓“工匠精神”其实长期以来就存在于中国传统制造中，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追求完美等原本是立足长久发展的制造行业所应有的品质追求。“工匠精神”体现了制造精神中“不易流行”的核心理念。“不易”指的就是即无论世间变化状况怎样也不会改变的东西，“流行”所指的就是追随社会和形势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不易”与“流行”看似矛盾，两者在根本上却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匠心独具，卓尔不凡，才能创造传世久远的高质量精品。
二要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坚决淘汰僵尸企业，尤其是淘汰高耗低效的“五小”企业，改造那些资产负债率高、资产周转率低和盈利能力低下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要看到过剩行业中也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断粮”等办法推动化解产能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要鼓励这些好企业发展，兼并重组其他小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的产业链，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具体包括：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壁垒，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税费成本;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盘活投融资市场，结合国家降息、降准的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有序推进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四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包括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切实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发展实体经济，多管齐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习总书记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十九大报告也再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此必须集中力量，促进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这是由现阶段发展特征决定的，也是在新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一，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人口红利消失，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需要开发利用新的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其二，重化工业发展中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与环境、资源的约束冲突加剧;其三，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较为缓慢，制造业的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过短，精细、高端、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开发不够;其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绿色制造水平较低，尤其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在工业耗水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等指标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五，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和企业不多，研发投入的强度、效益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最后，制造业的品牌效应较弱，缺乏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也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优势的著名产品和商标。
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发展实体经济要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多管齐下地采取有效措施。
其一，消除制度性障碍，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拉美地区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发展中经济所固有的体制性障碍通常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比如，尽管拉美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外向型经济转变，但在总体上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本国制造的效率水平、质量水平偏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拉美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因此，必须消除体制性障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作用，实施法律和制度改革，彻底消除法规程序繁琐、公共服务环境低效、市场进入成本较高、资本市场功能欠缺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顽疾，推动实体经济市场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更加充分地加入全球分工与竞争体系，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格局来促使企业挖掘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其二，穩步增加研究与开发（R&D）投入，协调地支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研究。我国R&D占GDP的比重一直偏低，2012年我国R&D经费首超万亿，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相对投入依然不足，直到2014年R&D占GDP的比重才首次突破2%，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分地区看，研究与开发（R&D）经费占全国比重前六名的为江苏（12.6%）、广东（12.2%）、北京（10%）、山东（9.9%）、浙江（6.9%）和上海（6.6%）;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强度（R&D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8个省（市），绝大部分省份R&D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坚持不断地提高R&D投入，尤其要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和产业协同创新能力。针对目前R&D投入以实验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居多，基础研究非常少的局面，应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积极捕捉和跟踪全国技术前沿，争取在人工智能开发、大数据开发、高端紧密仪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面向未来的技术领域占有先机。
其三，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形成以开放促创新的新格局。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技术转移，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开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在于技术外溢，间接效应在于：一方面，开放的行业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以建立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而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家经济合作架构，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陆续揭牌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对接国际贸易高标准，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和监管法治化的一系列改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与投资也再次进入上行轨道。为此，应更加全面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之中，通过贸易开放带来技术的引进、市场化的扩张、价值链的延伸、新的管理和经济组织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其四，由“劳动力红利”转向“人力资本收益”，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人力资本是所有凝结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健康、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总和，是一切研发和创新活动的载体。“劳动力红利”仅限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中国已经面临劳动人口短缺和劳动力红利消失的状况。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5年净减少;而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所以，必须认识到“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要采取有效措施捕获“人力资本收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率入手，不仅要培养和使用高端研发人才，也要培养和应用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产业工人，建立产业工人技能等级制度，培育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知识型、技能型、创造型劳动者大军。
构建“三有”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会议还指出，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世界各国经验表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介于1046～12735美元之间）往往比低收入水平阶段更为复杂和曲折。因此，我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阵营脱颖而出，争取在“大分叉”中赢得上行发展趋势，必须摆脱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端技术、低要素回报、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现阶段是我国大力推动经济升级的关键期，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必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化经济体制。
其一，确保市场机制有效，大力推进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按可比价格计）水平、城市化水平均与1920年代的美国相近。美国192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是其企业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目前，世界上驰名的美国公司和产品，例如通用电气、IBM、美孚石油、耐克、沃尔玛、星巴克等均在这个时期创立和迅速成长;应对技术冲击和市场竞争变化而生的“超事业部”和“执行部制”等企业制度创新，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我国已经是制造大国，但是多数企业和产业还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迫切需要推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模式的发展，加快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快迈向“制造强国”，同时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带动形成一批现代化的新型大都市区。
其二，确保微观主体有活力，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贯穿整个经济工作的宗旨，而持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尤为重要。各国的经验教训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贫困问题难以解决，致使广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不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要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有助于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其三，确保宏观调控有度，提升开放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也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经济升级的关键。为此，我国应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引进来”要着力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推动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以开放带动创新;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探索，消除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走出去”要切实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创造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架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总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强动能、更具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责 编/杨昀赟
【摘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强动能、更具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全要素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4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框架的最新表述，也是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而做出的重要部署。报告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关口，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刻内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是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提出的经济发展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实践指南。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和目标。世界经济强国和国内发达地区发展规律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之后，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构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支柱，是实现经济腾飞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抓住了先进制造业，就抓住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
解决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新特征。其一，我国已进入工业化深化发展阶段。一方面，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基本需求为主向较高端消费品升级，必然带动重化工业和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工业的主体。其二，技術进步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增加值、总资产、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等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带动了新产品开发、先进生产工艺的采用，还带动了节能减排效益的提高。其三，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出口总额等始终保持20%左右的高速增长势头，工业设计和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经营管理网络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业结构，而且给整个产业领域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带来巨大变革。其四，东部工业增速明显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生产增势和盈利状况整体良好，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心正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企业数、增加值、资产额、利润总额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均持续上升。目前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土地、劳动和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工业增速趋缓，产业升级压力明显加大;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充沛、市场广阔、企业经营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成为推动工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国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具有紧迫性、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中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建立更加平衡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下功夫。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国在中央文件中首次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也从总体上提出了我国高效率推进产业发展、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目标。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在索罗开创的“增长核算”中，TFP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有形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增长的其他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增长。在索罗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TFP通常被简称为技术进步率。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并不局限于有形的效率、更高级的资本设备、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肥效更大的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TFP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绩效。据世界银行数据，1997～2013年间美国TFP的年均增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以劳均GDP水平计）在OECD国家也是最高的。相比之下，拉美经济的持续停滞主要归结于TFP的下滑。20世纪80年代至今，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明显的停滞和下滑，然而分析表明，劳动投入对拉美经济的贡献度是基本平稳或略有下降的，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下降大约0.6%，因此，拉美经济的停滞和下滑主要不是由于生产要素积累的下降，而是源自TFP的下降。
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由于收益递减作用而递减，因此，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动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发掘出能够带来收益递增的新的增长动力，这样才能抵消、甚至超出传统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效应，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以煤、铁和机器化大生产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新的工业革命等，都以迅捷的、遍历的方式影响了整个制造业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TFP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金砖国家”，在其长期增长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或门槛就是“创新瓶颈”和增长动能不足。如果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创新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就能够突破“玻璃屋顶”，实现向高收入经济的跨越。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工业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实体经济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盲目追求GDP扩张转变为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转变见物不见人的旧发展模式，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义是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到产业发展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构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为此必须加快改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效率的先进制造业;同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把全方位地推进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此，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必须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要讓创新贯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环保技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呵护好绿水青山。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当前，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必须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必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开放促进创新，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三大变革”
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新体系，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有效供给、高质量供给，加快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举措。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首先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能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直接关系到“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如何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发展新体系。正确领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协调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关系。我国目前不仅存在供给的规模、结构与需求之间失衡的问题，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稳固内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既要看到一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也要看到在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的许多领域中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存在进口依赖。许多民众赴海外或通过“海淘”方式购买婴幼儿奶粉、保温杯、刀具、陶瓷甚至马桶盖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高品质的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对供给侧的改革不是“一去了之”，而是要着力突出“结构性”改革，在消除无效或低效供给的同时，增强有效供给能力。
三是培育新动能与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关系。既要看到新技术、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网络科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正在重塑经济的许多方面，又要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激发其新的活力。我国在实体经济中具有传统产业基础优势，在重型加工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形成了产业体系。当前，要善于采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赋予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现代制造业提质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我国的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大多数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附加价值较低，竞争力不强;同时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处在滞后状态，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51.6%，在世界各国中明显偏低。因此，要坚持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举，尤其是要着力开拓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逐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帶动制造业向中高端水平提质升级。
五是政府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走计划经济老路，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去除过剩的产能、降低过高的杠杆、化解过高的库存等，正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中去;“降成本”则重在优化投资环境，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条件;“补短板”强调增进有效供给，夯实经济增长的动能，补足经济发展中的薄弱产业、薄弱环节，建立更加平衡和高效的产业体系。
为此，要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采取新思路新作为，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一要大力推动“中国制造品质提升”工程。要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培植一批“小而美”“小而精”的中小型创新企业，促进它们以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深耕专业市场，构建竞争力。所谓“工匠精神”其实长期以来就存在于中国传统制造中，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追求完美等原本是立足长久发展的制造行业所应有的品质追求。“工匠精神”体现了制造精神中“不易流行”的核心理念。“不易”指的就是即无论世间变化状况怎样也不会改变的东西，“流行”所指的就是追随社会和形势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不易”与“流行”看似矛盾，两者在根本上却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匠心独具，卓尔不凡，才能创造传世久远的高质量精品。
二要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坚决淘汰僵尸企业，尤其是淘汰高耗低效的“五小”企业，改造那些资产负债率高、资产周转率低和盈利能力低下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要看到过剩行业中也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断粮”等办法推动化解产能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要鼓励这些好企业发展，兼并重组其他小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的产业链，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具体包括：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壁垒，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税费成本;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盘活投融资市场，结合国家降息、降准的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有序推进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四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包括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切实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发展实体经济，多管齐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习总书记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十九大报告也再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此必须集中力量，促进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这是由现阶段发展特征决定的，也是在新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一，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人口红利消失，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需要开发利用新的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其二，重化工业发展中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与环境、资源的约束冲突加剧;其三，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较为缓慢，制造业的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过短，精细、高端、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开发不够;其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绿色制造水平较低，尤其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在工业耗水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等指标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五，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和企业不多，研发投入的强度、效益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最后，制造业的品牌效应较弱，缺乏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也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优势的著名产品和商标。
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发展实体经济要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多管齐下地采取有效措施。
其一，消除制度性障碍，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拉美地区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发展中经济所固有的体制性障碍通常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比如，尽管拉美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外向型经济转变，但在总体上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本国制造的效率水平、质量水平偏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拉美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因此，必须消除体制性障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作用，实施法律和制度改革，彻底消除法规程序繁琐、公共服务环境低效、市场进入成本较高、资本市场功能欠缺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顽疾，推动实体经济市场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更加充分地加入全球分工与竞争体系，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格局来促使企业挖掘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其二，穩步增加研究与开发（R&D）投入，协调地支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研究。我国R&D占GDP的比重一直偏低，2012年我国R&D经费首超万亿，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相对投入依然不足，直到2014年R&D占GDP的比重才首次突破2%，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分地区看，研究与开发（R&D）经费占全国比重前六名的为江苏（12.6%）、广东（12.2%）、北京（10%）、山东（9.9%）、浙江（6.9%）和上海（6.6%）;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强度（R&D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8个省（市），绝大部分省份R&D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坚持不断地提高R&D投入，尤其要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和产业协同创新能力。针对目前R&D投入以实验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居多，基础研究非常少的局面，应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积极捕捉和跟踪全国技术前沿，争取在人工智能开发、大数据开发、高端紧密仪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面向未来的技术领域占有先机。
其三，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形成以开放促创新的新格局。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技术转移，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开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在于技术外溢，间接效应在于：一方面，开放的行业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以建立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而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家经济合作架构，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陆续揭牌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对接国际贸易高标准，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和监管法治化的一系列改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与投资也再次进入上行轨道。为此，应更加全面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之中，通过贸易开放带来技术的引进、市场化的扩张、价值链的延伸、新的管理和经济组织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其四，由“劳动力红利”转向“人力资本收益”，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人力资本是所有凝结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健康、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总和，是一切研发和创新活动的载体。“劳动力红利”仅限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中国已经面临劳动人口短缺和劳动力红利消失的状况。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5年净减少;而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所以，必须认识到“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要采取有效措施捕获“人力资本收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率入手，不仅要培养和使用高端研发人才，也要培养和应用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产业工人，建立产业工人技能等级制度，培育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知识型、技能型、创造型劳动者大军。
构建“三有”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会议还指出，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世界各国经验表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介于1046～12735美元之间）往往比低收入水平阶段更为复杂和曲折。因此，我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阵营脱颖而出，争取在“大分叉”中赢得上行发展趋势，必须摆脱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端技术、低要素回报、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现阶段是我国大力推动经济升级的关键期，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必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化经济体制。
其一，确保市场机制有效，大力推进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按可比价格计）水平、城市化水平均与1920年代的美国相近。美国192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是其企业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目前，世界上驰名的美国公司和产品，例如通用电气、IBM、美孚石油、耐克、沃尔玛、星巴克等均在这个时期创立和迅速成长;应对技术冲击和市场竞争变化而生的“超事业部”和“执行部制”等企业制度创新，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我国已经是制造大国，但是多数企业和产业还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迫切需要推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模式的发展，加快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快迈向“制造强国”，同时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带动形成一批现代化的新型大都市区。
其二，确保微观主体有活力，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贯穿整个经济工作的宗旨，而持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尤为重要。各国的经验教训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贫困问题难以解决，致使广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不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要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有助于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其三，确保宏观调控有度，提升开放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也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经济升级的关键。为此，我国应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引进来”要着力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推动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以开放带动创新;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探索，消除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走出去”要切实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创造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架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总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建立增速更稳健、结构更优化、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强动能、更具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