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坤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当代书写
摘要：“新马克思阅读”是1960年代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其产生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土壤上，专注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以价值形式理论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研究，力图以此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关系进行新的诠释。自2008年以来，以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等人为代表，这一理论运动的思想资源再次吸引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的关注，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英格·埃尔贝博士在受访中就“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包括“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特征与定义，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它的思想传统的谱系，它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与思想史背景，它的核心问题即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及其当代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等，为我国学界深入了解“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
关键词：新马克思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43-08
[译者导言]“新马克思阅读”，是1960年代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这一思想运动主张通过对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重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从而为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力图立足于这一价值形式理论的范式，进一步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关系进行解释。自1997年以来，这一运动在德国日益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2008年，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出版了《西方的马克思：1965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一书。这是西方学界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著作。它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对这一长期以来被掩盖的思想潮流的关注，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就“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英格·埃尔贝博士接受了一次深入访谈，现予披露，以期有助于我国学界对这一运动有更多了解。
李乾坤（以下简称“李”）：英格·埃尔贝（以下简称“埃”）博士，您是德国学界第一位系统研究“新马克思阅读”的学者，这一内容也是您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大学生涯，以及您为何选择这一内容做您的博士论文，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在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埃：我在波鸿鲁尔大学学习哲学时，就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主要阅读批判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鲁尔大学并不提供与马克思相关的课程。我们必须通过自学，并借助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如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1929年生于图宾根的鲁多尔施塔特，经济学家、哲学家，1968年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作为“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首要开创者，其代表作有《价值形式的辩证法》（1969）、《马克思价值理论重建材料》（1978）；其曾主编《社会：马克思理论研究》辑刊（1974—1981共14辑），这份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德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1957年生于海德堡，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大学教授，199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价值的科学》（199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2004）、《如何閱读〈资本论〉》（上、下卷，2008、2013），任《阶级斗争问题》（Prokla）杂志主编。、狄特·沃尔夫狄特·沃尔夫（Dieter Wolf），1942年出生，社会学家、信息技术学家，独立学者，197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黑格尔与马克思：绝对精神和资本的运动结构》（1979）、《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1980）、《商品与货币：〈资本论〉中的辩证矛盾》（1985）。等，来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的目的就是拒斥德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作斯大林式的理解，以及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批判。因此在根基上，我们恰恰同“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们在1960年代中期的探索有着同样的初衷。不过，对我们来说，历史情况与那个年代的联邦德国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这一时期，一个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获得教授席位已然变得不可能了。目前，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相结合。特别是在关于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问题上，如果不将马克思和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结合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些问题的。因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到当时在德国左派中广泛开展的反犹主义批判（但不限于此）之中。
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弗里德·奥托·沃尔夫教授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于基尔，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德国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早年曾求学于阿尔都塞，代表作有《转途：马克思主义危机中的政治理论》（1983）、《激进哲学：对启蒙与解放的探讨》（2002）。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安德里亚斯·阿恩特教授安德里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1949年生于威尔海姆斯哈芬，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神学系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主要从事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和施莱尔马赫的研究，代表作有《马克思：对其理论发展的探讨》（1985）、《辩证法与反映：理性概念重建》（1994）、《历史与自由意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2015）。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得到了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资助，没有这笔资助的话，我很难最终完成博士论文。
李：在您的博士论文《西方的马克思》中，您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一个独立传统，这一做法，我相信不论对中国学界还是对西方学界的很多学者来说，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富开创性的做法。您能不能阐释一下，“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最独特的特征是什么？换句话讲，您是如何定义“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
埃：“新马克思阅读”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因为它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特定方法，以及对认识对象的理解方式——这里首先批判的是恩格斯开创的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方式。从“新马克思阅读”的范式看来，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阐释为经验式的，也因此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降低到了李嘉图的水平上，也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上。“新马克思阅读”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种阐释指认为一种总和性的，即将其包括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我的博士论文特别指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种介于古典传统与科学革命之间的矛盾。
在内容上，“新马克思阅读”坚持价值实体和价值是财富生产历史的特定形式，而非一种超历史的、为所有人类社会奠定基础的现象。“新马克思阅读”指出，马克思那里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表述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之间是不能分离的。
国家推论国家推论，是德国1970年代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的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因马克思生前并未完成国家理论的研究计划，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只有立足《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推论。其代表人物有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约阿希姆·毕施霍夫、艾尔玛·阿尔特法特等，国家推论被“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视作其构成部分。是1970年代在聯邦德国出现的一种独特思想现象，在这一讨论中，“新马克思阅读”批判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理论。列宁主义尽管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属性，却没有解释清楚为何这一国家属性可以得到制度化。社会民主党虽首先将国家视作无产阶级的保护机关，却没有揭示出国家与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阅读”主张回到《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因为与商品、财富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纠葛，从而必须采取一种外在于经济的公共的权力结构，一种“并不从属于特殊，而是超越一切的，针对一切的权力”（帕舒卡尼斯语），并且同时依靠这种“中立”的权力——这是对私有财产等类似东西的保障——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统治。此外，国家尽管要作为无产阶级的保护机构，但同时也是资本的再生产形式，这一点，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Rudolf Wolfgang Müller），1934年生于日本神户，政治学家，196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汉诺威大学教授；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Christel Neusü）（1937—1988），女，政治经济学家，曾任柏林经济高等学校教授。二人在1970年合写的论文《社会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是国家推论讨论中的重要文献。已经指出了。
“新马克思阅读”也重建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这里尤其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资本论》使得与制度相一致的思想和行为的阐释得以成为可能。
“新马克思阅读”虽然从事经济学批判，但并不表明它是与决定性的、客观的、历史哲学的论证模式——正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还在频繁进行的——相兼容的。“新马克思阅读”要证明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元素，如贫困化理论、自动化生产力进步模式、将无产阶级作为清醒的即告别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这些正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可以发现的。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已然开始将其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在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中拓展开。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支柱并不牢靠：阶级斗争是在内在于资本的结构化强制中进行的，并首先是在处于虚假意识形态的拜物教形式之中进行的。一种绝对的贫困化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然元素，生产力并非历史的推动力量，而是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当然，对于“新马克思阅读”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它的观点是：社会的视角不能够系统地从个别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中发展出来，马克思主义因而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李：中国学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相信，对“新马克思阅读”还很陌生的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许多人一定会非常关心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阅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因为很有趣的事情是，“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大多是阿多诺的学生，阿多诺在既往的研究中显然是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恰恰批判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解读。
埃：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和变化中的主体之作用，并且力图将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的因素作为西方革命缺席的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新马克思阅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经济学的批判和政治理论的具体研究并不占据中心位置，它大多还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并没有对《资本论》的具体研究。不论是卢卡奇，还是布洛赫抑或葛兰西和阿多诺，都是如此。特别是他们非批判地接受了恩格斯在国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立场，并将之作为前提。与之相反，“新马克思阅读”的中心议题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范畴体系进行研究，不仅批判恩格斯的解读，并且再次将国家问题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当然，“新马克思阅读”也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作为相对次要的主题来研究。
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当然有其特定的产生环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兴起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背景？
埃：“新马克思阅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著作进行解释的一条新路径，这条路径首先是在1960年代中期形成的（有苏联的两位先行者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和伊萨克·鲁宾），其在联邦德国的背景是缘于左派学生运动，其时代背景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持续的、国家福利化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而动摇，以及在越战期间反共产主义共识的破裂。此外，“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也因德国大学在战后的大规模扩建而获益。自1960年代中期始，德国新建、扩建了许多大学，这为左派学者提供了大量的位置。一般而言，“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读，并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立足于学术领域。“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都认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理解都有很大局限，因此需要一种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读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阿多诺的学生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1939年生于瑞典布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伊林·费切尔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68），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后在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的积极争取下，在布莱梅大学接替了佐恩-雷特尔的教席，直到退休。他也被视作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还有《新马克思阅读：社会科学逻辑批判》（2008）。、于尔根·李策尔特于尔根·李策尔特（Jürgen Ritsert），1935年生于法兰克福，社会学家，1966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和海尔穆特·布兰特尔等是非常关键的代表人物。除此以外，还有完全独立于阿多诺的，如约阿希姆·希尔施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1938年生于内卡河畔施文宁根，196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Veit Michael Bader），1944年出生于乌尔姆，阿姆斯特丹大學社会与政治哲学荣誉教授。
***** 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Alex Demirovic′），1952年生，德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79年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客座教授，柏林工业大学政治系教授。现任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高级干事。
******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柏林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是阿尔都塞思想在德国的主要介绍者之一。
等，这些人也为“新马克思阅读”做出了贡献。另外，“新马克思阅读”的核心活动地点，曾是柏林、法兰克福和不莱梅。
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有趣的思想史现象是：在德国和法国学界同时开展了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在德国，是以阿多诺的学生为核心，而在法国则是以阿尔都塞的学生为核心。对德法这两个思想潮流进行对比研究，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和弗里德·奥托·沃尔夫******都已经开始尝试了。对此，您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吗？
埃：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端于1965年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共同主编的《读资本论》。在此之后，《资本论》研究就超出了法国而拓展到了西德。阿尔都塞在《资本论》中想要得出一种与马克思的自我评注相对立的辩证法，并在此过程中驳斥了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经验主义说”，以及概念的、逻辑的、历史的、展开的统一这些论题；朗西埃有力抨击了恩格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本质范畴的经验主义解释，并且批判了恩格斯在历史发展领域中对财富形式的解释。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后来的思想发展，对“新马克思阅读”没有再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走向了一种愈加明确的后现代方向。
李：您的《西方的马克思》一书可以被视作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自2000年以来的一个独特事件，它在德国激起了众多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判了您在这本书中对“新马克思阅读”传统建构的努力，如卡尔·莱特尔和克里斯多夫·海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呢？
埃：很遗憾，大多数批判者从来没有真正试图理解“新马克思阅读”的立场。就此而言，这些讨论更多是作为令人有些恼火的并被证明为一些参与者的极端的无视。批判来自不同的方面。卡尔·莱特尔的主要观点是：阶级斗争就是全部，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是完全无意义的。他将“新马克思阅读”称作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在“新马克思阅读”这里，处于核心位置的范畴是价值形式而非生产。这种说法不仅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显示出莱特尔落后于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关于特定形式的，也就是市场和价值中介的形式，它采取了在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统治，从而使得一种结合动力学得以成立，这种动力学强迫所有阶级和个人处于一种资本的价值化逻辑下。莱特尔是完全不理解这些的，他站在一种强烈的活力论的和受到后现代影响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将革命主体的作用视作到处都存在的。克里斯多夫·海宁的批判我也不能理解和赞同。他对我的著作的阐释是不公平的，并且宣称，我没有解释清楚形式概念。然而关于形式概念我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上非常系统地加以阐释了，尤其是在论述海尔穆特·布兰特尔那里。批判的总体基调也是从德国共产党的角度出发的，批评“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结构主义”，它没有提供更为革命的改变，并且是学院化的。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德国左派们对我的看法，就是一种彻底的对科学和理智的敌对。
李：埃尔贝博士，这么说，您也将自己算作“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之一员了？
埃：这是一定的。在思想内容上，我首先是站在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和狄特·沃尔夫的立场上，然而我同时也从事被“新马克思阅读”视作边缘的领域，例如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在这一问题上，普殊同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年生，加拿大华裔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作为《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1993）。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也试图在反犹主义问题上进行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衔接。但是我的观点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弗洛姆和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李：“新马克思阅读”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如《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那么“新马克思阅读”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呢？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中集中探讨了这一主题，“新马克思阅读”和阿尔都塞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有何不同呢？
埃：“新马克思阅读”当然也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研究得很细致。“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恰恰对早期和晚期著作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著作史研究，最早在海尔穆特·莱希尔特那里，他的《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70）一书就有大量篇幅探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时，在革命理论方面，阿里克萨·摩尔也做过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这一问题上还曾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过评注（1980，1981）。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在《价值的科学》（1991）中同样也探讨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从内容上来讲，“新马克思阅读”对此问题没有一个一致的立场。一些人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一致性，而另一些人则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断裂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认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行教条，较之于晚期著作，更多还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的。这也表明，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水平。换句话说，马克思将他在1857年之后的晚期著作视作一个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影响并导致了马克思在个别定理上做出了决定性的改变。另外，还有对马克思晚期著作中价值形式分析的一些变化进行的批判。这些讨论太过复杂，很难在这里简单概括。
李：“新马克思阅读”首先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着墨更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也被恩格斯称作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那么在“新马克思阅读”的语境中，您是如何看待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关系问题的？
埃：价值形式理论非常重要，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并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他的“构成价值的劳动”概念，才导致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根本决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99.价值实体在马克思那里是高度历史化的和社会化的，而在斯密那里则是超历史的和纯粹人类学的。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上，一方面，剩余价值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和价值中介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只有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才是存在的。于尔根·李策尔特将《资本论》“商品—货币—资本”之中描述的发展，理解为向阶级关系的形式分析的后退，并将此视作价值形式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这些看起来显得简单的范畴，是以总体的社会化方式及其现实化为中介的，因而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与恩格斯清晰的、简单的商品生产的观念相对立的。W—G—W的循环形式因此并非简单商品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一个抽象概念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对“新马克思阅读”的批判，认为“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臆测。
李：埃尔贝博士，我了解到，自1990年代，您就在波鸿鲁尔大学建立了一个“红色鲁尔大学”的读书组织，您的一些同学也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探索。您是否可以对当前德国之马克思研究的状况作一介绍？
埃：在联邦德国，与所有人看到的表象完全相反，马克思研究日益在大学受到挤压，仅有一些完全孤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德国的大学拥有位置，绝大多数不得不接受那种受限制的教职，或者以编外的身份在大学勉强度日。然而在更广泛的公众领域，马克思又重新成为探讨的对象，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也有很大的兴趣。然而当学术领域的哲学家们研究马克思时，多数只是以激进批判的形式来面对马克思，也没有对过去40多年的马克思研究进行认真回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很遗憾地再次陷入了政治性的泥沼之中。此外，一些政治上左翼的组织，也不愿承认这些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这是一种荒诞的情形。
李：您的新书是关于政治哲学的，您在其中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了吗？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在此意义上，您如何看待哈贝马斯和霍奈特的研究？
埃：我的这本书，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契约论（霍布斯、洛克、康德）、20世纪的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施密特、凯尔森），以及批判理论（马克思、阿多诺、弗洛姆、萨特、哈贝马斯、阿伦特）的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统治关系的特征。从马克思、弗洛姆和阿多诺出发，我将资本（而非资本家）的批判概念作为一种独立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同时也追问了个体的、直接的统治在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这些问题在解释极权时和法西斯主義大逃亡时，具有什么样的潜力。
我激烈地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立足点。在我看来，他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根本特点，对马克思作了灾难性的错误解读，并建构了一种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的理论。我在2012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向哈贝马斯陈述了我的批判，哈贝马斯直接拒绝了在内容上给予回答。哈贝马斯及其学派（我将霍奈特也算作其中）试图推动批判理论成为社会民主的、认同资本主义的工程，并且相信这样的幻象：能够给予资本主义一副“人”的面孔。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都是哈贝马斯和他的学派根本不关心的。这一流派对我们当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给出任何解答。
李：埃尔贝博士，非常感谢您耐心细致的回答。
（本文翻译：李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