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的历史脉络、 基本经验与发展趋势
仇森 潘信林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育人铸魂中发挥了基础性战略性重要作用。70多年来，教材建设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从统一编写到一纲多本到统分结合统筹为主、从翻译教材到编选结合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特色鲜明的中国道路。“一坚持五体现”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材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是加强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新时代加强教材建设，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一坚持五体现”，全面推进教材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系统加强教材的政治性与专业性建设，积极建设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加快推进教材的数字化应用和数字教材建设，高度重视教材规律研究与专业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教材建设也获得了蓬勃发展，在育人铸魂中发挥了基础性战略性重要作用。系统梳理70多年来教材建设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新时代教材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的历史脉络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建设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教材建设的新篇章。70多年来，教材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不断探索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恢复与探索——站起来时代的教材建設
（1）教材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1]教材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建立适应新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教材体系迫在眉睫。1949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明确提出由于教材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要由国家承办教材的相关业务，才能编写出符合国家要求的教材，并提出国家适当时候要对教材进行补贴。[2]这也是国家实行中小学教材国定制、中小学教材目录制、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的先声。
（2）教材编审出版发行等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前，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先后设立了一批教材编审机构，其中以东北行政委员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最为典型。他们采取继承和沿用老解放区教材、改编民国时期教材以及编译苏联教材等方法，解决了教材有没有的问题。同时，由各地人民出版社、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等机构承担了教材出版发行任务。国家教材编审、出版和发行机构已具雏形，为教材统一供应奠定了基础。[3]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了编审局，着手组织力量编审文史地教材。1950年11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年12月，新中国最早的教材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作为学校课本和教育专刊的专业出版机关，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社名。1951年，国家正式成立了全国新华书店的管理机构——新华书店总店，全国图书发行走向统一。1951年，教育部成立高等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和高等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1952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明确要求教育部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教材编审工作。1953年5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200多位各个领域的专家，进一步充实了人教社教材研究、编审和编辑队伍。[4]1954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主要承担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教材的出版任务。自此，国家层面的大中小学教材编审、出版和发行的机构已基本建成。
（3）新中国教材的使用。1950年，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此次目录虽未要求全国统一使用教材，但自此我国开启了中小学教材目录制度。随后，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依据小学教学计划、《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以及中学各科课程标准及精简纲要等，采取选用、改编老解放区教材、苏联教材编译本以及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较好教材的方式，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中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并在1952年实现了全学科覆盖。自此，中小学教材实现了国家统一编审、出版。[5]
在加快推进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同时，教育部也高度重视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材建设。1950年，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明确要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编订为新中国高等学校所适用的教材，并于1952年颁布《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到1956年，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1393种，全国高校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已有相应的苏联教材或苏联专家的讲稿。[6]1961年秋季，全国理、工、农、医类高等学校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已经做到2187种教材统一出版供应，同时还有部分用量不多的教材由各学校选编印制，这些教材基本满足了全国理、工、农、医类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使用。
2.改革与发展——富起来时代的教材建设
（1）教材建设多样化探索。1985年，为进一步推进教材建设，国家开启了教材多元化发展的探索。《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由于我国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义务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应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7]这次教材多样化的探索主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对中小学教材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而言，也开启了自编教材的热潮，教材建设的主体不断多元。这次探索与1958年《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之后中小学教材无序和混乱探索相比，国家教委有着相对充分的准备和较为系统的配套制度，先后下发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国家教委关于建立两级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审定组织的意见》《国家教材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国家教委关于职业技术学校教材选用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励试行条例》《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试行）》等文件，确保教材多样化发展稳步推进。
（2）教材多样化发展和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制度的确立。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促进教材的多样化，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基础教育教材的评审制度”，“职业教育要增强专业的适用性，开发和编写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的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及教材”，“高等教育要加快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继续调整专业结构和设置”。[8]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立项及管理意见》《关于成立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的通知》《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教材管理文件，进一步规范了教材多样化的发展，在制度层面为教材建设的质量提供保障。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教材编写核准、教材审查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明确中小学教材实行两级管理。2001年，教育部发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进一步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教育主管部门定期向学校和社会公布经审查通过的中小学教材目录，并逐步建立教材评价制度和在教育主管部门及专家指导下的教材选用制度”。期间出台和修订了《出版管理条例》《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基本上完善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等制度。随后，基础教育教材的多样化发展达到了高潮，一大批经过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开始向全国推广使用。
（3）教材品种、数量、体系的极大丰富。1949年10月5日，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说：“截至8月底，出版了小学教科书7种29册，中学教科书9种16册，还在排印的中学教科书11种，其中有一部分现在业已出版。”[9]这显示出新中国初期教材比较匮乏。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教育部以原人教社编辑为主，组织编写了157种中小学教材。[10]根据煌辛白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1982年底，国务院各部委及所属出版社共组织编审出版了大中小学教材4000多种，各学段的主要课程有了通用教材选用，基本保证了学校教材的使用。
现在，我国教材品种已经非常丰富。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我国2018年出版小学教材5058种，中学教材5715种，中专、技校教材6104种，大专以上教材59950种，教学用书3757种。[11]这些教材极大地满足了我国各学科课程的用书。
3.规范与创新——强起来时代的教材建设
（1）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并就教材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今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着眼于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握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教材建设规律作出的科学判断，深刻揭示了教材建设的本质特征。
（2）国家教材机构的强力推进。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7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的教材工作。2018年5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10个专家委员会，同时，教育部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各省级教育管理部门或是成立教材处，或者明确教材管理牵头处室。国家教材管理体制已经完善，各级教材管理主体明确、职责明晰，基本形成了上下贯通、多方联动的教材管理架构。
（3）国家教材管理全面加强。国家教材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领导和统筹下，教育部已印发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和四个有关教材的管理办法。教材管理办法的颁布，从国家层面为教材建设搭建了“四梁八柱”，同时完善相关配套教材编写、审查、研究、选用、使用、监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构建系统完整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教材管理的职责权限。[12]
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教材使用要求。按照中央部署，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中小学统编三科教材，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这些作为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集中体现的教材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把好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关的战略选择，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基础工程。
二、从统一编写到一纲多本再到统分结合统筹为主
教材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70多年来，全国中小学基本上实施的是统一的教学计划（或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教材政策也经历统一编审的国定制到一纲多本的审定制再到统筹为主统分结合的教材建设。全面回顾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历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国定制（1949-1986年）
國定制期间除新中国成立初期、1958至1960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材没有统一，其他时间教材基本上是统一的，一共编写出版了7套供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第一套是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编和审定、由新华书店出版的教材（1949-1950年使用）;第二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教育部要求重新编写和修订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51-1955年使用）;第三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充实编写力量后，按照教育部要求制订中小学教学大纲并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56-1957年使用）;第四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领导下编写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1961-1962年使用）;第五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领导下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63-1965年使用）;第六套是教育部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人员为主，从全国借调了200多名专家编写的十年制教材（1978-1981年使用）;第七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要求编写的十年制和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82-1986年使用）。[13]
2.审定制（1986-2016年）
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首次修改通过了全日制小學、中学18个学科的教学大纲，审定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各学科中小学教材于1987年在全国投入使用。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随后又把市场竞争全面引入教材编写和出版领域，加速了教材多样化进程并达到高潮，因教材出版有稳定的收入和利润，全国出版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社一度达84家之多，小学英语教材版本也多达26个。教材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教材质量的提升，但同时也有一些教材存在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等问题，还有部分教材虽然审查通过，但是使用量很少，甚至有的教材从来没有学生使用。
3.国定制和审定制相结合（2017-至今）
2017年，国家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教材在全国开始使用，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使用统编三科教材（其他版本的三科教材全部退出），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在北京、天津、辽宁、山东、上海、海南等地开始使用。从此，教材已经基本形成统筹为主统分结合的管理。
三、教材建设从翻译苏联教材到编选结合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
1950年6月，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有计划地着手编写高等学校的教材及参考书，并提出应该大量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材及参考书作为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14]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52年，教育部组织全国各高等学校开始编译苏联教材，并颁布了《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该项工作由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统筹，各高等学校按照教育部规定制定翻译计划，首先翻译高等学校一、二年级基础科的教材，然后再逐渐翻译其他科目的教材。自1952年末到1956年，共翻译出版了苏联各种教材1393种，成果斐然。但由于突击翻译，大部分教材质量不高，存在错译、漏译、语句不通、名词不统一等问题。[15]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的就不要学，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还要有地方的特点。”[16]随后高校开启了为期三年自编教材的热潮，到1961年，教材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为进一步解决全国教材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后教育部以“选”“编”“借”的方式进一步解决不同类型通用教材的问题。“文革”后，1978年到1980年三年教材规划解决了高校教材有无的问题，随后自“六五”开始了五年教材规划，高校教材从丰富规范教材编写和教材品种逐渐到教材建设内涵式发展。
2005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契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组织编写出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自此，我国开始建设自己的教材体系。
四、新中国70年教材建设的基本经验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17]“一坚持五体现”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材建设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是来之不易的宝贵历史经验，是加强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材建设的重要经验。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教材建设牢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教材工作就蓬勃发展，编出来的教材就能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反之，教材工作就是会走弯路。教材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全面加强党对教材工作领导，重点加强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二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建构、阐释各学科知识，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科教材体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的教材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确保了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思想倾向和价值导向。
2.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
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百余年，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实践实际。在教材建设中，我们要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着眼点，强化教材工作理论创新，不断创新和发展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管理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模式。同时，我们要结合各年龄阶段学生特点、各学科特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性转化为教材语言，有机融入各学段、各学科教材，确保教材中充分体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
3.必须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
教材是承载国家意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窗口。建材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课程教材建设。在教材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融合创新，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风貌，体现革命时期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同时体现数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确保教材绽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4.必须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教育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作为教育的重要载体，必须时刻充分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纵观新中国的教材，随着不同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发展也在不断修订，在不同时期教材内容都有所不同。如叶圣陶主持改编的第一套全国通用语文教材就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充分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将旧社会课本中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等思想一扫而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18]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在实践中形成了以“九个坚持”为主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提出“六个下功夫”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新时代教材建设要在落实“九个坚持”上下大功夫，切实体现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