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忆
钟志农
一
小学时的我在老师眼里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爱说话，注意力不集中，两只小手在抽屉里不停地忙碌着。我的书包几乎就是一只“万宝囊”，除了课本和文具之外，还有弹弓、陀螺、玻璃球、军棋以及装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和桑叶，或者是装着蛐蛐的小竹管。还有一种玩具叫“洋片”，是一种火柴盒大小的硬纸片，正面印着各种彩色图画或人物，有几十张或上百张，橡皮筋一扎就叫“一刀”。放学路上，几个小伙伴一路猫着腰使劲拍着“洋片”，兴高采烈地玩着喊着，若是能把对方的一张“洋片”拍翻一个面，这张“洋片”就归你了，所以到家时，手里要么是赢了一大把“洋片”，要么就是输惨了。正是通过玩这种“洋片”，我认识了《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和其他佛道妖魔，《三国演义》里的诸多文臣武将，还有《杨家将》《说岳全传》《封神演义》里或实或虚的历史人物。那时，我家住在杭州官巷口附近的珠宝巷，一进巷口有一个小人书摊，一分钱就能租一本小人书（即连环画），可以慢慢地翻来覆去看。我的衣兜里常常有一两分钱，是我在上学路上买烧饼油条时省下来的，于是，一帮小伙伴就围着我伸长脖子一起看，我俨然成了中心人物，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小人书对我来说就是一扇神奇的窗户，它吸引着我，为我展现了一片有趣的博览天地。
整个小学六年，除了课本学习之外，我的课外阅读就是看小人书。那时，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上大学，我比他们小十岁左右，母亲早在我8岁时便英年早逝，父亲也在单位里被一次一次“运动”着，家里只有奶奶和我两个人，所以我看“闲书”是没人管我的。等上了初中，第一学年里写完作业还是看小人书，从初二开始，因为教语文的张济成老师把我的一篇作文当作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读了，于是我自信心大增，遵循张老师的教导，开始到学校图书室借小说看，一看就会看到夜里九十点钟。就这样，短短两年的时间，我便读完了20世纪50年代国内可以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外国文学基本都是苏联作家的著作，西方文学名著翻译出版的极少，都是旧书店里民国时期的老版本。
那时候的我，觉得读书太有趣了。
二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所致，加上父亲因错案身亡，我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政治资格。奶奶在我失学之前就已病故，于是我离开杭州到了北京，住在我大哥工作的化工部大院的单身宿舍。星期天大哥只要没有出差在外，就会带我去清华园看望姑姑，顺便给我改善一下生活。姑姑和我母亲是清末第一所女子学堂（现为杭州惠兴中学）的前后届校友，感情很深。姑父1935年从剑桥回国后便任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住在清华园南门内的一幢西式洋房里。姑父家有一间独立的书房，和我父亲的书房风格迥异，我父亲收藏的几乎都是线装书和古代的字画，而姑夫的书房里大抵都是外文专业书，我只对他从图书馆里借阅的一些杂志感兴趣。
我到北京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生活艰辛自不必说，但在首都，总比外地的日子要好过一些，所以还时不时地去王府井新华书店看看。那时，因为中苏关系开始走远，翻译出版的苏联名著明显少了，记得读过的最后一本苏联小说就是《叶尔绍夫兄弟》，好像还要通过哥哥单位的内部关系才能借到。国内作家写的小说也明显比50年代少了，风行一时的著作就是《红岩》和《欧阳海之歌》。后来，贯彻落实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政治环境在一段时间里变得相对宽松一些，我这才得以在北京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其间，读得最多的书就是《雷锋日记》《三家巷》和《我的一家》。新华书店柜台里以政治理论书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居多，其中，再版的艾思奇名著《大众哲学》吸引着我第一次走进哲学的大门。那个年代能看到的中国古代名著成了稀缺之物，好在文化部门经过严格审查筛选，每月还能编辑出版一本小册子，叫作《中华活页文选》，其中不乏千古流传的佳作名篇。我每期必买，这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书荒”之缺。
接下来便是“文革”开始，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箱书全被抄走烧毁，那真叫心痛啊！等到下乡时，我随身带的就只剩一卷极薄的被褥和一只父亲用过的小皮箱，里面除了衣物只有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鲁迅选集》。从山西生产建设兵团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改为农垦总局），这两本书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一直到改革开放。
现在的年轻人哪里知道，那个年代想读书谈何容易啊！
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书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很便宜，一本书定价几角几分钱，比较厚的书也只有1元几角。那时候老百姓的工资普遍很低，像我这个年龄的中学教师只有31元，但我每个月买书的钱基本要占到工资的1/5左右。到了90年代，工资涨到300多元甚至更多，书价当然也上涨了，但我始终保持用1/5的收入去买书。这难免会引起我和太太之间的一点小摩擦，慢慢地，我积累了一些“打埋伏”的小经验，比如每次买书回家，先解开衣襟，把几本书藏在腋下，或者塞在背后的裤腰里，然后系好纽扣，若无其事地进门，喊一声“我回来了！”这样基本都能蒙混过关，尤其是在冬天，这一招非常有效。但是积少成多，太太渐渐察觉家里的书莫名其妙多了起来，这时候就需要给她做一些“认知调整”，态度要温和而坚决，最后的结果总是双方各退一步。
也许是受到家中前辈耳濡目染的影响，1983年我就开始琢磨要建自己的书房。我的岳父是一位手艺很好的木工，我结婚时的家具都是他亲手制作的，于是我就请他老人家再帮我做一个大书柜、一张写字台，放在十几平方米朝南的房间里，墙上配一幅画，就成了当时农场居民区里独一无二的家居一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因工作调动多次搬迁，书房也越来越大，到退休时，我家里的客厅、餐厅、臥室都成了书房，加上专用的书房共有4间，装修时在每一间房里都设计了从地板到房顶的立式书柜、书橱，连洗手间和阳台上都摆满了书。
这么多的书是怎么攒起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我还在黑龙江的边陲地区，新华书店的新书少得可怜，但是1983年创刊的《中国教育报》上面常常有新书出版的信息，而且出版社设有邮购部，所以邮购就成了我买书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当年的“杭州书林”，由于书目品种多、服务信用好，更是成为我10多年里邮购图书的主要合作伙伴。
到了1993年，我调回故乡杭州，购书的路径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官巷口新华书店是我从小最熟悉的书店，所以我每周必定要去逛一逛，凡有看中的新书，当即买下，绝不犹豫。有时从外地出差回来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往往顾不上回家，拖着行李箱就直奔书店去了。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学术性比较强的专业书籍，特别是译著，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大概在3000～5000册左右。全国有2000多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至少设有1家新华书店，这样算下来，像杭州这样的大中城市，一家有规模的新华书店购入的心理学专业书籍，库存也就是四五本左右。杭州有多少心理学工作者？当然人数不会太少，那么谁有眼光，谁捷足先登，好书就让谁买走了。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买书的细节：1993年回杭州后，经过半年左右的查阅资料和分析思考，我把职业生涯最后十年的发展方向定位为中小学心理辅导。那时新华书店里的心理学书籍少得可怜，我所看到的国外、境外的专业资料，基本上来自港台心理学界的一些复印文本。于是我想来想去，硬着头皮写信给我的五叔，并随信附上了一张书单。五叔1949年去了台湾，20世纪90年代初，他已从军界退休并移居美国。收到我的信件后，他马上给台湾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并代我支付了买书的费用。那时两岸之间还未“三通”，五叔的朋友先把这十来本书从台北寄到纽约，再由五叔转寄到上海，在海关经过开包审查，数日之后才从上海发到杭州，我收到这包书时看邮寄的日期，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事了。后来我不好意思再给五叔增添麻烦，就根据每本书后面附页里的丛书目录，写信给香港的一位晚辈亲戚，请她在就读的香港某高校图书馆帮我付费复印，前前后后有几十本之多。到了90年代末，家里有了电脑，我就直接从网上与台北心理出版社联系邮购，得到林敬尧总编辑的大力关照和帮助，他几次直接回复我的邮件，安排员工给我寄书，并在价格上给了我很多的优惠。
我从台北心理出版社邮购的书前后有一百多本，其中张春兴、吴武典、林家兴、王丽文、李坤崇、廖凤池、夏林清、黄惠惠等几位教授的著作直接引领我走进学校心理辅导的大门，奠定了我后半生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从21世纪初开始，国内各高校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水平突飞猛进，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万千心理”和“万千教育”团队一马当先，以广阔的理论视野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组织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心理学各个分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灿若百花盛开的专业书籍绝大部分被我陆续收入了自己的知识宝库。实事求是地说，近十几年来，大陆在心理学专业书籍的翻译和出版领域里已经遥遥领先于宝岛台湾，所以，我现在买书基本上都是通过当当网邮购，基本上可以不用跨越海峡求助我们的同胞“ 鸿雁传书”了。
另外，有些非常值得一读的经典著作，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印数又只有2000～3000册，现在已成为绝版书，只有在二手书店里才能“淘”得到，而且价格要翻好几倍。但只要被我看中，不惜成本也要收入囊中，比如1996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写的《人生发展心理学》，去年在二手书店被我发现，由原价42元炒到117元;还有1986 年出版的荷兰学者写的《人生的阶段》，原价1.2元，现价涨了20倍，也被我当作宝贝收藏了。
藏书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无穷的乐趣，使得读书成了一种享受。
四
我收藏的书虽然多而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七大类。一是文史类。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师专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以整个80年代我收藏的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汉语言学的大家之作，最有名的如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和《中国通史》及其全套演义，还有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等等。二是哲学类。人类所有的学科研究最后都殊途同归上升到哲学层面，心理学也不例外，所以，哲学的书籍占了我整整一柜。三是心理学类，包括国际上卓有名望的心理学家撰写的各种心理学基础理论名著或教材，也包括心理咨询（辅导）技术方面众多派别的名著。其中，重点收藏学校心理辅导常用的六大理论取向的专著，即精神分析理论、认知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积极心理学理论、焦点解决短期咨询理论、家庭治疗理论，还有三种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即发展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一个团体咨询（辅导）理论。四是与心理学交叉学科类，包括脑科学、社会学、伦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校心理学、教学心理学、性心理学、女性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文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生物心理学，等等。五是班主任工作与教学工作类。心理健康教师如果不懂班级管理和课堂教学规律，就无法与班主任、学科教师沟通，提出的意见建议就是苍白的。六是科普类，七是保健类。这七大类书都是分门别类摆放的，使用時我能很快找到相关的书柜，准确地从某一层某一架上提取出来。
很多人问过我：这么多的书，你每一本都看过吗？我回答说：藏书如果不努力读，那就是花瓶摆设;如果一本一本读藏书，那就是死读书的书呆子。我们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读书是为了用书。所谓“用”，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要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比如遇到一个难以判断和处理的辅导个案，或者班级管理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二是要集中攻克一个科研课题，比如最近三年，我专注于研究“中小学生心理核心素养”这一前沿性课题，就不知道读了几百本书;三是为了写书、写文章，我现在发表的100多篇论文、出版的20多种专著和教材教参，都是我苦心读书，进行一系列的思考、消化、提炼、创造的结晶。所以，我有两个体会：第一，书不能一本一本“排着队”去读，而是要围绕一个中心主题一摞一摞去读。我写字台上的书总是排成马蹄形“书墙”，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搬动调换一次，我太太一看我又在“体力劳动”，就知道我要研究一个新的专题了。再比如，我每年冬天去海南度假，总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次性快递七八箱专业书籍过去，等我人一到，书也就到了。第二，读书要分轻重缓急，要“厚此薄彼”。经典著作必须反复读，逐字逐句读;常用理论著作要根据需要选重点读;参考性理论著作可以随手翻翻，浏览着读;资料性书籍平时可以不读，先简单记录下来，需要时再读。
也有人问我，怎么读书才会有效率？这方面我已发表过几篇体会性文章，这里再介绍一下我的“六步读书法”：（1）速读。拿到书先看目录，圈出重点章节，然后浏览全书，知晓大概;（2）细读。选出重点章节，圈点勾画，概括要点，重组信息，必要时画出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重述作者的重要观点;（3）研读。找出问题，尝试解决，对照同类书籍，进行比较鉴别，得出自己的看法;（4）诵读。复诵精华句子，熟记于心，这是把书读“薄”的关键一步，因为一本书最后留在脑子里的就是几句重要的话，要能随口背出来;（5）录读。重要的观点、段落不可能都记住，这就要摘录输入在电脑里，用得着的时候马上能调出来。为此，我的电脑里分设了56 个读书笔记文件夹，脑子里还有一排“书架”，说找什么就能找出什么;（6）复读。重要的书要反反复复读，每次都有新体会，不太重要的书翻翻就可以了，什么都读、什么都记，那就太累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考虑到买书的费用问题。除了“量入为出”这个前提之外，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家庭消费开支的价值取向问题。我不抽烟、不炒股、基本吃素、不喝酒，我的消费主要就是买几本书。看看一屋子的书，好像花去了很多钱，但如果我是一杆“大烟枪”，天天抽烟，把40年间烧掉的一条条香烟堆积起来，我家的书柜肯定是装不下的。假定按中档烟的价格计算，一条烟300元，一个月抽上3条不算多，那就是千把元，一年就是一万多元，40年就是四五十万。那么，到底是将这些钱烧成香烟灰好，还是把这些钱变成藏书加精神财富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人到晚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的视力明显下降，看书有时要用放大镜，但我的读书、用书的生活仍在继续。生命是一个过程，事实上，每个人从生下来就开始走向死亡，但很少有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很长，过去当学生时，读书已经读得令人生厌，现在总算工作了，要先放松几年，一些书可以慢慢再读。也许当他们到了中年之后，才会发现时间原来消逝得那么快，才会想到真应该珍惜每一天的分分秒秒，认真多读几本书。如果到了我这个年龄，说不定会下决心要“手不释卷”，和时间赛跑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人一生都要做的事情。当我的“万里路”将要走到尽头之时，我会给自己的“万卷书”找一个安身之处，让它们继续为学校心理辅导事业贡献力量，这是我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