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研究述评与展望
王淏冉 孙正林
【摘 要】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的过程，并取得了十足的进展。采用系统综述法，以2012—2018年上半年间发表的新型职业农民研究文献为基础，对筛选到的411篇中文核心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从新型职业农民内涵与特征、新型职业农民相关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因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对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等5个方面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与述评，并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培育机制、培训需求与培育路径进行展望。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研究述评;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9）08-0052-08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加深，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涌入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作，农村传统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锐减现象，农业劳动者面临年龄大、专业素质低、后继乏人的困境。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共中央急需解决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困难及农民身份地位低下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于2012年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造就新型农村农业人才。此后，从2012—2018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不停地强调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其视作提升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迫切决心。
自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后，有关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文献开始不断出现在各种期刊中，新型职业农民自此开始备受各路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纵使广大学者的研究持续深入，国家的投入也日益增加，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始终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成就。目前，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从早期的理论研究逐渐转变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寻求解决培育困境的方法，以求探究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道路。
二、文献来源
文章采用系统综述法，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对2012—2018上半年间的相关中文核心文献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分析。
1.确定检索的数据库
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语言为中文，选择中国知网高级检索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2018年7月1日，检索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刊发的文献、国内学者在外文文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与会议论文和学术辑刊，共检索到552篇文献，其中，中文核心期刊文献392篇，CSSCI文献160篇。
2.文献筛选
文章按照以下四条原则对所获得的文献进行筛选：（1）剔除综述类文献和书评;（2）剔除会议通讯及记者报道;（3）剔除科研水平较低或字数较少的文献;（4）剔除部分重复或内容相近的文献;（5）剔除硕博论文。最后共得到有效文献411篇。
三、文献统计
1.发表时间与来源期刊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变化较为明显，如图1所示，基本分为2个阶段：（1）2012—2015年。2012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创建一批新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自此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理论，再加上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都在强调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因此研究文献逐年增多并于2015年达到顶峰。（2）2016—2018年上半年。这段时期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基本趋于稳定，每年的文献数量总数基本稳定在80篇左右（2018年截至7月1日为28篇）。? 從期刊来源方面来看，文献涵盖了农业经济、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农业基础科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学科，主要期刊有《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管理世界》《农村经济》《教育研究》《世界农业》《职教论坛》等多种类型的期刊，说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呈现多学科、多领域的特点，并同时受到多个相关领域的关注。
2.研究方法
对检索到的411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如图2所示，定性研究占据主要地位，共有342篇，占比达到了83.2%;而定量研究占比为16.8%，共有69篇。由此可见，我国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量研究同样重要。
在定性研究中，学者应用最多的方法为描述性分析，共有280篇，占定性研究的81.9%;其次是案例分析法，共43篇，占比12.6%;此外还有少量SWOT分析和其他模型分析。在内容上主要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及国外经验的启示。在定量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运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与层次分析，分别有42篇与6篇，占比44.9%、15.9%。其他出现过的方法还有因子分析法和预测分析等。内容上定量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状况及培训意愿，以及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因素等。? 3.研究主题
由检索而得到的411篇文献统计结果得知，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农村职业教育、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村人口与农民荒与农民职业化六个主要方面，如图3所示，其中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及其相关内容为主，达到了173篇，占比42.1%，这也与“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强调的“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相吻合。其次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与农村职业教育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65与59篇。农民职业化、家庭农场以及农村人口与农民荒分别为12篇、12篇与9篇。? 4.研究内容
从检索得到的411篇文献的内容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大类：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政策、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要因素、解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培训困境的对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如图4所示。其中，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及培育路径的研究贯穿整个研究年份，其数量较多，分别达到了106篇和103篇，且每年的数量较为均衡，说明学者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最为看重，取得的成果也相当显著。而解决困境的对策与研究影响因素的文献则分别呈现出了从2014年、2015年后明显增多的趋势，这也与在2012年国家开始提出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后发现其进展并不顺利密切相关。
四、研究内容
1.新型职业农民内涵与特征
我国关于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的来源，最早源自于2005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百万中专生计划”意见》提出的职业农民，这些职业农民是“百万中专生计划”的重点培育对象。此后，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事业，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必然具有高度职业化的特征。于是，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将这一政策始终贯彻在了每年的一号文件中。至此，“新型职业农民”正式走上了舞台。
自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开始，许多学者就对其内涵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也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备一定的生产技能，并以农业经营为主要收入的农业从业者。在此基础上，朱启榛、胡方萌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农民，但他们是市场主体。新型职业农民会充分进入市场，利用一切资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理性经济人，并具有较高的收入。此外，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他们不仅懂技术、会经营，还会对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承担责任。[1]洪仁彪、张忠明认为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相比，具有商业性、技术性、稳定性与多样性，意即职业农民所从事的工作在较长时间段内是固定不变的，且这些工作可以给农民提供较高的利润和收益。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内部分工不断分化，职业农民的工作也在不断细化，职业农民应具备从事各种工作的能力而不是像传统农民仅限于农业生产环节。[2]郭智奇、齐国等认为，职业农民没有传统的世袭性和强制性，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从事这一职业，且职业农民能够适应现代化农业，并同其他行业劳动者一样享有职业保障和权利。[3]魏学文、刘文烈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有强烈的现代化生产经营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生产经营能力保证了农民的高产出和高收益，社会地位使得新型职业农民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这一队伍。[4]张明媚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有志于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的群体，他们立志于农业，并且有能力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抵御风险并获得收益，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发展的生力军。[5]王丽萍、周敏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遵守职业道德并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和金融意识，将农业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6]孙书光、翟印礼则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认为其来源是多渠道的，可以是传统农业工作者，可以是返乡的农民工，也可以是军队的退伍人员等。[7]王晓涵、康红芹认为，随着国家对创新性的不断重视，新型职业农民也应该将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必备技能之一。[8]每一名學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与内涵的表述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2.新型职业农民相关政策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研究，许多学者重点研究了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民职业教育，以及各项农业保障政策，以求探索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案。李国祥、杨正周研究了美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政策：美国政府每年都会下拨一笔资金用于培训农业专业大学生，并且在2009—2012年间每年拨款7 500万美元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训，这就使得美国农民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达到了46%。此外，美国政府还会根据农民面临的市场和资源限制等因素制定特殊的政策用以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并发展特色农业。[9]李毅、龚丁研究了日本和韩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日本对农业职业教育自二战后就开始重视，现在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文部科学省系统”与“农林水产省系统”两大系统。前者重视初、中、高三级别学历教育，后者强调农业技术的普及与农业协作组织的培训。韩国则分为了农业系统的农民职业教育与教育系统的农业职业教育。前者重专业化培训，后者则类似于日本的三级别学校教育。且日韩两国对农民教育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支持政策，保障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顺利进行与职业农民的利益。[10]柳一桥重点研究了德国的农业职业教育：德国的农业职业教育分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前者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后者培育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德国的职业教育将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学生不仅要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同时要在企业进行实践。[11]赵恒在研究法国的农民培训政策时指出：法国类似于日本，都有着完善且多元的农民培训体系，且培训对象种类繁多，重点关注年轻人员，并对其创业给予基本的政策与资金支持。[12]在发达国家的农民培训政策中，除美国外，其余国家都对职业农民有着严格的准入制度，只有通过培训和考试拿到资格证书才能够成为合格的职业农民，这就保证了农民的高素质与高技能。
在对国内政策的研究上，大部分学者都有着类似的观点。何晓琼、钟祝认为，我国需要重点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对有志于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农民或大学生给予分段、科学的培养，同时给予现代农业扶持政策，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的保险和信贷体系。提升农村的各项生活保障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关注并爱上农业。[13]王辉、刘冬认为，政府应当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财政与立法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并结合网络将农民的教育与培训联系起来，融会贯通。[14]王秀华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组织协调管理，建立多元化和多主体的管理体系，监督并完善农民的持续教育。[15]蒋黎、朱福守指出，我国现阶段粮食生产状况不佳，平衡粮食增产与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亟须政府提高警惕，优化调控手段，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与生产水平。这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密切相关。[16]刘雪梅则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强调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她认为政府不应当将农业视为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而是要支持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来实现农民收入与地位的增加。[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