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优化重在提高创新能力

    李含琳 滕海峰

    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关于结构优化认识中存在的比重论、产品论、协调论和制度论等观点,本文认为,结构优化的目标指向应该是提升社会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和社会财富创造创新能力,其关键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领域与核心载体是装备制造业。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着力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创新与创造能力、提高劳动效率与管理效率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装备制造业

    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央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彻底解决我国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优化结构关系,提升结构效率。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结构优化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存在一些误区,有的认为结构优化就是调整结构比重,有的认为结构优化的重点是促进产品升级,有的则认为结构优化就是要配置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当前我国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有一定的意义,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本文认为,结构优化的重点在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一、关于当前结构优化的主要观点

    结构优化历来是政府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领导同志越来越关注结构和效率问题,特别是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思路和总体部署以来,学术界对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比重论

    以優化三次产业结构为核心内容的“比例论”或者“比重论”,强调第一次产业的产值与就业比重要持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要逐步提升,进而强调国家在政策、投资方面均应向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倾斜。这个观点主要是按照柯林·克拉克与阿伦·费雪建立的三次产业部门理论提出来的。将结构优化理解为“三产结构优化”是错误的。因为“三次产业结构”从长期来看,具有一产比重逐步下降、二产比重或上升或不变、三产比重逐步上升的一般规律,但这样的产业演进规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下表现有很大差异,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所以,不能把我国目前所讲的结构优化理解成比重关系和比例关系。

    (二)产品论

    这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结构优化要以提升产品层次为核心,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产品系列,需要通过产品结构的创新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创新。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强调,国家应该在政策上支持产品创新,丰富产品类型或提升产品品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对于产品类型和产品质量的更高标准要求。这类观点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的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以及国外购物潮所倒逼的环境所形成的。但是,将结构优化简单理解为“产品优化”是不全面的。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来看,产品结构只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和原因,更不是方式和手段,强调产品结构问题,对于优化消费市场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培育发展动力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

    (三)协调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结构优化必须以能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等“四化并进”为核心内容,强调工业发展、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现代农业发展以及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等,要相互之间协调一致,减少矛盾和掣肘,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均衡发展。将“结构优化”理解为“协调发展”也是不全面的和不准确的。因为,中央提出的“四化并进”是针对我国整体发展战略而言的,是对全局战略部署的一种高度概括,不是对“结构优化”的内涵阐释。比较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四化并进”是结构优化必须考虑的问题,结构优化要有利于推进“四化并进”战略部署的实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结构优化直接等于“四化并进”。

    (四)制度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强调的结构优化其实就是讲制度、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重要性,要做好结构优化工作,必须深化企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贸易体制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解决好制度和体制问题,发展就完全可以步入正常轨道。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源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的理论观点。当然了,制度和体制肯定与结构优化有关,但是,制度和体制对于经济发展和增长来说,只是个“约束机制”问题,比如“利益最大化”、“产权明晰”和“制度架构”等,但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实力机制”问题。

    二、科技创新与国家全行业的创新

    理解结构优化内涵的重点,是要将结构问题与生产力结合起来进行。众所周知,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最为重要,而生产工具的生产水平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也是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也就是说,科技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的不断改进和使用,进而引发能源结构不断演变、生产设备不断改进、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组织更为严密以及生产布局不断优化集聚等。因此,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发展才是结构优化的关键。

    (一)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

    由于科技创新,尤其是生产工具领域的科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为城镇化与工业化奠定了强大的生产力基础。一是在为生产提供能源动力方面,与原始人力畜力以及最初风力水力的简单直接利用相比,19世纪的蒸汽机、20世纪初期的电力、20世纪70年代的自动化技术等为生产设备大型化、生产规模大型化、生产链条延伸化等提供了动力保障,产品类型、产品数量、产品质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二是在为生产提供劳动工具(设备)方面,由原来的农业生产上使用的铁锨为主转变为现代的大型农业机械、由原来的手工业生产时期使用的独立缝纫机转变现代大型自动化生产设备、由原来铁匠烧火打铁转变为现代大型炼钢成套设备,单位时间、单位劳动力、单位资金、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生产效率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态势。

    (二)科技创新优化经营组织

    由于科技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在其向大型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虚拟化等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社会经营组织也在伴随性地发生变化。一是经营主体由家庭经营为主向现代企业经营为主体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由生产作坊或家庭独立负责生产各个环节为主,向现代企业多部门、多环节、多领域、多区域等联合生产为主转变;三是生产形态由劳动者个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为主向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转变;四是个体劳动也由生产的主体决定者转变为生产过程全过程的设计者、操作者、监管者以及部分生产环节的参与者,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结构逐渐由简单劳动者为主体向管理者、科学家、工人等多元主体构成转变。

    (三)科技创新推进社会分工

    由于生产工具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社会专门从事生产工具的生产与生产工具的使用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清晰。一是由生产工具的研发与生产、设备销售与售后服务、设备使用者技能培训等形成关于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的相对独立的全产业链体系,专业化程度日益增强。二是生产工具的使用者对生产工具本身的生产过程、运作原理、维修技能等了解的越来越少,从原来生产工具的“全能手”变为生产工具的单一“使用者”。三是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设备为主的装备制造业与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生产等之间关系便是生产工具与使用生产工具的关系。四是装备制造业作为“国之重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再工业化”、“实体经济”等上升为国家战略。

    (四)科技创新优化要素配置

    由于科技创新,尤其生产工具的創新与创造,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商品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伴随性地也优化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一是从工业化的总体演变过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工业生产活动往往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点状分布),呈现集聚特征,随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呈线或带状向外扩散,最终达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对的均衡分布状态。二是由于科技创新所引致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协作越来越便捷,从原材料的初选加工、中间产品的加工生产、成品的组装生产,在不同区域空间上分工与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之相伴随的就是相关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相应空间的集聚与优化配置,在此过程中,形成各自特色鲜明的区域产业优势、社会产业协作以及较高的社会生产率。

    (五)科技创新推出新型业态

    科技创新对于产业发展,既使原有产业形态升级换代、提高效率,也在不断推出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形态。一是科技创新支撑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是工业生产中对先进生产装备或先进方法的运用过程,或者在工业生产中生产机械装备的不断改进和优化过程。二是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生产中对先进耕地机械、播种机械、喷灌机械、收割机械、加工机械、包装机械等现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运用。现在流行发展的数字农业、技术农业、生态农业、工厂农业、企业农业、产业农业、智慧农业、循环农业等现代新型农业发展方式,都要靠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三是科技创新支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促进第三产业类型、产品类型、产品质量上档次、上层次,开辟新业态。现在发展的第三产业新业态,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态,前提基础都是网络、计算机、光纤等设备的创新与创造。

    三、当前我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措施

    综上所述,结构优化的关键既不是产业比例或比重,也不是“多业协调”和产品升级换代,而是优化工业科技创新能力。那么,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结构优化呢?本文提出如下对策选择:

    (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在国家顶层决策中的地位

    从根本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我国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整体发展能量、整体发展实力。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最终都依赖于科技创新来支撑。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结构优化的目标指向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创造能力。

    (二)着力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全行业科技创新能力

    一是在任何条件下装备制造业都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技术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和承担者,是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重点。二是必须摆正几个主要产业的关系,装备制造业是先进生产力的发明者和创造者,而大部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等,只是先进生产力的运用者,而不是创造者。三是对于传统的和过时的装备制造业,要下决心进行淘汰,用“更新换代”代替“改造提升”,该破产的破产,该兼并的兼并,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好破产的有关事宜和职工安置问题。四是对于特色装备制造业,比如特种用途飞机,电动汽车,节水设备,节能灯具,生物发电等新型技术要大力扶持,实行重奖。五是对于农产品加工设备制造行业,要尽快建立“特色产品生产+加工设备生产+特色产品加工+出口创汇”的发展模式,形成系列生产格局。

    (三)着力提升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结合的效率

    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动力,先进生产工具的创新与创造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源生动力,但无论多么先进的生产工具,只有在具体应用的过程才真正发挥作用。更进一步说,生产工具的具体应用效率是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来完成的,所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促进劳动与生产工具的最佳结合,也是提高生产力效率的关键。在这方面,一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推行“12年义务教育”政策,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的素质;二是要大力培育和壮大科学家队伍,在全社会营建重视和崇尚科学家的氛围;三是重提和重塑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工匠精神”,把“工匠精神”培育成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转变的一种黏合剂。四是企业需要重新培训现有员工,采取新的工作和组织模式,为工业4.0招兵买马,并且有策略地制定人才战略计划。

    (四)着力提升各类企业运用生产工具的效率

    要努力建设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轮驱动的模式。一是在认识论上,要坚持以装备制造为主要载体的科技创新为着力点,始终强调结构优化,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财富生产能力的提高。二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积极大胆地推进各方面的体制创新,在策划科技体制改革方面,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三是促进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上水平、上档次、上新台阶,把民营科技企业培育成创新的主力军。四是要面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进行结构调整,把市场体系建设与制造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五是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阶段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科学合理布局装备制造业的项目和企业,同时也要遵循集中和聚集发展资源的原则,禁止分散布局和重复建设。

    (五)着力提升社会保障新体系对结构优化的支撑能力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目前的结构优化面临许多社会问题的挑战,特别是大量传统企业的破产和职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要通过创新新建一批新型装备制造业和加工业,以此提升发展实力,就必须下决心淘汰部分企业,这就必然造成部分职工失业。为了给创新和结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我国急需建立与当前结构优化相匹配的保障制度和政策。包括:改革和简便企业破产及清算制度、扩大企业银行死账的化解范围、提高城市职业的失业保障金标准、全面实施国企职工工龄买断制度、对失业职工创业实行政策扶持、继续实施失业职工再就业促进工程等,这些举措到位了,创新和结构优化的环境就比较宽松。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郭武军, 吕阳.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3]李含琳.裝备制造应精准发力补短板[N].经济日报,2016-10-06(5).

    作者简介:

    李含琳,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智库工作站首席专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生导师组组长。

    近年来获得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称号和学术称号有:全“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中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专家、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主要学术成果(1991—2014):一是出版学术专著共18部;二是在国内外公开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等,共300多篇;三是主持和完成国家课题3项、参与国家课题2项,主持和完成省级社科项目、省级科学项目14项、地方政府委托课题有30多项;四是获得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1项,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多项,甘肃省科技进步奖2项,全国生产力学会优秀科研论文奖一等奖1项,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共中央党校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奖多项;多次参与甘肃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五年规划的编制、鉴定和验收工作,多次参加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