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罢官疑案探微
提 要：康熙三十九年三月间，孔尚任由户部主事晋升员外郎，但不到20天即遭罢官。此事在当时就被视为“疑案”，后来学者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梳理孔尚任及其友人诗文，可知孔尚任遭罢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诗酒废事，二是涉嫌贪污。学者多怀疑罢官背后另有隐情，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因《桃花扇》触犯时忌遭罢，但这种说法与相关史实明显矛盾。更大的可能是：孔尚任所撰《通天榜传奇》引起皇帝不快，遂借离任审计之机将他罢免。
关键词：孔尚任；罢官疑案；《桃花扇》；《通天榜传奇》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1.010
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的仕宦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富有才学，但乡试不利，只得捐纳一个监生身份。本以为仕宦无望，却因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他被荐讲经，于38岁破格任为国子监博士。他期待从此平步青云，不料长期沉浮下僚，好不容易升任户部员外郎，又突然被罢免官职。关于孔尚任的出仕经历，他自己撰有《出山奇遇记》，历来学者亦无异词；但对于其罢职缘由，他自己即有“疑案”之说，后来学者更是众说纷纭，使人颇有扑朔迷离之感。本文拟对前贤观点略作梳理和补证，但因资料过于匮乏，以下所说只是“大胆假设”，尚难做到“小心求证”，敬请方家赐教。
一、升迁与罢官的时间
关于孔尚任升任员外郎及罢官的时间，《阙里文献考》未记升任时间，但谓“三十八年，以事休致”，容肇祖遂将升任及罢官均系于是年。1
陈万鼐将升职系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对罢官则于三十八年（1699年）和三十九年（1700年）两存之。观其说明，乃是根据《颜李师承记》所说“时东塘方以主事晋员外郎，遽罢官”推断而来。语称：“先生晋广东司员外郎，即‘遽罢官，盖三十八年（或三十九年）即休致，姑定为本年为先生迁广东司员外郎事。”2这显然属于臆断。
汪蔚林依据《长留集》里的相关诗作，对其升迁和罢官时间做了考证，要点包括：（1）从《庚辰人日雪霁岸堂试笔分韵》可以看出，当时他兴致很高，如果上年已经罢官，当不会如此。（2）《长留集》基本上是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的：《庚辰人日雪霁》后为《兰红小部》，接着为《草桥修禊》，然后是《岸堂予京寓也》。其中，“弹指十年官尚冷”句，说明尚未升迁，再后便是《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据此可知其升迁是在庚辰（三十九年）上巳以后。（3）他在《答陈健夫问余归期》里说：“梦里辞官又送春，无端赋别最伤神。”可知他是在“送春”的时候被罢掉的。1袁世硕完全赞同汪说，并加以补证，较重要者有两条：（1）《长留集》五言排律《四月八日寄园雅集》有“解组方松绶”句，与《桃花扇本末》所说“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正合，可证本年四月孔尚任刚刚罢官。（2）刘廷玑《葛庄分类诗钞》七律下有《暮春感怀闻孔东塘以员外致休》，中有“三春又向愁中去”之句，当作于本年春末，时刘廷玑任职于浙江，邸钞传至浙江还需多日，可见孔尚任罢官不能晚于三月二十日。2
汪、袁二氏之考证大致正确，但略有可以补正之处：一是他们推测孔尚任罢官时在三月，主要根据诗中所写景色当为暮春，缺乏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二是袁氏根据刘廷玑《暮春感怀闻孔东塘以员外致休》，断言孔尚任罢官不能晚于三月二十日，尚有可疑之处。袁氏所据《葛庄分类诗钞》，未知是何版本，但笔者查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清刻本《葛庄分体诗钞》和《葛庄编年诗》，此诗确实写于庚辰暮春，但题目却不相同，而是《春暮感怀次朱竹垞太史韵》。3也就是说，此诗可能与孔尚任罢官并没有关系。
细察孔尚任相关诗作，对其罢官时间可以做出更加明确的推测。
其一，查《长留集》中，《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后，接着两首为《送洪秋崖之淮南》《城西果厂张氏园亭晚眺》，尚看不出有罢官痕迹。再下依次为《浦副工移罇小寓》、《过僧玉轮园亭赠其徒法云闲云》、《答李鼎公》、《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答陈健夫问余归期》、《答李丹崖》，皆有罢官话别之意。接着便是《赋得三月正当三十日》，此詩虽然摘取贾岛《三月晦日赠刘评事》首句为题，但从首联“浪仙留得苦吟题，劝我今宵待晓鸡”看，4亦当作于三月三十日，此前已有数首话别诗，至此罢官至少已有数日。
其二，孔尚任有一友人蔡?，字铉升，上元人。孔尚任治河时，即与其交往，《湖海集》中收有写给蔡铉升的两封信。5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上巳，蔡铉升参加了孔尚任及其友人的修禊活动。6是年蔡铉升会试失利，孔尚任《燕台杂兴三十首》第19首即述其事。7三十九年，蔡铉升考中进士。8孔尚任罢官后所作诗中，有两首提到蔡铉升。一首就是上段提到的《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9肯定写于三月三十日以前。另一首为《蔡铉升新捷闻予罢归作词相慰情见乎词》，前四句云：“正是樱桃宴，金盃为我停。无诗题雁塔，有泪溅旗亭。”10“樱桃宴”系用唐典，指庆贺新进士的宴席，11清代习称“恩荣宴”。查《实录》，是年三月甲午朔，癸丑（二十日）殿试，丙辰（二十三日）传胪。12恩荣宴例在传胪次日，此年当在二十四日举行。根据诗题及诗句推测，蔡铉升得知孔尚任罢官，应在传胪之后；以他们之交情，如果此前得知，应当会及时相慰。考虑到消息传播需要一点时间，孔尚任被罢日期，或许不早于二十日，但肯定不晚于二十四日。
综合上述考证，孔尚任升任员外郎，当在康熙三十九年上巳以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甲午朔，该月首个巳日为乙巳，即十二日。不过，当时所谓“上巳修禊”，基本固定在三月初三，上年孔尚任所写《上巳城南修禊》中就有“漫天芳草凤城南，况值风花三月三”之句，1所以孔尚任升职当在三月初三以后。而孔尚任被罢免员外郎，最迟不晚于本月二十四日。升罢之间，可能不到20天。2
另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做解释：孔尚任《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诗中，有这样两句：“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3孔尚任自国子监博士升任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阙里文献考》谓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容肇祖亦据以系之该年。4袁世硕认为此说有误，考定应在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末，或者说秋冬之际。5孔尚任《皇清敕封承德郎户部江南清吏司主事雪谷先生暨元配路安人合葬墓志铭》谈到，自己与族兄尚鉝“同侍经筵，同受主知，同车入京，同为国子博士，同讲席，乙丑会同入闱。既又同升户曹，同班联，同衙署，同寓，同炊，同榻，无弗同者”，并谓尚鉝“乙亥春，始转户曹，职同[司]江南田赋”。6乙亥即康熙三十四年，但月分与袁氏之考定不同。从三十四年到三十九年，时间将近五年，孔尚任为何说“郎署三年道未增”呢？大家都认为孔尚任升任户部主事后，旋即任宝泉局监铸，恐怕未必如此。
孔尚任明确提到自己担任监铸之事，见于《燕台杂兴三十首》第17首：“铜山金埒势峥嵘，暴富乞儿恬不惊。每日垂鞭归第邸，有人来看孔方兄。”并自注：“予畏监仓而得监铸，免累可矣，寒如故也。泛交者不知，多来称贷。”7查这组诗第7首有“丙子残春风雨夜”句，丙子乃三十五年；第15首注中提到姜宸英中进士事，时在三十六年；第19首注中提到蔡铉升下第事，亦在三十六年。8由此可知，第17首亦当写于三十六年。另外，在致张潮一封信中，孔尚任写道：“今年在铜臭中不为所染，自觉潇洒，而长安僚友多不相信，偶得句云：‘铜山金埒势峥嵘，暴富乞儿恬不惊。每日垂鞭归第邸，有人来看孔方兄。料江南故人知我者，深不肯以世俗相待耳。”据考证，此札大约写于三十六年八月。9根据
这些情况推测，孔尚任于三十三年升任主事后，并未马上担任监铸，到三十六年始任此职。10由此到三十九年升迁员外郎，正好三年左右。
二、罢官理由是否公布
孔尚任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升而复罢，确实太过诡异，是以有“疑案”之说。仔细想来，这桩“疑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加以考察：第一个层次是当时官方是否明确公布了理由？第二个层次是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否可信？本节先考察第一个层次。对此学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孔尚任的罢官，大概当时是没有正式宣布的，他本人恐怕也不知道罢官的真实原因”。1也有学者认为，“孔尚任是被以耽于诗酒、废政务、宝泉局监铸不善的罪名而罢官的。”2
通过梳理孔尚任及其友朋的相关文字，笔者感到他们对其被罢理由是清楚的，当时官方对此应当是有明确宣示。孔尚任与张潮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孔尚任罢官后，张潮在信中安慰他说：“先生以诗酒去官，正如柳屯田奉旨填词，自是千秋佳话。旷达之怀，想亦必作此解耳！”在致王士禛的信中，张潮也谈到：“孔老东塘以诗酒受累，深为叹惜。”3柳屯田即宋朝著名词人柳永，原名三变，官至屯田员外郎，故有“柳屯田”之称。柳永富有文才，却屡试不第，不免发些“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类的牢骚，为宋仁宗所知。当有人举荐柳永时，宋仁宗说：“且去填词。”柳永郁郁不得志，每天纵游娼馆酒楼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4张潮必是确知孔尚任“以诗酒去官”，才会用柳永之典故安慰他。经常与孔尚任聚会饮酒赋诗、并合作撰写《小忽雷》传奇的顾彩，针对其罢官写过这样两句诗：“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5前句“朱绂遂因诗酒捐”，明言孔尚任系因“诗酒”失官，正好佐证了张潮的说法；后句“白简非有贪饕证”，则透露了另一条信息，即孔尚任同时还惹上了“贪饕”的嫌疑。
顾彩的说法并非孤证，孔尚任友人李嶟瑞也写过这样两句诗：“颇闻薏苡伤新息，不道琵琶累右丞。”6这两句诗意稍隐曲，兹略作疏解。前一句是用汉朝马援的典故。马援出征交阯，常食当地所产薏苡，既可强健身体，又可抵御瘴气。这种薏苡果实较大，马援回军时载了一车，想用来做种子，朝中权贵却以为他带回一车珍宝。马援生前，这些人慑于其权势不敢说，到他死后，便有人上书说他载回的都是明珠文犀。7唐代诗人刘长卿《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佑江亭》中有“猜嫌伤薏苡，愁暮向江篱”之句，其《新息道中作》亦充满失落情绪：“萧条独向汝南行，客路多逢汉骑营。古木苍苍离乱后，几家同住一孤城。”8李嶟瑞“颇闻薏苡伤新息”一句，显系借用马援典故和刘长卿诗意，表明孔尚任无端受谤蒙冤，与顾彩所说“白简非有贪饕证”相同。后一句是用唐朝王维的典故。王维“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深得岐王器重。王维将参加科举，希望岐王帮助他获得解头，但当时太平公主已将解头许给张九皋。岐王自忖争不过太平公主，便携王维到公主家，置酒作乐，趁机命王维弹奏琵琶，大得公主赏识，公主“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9李嶟瑞“不道琵琶累右丞”一句，乃是反用王维典故，意谓孔尚任因文章音律而遭累，与顾彩所说“朱绂遂因诗酒捐”含义相合。
据此看来，孔尚任遭罢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诗酒废事，二是涉嫌贪污。朝廷应是认可了前一条，并因此令他休官致仕。至于性质更加严重的后一条，因为并无明确证据，朝廷应是搁置未理。从孔尚任一方来说，他确实性好诗酒，经常与友人雅集赋诗，10这一点恐怕他自己都是认可的；至于是否因诗酒而妨废了政务，本就无客观标准可以衡量，孔尚任虽然难以接受，若想分辩清楚也很困难。最使孔尚任感到愤懑的，恐怕还是被怀疑“贪饕”，虽然并无明确证据，但朝廷既未调查核实，也未明确否定，反而使孔尚任失去洗脱嫌疑的机会。面对这种局面，孔尚任及其友人均感无可奈何，正如刘中柱
所说：“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1既然无从辩白也无法辩明，孔尚任也只好“被谗不辩如聋哑”，2期望于“世事纷纷久自明”。3
三、罢官是否另有隐情
关于这桩“疑案”的第二个层次，学者们的认识高度一致，认为即使官方公布了理由，也不过是一个借口，罢官背后一定另有复杂的隐情。对于这个隐情是什么，最主要的说法有两种，即因《桃花扇》罢官和因《通天榜传奇》罢官。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清代，当是近人看法，但流传度最广，接受度最高。不过，围绕孔尚任是否有民族思想、《桃花扇》是否触犯时忌，大家又议论纷纭。如汪蔚林认为，孔尚任对于自己因文字肇祸，主观上认为是有人忌其才能而加以诽谤，他自己则始终是一个以屈原自况的忠心耿耿的“孤臣”“逐客”，而毫无二心的；他最大的愤慨也只是“歌骚问上天”，慨叹“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而已。4黄卓明认为，“《桃花扇》虽然写的是南明遗事，却是旨在通过对‘旧君的‘兴亡之感，来为‘今主的‘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的。”清朝统治者“是懂得这个戏的主旨的，所以在《桃花扇》进入内府后，还升了孔尚任的官”。但这个戏“毕竟具有追挽明王朝的内容，它的演出也起了副作用，因而受到某些短见官僚的攻讦。为了处理这些攻讦，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升官之后又罢了他的官”。5徐振贵则认为：“在清朝这种文禁如网的严厉统治之下，孔尚任的《桃花扇》又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笔锋所向，既有荒淫无耻、昏庸腐朽的南明小朝廷，也有结党营私、出卖民族利益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汉奸。此外，还大胆地描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激勵将士抵抗清军死守扬州的壮举，写得场面壮观、语言有力、气势悲壮，以致明末故臣遗老观看之后唏嘘慨叹，清统治者又怎能无动于衷呢？因而肇祸罢官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6
孔尚任本身是否具有民族思想，《桃花扇》本身是否含有犯忌内容，这些问题注定见仁见智，恐怕永远也争论不清。但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在北京仍盛演不衰，追捧者中不乏高级官员。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记述其盛况，颇有洋洋自得之意：“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木庵先生招观《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让予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7这种现象说明：其一，当时朝廷并未针对《桃花扇》采取限制措施，而是任其搬演传播；其二，孔尚任及官员们都未意识到这部戏有犯忌内容，也没有感受到皇帝对这部戏有反感情绪。只要有一条，名公巨卿们恐怕就不敢如此热衷地搬演观看了。有鉴于此，有些学者明确断言孔尚任“并非由《桃花扇》得祸”。8
另外，结合前述孔尚任升官与罢官时间考量，此说也令人难以理解。众所周知，《桃花扇》写竣于三十八年六月，“王公荐绅，莫不传抄，时有纸贵之誉”；是年“秋夕，内传索《桃花扇》甚急”，孔尚任赶紧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9索取如此之急迫，康熙皇帝应当很快就看过了，如有不满，怎会等到翌年三月，于两旬之间将其升职旋又罢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关于孔尚任因《桃花扇》被罢的说法，仍然停留在“大胆假设”的阶段，尚无学者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哪怕是间接性的证据。
第二种说法大约出现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引起注意。民国《铜山县志》所载李蟠传（附在其祖父李向阳传后）谈到：“（康熙）三十八年，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励杜讷诸名臣咸出其门。而不得志者，乃为蜚语中蟠。事闻，复试殿廷，无一黜落者，得解。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蟠亦遂谪戍沈阳三年。昭雪得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传末用双行小字注明史料来源：“旧志圭美堂偶然集序清蒋攸铦修撰李公传。”1有些学者把此注理解为“《旧志·圭美堂偶然集序》收蒋攸铦《修撰李公传》”，2略有不确。此注包括三类文献：一是“旧志”，该书“凡例”云：“采录古事，悉著所出。旧州府县志同者，但云‘旧志”。3笔者翻检道光《铜山县志》，李向阳传末只说了一句“孙蟠，丁丑殿试第一，官修撰”，4
并无前引内容。二是徐用锡《圭美堂集》所收《<偶然集>序》，5经查亦无前引内容。三是蒋攸铦《修撰李公传》，蒋氏所著《绳枻斋集》似已佚失，笔者亦未检到其他文献转录此传，但前引内容既然不见于“旧志”和《<偶然集>序》，即当出自此传。这篇传记很长时间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可能是程荣华首先发现并予以介绍。6但程氏断言“这一记述成为孔尚任罢官疑案的答案是毫无疑义的”，说得有点过满。蒋攸铦系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进士，撰写《李蟠传》时，上距孔尚任被罢已过八九十年，当系得自故老传闻，如无其他旁证，尚不能直接据为信史。
针对程氏的观点，赵科印质疑其证据不确，认为孔尚任罢官与宝泉局收购大量铅多铜少的小钱有直接关系。7但赵氏的质疑亦有可议之处。其一，赵氏认为当时文献可充分证明李蟠是不清白的，其遣戍不可能是由《通天榜传奇》引起的。李蟠之遣戍是否由《通天榜传奇》引起，因缺乏资料难以确断，但从该案处理情况看，虽然李蟠受到怀疑和弹劾，但稍后复试考生，并未发现问题，已经排除其纳贿徇私的嫌疑。其二，赵氏断言孔尚任罢官系因宝泉局收购小钱，只是一种推测，并未提供明确证据。其谓孔尚任在京羁留三年，是要赔补宝泉局亏空，听候吏部处理，恐怕未必成立。孔尚任刚刚罢官，好友陈健夫便问其归期。次年招李塨等人到寓所宴集，李塨赋诗曰：“升沈今古那堪忆，只羡君家旧石门。”自注云：“东塘家居石门山，风之速归也。”8倘若孔尚任是被迫留京赔补，有家难归，友人一会儿问其归期，一会儿“讽之速归”，难道是故意令其难堪？孔尚任在致张潮信中自言：“弟迂疏之性，每为世容。今虽放废，犹有知己款留，濡滞一年，实非沾沾鸡肋也。”9显然是怕张潮怀疑他迟迟不归乃是留恋官位，10所以特地说明滞留是因“知己款留”，决无“沾沾鸡肋”之意。据此看来，孔尚任留京数年，应是其主动选择。当然，“知己款留”可能只是借口，真实原因应当是盼望事情出现转机，至少澄清“贪饕”嫌疑。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他专程到德州拜访老上司田雯，或许想最后做一次努力，请他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不料吃了闭门羹。孔尚任彻底明白转机无望，这才下了回乡的决心，于暮冬时节怅怅离京。
如果找不到更确凿的证据，孔尚任罢官疑案，恐怕很难得出大家都接受的结论。但其两旬之间升而复罢，必有特殊原因，我个人推测，或许与离任交代有关。清朝规定，“凡升转、降革、裁汰、患病、休致、丁忧各官，任内无未完事件，方许离任。”1如涉及仓储钱粮等财政事务，还要查核交盘。或许孔尚任就是在离任审计中，被安上诗酒废事、涉嫌贪污的结论，以至旋遭罢免。清代所谓罢官，可以分为革职和休致两种情形，而休致又有自请休致和勒令休致之别，孔尚任应当属于勒令休致的情况，这种处分相对还算是比较轻的。以诗酒废事的名义罢免官员，在当时应当极为罕见，所以孔尚任及其友朋都深感困惑，认为背后一定另有隐情，遂有“疑案”之说。
从时间上分析，因《桃花扇》被罢说难以成立，但因《通天榜传奇》被罢说则确有可能。顺天乡试案发生于三十八年九月，十一月十三日令“将所举人通行齐集内廷复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行黜革。其考官等处分，俟复试后具奏”。2
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复试顺天己卯科中式举人”；翌日，康熙皇帝谕大学士等曰：“昨览复试之卷，今科乡试，诚不允当……尔等持出，传谕九卿科道齐集详阅具奏。”3二月初一日，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复试文卷，传谕大学士等曰：“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复试，以验其实。朕亲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成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4设想一下：如果《通天榜传奇》传播于复试以前，当时外议纷紜，康熙皇帝也怀疑其中有弊，当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是传播于复试结果公布之后，此时皇帝已经宣布并未发现弊端，而《通天榜传奇》仍予以讽刺，就很有可能引起皇帝不快。
孔尚任富于文才，却困顿场屋，或许如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样，对科举的公平公正早有怀疑。破格入仕后，十几年间，他的官职虽然升得不快，但对于一个例监出身的人来说，能够逐步升到员外郎，也不能说仕途太不顺利。不过，从其诗中颇多牢骚看，这种缓慢升迁与他出山时的期盼差距颇大。己卯顺天乡试案发生后，物议沸腾，皇帝明确表示要将考官“严加议处”，很多人预期会有一场政治风暴。不料复试后公布的结果，却是没有发现弊端，甚至还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5可以想见，这种结果公布后，肯定会使不少人感到诧异，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此案发生后，可能勾起孔尚任的怀才不遇之情，于是着手撰写《通天榜传奇》。既然是一部传奇而非单个曲子，撰写肯定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在尚未完稿或者已经完稿尚未传播开来的时候，他被晋升为员外郎。但没过多久，《通天榜传奇》就“宣播都下”，引起某些官員的忌恨，皇帝知道了当然也会不快。但就这部传奇本身而言，又不易套上什么罪名，正好离任交代出现问题，皇帝也就模糊处理，顺势令其休致。
孔尚任在《和蔡纲南赠扇原韵送之南还》中写道：“满眼浮云幻莫窥，逢君说破古今疑。”并自注云：“予被谪疑案，纲南颇知，曾赠金慰余。”6关于蔡纲南，笔者多方检索，只发现一条资料，即钱陆灿在一首诗注中曾经提及：“石公画奇古，今一纸数缗亦不可得矣。近余得西相观音一轴于蔡纲南，供十五松。”7徐振贵在为此诗所作注释中，认为蔡纲南即江宁人蔡擎，1《金陵通传》对其有简略介绍：“蔡擎，字念贻，一字冈南，康熙十九年岁贡。美须髯，丰仪俊伟，望若神仙中人。孝友于家，接物无忤，虽晨炊不举，而意兴晏然。游都下，王公争延为子弟师，大学士伊某尝受业其门焉。”2此传谓蔡擎一字“冈南”，与“纲南”有异。3但孔尚任送别诗中有“行到白门秋未晚”句，“白门”为南京之别称，而蔡擎恰为江宁人，徐氏之推断可从。蔡擎与古文名家方苞多有交往，又被王公争延为子弟师，看来亦以文章知名。但查孔尚任诗文集，提及蔡纲南者只此一首，可见蔡擎从未参加过孔尚任发起或参加的雅集活动，似乎他们来往并不密切。从《金陵通传》的简略描述看，蔡擎身上带点游侠色彩，虽然只是个岁贡生，但与上层人物多有交往。传中所说“大学士伊某”，当为伊桑阿，孔尚任罢官时，他正在大学士任上。蔡擎应当是从这些上层人物那里，听到了孔尚任被罢的内幕，颇感不平，遂将隐情告诉孔尚任，并赠金相慰。然而，蔡擎了解到的隐情，究竟是一种确切的事实，还是某些人的猜测，亦值得我们斟酌思量。在发现新的重要史料之前，这桩疑案恐怕很难得出众所公认的结论。
[作者高寿仙（1962年—），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研究员，北京，100044]
[收稿日期：2018年9月17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