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银幕：《长恨歌》的跨媒介叙事探赜
李欣蔚 马潇
《长恨歌》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于1996年首次出版的散文体长篇小说，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2005年小说《长恨歌》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关锦鹏执导，郑秀文、梁家辉主演，并于同年获得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
自电影摆脱“活动照相”起，电影改编也随之出现，大量电影以小说为蓝本向观众讲述故事。但由于传播媒介不同，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有着很大区别，小说借助语言构成文字形象，而电影通过镜头构成银幕形象。本文将以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和关锦鹏执导的同名电影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主题等三方面的文本转换问题。
一、叙事视角：从全知视角到旁观视角
叙事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它是传递故事主题意义的一个重要工具。无论是对于文字叙事、电影叙事亦或其他媒介的叙事，如果叙事时的观察角度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个故事，也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
在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选取了传统上最常用的全知视角。全知叙事者处于故事之外，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1]。王安忆将全知视角的功能赋予了飞翔在上海这座城市上空的鸽子：“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是唯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这城市的真谛，其实是为它们所领略的”[2]。当鸽子站在一个制高点俯瞰上海，它不仅看到这座城市阡陌纵横的独特弄堂，也听到裹挟在这东方巴黎之下的鄙陋流言;它瞥见的不单是上海弄堂房子里流光溢彩的女儿闺阁，也见证着时光变迁中隐藏在这座城市犄犄角角的罪与罚、祸与福。
鸽子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见证者，也是主人公王琦瑶这一生的历史见证者。它看着王琦瑶在弄堂穿梭来回渐渐长大，在狭小的闺阁想着少女心事;看着这个普通的弄堂女孩竞选“上海小姐”一举成名，做李主任的外室享尽人世的浮华与孤独;看着王琦瑶经历人生低谷不得不重回弄堂自力更生，遇到富家少爷康明逊后重燃爱火;看着王琦瑶独自抚养女儿薇薇并为她准备嫁衣，已至中年却与年轻人老克腊陷入畸形恋……在人生最后的可怖夜晚，也只有这群鸽子可以见证，因为“它们一代一代地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等到天亮，鸽群高飞，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其实是含有惊乍的表情。这些哑证人都血红了双眼，多少沉底的冤情包含在它们心中”[3]。
然而，在电影文本中，故事的叙事视角由原本的全知视角转换为第一人称叙述中见证人的旁观视角，即站在程先生的角度，以第一人称讲述王琦瑶的传奇故事。影片中的程先生与王琦瑶相识在一家电影厂，作为专为明星拍照的摄影师却一眼发现了这个少女的美，“我认识几位叫琦瑶的小姐，但特别希望给这位琦瑶拍照”;看到王琦瑶与李主任在一起的亲密生活后，程先生意识到“看见琦瑶的笑容，我知道她再也不需要我了”;当王琦瑶遭到李主任的抛弃而濒临崩溃，程先生再次守候在王琦瑶身边，因为他认为“琦瑶还是相信爱一个人比什么都重要”;即使是在特殊年代，程先生远在云南农村，心里却依旧挂念着上海的王琦瑶，写信时担心哪句话会惹祸，到头来只寄过一封信，白纸上画着琦瑶年轻的样子;在王琦瑶惨遭毒手后，头发花白的程先生冒着大雨赶到王琦瑶身边，痛心疾首地感叹“琦瑶，我是舍不得你”。
影片中的程先生是王琦瑶悲剧人生的见证者。他的大半生都在深爱着王琦瑶，但却又只能站在王琦瑶身边默默守候，在她遇到爱情时祝福她，在她结婚时恭喜她，在她困难时帮助她，在她难过时陪伴她，唯独永远换不回她的爱。以程先生这个独特的男性视角讲述王琦瑶的故事，在故事本身的奇情哀艳之外又添上一层细腻复杂的情感;而贯穿影片始终的程先生的独白，不仅带领我们走进角色的内心深处，丰富了程仕路的角色性格，同时也在影片的叙事进程中，为叙事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注脚。
二、叙事结构：从空间叙事到时间叙事
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皆是在一定时空内讲述一段完整的故事，但由于二者叙事语言不同，所以也具备了不同的时空特征。小说叙事多以时间为线索结构全篇，空间的营造受制于时间因素;而电影叙事往往以空间形象的关系为链条，在空间的转换中实现时间的流动。
在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在以时间顺序建构故事的同时，更为强调的却是空间叙事。作者不仅以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等不同空间直接为部分章节命名，同时这些空间也不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它们与主人公王琦瑶的情感、人生历程紧密相连，在突显叙事主题上也承载着特别的寓意。
弄堂之于上海是城市活跃的灵魂外化的机理，也是整个故事发生的大空间。它平凡、日常，流动着一种烟火人气的感动。闺阁是王琦瑶长大的地方，这一方天地藏着她少女时期的种种心事，也見证王琦瑶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抉择。片厂是改变王琦瑶命运的地方。在这里，王琦瑶在摄影师程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个普通弄堂女孩到“上海小姐”的精彩蜕变。最终，一夜成名的王琦瑶在得到李主任青睐后住进爱丽丝公寓。爱丽丝公寓是不甘平凡的女人们用青春和孤独换来的人间仙境，它隔绝了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也与喧嚣热闹的上海弄堂相去甚远。王琦瑶用全部生命在这个美好梦境中默默等待，一日犹如百年，但终有一天梦境化成泡沫，王琦瑶只得逃去邬桥。邬桥是为闹市中沉浮、心怀创伤的人提供疗治和修养的地方。在这里，王琦瑶度过了一段宁静平淡的时光，远离上海的繁华璀璨，也远离俗世的纷纷扰扰。然而，王琦瑶终要回到上海，回到弄堂。平安里的三十九号三楼，记载了王琦瑶的后半生。在这个老旧的房间里，她与朋友围炉夜话，与康明逊生女，与老克腊相恋，最终被长脚残忍杀害。弄堂，也是王琦瑶生命结束的地方。王琦瑶的人生始于弄堂，也终止于弄堂。她的故事经历了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最后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环形叙事空间。外部风云更替的时代环境被模糊、虚化掉，取而代之的是以这种空间的流动突显时间的逝去，而这种方式反而更加剧了时间的腐蚀力。从弄堂到弄堂，曾经风华绝代的上海“三小姐”也会有浮肿的双眼和细密的皱纹，衰老无力的身体更承受不了一双年轻手腕的摧残，此“恨”绵绵，永无绝期。
电影《长恨歌》则采用突出时间叙事为主的单线叙事结构，将原著划分为四部分，这四个部分也是四个重要时间阶段，也暗含着故事中角色的命运走向。影片第一部分讲述王琦瑶从弄堂女孩一夜之间成为上海小姐，住进爱丽丝公寓又遭李主任抛弃。第二部分是王琦瑶开始了新生活，她遇见新的爱情并勇敢生下孩子。第三部分头发花白的程先生再次回到王琦瑶身边;而时光荏苒，女儿薇薇终要离开母亲，去过自己的生活。第四部分讲述王琦瑶与老克腊相识相恋，乃至死于老克腊之手，结束一生。
关锦鹏将王琦瑶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紧密结合，更加彰显整个故事的传奇色彩;然而也正是关锦鹏对于故事传奇性的偏重，以及电影放映时长的现实考量，影片在时间叙事上极力突出王琦瑶一生中重大转折的同时，也删除了原著中大量纪实性与日常化的叙事，大大加快叙事节奏，冲淡了王安忆企图表达的时间感。以王琦瑶与康明逊的爱情为例，在小说中，重回上海的王琦瑶在严家的牌桌上结识了没落的旧式大户人家子弟康明逊。王、康二人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起吃饭、打牌、猜谜语、讲故事等互相陪伴之下，才对彼此动了真情。这种感情并非一时的激情，而是两个既看不到未来也回不到过去，不得不苟活于现在的孤单男女的抱团取暖。一个是昔日的上海小姐，现在一无所有靠给别人打针为生;一个是表面的富家少爷，实则要在父亲的大房和生母之间来回周旋。他们同样的孤独、无聊、脆弱，对对方抱有同情，又不乏相互吸引，既然总有一天要因利益而分别，那先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所以他们的爱是有一种珍惜和绝望在里面的。而电影《长恨歌》中两人的爱情就明显仓促得多。在删掉严家师母这个中间人后，王琦瑶在打针中与康明逊相识，紧接着在没有任何铺垫下两人相恋，康明逊对王琦瑶的询问“难过的时候，可以想我吗？”带有明显的调情味道。影片在较短的时间内只能呈现王琦瑶的感情经历，但在缺少生活细节的支撑以及王琦瑶微妙复杂的心理刻画下，主人公的情感故事显得突兀和莫名其妙，并且也极易让人将王琦瑶与水性杨花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从而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三、叙事主题：从女性悲剧到爱情悲剧
除了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之外，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小说文本也与电影文本有较大区别。
小说《长恨歌》无疑是一出女性悲剧。成长在普通弄堂的王琦瑶，因得天独厚的外貌优势成为“上海小姐”，但响亮的名号并未让她拥有幸福人生，反而犹如一把漂亮的枷锁锁了王琦瑶一辈子。年轻的她并非没有逃离的机会，梦碎爱丽丝公寓后，逃亡邬桥的王琦瑶实际上有了第二次重新选择的契机，可她依旧重回那个繁华夜场。王琦瑶的一生中历经三次刻骨铭心的爱情，而每一次爱情的开始也都与“上海小姐”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李主任是在“上海小姐”决赛上认识王琦瑶的，娇媚率真的19岁女孩让此时身居高位、人事坎坷的中年男人有了怜惜之意。王琦瑶如愿以偿做起金丝雀，在时局动荡的上海偏安一隅，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对方，但他们的恩爱只能是苦多乐少的恩爱，是闪着的七色光的美丽泡沫，看起来流光溢彩，其实一戳就破。在王琦瑶的第二段爱情中，康明逊是个懦弱、清醒的男人。他一边贪恋着王琦瑶作为曾经“上海小姐”身上暗藏的情怀之影，另一边又为自己危险的家庭地位做打算。康明逊不能给王琦瑶任何承诺，他们互相同情、吸引的爱情是看不见明天的末日绝恋。怀旧的年轻人老克腊，在得知王琦瑶是昔日“上海小姐”后，为她身上遗留的老上海风韵和往昔传奇深深着迷。然而当王琦瑶真正沉浸在这段感情时，老克腊却早已明白时间的残酷，这40年是谁也抹不去的光阴，即使再是崇尚40年前，心还是一颗现在的心。于是，无论是供她锦衣玉食的李主任，还是让王琦瑶懂得爱情的康明逊，亦或是为她深深着迷的老克腊，最后皆不约而同抛弃了她。“上海小姐”改变了王琦瑶的生命，它利用一个弄堂女孩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为她编织了一场锦绣繁华的梦，然而只要是梦，就总有醒来的时候。
与小说相比，电影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就稍显单调和乏味，影片最终呈现出的仅是一场爱情悲剧。这场悲剧首先是对王琦瑶来说的。王琦瑶是坚韧的，这种坚韧在书中是对生命和一种生活态度的坚持，而在电影中则更多表现为对爱情不计后果的追求。
另外，由于电影叙事视角的转变，这场爱情悲剧其次也是对程先生来说的。程先生是最早发现王琦瑶的美的男人，也是第一个爱上王琦瑶的男人，但这两个“第一”并未让他在爱情的追求上抢占到任何先机。程先生是内敛的，也是懦弱的，所以他永远是深爱女人身边的守护者和爱情见证者，却唯独不是她的爱人。程先生的爱情无疑也是一出悲剧，他用尽一生去爱和守护，换回的却是一生的爱而不得，徒留望着王琦瑶冰冷尸体的满脸泪水和无限悔恨。
由于传播媒介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个故事，不同文本的表现方式也会有很大区别，而这必然会影响叙事的表达。对《长恨歌》来讲，在小说转换为电影的过程中，整个故事在叙事视角的切入、叙事结构的建构以及叙事主题的传达方面都做了相应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也都是为了呈现一个完善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5.
[2][3]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360，112.
【作者簡介】? 李欣蔚，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生;
马 潇，男，陕西周至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电影、电视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