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性修养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相关性研究

    [摘要]从“对基本国策的看法”、“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这两个方面对党员的党性修养进行了调查,从“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自我牺牲精神”、“对公共政策关注”这三个方面对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愿”进行了调查;在确保量表信效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党员党性修养和“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具有显著相关性,党员的党性修养越高越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能够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意愿”。

    [关键词]党员;党性修养;意愿;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贺莉(1978-),女,陕西绥德人,中共徐汇区委党校,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质量评估与政府创新。

    [基金项目]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16年度课题(2016Y55)。

    [中图分类号] D2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7-0021-03

    一、引言

    对于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党员的重要价值追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①他们愿意为人民的权利和为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在战争年代,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行动表现是牺牲自我;而在和平年代,主要表现为不计个人得失为人民服务。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是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就十分注重的一项工作。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展开,这是提高党员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②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的落脚点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党性修养的提高是否会增强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呢?

    在西方,传统的动机理论在公共部门的应用遭到了质疑③;私人部门目标清晰、奖罚分明的情景在公共部门并不普遍存在④,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比起私人部门的员工在工作时倾向于追求理想、目标等内在价值的实现⑤。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往往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工作⑥,更多的是一种对使命的响应、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⑦,是一种服务大众、国家或人类的共同体的利他动机,Perry和Wise将这种工作动机称之为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公共服务动机包括至少四种不同的导向:乐善好施者关心他人、共产主义者关心社会、爱国者关心国家、人道主义者关心人类。这四种不同态度基础和行为取向的公共服务动机体现着个体从事公共服务的愿望,这些人忠于职责、认为责任高于自我,并且“愿意冒个人损失的风险去帮助他人”。⑧

    从上述分析可以形成以下假设: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为人民(公众)服务的意愿”有显著相关性,二者在行为表现上有一定的趋同性。本研究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验证这一假设在我国党员群体中是否成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在当前开展“两学一做”活动的大背景下,党内教育的对象由个别少数转为全体党员,而基层党员作为党内教育体系的末梢,更能够反映党性教育的有效性。研究选取基层部门的党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720份,有效问卷676份。

    (二)问卷设计及量表可靠性分析

    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党员的个人和其所在单位的信息,第二部分调查党员的党性修养,第三部分调查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意愿”。采用李克特5级尺度,1代表十分不认同;2代表有一些不认同;3代表无所谓;4代表有一些认同;5代表十分认同。

    1、党性修养的测量及其信效度

    量表主要指向党性修养的以下方面:1)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2)对改革开放等基本国策的认识等方面。在每一部分分别采用5-8个变量来进行测量,初步设计的调查量表有18个变量。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对量表结构进行探索(由计算机随机抽取50%的数据,n=338A)。

    KMO(0.780)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p=0.000),结果显示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判断量表中两个变量的建构效度,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并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4的变量,发现党性修养的变量分布在两个公共因子上,因素载荷在0.635—0.847之间,方差累计贡献率61.76%,见表1。根据各公共因子所包含的变量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将MF1命名为“对基本国策的看法”,MF2命名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两个变量的子维度的α系数大于0.65,说明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问卷调查所获得数据信度较高。

    接下來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EFA分析时计算机随机抽取50%之后留下的数据,n=338B)。在本研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拟合优度指数分别是:x2/df=2.743,RMSEA=0.072,IFI=0.966,TLI=0.945,CFI=0.966,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标准,说明党性修养变量的测量模型是有效的。

    2、“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测量及其信效度

    “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测量主要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成果——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Perry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理性的、规范的和情感的。理性动机来自于个体参与公共政策规划的机会,制定公共政策对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能令人兴奋,能增进人们的自尊感,能提升人们为社会贡献、为公民服务的价值感。规范动机来自于公共利益的承诺、公民责任意识和社会公平感。公共服务的愿望本质上是利他的,是一种价值观。而为社会提供有效的、经济的和公平的管理和服务是公共管理机构的政治本质。公共服务的情感动机来自于“爱国主义”或是“同情心”,爱国主义者会对政治范围内所有人抱有一种广泛的爱,并通过合法的手段确保“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力得到保护⑨。在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下,Perry提出了一个6因素—40变量的理论模型:政策制定的吸引、公共利益的承诺、社会公正、公民责任、同情心、自我牺牲;随后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4维度—24变量的模型:公共政策的吸引、公共利益的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⑩。

    本研究为了尽可能的保留多一点的问卷信息,采用的是Perry的六因素模型中的40个变量对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意愿”进行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来获得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结构。首先采用KMO对样本数据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进行评价,结果显示KMO值为0.830,同时巴特利球形检验的x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数据适宜做因子分析。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由计算机随机抽取50%的数据,n=338A)以判断量表中变量的建构效度,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并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4的变量,见表2。结果发现为人民服务意愿的变量分布在3个公共因子上,因素载荷在0.544—0.795之间,方差累计贡献率49.25%。根据各个因子所包含的变量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将PF1命名为“为人民服务的承诺”、PF2命名为“自我牺牲精神”、PF3命名为“对公共政策的关注”。为了检验问卷的信度,本文主要采用Crobachs α系数来检验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从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公共服务动机的三个分量表的α系数处在0.646~0.792之间,说明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问卷调查所获得数据信度较高。

    接下来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EFA分析时计算机随机抽取50%之后留下的数据,n=338B)。在本研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拟合优度指数分别是:x2/df=1.686,RMSEA=0.045,IFI=0.939,TLI=0.926,CFI=0.938,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标准,说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变量的测量模型是有效的。

    (三)统计方法与工具

    问卷调查委托X区各街办和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发放,在对街办的选择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而街办内部的发放则由街办党委书记采用方便样本的形式发放。研究对50%的测量数据(338A)采用SPSS17.0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进行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另外50%的數据(338B)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分析

    从总体上看,党员的党性修养整体偏高(均值=3.83,标准差=0.69),尤其是对“基本国策的认可”水平较高(均值=4.61,标准差=0.76),“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均值=2.59,标准差=0.82)”和“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均值=3.50,标准差=0.89)”较低。被调查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基本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均值=3.42,标准差=0.42),党员对“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均值=4.14,标准差=0.63)”和“自我牺牲精神(均值=3.55,标准差=0.72)”的意愿较强,说明党员更多的具有追求群众利益的倾向,并且具有较强的“自我牺牲精神”。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讨党性修养的变化对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影响作用,本文选用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由分析可见,二者显著正相关(r=0.446,p<0.001),验证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分析结果表明党性修养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相互促进。

    (三)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党员党性修养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回归分析,以“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为因变量、以党性修养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考察党员的党性修养对“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党性修养的两个维度都进入了模型,说明党员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对基本国策的看法能够促进其“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增强。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一致:相比于普通公民来说,共产主义者拥有更强的公共服务的动机和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基层党员进行问卷调查,检验了党员党性修养和“为人民服务的意愿”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析显示“党性修养”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显著正相关,最后通过回归分析确定了党性修养的子维度“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基本国策的看法”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研究将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新动向与我国传统的党性教育理论研究相结合,中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对其所属部门的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性修养的教育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成立以来从未间断过,在一些部门和岗位的选拔和任用时还特别要求被选拔和任用的人员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因此在借鉴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时,要结合我国的这一具体的国情。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向、要求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对政府内外治理、服务公众以及部门绩效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增强党员党性修养能够增强一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也即“为人民服务的意愿”,而已有研究表明高服务动机会带来高工作绩效?。

    但是,本研究在于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有一定局限性,所得到结论的普适性仍有待验证。同时,党员党性修养对“为人民服务的意愿”的影响机制中是否存在其他中间变量,还需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章程[EB/OL],[2012-1-5].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8/content_633225_2.htm.

    ②人民网.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EB/OL].[2016-3-1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9/c1001-28156420.html.

    ③Shamir B. Meaning, Self and Motivation in Organizations [J] .Organization Studies,1991(12):405-424.

    ④Perry J L, Porter L W.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text for Motiva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2(1):89-98.

    ⑤張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9-164.

    ⑥Perry J L, Wise L R.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0(5/6):367-373.

    ⑦Houston D J. Public-service Motivation: A Multivariate Test [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0,10(4):713-727.

    ⑧Bruce B. Red-tape and the Service Ethic: Some Unexpected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rs[J].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1975(6):423-444.

    ⑨Brewer G A, Selden S C & Facer R L. Individual Conception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0(5/6):254-264.

    ⑩Perry J L.Measur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 Assessment of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1996,6(1):5-22.

    ?孟凡荣,马新奕.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7):1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