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是否有利于降低民企债务成本？
张玉明 张永红 张明霞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放松民营经济金融管制，但“融资的高山”仍制约着民企发展。为助力民企跨越融资高山，营商环境建设成为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以2014—201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否真正能够化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缓解了我国信贷市场上所有制歧视问题，进而降低了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成为银企关联的有效替代机制。此外，相对于非新兴产业，营商环境优化对于降低新兴产业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更强。进一步发现，债务融资成本降低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下提升企业价值的中介路径。
【关键词】 营商环境; 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价值; 所有制歧视
【中图分类号】 F275.3;F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21-0009-09
一、引言
作为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逐步放松民营经济管制，推动民营经济发挥“五六七八九”的重要作用。但是相较于其做出的经济贡献，民营企业却没有享受到与之匹配的融资便利。据统计，民营企业贷款仅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利率与央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平均利差高达10个百分点。相对于国有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然成为束缚民营企业发展的“高山”。研究发现，不公平的营商环境是导致民营企业面临“信贷歧视”的重要原因，恶劣的营商环境使得银行体系存在“国企偏好”。因此，如何从外部环境中破解融资难题是目前激发民营企业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债务融资作为我国民营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如何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一直是实务界与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从已有研究来看，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因素逐渐从企业特质风险、内部控制质量、公司治理水平等企业内部特征向税收征管、产业政策、法律环境等外部环境过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外部环境，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否能消除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用歧视，降低价格保护行为？营商环境改革能否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并因此提升企业价值？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积极影响是否随着民企银企关联以及产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营商环境的优化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缓解了我国信贷市场上所有制歧视问题，进而降低了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本文研究了不同银企关系以及不同产业类型下营商环境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作用的差异性，发现营商环境对于降低无银企关联和新兴产业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此外，研究了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以及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首先，丰富了营商环境的直接经济后果。已有文献多从间接层面研究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经营活力、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绩效等财务行为的影响，本文着眼于营商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直接影响，进一步阐述营商环境对于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其次，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补充。随着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研究深入，逐渐由公司特征、治理结构等微观层面拓展到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景气度等宏观层面。营商环境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有文件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跨越融资高山，因此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否正确、如何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产生影响是当前的重要议题。最后，检验了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在不同银企关联程度、不同产业类型下的异质性作用，为因地制宜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提供了经验建议。
二、文献综述
营商环境是国家或地区综合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学术界对营商环境尚未形成统一定义，只在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薄文广等[1]认为营商环境通常是包括制度软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企业设立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与之打交道的综合体系。理论界基本认同营商环境是包含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要素，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是体现制度、法治、信用等多方面要素但又区别于单纯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和信用环境的复杂融合体[2]。
随着国家对营商环境改革的深入，营商环境的经济影响后果也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众多文献从不同层次肯定了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积极作用。宏观视角下，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吸引外资和国内私人投资、增加创业企业数量、促进市场竞争等途径推动经济增长[3]。从微观层面来看，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缓解不确定性冲击、维持经营活力的保障[4]。同时高效、公平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企業增加研发投入、消除寻租影响[5]并促进技术创新[6]。此外，营商环境优化还能够通过改善企业面临的政企关系和商业关系，促进产能利用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7]。以上研究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为宏观经济和企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进而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
此外，学者也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法治环境方面，高效廉洁的政府系统与司法体系对于私有企业获取金融资源、降低融资成本具有重要作用。邵传林[8]将法治环境分为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实证研究证明法治环境的优化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此外，良好的法治环境缓解了企业隐藏对自身不利信息的动机，激励民营企业主动披露信息，缓解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9]。制度环境方面，许和连等[10]认为简政放权改革、审批权下放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企业绩效，并对民营企业绩效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而与法治环境、制度环境类似，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外部环境，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营商环境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研究，众多学者考察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规避风险、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但是作为国家破解民企融资难题的新方略，营商环境改革能否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以及如何提升企业价值，还有待探讨，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三、研究假设
（一）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目前学术界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企业微观层面分别从公司特征、经营业绩、治理结构（如董事会独立性、内部控制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较高的会计稳健性、聘请“六大”担任审计师有助于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11]。除此之外，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宗教等宏观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12]。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导致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根源所在，金融机构是否提供贷款、以何种利率提供贷款，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13]。为了避免使自己置身于风险之中，债权人在信贷交易之前会通过搜集企业经营信息以全方位了解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对于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而言，债权人会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这是导致企业债务成本高昂的根源。
而具体到民营企业，隐性信贷歧视使得其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更为凸显，面临更大的信息不对称[14-15]。因为在我国制度背景下普遍存在着信贷配置的“所有制歧视”问题。债务融资成本与债务违约的风险息息相关。由于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支持，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联系”以及软预算约束会降低银行对国有企业的风险评估，使其在信贷市场中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并能以低于市场的利率获得融资[16]。而民营企业规模小、不稳定、缺乏市场信用记录、抵押物缺乏、诚信认可度较低等问题都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违约风险，这也就是信贷歧视的根源问题。除此之外，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而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出现问题后会面临受贿的政治风险，因此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更加谨慎[17]。综上所述，信息不对称和信贷歧视成为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根源所在。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致力于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经营氛围，进而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第一，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在贷款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全方位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信用信息等，但这些信息往往分散在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且难以得到有效认证，而且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有动机隐藏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尤其是所有制歧视下的民营企业[18]。这种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贷款评估的信息成本，不利于民营企业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而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良好的法治环境缓解了企业隐藏对自身不利信息的动机，激励民营企业主动披露信息。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市場参与者，在履职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企业经营信息，政府优化信用子环境，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完善了信用评价体系，有利于降低银企双边信任问题，缓解逆向选择问题，进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19]。第二，银行支持原因。良好的法律子环境能够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吸引资金供给方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支持[20]。此外，与企业拥有的资产不同，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信用背书，是一种“无形的通行证”，有利于提高民企的债务融资水平，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主张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给予民营企业以重要发展机遇，减弱了我国传统制度背景下固有所有制差异问题，有助于债权人真实准确地判断企业潜力，促进融资资源向民营企业过渡。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H1：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
（二）营商环境、银企关联与民营企业债务成本
如前所述，营商环境恶劣导致民营企业面临“所有制歧视”，普遍面临着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因此银行贷款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贷款利率的高低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民企普遍存在着信贷风险高、信息透明度低的问题，为了预防企业的道德风险，银行会通过调节利率等方式来进行资本管制，这就加剧了民企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基于所有制为基础的信贷配给模式，民营企业会通过与银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一非正式机制来应对我国传统制度背景下所产生的所有制劣势。
密切的银企关联有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软信息”，减少银企之间的“信息距离”。民营企业高管的银行背景或工作经历所形成的银企关联不仅会增进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信任，约束两者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银行的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与此同时，银行任职背景的高管更能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隐性资源。由此可见，银企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企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不具有银企关联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往往更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替代机制来解决我国信贷市场中基于所有制的信贷配给模式。与银企关联不同，营商环境作为一种正式机制主张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确保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对待，给民营企业以重要发展机遇，从根源打破了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问题。另一方面，营商环境以“公平透明、可预期”为战略目标，不具有银企关联背景的民企也能平等享受营商环境所带来的制度红利，使得银企关联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弱，因此营商环境成为银企关联的替代机制，其对降低不具有银企关联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营商环境优化对于降低不具有银企关联的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三）营商环境、新兴产业与民营企业债务成本
综上，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以及不同银企关联下的差异性影响。但上文并未涉及不同产业类型下，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如前所述，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激励民营企业自愿进行信息披露，有助于债权人正确判断企业发展潜力，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水平，自主决策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成长性强的新兴产业企业提供贷款。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发展的核心产业，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战略、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新经济与新产业的结合，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等特征，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向外部传达一种“高收益、高成长”的信号。此外，为了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国家给予战略性新兴产业很大的政策扶持，根据资源能力观，其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也会更强。孙铮等[16]指出，随着政府干预减少、银行独立性增强，银行会根据企业自身禀赋特征来进行信贷配置，增加对经营绩效更好、成长性更强的企业的贷款。此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其先天的创新优势以及政策的扶持更容易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即自主决策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成长性强的新兴产业企业提供贷款。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H3：营商环境优化对于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财务费用明细科目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注册地数据、其他财务数据、实际控制人等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市级营商环境数据来自《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19）》，该报告从市场准入、市场监管、数字政府、服务效能、市场主体获得感等维度，系统评价中国各地营商环境建设的新进展，是目前具备全国统一标准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本文将营商环境得分与相应地区的上市公司进行匹配，由于报告只给出了2018年84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得分，基于扩大样本量的考虑，本文匹配了2014—2018年5年的样本企业数据，这样做的可行之处是考虑到各市区五年内营商环境排名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21]。同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企业样本;（2）剔除ST和？觹ST样本;（3）剔除所需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后得到观察值2 170个。由于采用多种回归模型，涉及变量的缺失情况有所差异，因此各回归模型的样本量有所不同。为消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5.0。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债务融资成本（COD）。沿用Pittman et al.[19]的方法，通过（利息支出/负债总额）来计算债务融资成本。由于企业通过债务融资不但要支付利息费用，还有可能存在手续费等其他成本支出，因此本文将采用如下模型来衡量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COD）=净财务费用/负债总额。其中，净财务费用是利润表财务费用下利息支出、手续费、其他财务费用的加总，此方法可从整体上反映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水平，并以此作为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营商环境（Env）。以《中国营商環境报告（2019）》中84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得分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此外，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于文超和梁平汉的做法，依次使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三个分项市场化指数反映营商环境的不同侧面[7]。上述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对应的一级指标。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相关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业绩、财务状况等可能影响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因素。具体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a）、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账面市值比（Bm）、固定资产比例（Fix）以及是否四大（Big4）。此外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的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本文以COD为被解释变量，以营商环境得分（Env）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1，若β1显著为负，则H1成立。为验证H2，在模型1的基础上区分无银企关联和有银企关联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若无银企关联企业样本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有银企关联样本的回归系数，则H2成立。为验证H3，在模型1的基础上区分新兴产业和非新兴产业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若新兴产业样本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非新兴产业样本的回归系数，则H3成立。
CODt=β0+β1Env+β2Size+β3Lev+β4Growth+
β5Roa+β6Btm+β7Fix+β8Big4+∑Industry+∑Year+ε
（1）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CO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045和0，表明我国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有很大差异，均值为0.017，与以往研究相一致。此外，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均值为8.142，资产负债率（Lev）均值为0.378，净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0.038，成长性（Growth）均值为0.242，账面市值比（Bm）均值为0.529，固定资产比例（Fix）均值为0.165，是否四大均值为0.029，以上控制变量的分布特征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
（二）相关系数表
表3报告了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一方面，债务融资成本（COD）与营商环境（Env）的相关系数为-0.1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H1。此外，模型内控制变量与债务融资成本也呈现了显著的相关性。其中，资产负债率越高、固定资产占比越高，表明企业可自由偿还债务的能力越弱，随之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也就越高;公司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债权人的信贷风险;企业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财务风险、账面市值比以及固定资产占比是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主要原因，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初步表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影响的回归结果。（1）列报告了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列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Env的回归系数为-0.009（t值=-3.35），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说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企的信贷歧视问题，同时良好的法治环境激励民企进行自愿性的信息披露，缓解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企业制度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缓解银行的资本管制，降低民企的债务融资成本。
为了检验营商环境对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不同银企关系的企业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如果公司高管具有金融背景，曾在银行兼职或者任职则认为该企业属于有银企关联子样本，否则属于无银企关联子样本。如表5，无银企关联的样本中，Env的回归系数为-0.009（t值=-3.07），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有银企关联的样本中，Env的回归系数为-0.006（t值=-0.96）。因此，无银企关联样本的Env回归系数显著高于有银企关联样本，表明当营商环境可以成为银企关联的一种替代机制。银企关系的建立一是方便银行获取企业信息，二是为存在银企关联的企业带来了隐性便利，其存在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运行以及整个民营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营商环境的优化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新的契机，银行通过企业自动披露信息而不是银企关联获取企业经营的信息，降低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缓解民企力图通过建立银企关联降低自身融资成本的不公平现象，有利于金融市场的高效、有序进行。
为了验证H3，本文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差异性影响。根据肖利平[22]的做法，参照《高技术产业分类》《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国制造2025》等相关文件，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行业二级代码为依据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类①。结果如表6所示，新兴产业样本中，Env的回归系数为-0.013（t值=-4.08），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非新兴产业的样本Env的回归系数为0.001（t值=0.16），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降低新兴产业的债务融资成本的效果更为显著。
（四）进一步讨论
优化营商环境的最终目的是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价值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否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以及债务融资成本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借鉴以往研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价值，结果如表7列（2）所示，Env的回归系数为0.030（t值=2.4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根据MM理论，在存在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企业负债的增加存在避税效应，企业的价值会随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此外，研究指出负债融资在为企业提供避税效益的同时，还能有效缓解经理层的自利行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会加大企业债务融资的比重，从而提升企业价值，起到中介的作用，如表7列（3）所示。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营商环境变量。通过对已有文献营商环境变量进行梳理，借鉴于文超等[4]使用市场化进程得分作为测度各省份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如表8，全样本营商环境不同侧面各地区政府管制、非国有经济发展、法制环境分别在1%、5%和1%的水平上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的，为了研究营商环境的不同侧面对银企关系以及产业类型不同的样本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分别进行分组检验。结果（篇幅限制，不再展示）显示，无银企关联样本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明显大于有银企关联样本的回归系数，再一次证实营商环境成为民企通过银企关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有效替代机制。新兴产业各地区政府管制（Gov）、非国有经济发展（Pri）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非新兴产业，证明H3，但法制环境（Law）均显著，說明我国法律制度对于新兴产业和非新兴产业具有同等的保护，体现了我国法治化的公平性。
此外，通过更换债务融资成本变量;在原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关于治理结构的控制变量;剔除西部地区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篇幅限制，不再展示）与上述一致且稳健。
七、结论与讨论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如何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这一议题受到广泛关注。同时，营商环境作为影响企业财务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缓解了我国信贷市场上所有制歧视问题，进而降低了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对于不存在银企关联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即营商环境这一正式机制削弱了银企关联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成为银企关联的替代机制。同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积极影响更加明显，即自主决策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成长性强的新兴产业企业提供贷款。通过进一步讨论，本文发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提升企业价值，推动民企高质量发展。随后，更换营商环境变量、债务融资成本变量以及增加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
由于营商环境改革对民营企业融资活动具有重要作用，而融资受限正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基于此提出以下发展建议：首先，继续坚持建立并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民营企业成长性，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坚持建立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降低环境不确定性，进而鼓励企业信息披露，解决银企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摘掉企业所有制的帽子，使得各类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市场地位。引导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价体系，做到“一企一策”，杜绝个别银行“民企一策，国企一策”的现象，打破民企歧视。最后，“信用缺失”引发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以民营企业融资信用评价与治理为支撑、多主体信息共享与互利为目的、动态开放性融资信用数据库开发与维护为核心的民营企业征信平台，建立起符合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搭建起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良好信用关系对于缓解银企信息鸿沟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中小企业作为民企中的特殊群体，“小、精、特、新”的特征使其面临的融资难题更为显著，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可以起到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其次，只研究了营商环境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更好地保护股东权益，有效缓解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营商环境优化对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薄文广，周燕愉，陆定坤.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8）：85-97.
[2] 刘智勇，魏丽丽.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研究综述：发展轨迹、主要成果与未来方向[J].当代经济管理，2020（2）：22-27.
[3]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4）：15-26.
[4] 于文超，梁平汉.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9（11）：136-154.
[5]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4）：84-98.
[6] 陈颖，陈思宇，王临风.城市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2）：20-28.
[7] 刘军，付建栋.营商环境优化、双重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21（4）：70-89.
[8] 邵传林.法治环境、所有制差异与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浙江社会科学，2015（9）：21-33，158.
[9] HASELMANN R，WACHTEL P.Institutions and bank behavior：legal environment，legal perception，and the composition of bank lending[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10，42（5）：965-984.
[10] 许和连，王海成.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经济研究，2018，53（3）：157-170.
[11] DERRIEN F O，KECSKéS，AMBRUS，MANSI S A.Information asymmetry，the cost of debt，and credit events：evidence from quasi-random analyst disappearanc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6，39：295-311.
[12] QI Y，ROTH L，WALD J K.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cost of debt[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
95（2）：202-226.
[13] 刘畅，徐睿.互联网金融与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时代金融，2017（29）：41.
[14] GEA Y，QIUB J.Financial development，bank discrimination and trade credit[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7，31（2）：513-530.
[15] LI S，WHITED T M，WU Y.Collateral，taxes，and leverage[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6，29（6）：1453-1500.
[16] 孫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52-63.
[17] BRANDT L，LI H.Bank discrimin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ideology，information or incentives？[D].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2002.
[18] 王怀明，陈雪.公司治理、环境不确定性与债务资本成本[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6，13（5）：66-74.
[19] DISTINGUIN I，RUGEMINTWARI C，TACNENG R.Can informal firms hurt registered smes access to credit？[J].World Development，2016，84：18.
[20] 黄继承，朱冰，向东.法律环境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管理世界，2014（5）：142-156.
[21] 徐现祥，林建浩，李小瑛.中国营商环境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2] 肖利平.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考察[J].产业经济研究，2016（1）：6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