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困境下中国会计史研究的出路

    王遂昆 李菁

    【摘 要】 目前,中国会计史已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地位,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一是史学基础薄弱,史料建设滞后,对会计史实的把握难以达到专门从事史学研究者那样的深度;二是未能在知识体系上真正融入会计学的主流传统,也难以为现实会计制度建设提供学术智慧。会计史研究摆脱“边缘化”困境,走向繁荣的主要思路在于:一方面应重视会计史料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加强会计史料搜集、整理与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应突出“专史”研究的特色,充分展现会计史的时代价值,增强其对现实会计制度建设的指导性。

    【关键词】 会计史; 会计史料; 历史学范式; 会计学范式; 边缘化困境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21-0148-04

    目前,中国会计史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广度,观点新颖和史料功底扎实的力作屈指可数,整体学术水平亟待提升。在历史学界,不少学者在内心较为轻视会计史,认为它史学基础薄弱,对会计史实的把握难以达到专门从事史学研究者那样的深度,会计史学者在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和影响,更多局限于会计学界,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太多的关注;在会计学界,由于在知识体系上未能真正融入会计学的主流传统,也无法与会计学注重实务取向的品格形成呼应,会计史习惯上被认为是与现实隔膜的、用处不大的“冷学问”,其受重视程度也不断下降,对会计史感兴趣的人员也越来越少。利用读秀、中国知网对会计史文献进行检索,可以看出近五年来以会计史为选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偏少,产生一定学术影响的会计史原创性成果寥寥无几,这与财务会计、管理成本会计和审计等领域学者云集、科研成果丰硕状况形成了明显反差。因此,会计史不仅在历史学界被边缘化,在会计学界的受重视程度也逐渐降低,已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困境。如何稳固会计史在会计学体系中的地位,实现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以走出“边缘化”困境,是推进中国会计史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尝试对会计史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进行理性反思,来探讨边缘化困境下中国会计史研究的出路问题。

    一、对会计史的学科定位及研究范式的反思

    会计史居于会计学与历史学的分界,其学科界限具有模糊性。确切地认识会计史的学科性质,并对其进行准确定位,会催生出会计史研究中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这对建构和完善会计史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会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会计史属于会计学领域的基础学科

    会计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兼具会计学属性和历史学属性。历史学的知识体系注重的是人文素养的熏陶,以改变对人类社会的演进缺乏清晰认识的无知状态;而会计学的知识体系是一门“实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最终追求的是会计实务上的应用价值。会计史是探讨人类会计演进历程的“专史”类学科,会计学属性应在会计史学中占主导地位,会计史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標应服务于会计学而非历史学。多年来,会计史学者习惯上也多有一种“会计人”的自我认同,更多地与会计学而非历史学学者分享同一套话语体系。会计史属于会计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其基本宗旨和最高境界应当是以会计史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会计分析的方法,对已认定的会计史实进行梳理、提炼和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研究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素材,为现实会计制度的优化提供学术智慧,这是会计史在会计学而非历史学学科中得以延续、避免被边缘化的重要前提。会计史存在着推进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其他会计类学科发展的内在可能性,应认清并充分发挥会计史的专业化优势和所具有的潜在贡献,以发挥会计史研究应有的作用。

    (二)会计史研究应突出“专史”的特色

    会计史研究存在会计学范式和历史学范式两种类型,它们在学术训练和学术旨趣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历史学范式主导下的会计史研究遵循历史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注重会计史料发掘、考证和分析,以揭示会计演进的历史进程及客观规律为基本宗旨,较少关注现实问题。历史学范式在会计史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主要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的重心和优势在于会计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运用,强调历史事实描述,坚持用会计史实说话,较少涉及会计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二是在研究中惯于使用归纳思维,遵循“会计史料→考据史实→客观结论”的逻辑脉络,往往从某一具体会计史片段或史料出发,通过对会计史料进行搜集、考证、归纳和分析,力图在澄清会计史实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具有概括或总结意味的经验性结论[1];三是在研究旨趣上强调探索会计史本源,努力还原和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给予一个真实客观的评价。例如,陈敏等[2]《郑韩故城战国牛肋骨会计账考论》、蒋勤等[3]《清代石仓农家账簿中数字的释读》、方宝璋[4]《中国古代审计方法方式考论》、宋小明等[5]《敦煌“历”文书的会计账实质》、杨帆[6]《宋代县级财政账簿初探》等论文,都具有历史学范式的典型特征。

    会计学范式主导下的会计史研究遵循会计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通过史料分析来证实或证伪某种会计理论或观点。会计学范式在会计史研究中也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主要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的重心和优势在于运用会计理论和会计学的分析工具对史实进行理论概括,在研究中重视会计理论构建与意义阐释,不重视会计史料搜集、考证和会计史实的细枝末节;二是在研究中惯于使用演绎思维,大多遵循“大前提(会计理论)+小前提(会计史实)→结论(评价反思)”这种“三段论式”的研究路径,从某一会计核心概念、会计原则或会计理论出发,证之于会计史实中的某些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或批评性的结论;三是在研究旨趣上强调反思和评价历史现象,更喜欢探讨会计史实背后的原因、价值或者启示,力图达到为现实社会的会计制度建设服务的目的,往往体现出更直接的经世致用情怀。采用这种研究范式的文献有方宝璋[7]《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审计经验略论》、朱灵通等[8]《系统论视角下的民国国家审计思想》等,尤其是张萍等[9]《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基于明代龙江船厂的案例研究》一文,从美国COSO报告和西方现代内部控制理论出发,在充分掌握明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建立的龙江船厂内部控制制度史料的基础上,探讨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控制制度所具有的“价值理性”特色。该论文拓展了现有内部控制理论的新边界,也为建立本土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可以说是运用会计学范式从事会计史研究的典范,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总之,在会计史研究中,历史学范式以甄别史实真相、梳理会计演进脉络为研究目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凭借其基础性地位能够长期、稳定地存在,但也有局限性,其研究成果可能与现实社会会计制度建设的需要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无关,基本上属于纯学术、小受众的研究。作为一门专史,会计史研究不能单纯止步于挖掘史料、追求考据和澄清史实,不能忽视会计史应当作为会计学研究的专门领域而存在的前提,应以史料为基础进一步突出会计学研究范式的特色,研究取向应从单纯进行史实描述向会计理论阐释为主过渡,把史料研究作为会计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中介层次,这是确保会计史学科独立地位和专业化优势不被削弱的基本保障。会计史研究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提倡以会计学问题意识作为引导会计史研究前进的首要方向,在掌握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对历史上的会计现象进行理论抽象、因果阐释并确立以此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推动新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创新,进而为转型期背景下会计制度的优化提供学术智慧。

    二、会计史研究处于边缘化困境的原因

    会计史研究处于边缘化困境既有历史根源,也与史学基础薄弱、研究思维封闭、研究方法简单等诸多现实因素有关,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新时代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史学科发展的需要。

    (一)历经多次断裂性会计制度变革,会计传统延续性缺失

    与美、英等国在会计发展上无明显的断裂不同,中国近代以来的会计演进呈现出了断裂式演化的特点。自清末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改良变法以来,首先是北洋政府仿效日本《会计法》进行会计法制革新,紧接着国民政府取法美国《预算与会计法案》进行统一会计制度改革,这一时期中国会计制度体系的重构,总体上借鉴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时期,全面仿效前苏联的标准账户计划。改革开放以来,又开始大规模移植普通法系国家的会计准则[10]。虽然中国古代的优秀会计文化基因,得以有效传承至今,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几乎全盘移植自西方,其与中国固有单式簿记和复式簿记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断裂,不仅难以寻找历史中的会计与现实中的会计的内在联系,也难以对二者进行有机的衔接。由于会计传统延续性的缺失,使得作为传统知识资源的中国会计史,尤其是清末以前的古代会计史,通常只是作为书斋中的学问存在,在知识体系上未能真正融入会计学的主流传统,也难于将会计学的知识体系运用于古代会计史研究。目前,中国会计史研究更多是出于一种传承和发扬传统会计文化的情怀,它固然能够让人领略到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却无法与会计学的主流知识体系对接,也不利于充实学生的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当代会计制度建设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会计史往往被视为一门用处不大的“冷学问”,其重要性正在不断地遭到质疑,许多学者对会计史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致使从事会计史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少。

    (二)史学基础薄弱,会计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滯后

    会计史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长期以来,从事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大多是学会计出身,其中多数人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史学基本功训练,史学功底不扎实,不擅长史料发掘和史实考订,史料功夫较差。有些学者甚至连《吐鲁番出土文书》[11]、《中国简牍集成》[12]、《宋人佚简》[13]、《徽州千年契约文书》[14]、《山西票号史料》[15]等这样的基本文献都没有接触过。许多学者对会计史料信奉“拿来主义”,对会计史料不加考证和比较,惯于引用适合自己结论的二手会计史料,而不愿意下功夫去搜寻、考证和使用原始会计史料,史料重复化现象严重,“以论代史”现象较为突出。比如,近代民间工商业账簿档案是非常重要的原始史料,经济史、金融史学者早已利用其展开研究,在会计史学界反而鲜有利用者。由于史学基础薄弱,在会计史料深度挖掘、合理运用和史实考证等方面,会计史研究尚未达到金融史、经济史和财政史等学科的水准,这是导致会计史研究在历史学界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就整个会计史学界而言,重视史料尚未成为普遍现象,对史料的发掘和积累重视不够,会计史料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在学界还没有形成基本共识,会计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亟待加强。会计史是建立在具体史料而非抽象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学问,史料基础不扎实,就很难进一步推动会计理论研究的创新。虽然赵友良、李孝林、郭道扬、方宝璋等老一辈学者非常重视会计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工作,在治史中发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但目前会计史料整理状况尚存在很大的缺憾。会计史料真伪并存、零乱繁杂,许多学者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的现实考量,不愿意在会计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下功夫,类似《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16]、《民国时期审计史料汇编》[17]、《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18]等这样的优秀会计史料整理成果还太少,无法给研究者提供参考。尤其是近代民间工商业账簿、国民政府时期的会计制度改革、革命根据地统一会计制度建设等史料整理成果至今仍付之阙如。史料基础不足降低了对中国传统会计制度和会计思想复杂性的认知,导致低水平重复的泡沫式研究大量出现,也助长了浮躁学风,这已成为目前会计史研究的一大隐忧。

    (三)忽视“专史”特点,对会计理论研究和现实会计制度建设的影响有限

    从事会计史研究固然离不开翔实的史料,但更需要对会计理论的自我内心认同,因为缺乏理论指导是无法认识复杂的会计史真相的。中国数千年的会计文明自成体系并独具特色,为维护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同时代的会计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为思考当今会计问题提供经验和智慧。如果只停留在会计史料考据与叙述的层面“就史谈史”,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与意义诠释,会计史便无法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足够的智识资源,其服务于现实会计制度建设的功能也必将进一步丧失。会计史研究只有达到较高的理论水准,才能体现会计史研究的水平和目的,也才能真正发挥会计史经世济用的功能,避免会计史研究“经院化”的缺陷。由于没有准确把握会计史的学科属性和特点,长期以来,会计史研究基本上不关注会计学的研究动态和重大、热点问题,许多著述单纯停留于澄清史实、简单套用会计学概念和原理的层面,缺乏应有的思辨性和理论性,对会计史实背后的学理和精神揭示不够,难以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解释框架,对当代中国会计制度建设的积极影响十分有限。由于难以贡献出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成果,会计史研究的成果很少能得到会计学界的关注和认可,会计史学者也难以与其他会计学者开展交流与对话,会计史在会计学领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是导致会计史研究在会计学界被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三、中国会计史研究摆脱边缘化困境的出路

    在信息技术时代,各个学科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必须认清当前中国会计史研究存在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注意克服已经出现的问题,这样才有希望推动会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奠定会计史学科发挥更大价值的基础。

    (一)完善教学方法,提高学习会计史的兴趣和积极性

    鉴于传统会计制度具有断裂性演化的特点,在会计史课程教学中应采用薄古厚今、区别对待的方法,尽量把具有“虚学”特色的会计史融入到会计学主流知识体系,以提高学生学習会计史的兴趣和积极性。一方面,在古代会计史部分,应以讲授通识性会计史知识、传播优秀传统会计文化作为教学重点,既要兼顾会计史料搜集、鉴别、整理和运用等史学基本功训练,也要注重分析社会变迁与会计变迁的历史互动,以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会计史与会计学的知识体系存在着较多的共融性,容易在学术上进行适度的对接,因此,在近现代会计史教学中应当适当突出会计学的专业品位,应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分为内部控制、成本管理、人本管理等若干专题,充分挖掘近、现代会计史与现代会计制度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以有利于充实学生的会计学专业知识。

    (二)重视会计史料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加强会计史料建设工作

    会计史研究的创新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建设是会计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领地和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应积极开展会计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认真盘点传统会计制度和思想等历史遗产,使会计史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为进行会计理论研究准备必需的基础材料,以助推会计史乃至会计理论研究走向深入。在开展会计史料发掘、史实考订等工作时应最大限度地借助历史学界和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及时关注新的出土文献、未被充分利用的账簿档案材料。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各种资料数据库(如国际敦煌项目、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等)不断创建的优势,推进中国会计史料数据库的建设,为检索和利用史料从事会计史研究工作创造便利条件。

    (三)完善会计史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

    不同历史时期的会计制度及思想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理论都有助于会计史学者拓宽视野,也有助于提出新问题并推动会计史研究的创新。以历史的视角来探讨会计学问题是会计史独特的学术路径,但会计史不应当是一门封闭性学问,应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狭隘思维,改变传统会计史研究中的某些思维定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和融通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充分关注会计与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关系,注重对会计史进行动态考察和比较分析,以提升会计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四)突出专史特色,为当代会计制度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指引

    会计史研究应突出专史的特色,更多地回归会计学而非历史学,以充分展现中国会计史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时代价值。一方面,由于古代会计史与近现代会计史在知识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别,不宜过多采用现代会计理论加以阐释,应以历史学范式为主展开研究,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会计文化;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会计史与当今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应优先考虑采用会计学范式展开研究。应改变以往重视古代会计史轻视近现代会计史研究的做法,在广度与深度上加强对清末以来的近现代会计史研究,以适当引入现代会计问题为导向,在考证文献、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本土历史资源构建中国语境下的会计概念和理论,寻找中国近、现代会计制度和思想中的制度理性和学理智慧,以便为当今社会会计事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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