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思想探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系统论的理论先导,为当代系统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具有层级整体性、自组织突现性、动态开放性和跨层次因果性等特征。这些基本特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层级整体性与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层次性、整体性相契合;自组织突现性揭示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必然性及其运行过程中规则的重要性;动态开放性反映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固有属性亦即它的开放属性及其运行机制;跨层次因果性深刻凸显了自然界自身的复杂因果关系及其辩证属性。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把握层级整体性,统筹兼顾地促进多种文明形态协调可持续发展;把握自组织突现性,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握动态开放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把握跨层次因果性,培育生态文化,提升建设美丽中国的软实力。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态,系统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特征及其内涵,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论特征

    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论的前提和基础,系统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钱学森曾指出:“最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候又最后综合起来,变成了现代的科学的系统思想。”[1]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系统科学及其哲学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在经历了古代朴素自然观、中世纪神学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之后,形成了以联系和发展为两大特征、突显关系性和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自然观。对此,有学者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形成以后,被19世纪末物理学的新发现(X射线、放射性、核电子)和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证实和发展,被20世纪60年代起兴起的复杂性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2]。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突出的整体主义特征,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二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当时形而上学机械论、还原论自然观盛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视联系和发展、结构和演化,并指明元素与元素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对立统一使事物获得发展变化的初始动力,而后事物遵循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运动、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则进一步探究元素之间的关联为何、如何会使整体突现生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性质与功能,其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一是标志着系统科学形成的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二是以自组织为主要特征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三是代表复杂系统科学兴起的混沌、分形、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在机理研究方面引入了突现、层次、通讯、控制、下向因果关系等概念体系,在机制探索方面涌现出自组织、元胞自动机模拟等理论与研究方法。

    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系统论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但在系统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起过重大作用。所以,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系统论的理论先驱。”[3]系统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从哲学层面确立了系统论,即通过通讯与控制来研究元素之间关系的整体主义思想,这与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和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观念高度一致;第二、三次浪潮对自组织条件、机制、演化方向等展开探索,自组织概念强调的自发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概念“可通约”;自组织突现历时形成的机理揭示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进一步解释;混沌边缘创生新的自组织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吻合。[4]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系统论的理论先驱,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明确的系统论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基本特征

    以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系统科学发展的三次浪潮及其所产生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出发,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基本特征,即层级整体性、自组织突现性、动态开放性和跨层次因果性。

    1.层级整体性

    系统论首先表达和倡导的是整体主义思想,这也是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的独到之处。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首要特征就是整体性,即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的非加和性。当然,当代复杂系统科学的发展显示,这种整体性不同于古代的不可拆分的强整体性,也不同于近代的为部分之和的弱整体性。这是一种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以层次为基本单元的层级整体性。“层级”这一概念在系统科学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部分关系。为了与日常语言的“系统”一词区分开来,阿瑟·凯斯特勒、彼得·切克兰德、肯·韦尔伯等学者将这种“既是一个整体但相对于更大的整体来说又是一个部分”的层级称为“整体子”[5]。也就是说层级整体性既强调任何系统都具有其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又主张每个系统都是更高层次上、更为宏观的系统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层级整体性与生态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整体性相契合,前者蕴含着看待后者的层级整体性思维。广义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世界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6]生态文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至少涉及生态系统、文明系统、全球循环系统三个层次。其中,生态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基础层次,是生态文明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场所;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构成的文明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高一层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对生态的影响日益增强;全球循环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更高层次,国际交往的增强使得国家间相互的生态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一国的生态环境会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因而全球循环系统是处于更宏观层次上的生态文明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外部环境。这三个层次的生态文明系统既各自独立存在,又彼此密切相关,形成多层级的生态整体。

    2.自组织突现性

    系统科学的层级整体性主要通过其核心概念“突现”来表达,指的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会自组织生成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颖的整体性质,这种整体有其部分所没有的新性质即突现性[7]。自英国突现主义以降,突现概念始终体现为一种可分但又不可彻底还原的、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整体性,即前文所归纳的“层级整体性”。当代复杂系统科学对突现生成的动力学机理的研究表明,整体突现的形成是系统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自发地、依靠内部相互作用而不是外部指令达到的。这种低层次客体通过局域相互作用而生成高层次结构、功能、有序模式的自发过程被称为自组织[8],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无需借助外力作用的自我组织。自组织突现性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第二大特征。其中,突现是自组织的结果,自组织是突现的形成机制。近年来,计算机模拟等研究方法对突现历时形成机制的探索催生了突现的理论创新,揭示出整体突现现象主要是由系统的内部要素遵循基本规则自组织形成的。“朗顿蚂蚁的模拟”案例显示,虚拟蚂蚁遵循两条规则运动,在迭代运行了1万个时步后,开始沿与网格空间成45°角的方向修筑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说明“元胞自动机的规则虽然极简单,却能产生出超乎想象的复杂行为。……从哲学的观点看,基本法则是非常重要的”[9]。

    自组织突现性揭示了复杂系统突现形成的必然性和自组织过程中规则的重要性。第一,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必然会突现形成某种整体结果。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随机涨落会在临界点被放大进而形成巨涨落,使系统发生突变而生成新的有序结构。因此,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因其本身具有自组织的特性,生态环境的微小因素一旦遭到破坏,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会在关节点被放大,将会造成小原因导致大结果的自然和社会恶果,而且这些恶果的破坏程度和形成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第二,自组织突现的结果可确定但不可预测,关键在于自组织的过程遵循什么规则。与生态系统这一子系统相比,生态文明融入了人的因素,是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结果,因而必须通过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引导和约束人类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文明的发展遵循合理的运行机制,从而在长期的内部相互作用中突现生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3.动态开放性

    系统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学者们对不同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进行探索,进而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系统自组织的条件与机理。自组织的条件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因而所有的自组织突现系统都具有动态开放性特征。封闭系统的熵或无序度趋于无限增大,而开放系统由于不断从环境吸收物质、能量等各种负熵,使系统及其元素处于动态循环中,而后以低能高熵的形式输出,这样可以减缓熵增,远离热平衡态。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这种在不同系统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新陈代谢”就是自组织的条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涨落而自组织突现,使系统由原来的无序状态突现形成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某种稳定的有序结构。另外,这种新的有序结构只有持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使系统因引入负熵流而抵抗外界干扰从而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第三大特征是动态开放性,即系统动态地维持某种活的有序结构。

    生态文明的动态开放性特征十分明显。首先,作为其子系统的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其稳定性的维系需要不断从外部输入物质或能量,使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保持某种良性循环与动态平衡,否则便会有崩溃的危险,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的就是这种动态开放性。其次,生态文明系统是在持续保持对同层次其他文明系统和更为宏观的全球循环系统的开放性中维系自身生机与活力的,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系统之间时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因此生态文明不可能孤立地通过改变生态结构而实现,需要借助多个系统的协同作用才能达到。

    4.跨层次因果性

    由于自组织突现生成的新系统与其组成部分处于不同的层次之上,因而,同层次系统与跨层次系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便成为系统哲学研究的又一个突出问题。当前理论研究结果的主流观点认为,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包含上向、下向和同层三种,层次之间、系统之间基于这三种因果关系而形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下向因果关系的存在被视为系统突现的一个重要依据,突现论与还原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高层次整体对低层次组成部分有没有下向因果关系。下向因果关系最早由唐纳得·坎贝尔提出,指的是“低层次的所有过程都受到高层次规律的约束,并遵照这些规律行事”[10]。

    生态文明的层次整体性决定了其各层次系统之间会形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而层次之间也存在跨层次的因果关系,特别是高层次系统对生态系统本身有着下向因果关系。惟其如此,文明形态的和谐发展所形成的良性整体效应,会对自然环境系统产生下向约束或下向因果的影响;反之,自然环境系统是否能获得良性发展,会对文明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与因果效应。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以这种具有突现整体主义特征、自组织发展特性和跨层次因果关系的自然观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把握层级整体性,统筹兼顾,促进多种文明形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层级整体性特征,要求采取一种分层次的整体主义视野来审视生态文明建设,既要保持生态系统内部的整体性,又要体现狭义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系统之间的整体性,从不同层次入手,有重点地、统筹兼顾地解决问题。首先,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协同,要求加大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既要“以提高环境治理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11]26,又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防控与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水平。其次,文明系统的整体性特质要求统筹兼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广义生态文明的层次性决定了狭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与物质文明融为一体、共同发展,才能发挥其作为子系统的良性功能。

    2.把握自组织突现性,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自组织突现性特征说明,发展过程中的规则制定极为重要,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实现规则对行为的良好约束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完善立法体系,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体现群众需求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生存需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12]11等;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12]11-12,真正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模式,使生态文明系统的内部规则能够在运行过程中突现,从而生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

    3.把握动态开放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动态开放性,对生态系统和狭义生态文明系统的开放性都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物质文明系统与生态文明系统的发展形成一种“两难困境”:经济的发展似乎必须付出高昂的环境代价,而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文明似乎又限制了经济的发展。要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传统的资源依赖型模式转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企业节约资源,倡导消费低碳化,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4.把握跨层次因果性,培育生态文化,提升建设美丽中国的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跨层次因果性特征,特别是对下向因果关系的揭示启示我们,培育良好的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极为重要。作为生态文明更为宏观的环境,生态文化可以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跨层次下向约束效应还没能有效凸显:一方面,我们没能创造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现有的生态文化艺术产品并未进入群众的主流消费,生态文明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居民

    消费的主流依然是物质欲望无限膨胀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应完善生态文化培育机制,“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11]24,助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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