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风险视阈下的舆情危机治理

    卞学勤 何海翔

    【摘要】在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一直遭受着各种风险与危机，尤其是“舆情”与“疫情”引发的风险与危机，使人类社会面临着一幅复杂多变的风险图景，由此，加强危机预警机制建构显得特别重要。在“舆情”与“疫情”风险传播中，通过“焦点事件”，找准舆情危机的“阈值”，利用“耗散结构”进行议题阐释;重视议题的公开、公正与透明，把握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议题互动，引导意见领袖与民众的议题互动，特别注意加强政府、媒体与民众的议题互动，促进公共性议题产生“共鸣效果”与“溢散效果”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现代性风险;疫情;公共性议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商品、信息、文化甚至疫情与病魔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流动与蔓延，像大海浪潮一样永远不知疲倦。千百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始终无法摆脱疫情与病魔的相伴，消除了一种，立刻就有第二种、第三种新疫情与病魔出现。人类与疫情、病魔的长期博弈中基本上都是输家。疫情与病魔像幽灵一样，悄悄潜伏在人类生活的背后，让人无法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就像上帝的一把利刃，进行无差别的杀戮，隐蔽而巧妙地维持着整个自然的生态平衡，疫情与病魔每一次的突然暴发都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痛。

    一、现代性风险视阈下的危机反思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名著《风险社会》（1986年）中提出。贝克把“风险”置于现代性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反思，认为风险社会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的“第二现代”特征与现象，是人类机器大工业转型中衍生出的一种巨大张力。“风险社会”概念提出30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不断面临着诸多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全球化与信息化不断拓展，全球性的风险与危机也日益剧增，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生化武器危机、重大疫情以及包括一些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的危机频频暴发，对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精力和注意力投入到对现代性社会风险研究、防御与治理上。由此，“风险社会”也广泛被人们所关注，其学术影响力也日益剧增。基于此，在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后，西方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如斯科特·拉什什、安东尼·吉登斯等从文化、现代性、社会发展模式、生态民主、社会心理和全球性等不同层面和维度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现代性风险，提出了一些观点与卓有成效的建议。风险社会的出现，也使人类社会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虽然在内心对田园牧歌、悠然见南山的宁静生活仍抱有理性与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步入到险象环生的现代性风险境遇之中了，现代性风险的出现，将打破这种宁静，从合作到竞争，从有序到无序，从安宁到冲突，从安全到危险，日益成为社会的常态，现代性风险使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诸多与传统社会风险不一样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现代性风险表现出全球化、数字化、生态性、人为性和叠加性等特征，这种“‘后果严重的风险是一种全球化的风险，无可避免地影响着全球中的每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世界”[1]。拉什认为：“伴随风险文化时代而来的是人们更多的害怕和惊恐，而不再是一个小的恐惧和焦虑。”[2]因为如果风险降临，人人无可逃遁，人人必将承受。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处于一个具有全球化、生态、数字、人为等高度复合性的风险环境，尤其是在201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危机，再次说明风险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存在，要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警觉。

    二、“舆情”与“疫情”叠加的传播危机

    在当下，全球的各种风险往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呈现出一幅复杂多样的风险图景，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新媒介以及传播平台的出现，伴随着疫情传播中的各種流言可以迅速制造恐慌，放大风险。尤其是舆情与疫情的叠加使整个社会矛盾频现、危机频发、风险丛生并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一是不可计算性，二是不可赔偿性，三是超越属地化，四是超越体验性，五是心理焦虑。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流汹涌而来，舆情与疫情相互激荡，也使“危机传播”理论迎来了全新的领域、全新的问题与挑战。学界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主要代表观点是：美国学者希斯（Robert L.Heath）认为危机传播的主要风险在于不确定性。他指出“危机传播即以道德的方式控制危机的高度不确定性，努力赢得外界受众的信心”。[3]“不确定性”可以说是危机传播中的主要特征。另一位美国学者班克思（Kathleen Fearn-Banks），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4]他指出危机传播主要依靠事件之间的一些关键环节与关系。对危机属性，也有学者指出：“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5]在智媒体时代暴发的疫情，其发生、传播、扩散以及被最终处理，每时每刻都有各种舆情嵌入其中，疫情、舆情相互影响与叠加造成的风险更加严峻。各级政府要处理好危机，需要重视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摆脱传统的管理学“沟通管理”中的过于狭隘的思维，用系统化传播危机思维武装。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方式，迫切需要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认识沟通的作用。美国学者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认为传播结构的变化会对管理决策产生影响，需要积极加强对危机中的各种信息收集、储存、传递、甄别和整合。在数字化时代，危机传播已经表现出“全传播链”[6]的特征与趋势。“全传播链”主要强调传播的整体性，是从头到尾，由里到外，点、线、面充分链接与结合共同推进。针对舆情、疫情表现出的“全传播链”特征，风险性更大。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 Trieste）指出：“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7]这是对危机传播本质特征的精准把握。如果放任舆情泛滥、疫情蔓延，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对舆情与疫情传播的风险，可以用勒内·托姆的突变论与洛仑兹的蝴蝶效应原理给予解释。突变论认为舆情与疫情风险，随时都可能产生毫无征兆的爆发与传播，让人防不胜防。蝴蝶效应理论认为，任何细微末节的变化，都可能悄无声息地造成巨变从而产生连锁反应，网络中一个小帖子或一条短消息，都可能引发舆情危机，正如英国学者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认为的那样，消息会像病毒一样，以裂变方式高速传播。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快速反应，从信息监测到预警、危机传播发生、发展及处理的机制等方面系统管理。

    三、风险性危机中的议题设置架构

    （一）议题设置与理论框架

    议题设置主要指在传媒时代进行议题设置需要借助于传媒技术对人们施加一定的影响，该理论最初源于李普曼的《舆论》。李普曼认为进行议题设置借助传媒有助于引起人们的关注。议题设置理论得以系统阐释，主要得益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他们联手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对议程设置功能进行了系统阐释。从此，“议程设置”一词便成为大众传播理论中的高频率概念。后来，麦库姆斯和肖根据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对该理论重新进行了修改，在《个人、团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一文中提出了“议题融合论”观点。议题经历了从“设置”到“融合”的因袭与变革，构成的新的框架效果可能成为一个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议题融合的框架中，团体、媒介、受众议题等共同构成了公共议题，并发挥各自作用，特别是在媒介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个人借助于网络舆情中的各种舆论场加入集群行动中，促进网络集群行为发生，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相互融合，构成公共议题，呈现议程设置中传统实力相博弈之势，这在这次疫情风险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何在这次疫情中进行有效的议题设置，进而对广大民众进行有效引导，以规避各种风险，麦库姆斯和肖的“议题融合论”很值得借鉴。

    （二）“焦点事件”与“议题设置”

    伯克兰在议题设置理论基础上提出“焦点事件理论”。他指出在舆情传播中那些“突然发生的、不可预知的事件”有巨大的冲击力，可以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同时，也为政府应对危机制定政策提供了“机会之窗”。“焦点事件”在公共议题的设置中具有现实价值，能够影响问题解决的时间和效果。显然，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事件”，党和政府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善于利用公众的传播媒体，就公众关注的问题“设置”并及时引导舆论。首先，要对疫情暴发可能引发的各种谣言提前预判，抓紧制定恰当议题，通过各种信息平台，反映真实情况;其次，对疫情进行客观公开透明报道，表明政府对事件的立场、态度，积极主动设置有效议题，引导民众“怎样想”“想什么”和“该做什么”，形成助推问题解决的“舆论场”和“影响流”，正确引导舆情发展走势，坚决粉碎各种谣言;最后，就疫情暴发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及处置结果反馈民众。在这次疫情中不仅要做好“议题设置”，还要强化“议题管理”，尤其是疫情事件的暴发期，各种信息汇聚，并迅速达到一个“阈值”，要找准“阈值”迅速消除舆情与疫情带来的危机。

    （三）找准舆情危机的“阈值”

    “阈值”也叫临界值，一个领域或一个系统发展的界限一般称为“阈”。“阈值”一般指事件发展到关键时刻的拐点或可能产生某种效能的临界点。“阈值”出现以后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如生态阈值、舆情阈值和疫情阈值等，阈值即临界值，它对系统性质的变化有着根本的意义。网络舆情在发展中一般都会出现阶段性特征，它通常围绕某个“阈值”而处于涨落或起伏的动态变化。如果网络舆情的系统自身内在的参数越过“阈值”时，系统就可能会失去原有的有序性和运行的轨道，结构遭受破坏，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有序性，建构新的结构。政府在控制舆情的时候可以根据网络舆情发生特点，采取措施展开积极引导，并最终化解舆情。

    （四）利用“耗散结构”进行阐释

    “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是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I.prigogine）提出的一个物理学概念。该概念指一个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各种物质和能量交换，一边维持系统发展，一边促进系统内部条件发生变化，系统内部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再一次进行各种循环，这种状况被称为耗散结构。这个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和新闻传播学等领域中。耗散结构的实质就是通过因冲突造成的平衡到平衡的反复转换。根据这次舆情与疫情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一是开放性。各种信息流不断涌现，使舆情也在信息的不断交换演进中更加开放、弥散和混乱。二是波动性。整个舆情系统一直处于一个远离平衡的状态。三是非线性。舆情系统呈现非线性特性。四是突变性。舆情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部存在各种子系统，如果在外部环境的负熵流不断作用下，原来的有序性就可能遭到破坏，这时候舆情就有可能转换到一个新的运作状态。

    在化解舆情冲突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应对处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控制网络舆情中的序参量，推动舆情危机从一种耗散结构转变到另一种耗散结构，实现社会从低度有序和谐向高度有序和谐演化。

    四、对公共性议题的设置与引导

    （一）重视议题的公开、公正与透明

    疫情加舆情相互促进，必然会进一步放大负面性，政府在进行议题设置时要直面这些问题，做到公开、透明与公正，不含糊、不回避、不搪塞，避免“暗箱操作”和进行选择性信息公开。在疫情信息公布时，保证有精准的时间概念、数字概念，注意处理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对已经深陷矛盾漩涡的政府更应该懂得疏导民意，利用民意去掌握舆论主动权，只有重视议题的公开、公正与透明，全面、准确、及时地公开信息，正确引导舆情方向才能赢得民众信任。

    （二）把握“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议题互动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具有各自独特的作用与优势。两者的议题互动可以通过舆情传播的时间错峰的方式来实现。当新媒体上出现焦点、热点或者舆情传播出现极化或偏差时，传统媒体可以找准最合适的时机迅速介入，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发表评论，对新媒体传播的舆情信息进行甄别辟谣，同时积极利用新媒体，提升传统媒体的声誉度和影响力;如果传统媒体的议题没有达到影响效力的时候，也可以将议题经过新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从而产生舆论的倍增效应。总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议题互动可以产生媒体间的互动效果，而這种互动效果又恰恰会推动社会舆论朝着正确而又健康的方向发展。通过新媒体设置议题时也可以借助传统媒体议题设置的权威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冲击新媒体舆情传播中的一些谣传与虚假消息，把议题本身的优质内容延伸拓展到新媒体议题中，使两种议题相互协作、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尽快实现从“相加”到“相融”，实现议题一体化发展，共同促进真相生成，这也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价值追求。

    （三）引导“意见领袖”与“普通民众”的议题互动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二级传播”理论，该理论主要由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提出。他指出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影响主要通过舆论领袖进行整合与加工，然后传达到一般民众中去，这种整合与加工就是“二级传播”。在“二级传播”中意见领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拉扎斯菲尔德理论可以理解为大众媒体→意见领袖→普通公众的单向传播，在新媒体时代，虽然存在越来越多的双向甚至多向、多点和多面的立体化全方位传播，但在“二次传播”中，意见领袖具有独特的“解码”作用，仍值得关注。在新媒体时代，民众可以自主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但是在议题设置中，意见领袖由于特殊的身份，处于信息的上流位置，能够更接近信息源，加之自身具有的一些独特优势，仍然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左右民众对议题的看法与观点。意见领袖通过对某一议题的评论，以其权威解读，表明鲜明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完成对于议题及言论的引导，民众也可以就舆情中的各种议题向“意见领袖”传送信息、表达观点、提出质疑等。进行“线上”与“线下”互动，让双方议题进行充分的交锋与融合，有助于推动议题更加公开、真实与透明，有助于对疫情进行理性把握与平和表达。

    （四）加强“政府”“媒体”与“民众”的议题互动

    政府设置议题要注意加强政府、媒体与民众的议题互动。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议题设置一般由上而下设置，议题设置流程具有明显的单向性，一般是按照政府议题→大众媒介议题→民众议题设置程序进行的。政府与民众就议题的内容缺乏充分的沟通与讨论，民众对议题相关信息链接不充分也难以做到有效的舆论监督。而在智媒时代，政府议题、大众媒介议题与民众议题互动性明显，任何一方绝对主导的优势已经不明显，议题流向已从原有的单一向度流动向双向互动的模式转变，而影响议程设置的环境也逐步复杂化。其中，智媒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可以借助智媒技术获得更多的议题范畴、议题内容以及议题诉求等相关信息，可以对政府议题设置施加有力影响;反过来，政府如果没有充分意识到智媒时代的变化，在议题设置过程中不注意客观、公正、透明和及时有效，就会遭受民众质疑，其公信力也会严重受挫。尤其是在突发性疫情中，面对一些万人瞩目的焦点事件，政府议题设置更需要主动、快速和及时，特别要保证议题的公开、透明、客观与公正，有效推动政府、媒体、民众三者间的互动，挖掘三者间的议程互动对疫情焦点事件的影响，并以此引导与延伸，使政府在这种议题互动关系中引导舆论，从而提升政府的疫情治理能力。在舆情疫情叠加交织的特殊环境下，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引导与制衡，疫情中的谣言就可能乘机而出，造成集群行为，形成群体极化，会导致舆情危机事件的爆发，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时，政府在议题设置中承担的引导舆论、粉碎各种谣言、消除极化的角色就显得尤为关键。

    （五）促进议题的“共鸣效果”与“溢散效果”

    “共鸣效果”与“溢散效果”分别由诺埃尔·纽曼（Noel Newman）、马修（Mathes）和普菲茨（Pfetsh）提出。纽曼认为“共鸣效果”主要指主流媒体能够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在议题设置与解释中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并引发效仿与追随，进而形成共鸣。反过来，马修认为边缘媒体同样也可以对主流媒体施加影响，特别是在媒介技术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边缘媒体可以通过媒介议题使民众的议题参与其中，再借助媒介变成政策议题，对主流媒体施加影响，即产生“溢散效果”。在疫情危机的时候，民众根据各种信息流、经验判断与知识储备提出自己的议题，这种议题的生命周期一般可分为潜伏期与预备期、上升期、高峰期和衰退期。政府要及时关注这些议题，准确把握舆情发展走势，当这些议题由潜伏期与预备期转变成上升期时，政府要主动及时介入，给予及时引导，化解风险与危机，促进产生“共鸣效果”。当疫情中出现一些负面性事件时，最先报道这类事件的往往不是权威媒体，而是一些非主流媒体，尤其是手机客户端、微信圈、微信群等，再由这些媒体进行迅速传播，流向权威性媒体，最后引起社会震动，造成“溢散效果”。

    五、结语

    当今，全球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变革期。在这关键时刻，常规状态和紧急状态交织在一起，一些紧急事件的爆发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会陷入一个共享的全球威胁空间，而且还没有安全出口。这就是贝克所谈到的“世界主义”和“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必然会促进人们对国家主义视角传统认知的反思，世界本来就是多元性和差异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一枝独秀，在风险面前不能独善其身。全球风险必然激活并勾连起跨越边界的多边合作行动，全世界各个国家要联合起来互帮互助，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对抗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以及不可抗拒的现代性风险。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慧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2]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3]Heath， R.L.（1999）.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from interpersonal contacts to external affairs. 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4]Fearn-Banks，K.（2007）. Crisis communication：a casebook approac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inc.

    [5]方雪琴.信息公开与媒体理性：试论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J].中州学刊，2004（6）.

    [6]郭慶光.“全产业链”背后的“全方位传播链”[N].大众日报，2011-11-23.

    [7]迈克尔·里杰斯特.危机公关[M].陈向阳，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30.

    （卞学勤为绍兴市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何海翔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