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的媒体角色分析
李冰洁
[摘 要] 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涌现了一批在大众传媒上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和记者，通过廉价杂志，媒体实现了历史性的功能突破和价值突破。然而，老罗斯福在1906年的一次演说中对一些只知道双眼朝下的作家和记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他们为“muckrakers”（扒粪者），此举引起了媒体界的强烈反击。老罗斯福对“扒粪者”的批判暴露了进步主义时代的媒体“自律”和“他律”制度的失灵，新闻模式存在固有缺陷，最终导致了扒粪运动的衰落。老罗斯福的观点和当今社会提倡的“正能量”不谋而合，重新审视老罗斯福对“扒粪者”的批判对当今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字]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媒体角色；媒体新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219（2017）05-0099-06
20世纪初的美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在此之前，美国正处于纸醉金迷的“镀金时代”。在经济领域，“托拉斯”成了垄断和罪恶的代名词，大公司破坏自由竞争规则，垄断市场，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加危险的是，大公司通过对经济命脉的掌控来干预政治，腐败丑闻层出不穷，危害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转。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紧张，空气污染，产品造假，童工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涌现了一批在大众传媒上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和记者，他们针砭时弊，对社会丑恶进行无情的鞭笞和彻底的揭露。但是正当揭露黑幕的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作为当时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老罗斯福在1906年的一次演说中对一些作家和记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这些人只知道双眼朝下，对“头顶上的桂冠”视而不见，正如英国作家保罗·班杨笔下那些手持粪扒、专挑污秽的人，故名“muckrakers”（扒粪者），也称黑幕揭发者。
但是，大部分黑幕揭发者并没有接受老罗斯福的批判，这场演讲反而使他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扒粪者”，同年，揭露黑幕運动也在全国达到高潮。黑幕揭发者是新闻业的“明星”，他们揭露黑幕的文章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在进步时期，新闻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媒体作为一支社会力量逐渐展露其政治影响力。但是，无论是自身约束、制度约束还是公众监督，对媒体权力的制约都出现了“盲区”。老罗斯福当年的一番演讲，并不局限于对媒体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一方面他肯定了媒体的社会价值，也指出了媒体在改革与动荡的关键时期肩负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如何实现“政府—媒体—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乃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当今社会的媒体角色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黑幕揭发者的突破
从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进行总统就职演说到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在进步时代，新闻业人士所作出的共同努力是大众传媒发展的一个副产品”，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黑幕揭发者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两大突破——功能突破和价值突破。
随着廉价杂志的发行，黑幕揭发运动实现了从地方到全国地域覆盖上的突破。廉价杂志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前沿阵地，一本10美分到15美分的流行杂志能够拥有40万到100万的读者，而那些受人尊敬的老牌杂志如《大西洋月刊》《哈珀周刊》要35美分一本，只有约十三万的有限读者。和报纸相比，杂志能够为复杂的叙事提供连贯的空间，例如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发展史》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就连载了15个月，轰动全国。杂志还能为黑幕揭发作家和记者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和较为宽裕的时间让他们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证据。路易斯·菲勒认为“大众杂志是美国大众传媒的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媒体”，黑幕揭发者将一个地方性的事件交由更大范围内的权威来评判，跳出了地方势力的控制，这就是黑幕揭发者实现的功能突破。例如，在林肯·斯蒂芬斯的自传中记录了圣路易斯市的年轻律师约瑟夫W.福克在反对腐败市议员运动失败后，经《麦克卢尔》杂志的报道，一个本是地方性的事件一下子成全国的焦点，结果这位福克律师被选为了密苏里州的州长，而被揭露的官员被迫下台或受到审判。
其次，黑幕揭发者实现了价值突破：将社会关注的话题引导到现实问题中来，剖析社会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1890年以前美国发行量最大的老牌杂志很少关注现实问题，受欧洲文学影响，这些文章更喜欢刊登是的绅士旅行记、罗曼史等主题的文章。进入20世纪，迅猛发展的工业文明彻底向“田园诗般的”农业文明宣战。而黑幕揭发者的文章涉及政府腐败、托拉斯垄断、劳工问题、妇女问题、食品卫生问题、药品监管问题等等，他们开始刻画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辛克莱在《屠场》（the Jungle）中描绘出肉类屠宰和加工业令人堪忧的卫生状况，斯蒂芬斯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等文章中揭露出城市官员的腐败等等。部分黑幕运动的先驱杂志如《麦克卢尔》《人人杂志》（Everybodys）等取得了巨大的销售成功，引得其他杂志争相效仿。黑幕揭发者们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起到了“议程设定”（agendasetting）的重要作用。
黑幕揭发者所实现的价值突破还体现在其教育意义上。进步时代是城市迅速扩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的时代。黑幕揭发者的文章担负了为这些与原有社会关系割裂的乡村移民创造精神世界的责任。此外，广大的工人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也是流行杂志的订阅者。菲勒教授认为“真正的改革是破除旧思想，否认旧联系，它并不反对个人利益，而是将其引导到更有用的渠道中去。它意味着真正的教育。”圣路易斯市的例子在很多地方反复上演，黑幕揭发者不仅“揭露”了圣路易斯市的政治，还教给全国各地的改革者一种“方法”，即通过曝光来施展媒体的政治影响力和公共影响力。
在进步时代，黑幕揭发者的力量与日剧增。新闻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媒体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正在迅速崛起。1906年老罗斯福专门发表长篇演说《扒粪者》阐述这个现象足以证明黑幕揭发不仅在广大公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政治领域也引发了一场广泛的思考。
二、对黑幕揭发者的制度思考
对黑幕揭发者的制度思考始于对绝对权力的限制和对相对自由的保障。黑幕揭发者的特殊性在于大众媒体同时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和商业运转的机器。谁来监督它的质量？谁来为“把关人”的言论“把关”？斯隆在《美国传媒史》中指出进步时代的根本问题在于新闻媒体能否“成功地”促进“值得进行的改革”。“成功”不是体现在黑幕揭发者挖出了多少政府丑闻或企业黑幕，而是它能否破除旧的思想，引发人们的思考，为改革铺平道路。所谓“值得”是指黑幕揭发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必须是符合社会利益、有利社会发展的改革，不能是片面的攻击和乌托邦式的幻想。
媒体能否“成功地促进值得进行的改革”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自律强调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建立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机制。他律则依赖公众和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然而，对进步时代的历史进一步反思，会发现“自律”和“他律”都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媒介，确保其质量的第一道关就是报道的真实、客观和准确。老罗斯福在1906年的扒粪演说中肯定了黑幕揭发的价值，但也强调黑幕揭发必须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否则其带来的危害比好处更大。一些黑幕揭发者们既是传媒者，又是小说家，他们同时写两种性质的文章，模糊了新闻与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界限。一部渲染手法高超的小说足以使阅读者忘记虚构与现实、夸大与原型之间的距离。事实和虚构结合是一方面，过分渲染和煽情的格调则是放弃新闻客观性的另一种表现。例如大卫·格拉哈姆·菲利普斯写的《参议院的叛国》以这样猛烈的攻击开头：“参议院的叛国……作为利益集团殷切、诡计多端的代理人，他们像任何侵略军一样，对美国人民充满了敌意。”对于菲利普斯来说，通过文学和修辞呈现给观众的现实描写的力量，比新闻客观性更为重要。
此外，黑幕揭发者的专业性也受到了质疑，工业和经济历史学家保罗·犹赛丁（PaulUselding）指出，“黑幕揭发者对于工作生产中的死亡率进行了夸张报道，由于缺乏对死亡率的足够认识和对其他领域死亡率的比较数据，他们误导了公众，对工业进行了不公正的攻击”。黑幕揭发涉及到的生产生活领域之广泛，需要黑幕揭發者们对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才能写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相比之下，尽管1902年发表的《美孚石油发展史》让艾达·塔贝尔名声大噪，但她一直明确把自己定位为“记者”或者“历史学家”，而不是“扒粪者”。在她为麦克卢尔工作的日子里，她曾写到：“我们不是辩护者，也不是评论家，我们只是试图挖掘是什么造就了垄断组织（美孚石油）这样的庞然大物。”“美国杂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扒粪精神，尽管它在为公平公正做出了巨大努力。它想要还原事情本来的面目，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是记者，不是宣传家（propagandists）；作为记者，我们寻找新角度来看待旧问题。”塔贝尔所推崇的媒体人的客观、公正是值得发扬和继承的。
尽管媒体常常以公众利益的代表出现，但即使是大众媒体，也不能宣称自己代表所有阶层人民的利益。作为影响力最大、阅读范围最广的新闻媒体，黑幕揭发者如果只选择性的报道富人的丑闻和穷人的苦难，那么可能培植的是一种公众的仇富心理，因为“表面上来看这仿佛是民主和贵族统治之间的战争”。老罗斯福在写给黑幕揭发记者之一雷·斯坦纳德·贝克的书信中提到：“大多数时候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进行的，而是人之为人的进步，无论他来自于哪个阶层。”“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就像传染病”，会在公众之间培养一种“病态和恶毒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导致巴尔扎克所描述的一种思维，即“在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有同样大的罪行”，在黑幕揭发者们的新闻报道里，“每一位拥有巨大的权力的人背后，都有同样多的渎职和欺骗”。
在黑幕揭发运动中，不仅是“自律”，“他律”也同样出现了失灵。美国的新闻界对来自外界的批评十分“敏感”与抵制，政府对媒体的批评往往引起媒体界的强烈反击。1906年老罗斯福公开表示对“扒粪者”的批判，引起了媒体界的强烈反响。《参议院的叛国》作者菲利普斯称老罗斯福是黑幕揭发运动最大的障碍，对于扒粪者这个称呼他写道：“这个遍布纸张的标签轻易地就对一场总体积极的运动不断地发起攻击。”雷·斯坦纳德·贝克将自己定位为“调查性新闻记者”（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拒绝“扒粪者”这一称呼。他认为老罗斯福此举是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之后我相信罗斯福给本是一场思想和实验的运动帮了倒忙，虽然这场运动进展缓慢，但是从底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牢牢地把它和自己政治野心拴在了一起。他把一场唤起公众舆论的活跃之流变成了无用的党派运动。”
不得不说老罗斯福在演讲中丝毫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也未提及任何党派问题。作为进步主义运动领袖他要对抗抵制改革的保守派，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在记者面前要维护政府的尊严，作为党派的领导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党派政治的嫌疑，老罗斯福所处的位置是复杂而微妙的，他的眼光是自上而下、着眼于全局的，因此常和想要推动“自下而上”改革的记者们出现分歧。
学者小弗兰克E.菲用图1展示了进步时代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模式，他认为黑幕揭发者只是很少听取公众的意见，大部分情况下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来设置议程的。黑幕揭发者们面对“无意识”的群体，最有效最直接传播手段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激情和冲动。这恰好迎合了公众作为群体的特性，流行杂志的销售成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公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1900年美国成年人口中仅有6%的人念完了高中，1920年这一数字为16%，自身素质的原因也导致他们不能主动参与到舆论议程设置中去。
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新闻模式中，公众有没有充分参与到媒体议程设置中，正如前面分析到的，受自身素质所限公众很难参与其中。因此这场运动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自下而上”的文化运动，这里“下”并不是始于公众的。因此，黑幕揭发运动的局限性在于它并没有扎根到人民群众中去，尽管它唤醒了公众的良知，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但它并没有鼓励公众参与到社会话语中去，这也是黑幕揭发运动最终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而现有的公共新闻模式中，公众充分参与到了议程设定中去，所获取的信息进一步鼓励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公众议程和公众动员形成了良好的循环，这样的模式才能得到持续发扬。
三、反思与启示
老罗斯福的忠告对今天的媒体记者仍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媒体的眼中不能只有污秽，还应看到社会各界为了扫除污秽而做出的艰苦努力和艰难进步。老罗斯福的呼吁与当今社会宣传的“正能量”不谋而合，社会不仅仅只有黑暗面，他告诫扒粪者要适时停下手中的粪扒，看看头顶的桂冠，罗斯福认为这桂冠就是“有价值的努力”，即改革的努力和成果。艾达·塔贝尔曾在自传中写到：“我的良心开始折磨我。去表现一幅画的好的一面，像表现其另一面一样，难道不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工作吗？”尽管罗斯福反复强调自己的意思可能会被曲解，但正如他心里所预料的一样，演讲开头对“扒粪者”的指责过于响亮，以至于其后他善意的忠告被黑幕揭发者们抛诸脑后了。但是当年身处一线的黑幕揭发者们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道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
雷·斯坦纳德·贝克多年后在反思自己在20世纪头10年得出的结论时，他写道“有一件事我前所未有地坚定相信，那就是治理我们政治体制的关键首先需要的不是新机制或新的政府体制，无论那些乐观的改革者怎么煽动。首先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理解，全体人民更多的责任感，愿意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
塔贝尔在自传中写到她为何不愿被人称为“扒粪者”，因为“时势比人强。所有激进的改革分子，甚至包括我的很多朋友，都在求我加入到他们的运动中去。很快，我发现他们想要的是攻击，而不是全面综合的事实。现在我彻底相信从长远来看，公众会厌倦谩骂攻击，如果你想使成果永久保存下来，必须使人们心服口服。”塔贝尔不幸言中了黑幕揭发运动最终的结果——在1906年达到顶峰之后很快走向衰落。有学者把运动衰落的原因归结于被揭发的利益攸关者对黑幕揭发运动的打压和破坏，归结于一战爆发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这些都是外部原因。究其根本原因，靠谩骂和攻击来笼络人心是不能持久的。
媒体的自我反思极大地促进了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他们逐渐意识到要排除他律就必须自律，媒介批评作为一种自律机制，从20世纪初开始在美国逐渐建立。对进步时代的媒体角色的反思，对当今媒体的社会角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在网络媒体等新兴媒體日益发达的今天，当代媒体人应当充分意识到肩头的责任，力求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把握“自律”这第一道关口，虚心接受社会的监督，让“他律”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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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晓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