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战“疫”最强音 回应抗疫关切点

    薛翔

    

    

    

    【摘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在传递战“疫”最强音、回应抗疫关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借鉴媒介可供性的理论视角,考察其在疫情防控报道期间的传播实践及社会价值。中国之声采用规模报道与协调联动的生产机制,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跨媒介平台的体验互动,进而展现了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关切回应、组织协调、知识科普等维度的社会价值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之声 主流媒体 跨媒介平台 可供性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发挥中央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高强度、高频度进行抗疫报道,准确传递中央声音,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为抗击疫情“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其中,总台中国之声充分利用广播的传播优势,用话筒记录社会关切与焦点,用声音凝聚百姓信心和力量,肩负起广播媒体国家队的重任。

    一、规模报道与协调联动

    2020年1月20日晚,中国之声紧急启动应急报道机制,确定了赴前方报道三个梯队人员名单,随后相继派出三批记者前往疫情重灾区武汉,与总台报道组共同战斗,每天多角度、多形式报道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采取“板块+轮盘”结构,对疫情发展的状态变化展开持续的推进报道。对比疫情发生前后的节目板块(见表1)可以发现,从1月29日起,中国之声每天10:00~11:00、15:00~16:30同步直播央视新闻频道《战疫情》特别报道,每天19:00~20:00推出特别直播《中国之声战疫情特别报道》,通过协调联动多板块进而实现规模报道。

    (一)内容生产:资源的自采与共享

    1.开设多个专栏,刊播自采内容

    其一是推出原创系列广播作品《天使日记》。中国之声派记者前往疫情重灾区,原生态记录一线医护人员的心声,该作品自开播起就在网络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截至3月13日,《天使日记》已播出45篇,在这些“天使”的日记中,不仅有湖北本地的医护人员,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国之声通过这种医护人员自述的形式,记录白衣天使的日常工作,捕捉战“疫前线的点滴感动。

    其二是记者郭静的《口述实录》专栏。3月11日刊播的《我记录的是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讲述了自媒体拍摄者林晨的故事,他运用时下流行的Vlog(视频博客、视频网络日志)形式呈现武汉在疫情期间的真实面貌,记录这段或许被遗忘的历史,在网络平台上受到关注与广泛转发。该板块还记录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钟鸣的战“疫”故事,作为受国家卫健委指派的首位奔赴武汉的医学专家,他运用专业技能对患者进行诊治,调整临床方案,与同事默契配合,救助了很多病人,钟鸣的战“疫”故事令听众深受感动。

    其三是《我是志愿者》专栏的呈现。武汉当地抗击疫情的志愿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这些志愿者包括负责海外捐赠物资对接任务的巴基斯坦工程师哈荣、为中小学生进行线上辅导的华中师范大学大三学生田恬、武汉市第一医院救护车司机甘书爽、室内装修设计师余亮……志愿者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每个人,并带动一批又一批志愿者的加入,实现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效果。

    2.发掘精品节目,共享总台资源

    中国之声发掘总台电视频道的精品节目并及时剪辑发播,将总台的优质资源进行共享。例如: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走进总台湖北前方演播室接受电视节目记者专访,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新闻纵横》节目播出专访录音剪辑,将新鲜及时的新闻内容传递给百姓,持续扩大总台节目的社会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之声的高质量报道也被总台其他频率、频道共享。1月27日,中国之声记者常亚飞前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市中心的南湖中央花园社区进行实地探访,了解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基层人员的工作状态以及其他亟待解决的问题。此节目内容第一时间解答了百姓心中的疑惑,让当地居民安心、放心、暖心,相关视频报道被央视新闻频道采用。此外,三位记者郭静、黎明、常亚飞分别赶到武汉当地的社区、小型菜市场、超市、便利店、药房、快递点等,还原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及时鲜活的独家报道,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總台其他频率、频道的关注,央视新闻频道剪辑播出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拍摄的视频及新媒体视频。

    (二)选题视角:全球纵横与本地聚焦

    中国之声在报道选题方面格外注重新闻价值的重要性与接近性,既包括全球各地疫情,又涵盖中国本土疫情的最新进展。自1月26日以来,中国之声全天所有节目围绕“抗击疫情”展开滚动接力播报,尤其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纵横》《全国新闻联播》《新闻晚高峰》等重点节目,不仅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报道一线抗疫人员的感人事迹、各地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典型经验,还积极播报来自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行动与组织。

    一方面,中国之声展开全球纵横式的信息汇聚,将国际社会的疫情信息呈现给听众。尤其是在《新闻纵横》《新闻晚高峰》等重点节目中,及时向国内百姓播报全球的疫情情况,告知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通报,并密切关注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战“疫”情况,满足了听众的信息知晓需求,从而使国内百姓认识到疫情防疫工作的严峻性和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之声关注国内各地尤其是武汉当地的抗疫防护工作,聚焦本地百姓身边的日常生活。前方多名记者深入武汉基层社区调查防控情况,在超市体验生活物资供应,实时追踪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及各个方舱医院建设和收治情况,采访支援医护队伍的志愿者等,生动报道了当地的医疗、交通、饮食等情况,反映了武汉疫情现状和防控一线的真实状态,并为防控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大量基层信息和有益建议。

    二、技术赋能与渠道拓展

    作为以声音为特质的传播媒介,广播媒体具有实时同步、超越时空界限、听众不受文化程度限制等种种天然优势,显示了其伴随式媒介的属性。近年来,媒介可供性( media affordance)逐渐成为理解媒介研究的全新视角。潘忠党曾将媒介可供性归纳为:信息生产的可供性( 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 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affordances)。①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之声正积极发挥着媒介可供性的力量,通过技术赋能进一步拓展内容的传播渠道,保持与节目用户的互动与交流。

    (一)运用多种新技术助力内容分发

    近年来,新媒介技术不断升级迭代,为新闻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中国之声凭借总台“5G+4K/8K+AI”等新媒体技术,将人工智能、5G网络等运用到内容平台的开发建设中,促进了总台广播频率的全新改版,也为传统广播进一步向移动音频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平台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之声适应时代背景的发展,按照“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移动优先”的原则,将广播听众逐渐向声音用户方向进行转变,成为技术赋能趋势中的媒介景观。尤其是依托总台资源的“云听”客户端一经上线,便获得了用户的大量下载与使用。“云听”充分运用新技术,将总台的视频内容和文字内容进行音频化再生产,进而发挥了媒介信息生产的可供性,满足了更多用户的信息需求与听觉体验。

    (二)拓展跨媒介平台满足沉浸体验

    现代社会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新闻业亦呈现了液态的特征。在跨媒介叙事过程中,媒介平台越丰富,用户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②

    中国之声与节目用户之间的关系便是通过跨媒介平台中的拟社会互动而进行的,例如微博、微信、客户端以及短视频、短音频、H5页面、公益歌曲等多种媒介平台与融媒形式,形成了强大的融媒矩阵,进一步发挥了不同媒介的自身特质,展现了媒介的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

    自1月29日起,中国之声在广播端推出特别直播《中国之声战疫情特别报道》,全面关注各地疫情防控进展。同时,派出记者探访汉口医院ICU病房、火神山医院建设施工现场、武汉各个居民社区。除此之外,中国之声记者郭静等人还以Vlog短视频形式直播社区、超市、菜场、药店、快递网点等武汉居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在新媒体端收获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赛立信广播融媒体云传播效果数据显示,在国家级广播频率融媒体云端点击量排行榜(见表2)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位居第一名,充分彰显了主流广播媒体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互联网用户的需求,中国之声格外重视新媒体平台,及时建立了疫情期间应急发稿机制,确保新媒体稿件的时效性、真实性、准确性。一方面,中国之声积极推行“先网后台”战略,不仅以互联网思维策划与采制节目,而且还将多篇来自武汉抗疫一线的高质量报道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出。另一方面,中国之声产品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等多种新媒体平台表现突出,根据尼尔森网联《全国广播媒体融媒传播影响力EMC榜单》,中国之声以9520.7329万触达人数和1440.76的EMC指数高居1月份全国电台榜首和新闻类榜单榜首,疫情期间拥有极高的融媒传播影响力(见表3)。除基本信息动态外,还有大量紧跟舆论关注热点的求证、辟谣等有深度有厚度的内容报道。

    三、媒体角色与社会价值

    作为中央级主流广播媒体,中国之声在传递战“疫”最强音、回应抗疫关切点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舆论引导、关切回应、组织协调、知识科普等多重功能,展现了主流媒体的社会价值与责任担当。

    (一)作为舆论引导者的中国之声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当下,主流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主流媒体需要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③在疫情期间,谣言、虚假信息充斥社会之中尤其在网络平台四处蔓延,中国之声始终坚持采用权威解读、澄清谬误、科学求证等报道原则,以保持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例如:1月31日晚间,某权威媒体报道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百姓纷纷抢购,后经证实信息有误。在此次“双黄连事件”中,中国之声并没有抢发这条新闻,而是迅速向相关主管部门多方求证,得到权威否定消息后放弃播发,避免了一次“乌龙”事件对媒体公信力的冲击。同时,中国之声记者李行健撰写了《不要因为双黄连风波抹杀中医药,它们已进入疫病防治主战场》,采访了相关专家与一线医生,详细介绍了中医药介入新冠肺炎治疗的效果;这篇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后,反响很好。通过这种形式,中国之声适时适度地引导了社会舆论,将焦点集中到解决问题上,进一步凝聚了人心,稳定了百姓的焦虑情绪,助力抗击疫情。

    (二)作为关切回应者的中国之声

    主流媒体除了传达真实准确的信息之外,还需及时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困苦之事。在疫情期间,保障全国各地居民的生活成了当务之急,不同年龄层的百姓通过主流媒体获知国家如何采取相应措施,稳定生活所需。除了及时报道和传达权威声音与政策举措之外,中国之声始终与社会脉动同频共振,将采访机和话筒对准百姓,第一时间了解百姓所需所想,满足其生活中的多种需求。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之声记者分批前往武汉,走访基层社区、超市、药店、医院、集中隔离点等,采制并发回大量的新闻报道,将现场采访的音频、视频等内容同步在微博、微信等平台推送。通过记者的采访,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状态被外界了解,回应了百姓对于疫情动态与生活环境的强烈关切。此外,针对很多网友反映与担心的农村防控力量薄弱等急迫问题,中国之声也相继调动了河南、安徽等地农村“大喇叭”向当地村民进行喊话,及时告知疫情的防范与要领。上述举措,不仅体现了主流媒体的基本职责,也展现了中国之声在疫情面前能够及时迅速回应百姓关切的责任担当。

    (三)作为组织协调者的中国之声

    在疫情期间,公益组织和团体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主流媒体也丝毫没有旁观,而是运用平台优势和社会影响展开多种公益活動,与民间力量共同抗击疫情。一方面,中国之声凭借其自身的影响力和粉丝关注度,在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置“防疫寻人”板块,建立微型社会救助平台。自1月26日起,连续发布权威防控寻人信息,公布确诊患者外出活动路线中涉及的有关车次、航班信息以及轮渡、地铁等交通工具信息,成为了线上战“疫”的社会动员协调者。另一方面,中国之声组织农村百姓积极利用农村广播“大喇叭”的强大优势,隔空喊话,向百姓公布防控疫情的信息。此外,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情绪尤为重要,中国之声充分考虑到医护人员和居民的现实情况,第一时间发动心理援助,在直播报道中专门开辟时段,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邀请相关专家支招疏解压力,并制作“医护人员心理防护手册”等有声小贴士全天滚动播出,为社会带来一股温馨的暖流。

    (四)作为知识科普者的中国之声

    科学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知情的公众。④中国之声在疫情期间充当了知识科普者的角色,针对重大防控难点进行求证解读,面向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展开心理科普,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促进科学知识的社会服务。1月26日起,中国之声在《新闻纵横》和微信公众号上精心推出“抗击疫情小贴士”,并在广播端和新媒体端同步发送,科普疫情的防护知识有利于增强百姓的防控意识。这些“小贴士”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涵盖了居家消毒、口罩佩戴、医院防控、儿童和孕妇防护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知识性,深受节目用户的认可。微信公众号推文《中国之声抗击疫情小贴士:请为家人牢记这些事(有声版)》阅读量达10万多人次,起到了良好的科学知识普及效果。

    四、结语

    在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广播媒体既传递了新闻信息,又承载了个体与集体的媒介记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采用规模报道与协调联动的生产机制,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跨媒介平台的体验互动,进而展现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关切回应、组织协调、知识科普等维度的社会价值与责任担当。同时,中国之声不仅传递着战“疫”最强音,还积极回应百姓的抗疫关切点,进一步推动主流媒体的转型发展与融合实践。

    注释

    ①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②王长潇、刘盼盼:《短视频跨媒介叙事的形态特征及其舆论导向》,《现代视听》.2017年第9期。

    ③《主流舆论主流媒体主流价值——习近平作出这些深刻阐释》,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9-03/1 9/c_1124253 758 .htm.

    ④陆晔、周睿呜:《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新技术时代的理念与实践原则》,《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本文编辑:林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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