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的传统文化时代之厄与国际汉语拓新之路
电影《百鸟朝凤》改编自贵州籍作家肖江虹的同名中篇小说，讲述了德高望重的唢呐老艺人焦三爷带领自己的徒弟们，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面对唢呐这门传统艺术的失落，如何虔诚地传承的故事。该片是中国著名导演吴天明生前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在吴导逝世后的2016年上映。《百鸟朝凤》是一部斩获大奖但票房却不尽如人意的名导之作，对此众多媒体、杂志已多有评论。本文谨从時代和传承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兼及传统文化类电影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问题。
一、影片中传统文化意象的选择
在电影《百鸟朝凤》中的意象群中，其主体意象当然就是唢呐了，作为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它承载着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除此之外，片中的主要意象我们分成了物象、声象和事象三类来进行简要阐述。
电影《百鸟朝凤》中的物象，是指具体可感的客观事物，比如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高坡、大片大片的芦苇丛、金黄的广袤稻田、狭窄而细长的山路等，都是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物象。影片中的声象是指以声音为呈现手段的意象，比如影片中的背景音乐、声音效果和人物语言等。声象是该影片视觉画面的有效补充和烘托，有深化影片视觉效果、突出影片主题的作用，像影片中用大自然各类鸟鸣声来作为背景，在形式上呼应了影片的命名，在内容上则是引导故事情节的线索。影片中的事象是指以事件为呈现手段的意象。比如焦三爷酒后即兴演奏唢呐一事，焦三爷视唢呐为生命、情感的一部分，也要求徒弟唢呐不离身。当他和天鸣一起喝酒时即兴进行吹奏，那种欢乐、满足的心情，通过唢呐演奏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感人，也很好地诠释了他那句话：“（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
于润洋认为：“电影音乐……要与电影的总构思和呈现出的画面视觉形象等相互结合，通过多种表现手法来渲染影片气氛、刻画人物自身形象并深化影片主题，将影片画面与音乐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1]电影《百鸟朝凤》正是将电影的视觉画面和声音、事件等意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美地传达出传统文化的民俗特色和独具魅力的人文精神。
二、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百鸟朝凤》作为文化艺术类电影，其本身浸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借人物之壳，鲜明地传达出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影片中师傅焦三爷把传承唢呐曲《百鸟朝凤》的接班人定为技艺稍弱而品德颇佳的游天鸣，而非天赋极高但心性浮躁的蓝玉，情节颇具感染力和指向性。这传达给观众的是——传统艺术的传承不止是技艺本身，更在于根植于技艺中的德行，即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德艺双馨”。
《百鸟朝凤》里的唢呐不仅仅是一门技艺，它在长期的延续传承中，还浸润着一种深层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礼”，它是对自古以来礼乐合一制度的传承，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尺。影片中，道德等次普通者吹两台唢呐，中等吹四台唢呐，上等吹八台唢呐，只有至尊者才能吹奏《百鸟朝凤》。相应地，演奏唢呐的匠人也就成为了道德标尺的执行者和评判善恶美丑的道德使者。这也就是为什么面对“气力不足”的游天明，起初焦三爷不肯收他为徒，而最终还是收他为徒的原因——德行。当父亲领着游天鸣进焦三爷门拜师而摔倒，天鸣扶起父亲并心疼得落泪。还有一次因为师弟蓝玉的脚无意打翻蜡烛引发火灾，两人逃离后发现唢呐遗失在火场，这时游天鸣立即返回火场先将师弟的唢呐拿回，而自己的却被大火烧毁。正是这眼泪和“义举”，让焦三爷看到了游天鸣的“德”。因为“艺”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弥补，而“德”，即品行和气质是无法通过技能性训练来达成的。焦三爷没有选择艺品更为出众的蓝玉而是选择游天鸣作为传承人，就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品大于艺品，游天鸣生性善良的品格，做事踏实专一、敢于担当的精神，应是作为唢呐技艺传承人的首要考量，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焦三爷没有看错。
当有一次游天鸣因感冒不能演奏时，焦三爷在身体也欠安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直至一曲下来，居然吐血。不为别的，显然是因为唢呐曲在他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并承载着“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衡量原则。“因而，焦三爷所代表的匠人绝不只是光会吹唢呐的传统匠师，而是民众所推崇的道德使者，承担着‘别善恶的崇髙使命。”[2]
影片结尾为天鸣在师父坟前吹奏《百鸟朝凤》的画面，其乐音为艺术感染力之核心，乐声或高亢或低沉，旋律婉约，对师父深深的敬意与绵绵的怀念蕴藉其中，让人体悟到唢呐艺人对中国传统执著的坚守。
三、传统文化电影时代之厄探因
《百鸟朝凤》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传承之困，而且也揭示出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所带来的阵痛。当接班师傅焦三爷的游天鸣成立自己的游家唢呐班时，已是今非昔比了。唢呐演奏在现实人们的眼中，已不再有往昔的庄重感和仪式感，而只是调节气氛的一种陪衬。相应地，唢呐演奏艺人所得的收入愈来愈少，焦三爷嘱咐游天鸣的话“别光盯着那几张票子，要盯着手里的唢呐”，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此话却显得苍白无力。“衣食足而知礼节”，当“衣食”都成为问题的时候，“礼节”保持的苛刻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传统艺术的维系并非人才的欠缺，而是社会变迁造成了新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与传统乡村环境的断裂，主体观影人群内心需求已经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观众不同，他们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认同感与尊崇感已然发生变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娱乐性好、观瞻性强的影片才符合他们的口味，哪怕影片多么不厚重。那么，传统文化艺术类电影要想生存发展，必须进行适应现实的某些调试，进行调试必然会产生自身的不适甚或痛苦，但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影片《百鸟朝凤》以游天鸣在焦三爷坟头吹奏《百鸟朝凤》曲的镜头结束，但带给人的思索却并未结束。游天鸣下一步会怎么样？游家班该怎样走出困境？传统唢呐技艺还能传承下去？这些疑问，影片没有回答，但我们却不得不思考。这些疑问，既有电影本身层面的，又有现实层面的映射。
电影《百鸟朝凤》表面看是表现一种传统艺术的无以为继，但导演通过视听要素所传达的真正问题却是，当传统文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如何在既保住文化的精髓又能化解时代之厄的前提下完成传统文化的华丽转身，当是影片对该问题隐喻之所在。影片中的一个细节也暗示出时代大潮来临时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唢呐班与洋乐队的对抗比拼。唢呐班想坚守传统艺术的阵地，而最终结果却是一败涂地。从此，无双镇的人们办喜忧事，均是请洋乐队，再无一家请唢呐班。虽然唢呐班七零八落，但游天鸣还是遵从了师父的嘱托，放弃去城里打工而返回农村继续吹唢呐。影片最后一个特写镜头是焦三爷的背影，背影渐去渐远;老一辈人已走，传统正渐行渐远。逝去的一个时代无法挽留，而担负文化传承的新一辈该何去何从呢？新时代下，传统艺术与现代理念该如何结合才是生存之道？这些疑问，电影没有给予回答，或许能够引起我们的反思，才是吴天明导演的初衷所在。
从现实层面看，《百鸟朝凤》虽在2013年就已经拍摄完成，但由于一时找不到发行方而推迟至2016年才得以上映;而上映的档期因为与美国商业大片《美国队长》《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等相冲突。所以在现代社会的海量信息中，人们的接受习惯已变成了浏览而非思考，致使有深度的信息就会被湮没，小众化的电影《百鸟朝凤》在各大影院的排片量自然也很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知名制片人方励给影院下跪以求其增加排片量，一时舆论哗然。于是“下跪事件”就从海量的信息中脱颖而出，电影《百鸟朝凤》进入公众关注视野，排片量迅速上升，但上座率的提升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类影片已彻底走出生存困境。
因此，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双重转型期，就电影创作而言，一味坚守电影的艺术性、文化性和审美价值和一味追求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和商品价值都不是正确应对的方法。“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如果要扭转自身的弱势地位，避免成为博物馆中的古董，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将艺术的超功利性与艺术市场的功利化有机结合起来。”[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天地间之通义，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香港导演陈可辛在这方面作了较好的尝试，他拍摄的《金枝玉叶》，就是将艺术追求和商业运作紧密结合起来的典范，是既“叫好”又“叫座”的好影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类电影走出时代困厄的榜样。
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吴天明导演也徘徊过，他“其实还是想在影片质量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他也不想投资方血本无归。但最后艺术良知还是让他放弃了对市场的考虑。”[4]作为老导演，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艺术真谛的坚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吴导试图改变的努力。
影片《百鸟朝凤》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类电影往往存在矛盾冲突不强烈，视听语言不刺激，缺少明星效应等不足，这对于习惯了商业大片模式的当今电影观众来说，吸引力不强。仅从冲突方面来说，一般认为，一部电影中的人物矛盾愈激化，电影的好看度也随之增长，同时表达的含义也随之深刻。而《百鸟朝凤》基调和缓，缺乏戏剧化的场景，电影里面也不存在所谓的“反面人物”，因此人物间的冲突并不是那么剧烈。
在人物冲突的强弱方面，电影《百鸟朝凤》的冲突是偏弱的。电影中存在西洋乐器演奏队与唢呐班子之间的冲突，但这种体现城乡间、新旧间的冲突不甚明显，而电影情节是否具有戏剧性，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冲突强弱的，所以电影《百鸟朝凤》中不明显的冲突便削弱了影片的可观瞻性。长生、二师兄两人是作为游天鸣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他们和游天鸣的冲突亦不突出，他们选择城市但并未迷失于物欲中，游天鸣选择乡村也并未被塑造成传承传统艺术的英雄，并不是因为他排斥现代生活，而只是因为对师傅教诲“别盯着那幾张票子，盯着自己手中的唢呐”的铭记，是一种对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坚守。
在人物冲突的显晦方面，电影《百鸟朝凤》的冲突是偏隐晦的。如焦三爷与其二弟子的矛盾，并非源于人物性格的冲突，更多地是源于文化观念的对立。导演是想通过这种深层次冲突的设置，来引导观众向文化层面作进一步的思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象上。因此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观念盛行的当下，受此思潮影响的主体观影者显然还达不到进行这样深层思考的要求，故该影片“叫好”而不被“叫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传统文化类电影与汉语国际教学
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根和精神家园，我们不可能隔断自己的生存之根，也不会毁坏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么，如何走出传统文化类电影的时代之厄呢？
首先，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累积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结晶，全盘推翻是不可以的;而根植于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的该类电影当然也是值得保护的，所以由政府出面出资，助力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途径。在国外，该类型的电影多由政府基金资助，也有国家扶持政策，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国家当前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非遗保护等。
其次，该类电影自身也需要做出改变。第一，传统文化类电影在保持自身内容特色的同时，必须要向商业电影学习传播技巧和传播新手段（如自媒体），提高受众量，才能很好地扩展自身影响力。另外，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到传统文化类电影是有市场需求的，虽然较少，但这不能作为我们不去拍摄、发展传统文化类电影的理由。目前，电影的制作是要必须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电影根据市场需求，紧紧抓住了主流受众;但对于一些高素质、喜欢观看文化文艺类电影、愿意去“思考电影”的受众来说，观瞻该类电影的机会还是太少。第二，要更加扎扎实实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土壤。虽然目前中国电影普遍处于商业电影的冲击之下，但也应该承认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未能很好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粗制滥造、画虎类犬的作品还是存在的，甚至有些进口电影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而大行其道，如《功夫熊猫》等;更遑论完成积极开拓海外文化市场，完成跨文化传播、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重任了。所以，扎扎实实做好自身的功课还是很有必要的。
再次，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类电影不失为一种文化国际传播的好素材。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底蕴，也包含有普适性价值的文化精神，而这种普适性，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广泛受众的，是能够让国外观众产生文化认同的。
（一）优势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国家也把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文化传播是推广的核心内容之一。电影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传统文化类电影更多地承载着文化的信息;通过传统文化类电影传播文化，具有接受度高、传播广泛而快速的特点。所以，利用传统文化类电影作为媒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手段之一。
传统文化类电影引入汉语国际教学中，其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知道，电影的视觉语言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即便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也能大致了解故事情节，从而具有语言传播所不具有的文化传播优势。其次，文化教学对语言教学是有推动作用的。汉语难学，但在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后则会化难为易，且电影充满了娱乐性、趣味性，操作起来比较容易消除初学者的畏难情绪。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利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电影作为过渡，这对于没有任何汉语基础的外国人来说，不失为较好的过渡方式，比如英文电影《功夫之王》《花木兰》等。
对于不能来中国而又想了解传统文化的外国人而言，观看中国传统文化类电影是一种便捷有效、有趣而轻松的方式。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到不了中国，即便到了中国也可能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而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了解，而传统文化类电影则提供了这种便捷，且因为电影的娱乐性而使了解的过程变得轻松愉快。
（二）怎么教
随着我国国产电影和国际电影市场的频繁接触，国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部分影片的国际认可度和知名度也比较高。同时，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也趋向于认可并使用国产电影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文。再者，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中，已普遍配备并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电影也逐渐成为了多媒体教学中可供选择的重要素材。这些都是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上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前提条件和基础。那么，该如何去教呢？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去做。
首先是要借鉴。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中引入传统文化类电影，我们才刚刚起步，他者的经验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尝试在对外语言课程中引入电影，他们的经验得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借鉴。
其次要注重对象，避免填鸭式。传统文化类电影的传播是双向的，要注重教学对象。比如针对教学对象多为年轻人的特点，我们就要选择既很好地体现出传统文化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感的电影。同时也要注意受众的观感和接受度，注重点拨和引导，避免教化的灌输方式。
第三，可以根据文化专题对影片进行整合。目前利用整部电影和某部电影片段来辅助教学的情况较多，而以某个文化专题为切入点将若干电影的相关片段整合起来为教学服务的做法还比较少。当然后者在资料的准备上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有较大难度。这需要有较多的人参与进来，构建起电影专题数据库，才能更好地推动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类电影的利用。
第四，編定文化电影类教材，做到有“本”可依。目前，以电影为素材编定的教材共有四部，即《看电影，学汉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汉语视听说教程：家有儿女》（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跟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学汉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电影欣赏系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是可喜的。但它们要么是纯语言学习教材，要么是以文化辅助语言学习的教材;截至目前，利用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学习目的教材还没有，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五，可以利用相似题材的中西电影进行跨文化差异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学习法是深入了解、掌握知识的有效途径。通过比较，有利于梳理文化在国别上的异同点，可以准确把握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快速有效了解一国文化精髓的目的。
结语
在我国现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的乡村、乡镇转型为城镇，农村的生存空间正逐步被压缩，而存于野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也相应地受到冲击，并被新兴的城市文化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使得人们轻易地抛弃了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艺术。
完全抛弃是不对的，完全拥抱传统也不对。传统文化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任何炎黄子孙都无法不留痕迹地走出传统文化的笼罩，因此迷失全盘西化后必然预示着回归传统。同时，传统业已形成，又必然会产生极大的惯性和惰性。所以，根植于传统文化而不墨守成规，吸收外来文化而不迷失自我，当是立足于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之要义。
而用中国传统文化类电影作为素材，引入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是国产电影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在传承文化精髓、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类电影在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上的应用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关于教什么、如何教的探讨当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高谈弘论的出现。
参考文献：
[1]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50.
[2][3]黄文虎.《百鸟朝凤》的文化标出意义[ J ].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7（1）：136，141.
[4]肖江虹.《百鸟朝凤》的前世今生[ J ].当代，2016（6）：218.
【作者简介】? 张颖慧，男，山东郓城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为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字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校级一流专业·汉语国际教育暨专业建设·汉语国际教育（贵州师范学院2018（99））”经费资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