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文学部分先行者（下）
仇志群
他现在是联合国委派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博导级学者，济南人。
因为喜欢非洲，所以常驻苏丹、埃及，在那里传播中华文化和“东方龙”的意识形态。
仇志群是支边青年。也是最早在《青海日报》发表诗作的文学青年。他的诗，我还能记住几句，是谓：“喜事喜事喜心怀，革命宝书发下来……”等等“佳句”。此诗一发，他在军垦农场里名声大噪，后来从马海调入师部宣传处工作，专门负责给领导起草各种讲话。正是通过他，我才知道，“十年动乱”中，许多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与训导，全是“秘书”们写的。秘书水平有多高，领导的水平就多高；秘书能写成什么样儿，领导就能喊成什么样儿。盖莫如此！
仇志群对青海农建师的文学影响，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面积”。他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漫画，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在青海生产建设兵团里，若是说爱好文学的青年不知道仇志群，就有点儿像今天的喜欢舞文弄墨的中学生们不知道韩寒一样。
那时候的军垦青年，地是从来没有好好种过的。革命造反也不彻底。有本事的请探亲假回家，没本事的逃跑回家；不回家的则在格尔木、大格勒、马海、西大滩等有连队、有山东知青的地儿乱穿乱窜。读“禁书”，写“打油”，谈恋爱，发谬论，小偷小摸之后自己“改善生活”……他们的业余文学创作，也是“群英乱起”，花色斑斓。有发表在《青海日报》上的，有发表在《军垦战报》上的，也有发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的，更多地则是流传在连队之间的口头文学。有一首黑板报上的诗，我读过后不能忘，实在是精彩：“红旗呼啦啦，大格勒开满大寨花……”那种昂扬诙谐，充满反讽，就是今日读来，也抚赝长嗟也。
仇志群对于柴达木的文学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与文学见地上。他是那种极敢说、极会说的主儿。譬如对于那时候年年千篇一律的《元旦社论》，他就曾说，我要是在中央管这事儿，社论绝对不要这样写。这社论，老百姓看了，听了，不动心，不温暖。要是我写，我会写“去年咱们干得不错。小米的价钱从前年的一毛三降到一毛一了。若是咱们今年一起好好干，年底，小米可能七分钱一斤了。河南发了大水，叫咱子弟兵堵上了；甘肃不下雨，旱了。学生娃也挑水浇地了……”这样，大家都能明白，也会感谢毛主席，干劲会更大。
他这些话，看似杂谈胡说，其实深蕴哲理。那一份才气，挡都挡不住。
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高中生的学历，直接考取了兰州大学研究生；1981年硕士论文答辩，他以数学函数法，归类解读中国古汉语词汇。弄得评考教授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不知其所云。只好批他个不及格，论文竟没有通过。在人才稀缺的那时代，他以不是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身份分配了工作，远走山东聊城，没进大城市。但是，“是锥子放不了口袋里”，几年以后，他以交流学者的身份，出访欧美，最后爱上了非洲文化，一直在那里教书育人，育出一批又一批外国中文汉学学生也。
记得“十年动乱”里，有一次他路过大柴旦，在我家中小坐后，约了几个青年朋友去看陈登颐。酒后微醺，告辞了出来，走在清冷宽阔的大道上，高原的夜，天净，星灿，引人遐思。仇志群忽发感慨：大家莫以为我们是些无名小卒，文学青年。看看这满天星辰，全在你我心中呢。若干年后，我们都是不可小觑之材。教授、学者、工程师；愿意当官的，省长、书记的，都可以当当试试。不难的。朋友们，国家栋梁，尽在今夜你我之间矣……
当时，所有人皆抚掌大笑。以为他是醉话呢？
写此文时我细数了一下，别地儿不算，仅在青岛小计：“青岛报业集团”董事长，新华社青岛支社社长，青岛红星化工集团董事长，青岛工贸集团董事长，青岛电视台副台长，《青岛文学》主编，青岛作协副主席（两位），著名记者，资深编辑，等等等等……皆是从青海回城的“支边知识青年”人士。
仇志群其貌不扬却极富智睿精神，不谙尘事却学富五车视野开阔。当年考研，他的英语在荒漠里默读自修功成，在那个时代考了73分。焉不是大才子耶？
强文久
1972年我借调省文化厅工作，我知道的海西第一位业余作者，是在省文化厅办的一份不定期的《群众文化》上发表了一个小戏的人，戏名我忘了，作者名字却记得结实：强文久。
而我进入“纪念讲话办公室”工作不久，就收到了强文久新投寄的稿件。都是柴达木人，所以感觉极亲切，我立即给他复了一信，告诉他，稿子收到了，会认真处理，同时也告诉他，我也是海西的，在大柴旦汽车修理厂工作。他又立刻给我回了信，很真诚、热忱。那个时代，文学很少，弄文学的人更少。我们都很珍惜这种相识。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从名字揣度一个人的相貌。不知道为什么？对“强文久”三个字的反应是：“上海人。至少也是南方人。戴副眼镜，个子不高，白皙，胖胖的？……”不料，我因为要写话剧《柴达木人》返德令哈长住时，电话挂过去，来的、见到的却是一位瘦瘦的、高高的、不戴眼镜的东北大汉，他就是“强文久”。他那时在德令哈中学里教书，与妻子黄老师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也是分配时一竿子插到底，由北京直接到高原盆地里来的。而德令哈，在柴达木盆地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了。那一条蓝色不冻的巴音河，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里流淌呢……
强文久在文学上是有灵性的那种。什么都能对付，歌词、快板、诗、散文、小戏……囿于那时的环境与要求，他也没有写出什么特别好、特别让人能记住的东西。但他属于一点就通、一写就成、八九不离十的那种作者。所以，“十年动乱”后期，他竟然放弃了教师职务，调入了州文化工作站，常常为州文工团撰文填词。成了一个“大拿”—那时候没有“大腕”这个词儿。
那时候，我还在柴达木汽车修理厂工作。偶尔出差到德令哈，强文久是必请我到家中小宴的。所谓小宴，把酒聊天而已。他是由寡母养大的，结婚之后，母爱与妻爱常常矛盾，婆媳关系特别紧张，他为人子，为人夫，性格中懦弱的东西又比较多，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而我每次去，黄老师和老人家都特别高兴，周到而热情。这时候，强文久就显得很快乐，他曾经好几次对我说：我愿意你来，你来了我们家里的气氛都好多了呢。这也由此让我想到，强文久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常常窘迫吧。他后来喜欢上了围棋，许多次我们见面，他都会向你讲围棋，兴许是位学数学的，对于围棋这种长于算计的棋艺，他颖悟得挺快。那时，我就想：强老师放弃专业，来搞文学，有些可惜了呢？……何况，以我的感觉，他在文学上的前程，不很明亮呢？……果然，1977年恢复高考，他立刻报考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一蹴而就，又到兰州读书。在海西州文化站开工资，研究他的数学去了。
细想强文久的文学创作，只在实验阶段。但那时候在海西地区，他发轫较早，成就较大，对改革开放后初萌的柴达木文学发展，还是有贡献的。
据说，强文久学业优异，获了硕士学位后，与黄老师一起，回到北京母校了。现在，他应该是位博导了吧？他的围棋，也应该不错了。但文学？我想，他不会再弄了吧。
安可君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期间分配进入柴达木的大学生里，安可君先生是最早“提干”的。在乌兰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副科级吧？但在那时候，这已经很让人敬重了。毕竟是在一个“革命时代”，能不能进步，是很多人都期望着的。
我到海西州上工作很久了，还没和安可君见过面，但知道，他已经在外省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了。这又让人敬重。因为那个阶段，柴达木里，能在外省发表作品的人微乎其微呢。而他远在乌兰，竟能做到。
州上的几次文学创作活动，大家都想到了安可君。特别是他的同学王贵如，对他推崇备至。但每次邀请，总是出了点儿“故障”，不是他正忙，就是出差了，从来他没有参加过州上的文学会议。
终于有一次，安可君陪着好像是新华社的几位记者，到德令哈来了。握手之间，才感觉到他是位极儒雅的“文化人”，修长的身材，一副眼镜，眉宇间透着一种清灵之气，很绅士的。那个时代，“文人”们不仅不相轻，而且十分相敬。安可君的到来，是一个小小的欢乐，宣传部和编辑部的几位“哥们”全都赶到了州招待所，把酒接待。新华社的记者们又带来了许多新闻与消息，大家都有耳目一开的快乐。安可君不是十分健谈的人，但学识丰富，底蕴亦深，对社会，对文化，对改革，都有自己的见地。记不清是哪一位了，谈到了一本小册子《领袖欲望》，是一位东欧国家的作家写的，他在小册子里说道：世界上最可怕的欲望，就是“领袖欲望”，为了当领袖，有这种欲望的人，什么样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什么繁琐与杂务都能接受，且干得比任何人都好，都漂亮。他只有一个欲望：做领袖。为了做领袖，他可以灭亲情、饿肌肤、抑他欲、铁石心、泯大义、使诡计……总之，只要能做领袖，他什么都能牺牲，更遑论为此把同志、亲朋、战友、人民视为蝼蚁于不顾了。其中举到匈牙利，还是哪个东欧国家的一位最终掌权的总书记，在德国法西斯的监狱里，他吃着粗劣的食物，仍然坚持在原地跑步。虽有小行军床，却坚持睡在水门汀地上“锻炼”自己。狱友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必须做最坏的准备与锻炼，才能完成自己意志的培养与身体的适应能力。出了监狱，才能够再次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改天换地，主宰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关于《领袖欲望》这本小册子的夜谈，使我对安可君与新华社的记者们肃然起敬。觉得他们真是明晰且透彻。因为那时候，林彪、康生、张春桥等这些“领袖”们的丑恶嘴脸正一步步被揭发暴露出来，用这本小册子一对照，用一句当时那个时代中很时髦的话来说，真是“昭然若揭”呀！
安可君先生显然是把书读透了的那种人。他在柴达木前程正看好的时候，却很早就通过关系，调回了他的故乡兰州，心甘情愿地做了出版社里的一名小编辑。当然，由于他的能力，在兰州他还是逐渐地升上去了。我们再相见的时候，他已经是出版社的副社长了。但依旧待人极谦逊、亲切，依旧很绅士。
好像在文学创作上，他一直是搞儿童文学与评论的。记得他与王贵如先生合作过一篇儿童文学题材的小说（书名记不太清楚了），刊登在《青海日报》上，反响不错。在柴达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事业中，安可君先生，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先行者。
金家富
他离开海西州的时候，好像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内调回故乡。上海人。
上海当年，是很有一批人到了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凡是有建设与开拓者的地儿，几乎都有上海人。这一是说明，上海人就是多；二也说明，上海人是比较吃苦耐劳的呢。前些日子我受邀去上海为“上海工运80年”做专题片策划，其中总结出的一个大道理就是：百年上海，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工人阶级队伍。而这支队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中坚”。
至于金家富先生是如何来到柴达木，如何做到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我则不得而知。
但是，我调到海西州文化工作站的时候，金家富好像已经是理论科的科长了。
《瀚海潮》创办之后，他偶尔也会到编辑部里来看看。但他是领导，又不同于王贵如、董生龙，我们是相熟了的。所以，他到了编辑部，我们总是恭敬如宾，不大和他胡说八道的。所以，他来了，自己也不很自在，放松不了。所以，他也就不大能和我们打成一片呢。但他也常常投稿过来，他的稿子，理智多于激情，生活多于感受，但质量是好的。我们几乎是每稿必发。他在《瀚海潮》创办与发展中一直是持了一种积极支持的态度。
后来，他就升任宣传部副部长了。在他的任内，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是关于谁去读“鲁迅文学院”的事情。82年春天，省上给了海西州一个名额，去北京，读“鲁迅文学院”第7期“编辑评论班”。通知是高澍收到的，他那时候任刊物的副主编，张家斌好像是回沪探亲去了？由他主持工作。收到通知，高澍就去了宣传部，找到了金家富副部长。好像那时候王平顺部长也出差了，由金副部长主持工作。高澍讲了情况，提出他要去读这个“编辑评论班”，金副部长可能是问了我去不去的问题？高澍告诉他，我刚刚出差回来，太太不会让我再接着走的，而且，一去一年。金家富便口头上同意他去了。有了这个底儿，高澍才找到我，轻描淡写地说有这么件事儿，宣传部领导决定他去读“编辑评论班”了。我听了，未置可否。回到家里一想，不大对呀？怎么这高澍？党是他入，官是他做，到了出去学习了，还是他的事儿呀？何况，他是正宗的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只是个半工半读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呀？……这种受教育，接受培训的事儿，怎么说，也该是我的事儿呀？……而且，他把事情都办妥当了，才这样“通知”式地告诉我？是不是有点儿欺负人呢？……我也知道，在编辑部里，高澍虽然是副主编，但我这个普通编辑只要没同意的事儿，他几乎也都是做不成的。他走了，不是就把这编辑“大权”交到我手上了吗？理所当然，我主持上一年工作，也得是个“副主编”了吧？但是，我不要这个“副主编”的破官儿，也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把我给“通知”了。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我就找到了宣传部里去。金副部长正好在。我就说，这次学习，应当我去，让高澍在家吧。金家富没有同意，他说，高澍来过了。说你家里有些困难，我答应让他去了。我一下子就火了，对着金副部长好一通开炮！那意思无非也就是怎么什么好事儿都是高澍的了？可你们都知道，我在这《瀚海潮》上，从发起，到发展，都出了大力的。你们这种偏袒，我绝不接受！……话说得直，火也不小，哪句难听，我哪句朝外呛。眼看着金家富同志脸都红了，极为难堪，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以“官势”压人。我撂下一句话：您秉公处理吧！别让我找到省上去就行。我摔门而去……回到编辑部，我就找了高澍，说：对不起，北京学习的事儿，我得去。高澍说，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宣传部不是也同意我去了吗？我说，对不起，得改。高澍说：那可不行，这得找宣传部领导。我说：找就找吧。于是我们一起骑上车子奔宣传部。
找到了金副部长，高澍说明了原委，金副部长立刻表态说：泽群同志来找过我了。他家的困难，他能解决。从各方面平衡，他去比较合适。你是副主编，又是党员，留下主持工作比较好。
金家富这个表态，出乎高澍的预料，也出乎我的预料。他受了我那么大的“呛声”，居然能接受我的“意见”改变决定？真看出他的文化修养与理智、明晰、果断来了。我当时就对他的人品肃然起敬。
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年春节，我因为酒喝得多，夜熬得多，大年初二起来，突然发了“晕眩症”，天上，地下，万物，万景，全都晕得一塌糊涂，不能自治。被紧急抢救入院。那种晕眩，极怪，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睁眼睛，一睁眼睛，全晕！
金家富作为宣传部领导，到我家里拜年。听说我住院了，他立刻赶到医院，一边安抚我，一边找了医院领导，让他们一定好好给我检查、用药。他不但在我的病床前呆了将近两个小时，一回去，他就通知了宣传部的其他领导与同事，大家纷纷到医院里来看我，边调侃、边打趣、边安慰，让我心里十分温暖、感慨……这病来得稀奇，去得也稀奇。到了傍晚，症状消失，我竟没有一点儿“病过”的感觉呢。但金副部长的一番情谊，却深留我心中……
刘宏亮
在诸多才俊中最后才提到刘宏亮，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先行者”。
宏亮是我的“劳动大学”同学，从1961年相识，到2011年他去世，我们的文学友谊延续了半个世纪。年轻时，彻夜长谈，把酒狂啸，是常有的事儿。宏亮不是从柴达木发轫的诗人，早在60年代（1960）初期，年龄还不到20岁的他，就已经在《山东文学》、《大众日报》、《青岛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了。他那时候的诗，就写得纤巧、绮丽、新颖。我至今还记得他一首写“雪景”的诗：
纷纷扬扬
织一幅轻纱
一片一片
像丰收喜报漫天飘洒
拖拉机在田野上奔驰
司机室里斜插一支梅花
节日的欢乐还留在双颊
就把这银色江山描画
拖拉机手啊
风雪中你看见了什么
三月雨，五月花
八月庄稼
……
这样的诗，就是放在今天，也堪称一首好诗，何况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然而，这位少年才子的命运，却真够跌宕起伏、曲折多舛了。
先说在“劳动大学”，迎新晚会上他创作了一首《30年后的今天》，由他们寝室的8个舍友化妆朗诵，在学校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受到了一致好评。晚会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全校上上下下全都在讨论《3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大受鼓舞。那诗写得扎实、浪漫、充满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说他们8个人，30年后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专家，有的当了场长，有的从火星做了农业科学实验，刚刚回到母校来团聚……不料，这样一首好诗，没等转过年来，就被那个时代赋予了各种说词，说刘宏亮是中了资产阶级的毒了，一心想成名成家等等等等……他哪里肯服气，在班里舌战群儒，他那份才气，没有几个可以说过他的。这样一下子，就惹恼了校里的极左分子！全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主要的那位朗诵者表现得最积极，批判他也最厉害，无限上纲，无限造假，无限诬蔑！然后“火线入团”。学校的连体教室外面的四块黑板，平时是做班级壁报用的，也连体写出了“从刘宏亮身上看阶级斗争！”
大多同学都觉得刘宏亮无错。但人人噤声，且随波呼喊！
放寒假，我们需从烟台转车回青岛。就这当儿，刘宏亮去理发店，理了一个铮光瓦亮的大油头，叼着烟卷与敢和他说话的同学谈笑风生，佳句迭出，毫不在乎。
到70年代中期后，他终于得以喘出一口粗气，彻底被解放，不料，他在连队里说了一句话：“我会相面。华国峰这主席当不长。”被战友告密，正式逮捕入狱，准备判刑。这一次，我们尚在海西州、格尔木的同学不答应了。大家串联起来，写了诉状，直递各级党委，并且号召农垦连队对刘宏亮稍有了解的战友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汇聚在监狱门口呼喊口号—那时候，知青正闹返城。游行的事儿经常发生。我不赘述—当然，也通过关系，找了各级各种的领导与熟人。还不错，刘宏亮被无罪释放。
从1966到1977，刘宏亮，没写一首诗吧？
1972年，我因为一个组诗《欢腾的柴达木》，被借调省文化厅“纪念《讲话》30年”办公室帮助工作。我趁机曾去刘宏亮仍留驻的格尔木3团5连，在他家里住了两夜三天。我们彻夜长谈的全是诗与文学。他那时候日子过得极清苦，我们三天里全是吃得糊糊、馒头，就咸黄豆……临走时，我特意到团部小卖部买了两个肉罐头，留给他的孩子们。这也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刘宏亮的才华与诗情。因为他生就是个诗人。他的所作所为不同于常人，就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诗人。果然，刘宏亮恢复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刊发在刚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上，他的诗，依旧保持着他独有的清丽、绮巧、角度新颖。那时候，他还在格尔木，是我们海西的作者。
至于他后来做了《青海湖》的主编，出版了他唯一的诗集《神门》，却都是离开柴达木以后的事情了。
写此小文，宏亮兄已因脑癌仙逝于青岛近两年了！人世混沌，白云苍狗。
作者简介：王泽群，山东青岛人，笔名罗放。1966年、1983年、1988年分别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中国鲁迅文学院、中国北京大学。1966年进入青海，工作生活23年，历任青海省农建师干部，青海柴达木汽车修理厂干部，《韩海潮》杂志副主编，海西州文联副主席，青海省文联委员，青海作协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特邀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青岛市高级专家。有电影8部、电视剧260多部（集）、舞台戏剧12部，书8种，约计800万字。有关柴达木的作品有电影《韩海潮》，戏剧有《柴达木人》，书有《骆驼童子》和《五叶草》。获各种各类国际、国家级、省、市级文学艺术奖60多项（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