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何以动人

    杨雨鑫 吴果中

    【摘要】《山海情》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扶贫剧。大胆突破了扶贫人物形象的“大人物”和英雄式的脸谱化,对之进行“小人物”化的处理,塑造了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和朴素美德,构建了丰腴的、立体多元的扶贫典型;它通过逼真的场景构建将观众代入情感场域之中,并将真实扶贫问题进行戏剧化处理,以情节冲突的方式呈现,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道德震撼;它摆脱了宏大的叙事方式和精英视角,以观众易于接受的平民视角进行讲述,并在其中加入娱乐元素以增强趣味性,从而创作出有历史而不空泛、有政治却不严肃的优秀扶贫作品。

    【关键词】扶贫剧;《山海情》;“小人物”化;情感动员;民间化叙事

    2021年1月,由国家广电总局策划组织指导,福建省广电局申报立项的电视剧《山海情》在六家卫视和三大视频网站开播。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以历史上的闽宁对口扶贫为原型,主要讲述了福建、宁夏两省开展扶贫协作,最终使西海固涌泉村村民摆脱贫困,迎来美好生活的故事。同时,作为“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它又是一部政治剧,肩负着反映历史发展、传递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任务。

    在惯有的电视剧制作思维中,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媒介传播往往倾向于歌功颂德式的宣传路径,从而形成“人物脸谱化”“桥段符号化”“表达空洞”[1]的传播现象,难免落于窠臼。然而,《山海情》一经播出便持续引发收视热潮,超21万人在豆瓣给出评分,五星评价占70%以上,综合评分高达9.4分。豆瓣电影、Sir电影、独立鱼电影等多家影评公众号都对《山海情》进行了夸赞与宣传,部分推文阅读量高达10万■。与此同时,国家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人民网、新华网都对此给予高度肯定。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扶贫剧为何受到如此热捧,既能获得政府的点赞,又能获得老百姓的口碑?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究。

    一、将“大人物”进行“小人物”化处理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山海情》中,主要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心为民、任劳任怨的扶贫干部,第二类是吃苦耐劳、生活困苦的村民,第三类是只关心政绩、形式主义做派严重的官员。

    按照传统的制作思路,前两类人物形象应该被塑造成带有主角光环的“大人物”,通过抬高富有先进意义的人物,将其模范化,使之抽象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形象代言。但《山海情》并没有按照惯有的宣传思维去塑造令人仰视的角色,而是把这些凝聚着主流价值观的形象“小人物”化。

    其一,“小人物”化是将正面典型转化成普通人去呈现,直视其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真情实感以及优缺点并存等客观现实,而不是一味地制造完美型人物。例如,马得福虽然事事为民着想,但也会为了形象工程而让亲弟弟垫资接下不该接的工程;村民们虽然吃苦耐劳,但也目光短浅,易于冲动。这样的处理使得整部剧在人物塑造上更加真实,通过一个个立体形象的人物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比起被神化的完美型人物,“小人物”更能带来平等感与接近感,从而使观众自愿对其投入情感。

    其二,在扶贫剧中,“小人物”化要表现的是人在知晓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坚持不懈的精神。《山海情》直视了人在苦难面前能力有限、扶贫不会一蹴而就的客观现实。剧中的扶贫干部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并不能解决每一个棘手问题,面对村民不愿移民时只能耐心地去劝说;西海固人民也无法凭借人力立刻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移民后只能冒着强劲的风沙重新搭建家园。但比起任何困难都能被“大人物”立即解决的扶贫奇迹,这种力量虽有限,但奋斗永不止、不認命的精神更能让观众对剧中人物产生敬佩之情。

    有论者认为,“小人物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比大事件更能重现、反观历史,而缺乏小人物故事的历史难免沦为没有神采、空洞无物的叙述。”[2]需要注意的是,“小人物”化并不是矮化人物,也不是刻意削弱人物的美好面,而是抛开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在承认“小人物”普通的基础上聚焦于他们身上的宝贵品质,塑造时代群像,生成精神力量。

    二、场景与冲突:《山海情》的情感动员和价值认同

    认知心理学认为,“改变人们原有认知图式的符号行为”往往会被人脑当作一种信息入侵,所以在面对“劝服性的话语刺激”时,人脑本能地就会采取一定的抵抗策略。[3]但人们在观剧时,其自身经历与文化心理会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作用于情感的抒发,当剧中的视觉表现内容与观众内心固有的认知相契合时,就会产生情感的同频共振,从而以电视剧为传播介质,形成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情感磁场。基于这种共情心理,人们就会降低对外来价值符号的认知防备,更愿意去接受视觉表现的内容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价值立场。这便是通过情感动员实现价值认同的作用逻辑。

    那么,《山海情》是怎么进行情感动员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策略。

    (一)场景代入引发情感共鸣

    扶贫剧在内容表现上必然要包括“贫穷”“奋斗”“美好生活”三个要素。在贫穷的生活状况下通过奋斗最终创造美好生活是扶贫剧的叙事逻辑,需要通过不同的场景传递出来。好的场景能够唤醒情感,透视主题。《山海情》中发挥情感动员功能的场景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呈现苦难的场景。例如布满黄土砂砾的连绵不断的山坡、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窘境、移民路途中席卷而来的沙尘暴、没电没水蚊子成群的生活条件等。通过逼真的场景呈现,形象地向观众展示了当时的生活条件,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为剧中人物的穷苦生活而深表同情时,还会不自觉地与自己所处的境况进行比较,对现在的生活产生珍惜之情。

    二是反映人物奋斗历程的场景。例如水花用板车拖着丈夫孩子和家当走了七天七夜前去移民的场景,村民一锄头一锄头开垦戈壁滩的场景,海吉女工为了不被淘汰抓紧一切时间勤奋练习的场景等。直视苦难、直面混乱和不确定的生活、对未来充满希冀是大多数人都在经历或曾经体验过的状态。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剧中人物其实是所有为了未来而奋斗的人们的缩影。因此,观众与剧中人物有着共同的意义空间,在观剧的过程中,其自身奋斗经历得到潜在调动,从而对“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这一隐藏在荧幕背后的价值观产生情感的认同。

    三是愿景成真的场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讲求大团圆式的结局,一部扶贫剧的最终指向也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努力下,美好生活终于来临。就《山海情》而言,从微观层面来看,成功通电、种植双孢菇赚钱、解决未成年人辍学打工问题等都是具有“团圆”意义的小进步,这些小进步是在坎坷的扶贫过程中不断得以实现的。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在剧末,得福、麦苗等人的孩子跑回当初他们想要逃出去的涌泉村,在他们曾经逃跑的山坡上放肆奔跑嬉闹,此时的场景便在两代人的奔跑画面之间来回切换,同样的地方经历了岁月的更迭和生态的改造,已经从黄土地变成绿山坡,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喜爱。比起语言叙述,场景的营造会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时空感,让观众自行感受到“美好生活终将来临”这一弦外之音。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在对结局颇感欣慰的同时生发出对现实世界的积极向上之态。

    (二)冲突呈现带来精神震撼

    冲突往往是由于身份立场、知识层次、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有论者将纪录片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把那些在故事化的基础上还具备戏剧冲突的纪录片视作上乘[4],由此可见,矛盾冲突对于电视作品的作用之大。《山海情》将现实扶贫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冲突点和矛盾点用影视的手法表现出来,给观众带来有力的精神震撼,引发情感波动。笔者在此提到的“精神震撼”指的是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对观众产生的震撼效果。

    对于一部好的扶贫剧而言,经济扶贫与教育扶贫都要蕴含其中。《山海情》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呈现冲突时两者兼顾。

    剧中的大部分冲突蕴含在扶贫经济的过程中。例如,凌一农教授费心费力帮助村民们种植蘑菇,扶贫干部的好心劝说与村民们的不信任不理解形成一种冲突,村民亲眼见到种菇能挣钱后跟风种植导致双孢菇滞销,反而掉过头去指责凌教授,这又形成一种冲突。按照大众认知中相互信任、知恩图报、宽容理解的道德规范,村民们指责凌教授的行为无疑是另一版的“农夫与蛇”,突破了人们的一般道德认知,难免让人心生气愤。但凌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却没有过多计较,反而继续帮助村民寻找销路,这种毫不计较的一心付出又超越了一般人在交往时所遵循的“相互原则”,由此又会给观众带来一种道德震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观众对于援宁群体以德报怨、不求回报的主观印象。

    除此之外,《山海情》中的情节冲突还存在于文化领域。例如,李老栓为了彩礼便将已有心上人的女儿卖给未曾谋面的人当媳妇。再如,许多家长为了挣钱就让未成年的孩子辍学南下打工,其中一家长的理由竟是让女儿出去打工挣钱给哥哥盖房子娶媳妇。这些冲突中渗透出来的包办婚姻、重男轻女思想、忽视教育等问题与当代崇尚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普遍认知相悖,从而产生强大的价值冲击。观众为水花与得福的爱情而惋惜,对李老栓的行径大加指责,又为海春玲父亲言语间那种重男轻女理所应当的态度而感到气愤。从另一方面来说,观众同样也从多遭磨难却依旧以德报怨、善良能干的水花,用生命去拦车、坚守知识价值的白校长等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平凡生命迸发出的高贵精神,这比直接宣传光辉人物事迹更能为观众所接受。

    三、民间化、娱乐化彼此交融的叙事技巧

    (一)以平民视角书写扶贫实践

    如今,观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不再轻易被动地接受媒介强制的价值灌输。因此,扶贫剧在表现扶贫过程时应克服呆板的教化宣传,通过平民的视角与观众进行平等的交流,将历史线索、主流的价值观念融入剧中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融入扶贫实践当中,“实现将理论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生活经历相结合、高尚的理性情怀与流畅的生活气息相结合”[5],让观众自行领悟渗透在剧情中的历史厚度、思想观念等弦外之音,在避免落入假大空的窠臼的同时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传播者意指的内容。

    例如,在张主任请马得福吃饭时,通过两人的对话自然透露出扶贫政策;当村民们没钱搭建大棚种双孢菇时,国家对愿意种的村民实行每人每户补贴3000元无息贷款政策;双孢菇滞销之时,杨县长发动政府力量帮忙解决囤积的双孢菇,而后又联系航空公司解决航运价格问题。剧中,政策的出现并不生硬,而是自然地流淌而出,观众从一系列的情节之中可以感受到国家在背后所起的强大支撑作用,这样一来便少了政治宣传的刻意,更没有喧宾夺主。虽然是在反映平民生活,却能从小落点映射出大背景,自然流畅,不突兀,不跳戏。

    《山海情》没有采取直白的意识形态引导,而是从平民的视角出发,用观众易于理解的方式来隐喻深层的价值观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观众内化影像背后传递的意识形态,进而认同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先进性。因此,把握好观众的心理体验比进行直接的政治宣传要高明得多。

    (二)注入娱乐元素

    扶贫剧虽然饱含政治色彩,但它同样也是影视市场中一个文化消费产品,必须照顾到受众的观剧偏好,而不能流于刻板严肃的说教。以《山海情》为例,它虽然是在讲述苦难,却没有沉溺在悲情色彩之中。方言、爱情线的加入为整部剧增添了许多乐观色彩与娱乐效果。

    一般来说,观众的看剧行为多是为了满足放松休闲、审美愉悦这一情感需求,因此,呆板的讲述与毫无波澜的情节肯定不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对于扶贫剧来说,其题材已经富含政治性,所以在讲述时更不能公式化地沿用以往并不成功的主旋律影视制作思路。要想得到观众的喜爱,就需要改变创作表达的思维,重视受众的体验和反馈,让市场成为炼金石。

    四、结语

    扶贫剧《山海情》对人物形象进行“小人物”化处理,用真实吸引观众,进而利用具有代入感的场景和牵引情绪的冲突对观众进行情感动员,从而留住观众。在此基础上,它采用民间化、娱乐化的叙事技巧,以浸润式手段建构了观众的价值观念,使观众在不自觉中内化了剧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内涵,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价值动员机制。《山海情》在播出后广受好评,经过众多网友、影评公众号的自发宣传,形成了弥散化传播,冲破了国产政治剧不为观众所爱的桎梏,也为未来同类型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邱伟.跨越山海 筑梦小康[N].甘肃日报,2021-01-20(010).

    [2]汤喆.探析纪录片宏大叙事的小切口驾驭[J].影视制作,2014(6).

    [3]刘涛.文化意象的构造与生产:视觉修辞的心理学运作机制探析[J].现代传播,2011(9):20.

    [4]冷冶夫.故事性:紀录片的灵魂所在[J].声屏世界,2002(6):21.

    [5]王斌.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语境探寻[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22.

    (作者单位:杨雨鑫,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果中,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