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色列电影创作概观
张黎歆
2019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达近年来历史新高（362，897.9百万新谢克尔），人均消费支出为20，861.4新谢克尔，与此同时，本年度也是以色列电影产业发展表现最亮眼的一年，票房成绩销售了1900万张电影票。①[1]根据Czamanski & Ben Shahar市场研究公司的统计，位于中央区的城市沙仑居民的电影观看次数为全国之最（平均每年每人购买电影票6.9张），其次是海法居民（平均每年每人购买电影票4.4张），里雄·莱锡安居民（平均每年每人购买电影票3.7张），而全国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居民观看电影的次数则稍显逊色（平均每年每人购买电影票2.7张）。
2019年，旨在为整个家庭拍摄的合家欢电影仍然是以色列受众最欢迎的影片类型。《狮子王》作为唯一一个票房销售量超过100万张的票房领跑者，远超第二名《冰雪奇缘2》，这距离上一部票房超百万的《阿凡达》已过去10年之久。除榜上有名的影片外，以色列电影观众喜爱的外国影片还有昆汀·塔伦提诺的《好莱坞时光》也已突破20万张的票房大关、韩国电影《寄生虫》已售出12万张，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绿皮书》在以色列的票房远远超过了美国，销售了40万张电影票。但最令人惊讶的电影，无疑是《小丑》的成功，华金·菲尼克斯塑造的小丑形象风靡世界，在以色列有超过50万人次观看了本部影片，这对一部成人向的电影而言，其成就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部以色列国产影片冲进了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位于第七位的《宽恕》?????），在当年最受欢迎的十部影片中有五部来自美国迪士尼电影公司，2019年度的以色列票房仍然承受着来自迪士尼电影的巨大影响力。
与广受欢迎的外国影片相较，以色列国产影片的票房表现则显得不尽如意。由盖·阿米尔（Guy Amir）和哈南·萨维扬（Hanan Savyon）共同指导的影片《寬恕》虽在国产影片中最为卖座，但也仅收入40万张的票房成绩。阿隆·戈尔·阿里亚（Alon Gore Arya）的影片《摩萨德》的票房为25万，获得2019年以色列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的《煽动》排名第三，收获了17万张的票房成绩。本年度以色列国产影片的创作在依旧保持着超高热情的同时，也维持着较高的艺术水准，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依旧洞察且关注着个体寓言和国家叙事的微妙结合。
一、“合拍片”仍为电影创作主流
2019年以色列制作电影16部，全球总票房为4，493，473美元，该年度最热门的电影为《特拉维夫沦陷》（Tel Aviv on Fire，2018），虽然相较于去年电影制作总数22部数量有所减少，但全球总票房却翻了一倍。这一年，以色列本土有约120家独立制作公司和30个后期制作和录音公司。以色列电影剧的产量约为200个小时、纪录片产量约90个小时，动画产量约为10个小时，同时，还生产出150多支新广告。
以色列本土生产的影片中，长片电影的预算约为一部80-120万美元，电视剧的预算为每小时20万美元，电视节目的平均预算每小时15万美元，纪录片的预算为每小时18万美元。本年度，正在以色列发行和放映的约200部电影中，68%的电影来自美国，23%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影仅占9%。
不难看出，“合拍片”仍然是以色列本土影片创作的主流。根据2001年新制定的《电影法》规定，满足一下三点的影片将享受以色列合拍片政策的优惠：（1）在以色列拍摄时期的经费将不少于预算“下限”的50%;（2）导演或者编剧必须为以色列公民或以色列永久居民;（3）将薪资预算中的70%支付给以色列剧组成员或演员。在这样的政策规定下，看似是对以色列本土创作实行了“地方保护”，实际上，是为以色列电影建立更好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不可忽视的“豁免权”的存在。
《新电影法》规定：“凡是与以色列签订合拍片协定的国家，以签订的协约内容为准，可不考虑上述三点。”截至目前，以色列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乌克兰等20余个国家为合拍片协约伙伴关系。2019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同义词》即为“以、法、德”合拍片，不仅如此，其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的电影启蒙也在巴黎完成，这部带有强烈自传性质的影片与其说为两国文化的碰撞提供了媒介土壤，不如说，让世界听见了以色列电影人的声音。《耶路撒冷的电车轨道》是以色列最负盛名的导演阿莫斯·吉泰的最新“以法”合拍片，除此之外，反观阿莫斯的其他作品，如《拉宾的最后一天》（Rabin， the last day，2015）（以法合拍）、《我父亲的摇篮曲》（Lullaby to My Father，2012）（以、法、瑞士合拍）、《自由区》（Free Zone，2005）（以、法、西班牙、比利时合拍片）均是此政策的受益者。
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以色列电影的成功因素是多元的，其导演和编剧在深耕本土文化的同时，还兼容并包的汲取了海外电影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资源。以色列的合拍片政策不仅吸引了国外电影业对本国电影创作的投资，还以此为展示以色列独特历史、文化的世界窗口，使世界听见以色列的发声。
二、对少数族裔和群体的持续关注
以色列是以犹太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存在的国家，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古特曼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该国大多数阿拉伯人为成为以色列人感到自豪。”自2003年以来，以色列在阿拉伯公众中的自信率在2019年是最高的。以色列的大多数阿拉伯人支持阿拉伯政党加入政府，但也不承认以色列有权将自己定义为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此现象在以色列国内是既有现实，但以色列的电影并没有回避这一棘手的问题，反而对其进行了关注。我们以2019年度以色列电影学院奖为例，进一步分析此现象。
以色列电影电视学院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在以色列从事电影和电视业务，自1990年以来获得了奥菲尔奖（Ophir）和电视学院奖。该学院是与世界各地不同学院平行的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电影学院，该学院奖的最佳得主将有资格代表以色列去“征战”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和艾美奖。该学院成立于1990年，并于1994年注册为协会，该协会由执行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代表电影制作人、电影机构、广播频道、当局的代表和各种公众人物协会。本学院有约900名来自以色列电影和电视制作的所有分支机构的成员。
在2019年以色列电影学院奖中斩获最佳编剧奖的《特拉维夫沦陷》（Tel Aviv on Fire，2019）则关注了以色列社会中阿拉伯人的生活问题，片中关于对“反犹主义”色彩电视剧《特拉维夫沦陷》结局阿拉伯人是否应该和犹太人结婚的讨论，也时刻影射着以色列当下社会中两大民族的生存问题。尽管以色列的阿拉伯公众对以色列对该国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在制定了国家法律之后，但融入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国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虽然影片中二人为了各自所忠于的理想和信念没能走到一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对于“以色列国”的身份认同还是有趋同性的。在犹太人中，有81%的人愿意接受阿拉伯人作为工作伙伴，64%的人愿意作为私人朋友，58%的人作为邻居，但只有12%的人接受其作为伴侣。阿拉伯人愿意接受上述任何一种方式的犹太人的意愿都更高：作为工作伙伴为96%，作为邻居为89%，作为个人朋友为85%，作为配偶为22%。即使如此，大多数犹太人（59%）认为，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不可能感到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也将成为以色列国的忠实公民，而70%的阿拉伯人认为这是可能的。作为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以色列国对阿拉伯民族的包容和阿拉伯民族对融入以色列国的希望都是双向的，电影人对此现象的关注也将会为推动国内的和平进展。
在以色列主体民族中，还有着世俗犹太人和超正统犹太人之分，相对于世俗犹太人，严格恪守着犹太教规的超正统派也是其中的少数群体。获得本届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最佳化妆、最佳服装设计的《非正统之路》（The Unorthodox，2018）还原了在20世纪80年代由哈瑞迪犹太人（超正统犹太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来自塞法迪犹太社区的印刷厂老板在处处受到排挤后决定建立塞法迪自治区。随着时间的逝去，哈瑞迪犹太人的“统治”境况虽有所改善，但其仍是当代以色列世俗社会中的难题所在。与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相比，以色列的超正统人口增长率最高，约为每年4%。这种特殊增长率的原因是高生育率，现代医疗条件和生活以及年轻的结婚年龄。2019年，以色列超正统犹太人人口数量为1，125，000，而2009年约为75万，占以色列人口的相对份额为12.5%。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该比率将在2030年增加到16%，到2033年将达到200万人。
宗教与世俗并存的当代以色列社会，不仅要积极处理与阿拉伯民众的关系，还要在主体民族中处理好超正统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的关系。享有以色列奥斯卡之称的学院奖对这类影片的关注与赞赏，反映了主流社会对其的包容和探究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期待与守望。
三、自我身份认知危机
以色列社会自分裂以来几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并为自己的性格而奋斗。宗教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即使被赋予了不同的色调，也没有太大改变，但是以色列社会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明显的是权力关系的变化。在最初的几十年中，右派、宗教派、超正统派被边缘化;如各个集团都庞大到足以产生重大影响。不幸的是，这些选择加剧了构成以色列社会的身份概念之间的差异。
获得本届学院奖最佳影片的《煽动》（Incitement，2019）改编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被刺身亡的真实事件，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的和平协议，即《奥斯陆协议》，此举成为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里程碑事件，但两年后拉宾被极端右翼青年刺杀，此协议被无限期的搁置。2015年由阿莫斯·吉泰执导的《拉宾最后的一天》和《煽动》都表明，在对拉宾的“和平计划”争执了20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和平进程的重要性。2019年的以色列社会也不是平静的一年，第22届议会的选举是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诞生的，2019年4月9日当选的第21届议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决定在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组建政府的尝试失败后解散。虽然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总经组建内阁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这次面对的困难却是“历史之最”——是以色列国的政治历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年举行两次选举，也是以色列连续第十次在以色列举行选举。在上次选举中，司法部长发表了对他提出指控的声明，这次选举也是在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案子的阴影下进行的。自1977年利库德集团结束了工党政府的“政治神话”，不知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民众对“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能力质疑的信号。
这些影片恰恰反映了公众对国内团结的强烈愿望。这种对团结的渴望也呼应了建立国家的愿望，即对公众利益的优先于对个人或政党利益的偏爱。而且，公众希望决策允许政客处理国家事务，而不是个人和政治事务。电影也成为了人民反应自己呼声，健全国家机器的“武器”。
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同义词》（Synonyms，2019）在本届学院奖中只拿到了“最佳摄影”，殊不知，《同义词》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时，距上一次以色列电影问鼎国际三大电影节已经过去了10年。这10年中，以色列电影创作的风向虽然一直密切的关注个体与社会、民族与政治的纠葛，但这都不及《同义词》表现的如此令人瞠目结舌，这不仅是对当今以色列社会中强烈的父权色彩的批判，更是一名青年犹太男子“以色列式命运”的出逃。
出逃到巴黎的约阿夫（Yoav）以拒绝使用母语希伯来语的方式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割断，并企图用一本《法语同义词》字典进入心仪的法国社会，进而完成“异邦人”身份的置换。那达夫·拉皮德（Nadav Lapid）前两部长片电影中所含带着的强烈自传性和政治批判性，终于在《同义词》中达到了顶峰。拉皮德以人类共有的身体和共存的空间为切入点，在身体和空间上的设置突破了传统的叙事理念，反映以色列乃至全球中产阶级在全球化中的自我认同困境，以中产阶级的精神困境再现了当代社会中宗教与文明的碰撞、文化与身份的拼贴。本尼迪克特认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属于一种“共同体的想象”，“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这张邀请卡得要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来写才行。”[2]现代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社会的普及，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犹太移民奠定了沟通和交往的语言基础，也使他们参与到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中，明晰了其自身对“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民族的想象能在人們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3]一旦该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的语言实施了抛弃行为，则表明其释放出了对自身归属质疑的危险信号。
《同义词》的电影讲述采用了环形结构，它起于邻居拒绝为约阿夫打开的门，亦终于埃米勒对约阿夫关上的大门。拉皮德电影中对个体的关注也来源于现今以色列社会中的身份焦虑，“‘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4]最终的约阿夫也在迷茫的身份认同中逐渐接受了既有的社会事实，在跨文化的社会中寻找两个文明的同义词。
四、2018-2019年以色列电影产业重要现象
（一）“电影日”活动
本年度的“电影日”活动于2019年11月21日（星期四）举行。在这一天中，全国的电影院放映了2019年最佳电影，其中也含有一些电影的首映，每张票仅?10，3D电影票的价格为?14。
以色列全国电影业协会下的41个电影院响应这一活动，届时有370块银幕放映电影。其中，包括Yes Planet、Camera City、Hot Cinema、Heart Cinemas，Rav-hen、Cinema City Glilot、Ashkelon、Beit Gabriel Zemach、Eilat Cinema等电影院参与，届时放映的电影有2019年以色列电影学院最佳影片得主《煽动》（?????? ????，2019），除了好莱坞大片《极速车王》（Ford v Ferrari，2019）《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2019）《终结者：黑暗命运》（Terminator：Dark Fate，2019）《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2019）和《决战中途岛》（Midway，2019）等外国佳作外，还将放映本年度优秀国产影片《宽恕》（?????，2019）《蓝天攻略》（?????? ??????，2019）《好“孕”时光》（????? ??????，2019）《亲爱的》（????，2019）和《为琴痴狂》（?????? ?????，2019），并将以《渔夫的朋友》（Fisherman's Friends，2019》《21座桥》（21 Bridges，2019）《爱尔兰人》（The Irishman，2019）和《布鲁克林秘案》（Motherless Brooklyn，2019）为首映影片。
（二）对既有成就的老一辈电影人的支持
以色列电影基金会的目标之一，是支持以色列电影界的电影人创作抱负的实现，基金会的行动目标的基本思想始终围绕着“为电影人创造制作条件”而展开，这将使具有不同类型电影长处和兴趣的电影创作者能够以此为基础创作电影。电影基金会始终专注于对整个电影制作有利的事情，这一愿景促使基金组织为至少拥有35年电影制作经验的资深电影人和老牌电影制作人提供了特殊的支持途径。电影界对老一辈电影人创作电影的支持通道的开启，除了尊重以色列电影界的电影人外，也在以色列电影界内部形成一种“传帮带”般的整体感和连续感。
在过去的10年中，以色列的电影制作业的复兴，离不开众多新锐且富有才华的电影制作人的崛起。目前，每年有数百个电影脚本提交给本基金会审核，但最终得到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仅占所有提交项目的5%-8%。出于对怀揣电影梦的电影人的尊重，也出于对老一辈电影人的赞赏，该基金会建立了对老一辈电影人支持项目，该项目面向经验丰富的电影制片人，并确保对其提供特殊的项目支持，使他们能够继续创作和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支持老一辈电影人创作方面享有盛誉的杰出电影制片人包括贾德·尼曼（Judd Neeman），莫西·米兹拉希（Moshe Mizrahi），米哈尔·巴特·亚当（Michal Bat Adam），丹·沃尔曼（Dan Wolman），丹尼尔·瓦斯曼（Danniel Wachsmann），乌里·巴拉巴什（Uri Barabash）等等。在2018年，由雅各布·戈德瓦瑟（Jacob Goldwasser）执导的电影《鞋带》（Laces）在老一辈电影人支持范围内获得了基金会的支持。戈德瓦瑟执导电影已有45年，这是他最具个人色彩的电影。同时，《鞋带》是2018年以色列最成功的电影之一，票房超过10万张。
在瞬息万变的电影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优先培养新锐声音和导演的趋势，但为有成就的电影摄制者提供支持的创作环境并不是很普遍。本着对过去的尊重，特别纪念在以色列电影“万神殿”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电影人，这一项目既可以确保电影制作人的一脉相承，也丰富了电影制作群体的丰富性。
结语
当电影作为书写历史的方法活跃在以色列社会时，将对个体身份焦虑的关注、少数族裔和群体的描摹置于整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时代语境中，是2019年以色列電影创作的底色，也是电影人与时代际会的互文。
参考文献：
[1][2][3][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93，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