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文化发展?奠定学科方向： 我国编辑出版学前学科时期的历史梳理
【摘要】? 前学科时期是指学科正式形成之前的知识实践与理论认知的积淀时期。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前学科时期可以划分为古代编辑实践经验的奠基期、职业人才培养与职业规范形成的初始期和专业化发展与人才培养体系的确立期三个阶段。在前学科时期，出版业的基本格局逐步凸显，具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特征的出版理念、出版思想以及文化价值标准已经形成。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体系逐渐由职业化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前学科时期的历史积淀直接影响着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定位和未来走向，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必然遵循。
【关? 键? 词】编辑出版学;前学科;历史发展;现实走向
【作者单位】陈莹，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应用型本科新闻出版专业教学标准对接职业资格标准的实践研究”（ 2019ZCZ053）阶段性成果;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科项目“全媒体视域下吉林省传媒人才供给侧改革研究”（JJKH20191043SK）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0-4【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6.004
学科是知识分类的结果，是随着知识分化而出现的产物。在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学科体系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转型为相对独立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体系。随着西方“分科立学”思想的传入，我国大学学科体系在清末大学堂章程中得以制度化。学科发展源远流长，如果按发展进程来划分，学科历史演进的轴迹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学科期、学科期、后学科期。所谓前学科期指学科正式形成之前的实践知识与理论认知的积淀时期;学科期是指学科正式形成的时期;后学科期则是学科建构基本完整后的深度发展时期[1]。编辑出版学正式获得学科身份和地位是以1998年纳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出版管理学”和“图书发行学”等专业合并成 “编辑出版学”，并以此作为二级学科列入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作为标志的，在这之前，该学科处于奠基与生成阶段，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国古代编辑出版活动。
从时间界定来看，古代编辑活动主要指1840年以前历朝的编辑活动，但由于我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即便1840年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但1840年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这70年间的编辑活动基本继续古代的编辑方式[2]。因此，根据学科发展的特性，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前学科期可做如下划分：古代编辑实践经验积淀的奠基期（1840年前）;职业人才培养与职业规范形成的初始期（1840—1949年）;专业化发展与人才培养体系确立期（1949年—20世纪末）。
一、奠基期：古代编辑实践经验的积累与总结
自人类社会出现文字和传播载体以来，编辑出版行为和活动就成为人类传递信息、传承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是人们以文字材料为对象，经过整理加工、汇编成册、传播知识、积累文明的活动[2]。这一时期的编辑实践在以下三个方面为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1.构成出版业态的基本要素逐步发展成熟
在中国古代，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需求存在差异，编辑出版活动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夏、商、周时期，图书文献刚刚诞生，此时的图书更具档案性质，内容多为占卜祭祀、记录帝王言行等，使用范围小，没有广泛传播。至秦汉，“统一文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实施，为统治阶级意志主宰下的图书编辑与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汉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事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西汉前期，政府和民间对书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汉武帝以后至成帝时，政府不断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典籍，派人到民间搜求遗书。同时，政府还命刘向、刘歆等典校藏书，圆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3]。除了大型的编校整理活动，这一阶段也是我国图书商品贸易初现时期。建于太學旁边的槐市以及民间的书肆都是图书买卖交易的综合集市。槐市每半月一次，既进行图书买卖交换，又实现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书肆图书种类多，经营方式灵活，由民间书贩组织，以营利为目的，深受各类读者欢迎[3]。唐宋时期，刻书事业在我国出现，购置、雕刻、印刷以及版权保护和贸易等一系列组织活动都随之产生。此时，社会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著书立说活动空前高涨，形成了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和蜀浙闽三大刻书中心，图书广告、图书贸易盛行，开始出现版权纠纷的现象。明及清前期，中国传统的编辑出版事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编辑出版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技术、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清后期是我国古代编辑出版向近代出版过渡阶段，出现了近代出版法的萌芽，开始编制新式教科书和翻译外文图书，图书流通、发行和广告形式多元有效。
梳理中国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可见，传播文化和追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出版活动的两大功能诉求，出版生产主体逐步具有职业化和组织化的特征，出版贸易遵循交易和市场的规则，统治阶级的出版管理符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维护统治利益的诉求。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发展历程中，编辑出版业态的基本要素已经出现，并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进行调整，编辑出版活动同时又以其文化影响力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2.编辑理论与方法的核心框架初步形成
古代悠久的著述、编纂活动，为现代意义的编辑出版学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编辑出版史上，较为确定的古代最早编辑家是孔子，他在编订“六经”时遵循的原则是：“述而不作，代古人立言;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攻（治）乎异端、斯害也己，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孔子编辑工作的原则和对古人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指导思想[4]。西汉后期（公元前5年）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共同编成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七略》，这一活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积累、传播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刘向在编辑准则方面首次提出“采取专家编校专业书”，开创了专业编辑编书的先河;广泛参考或使用中外、朝政、民间书籍校勘误谬，保存精华，剔除糟粕;选择、校勘、分类、编目的工作流程与思路，是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开端[4]。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总结《论语》一书的特点为“辑而论纂”，杨伯峻在《论语译注》释义为：论是“论纂”的意思，语乃“语言”之意，因此，论语是“夫子之语”论纂而成。《论语》这一特点，代表了古代编辑活动的基本样态和本质特征。历史上，这类活动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使用的是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和规范体例，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创造性的历史见识，在编辑现成材料之中见创作新意[5]。
从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性质来看，“辑而论纂”是集“编、著、校”三者为一身的。于编纂中，参有著述之旨和校雠之法;于著述时，辑有材料，而比堪、引证所述之文;于校雠中，集众本以校一书，刊谬补正，作注以传示后学。“编、著、校”的理论与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下，侧重点各异，然而却是融会贯通，终成一体[2]，不断丰富和完善编辑活动的理论与方法。
3.编辑思想内涵不断凝练与升华
我国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逐渐升华出指导实际工作的编辑思想。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影响，古代从事编辑活动的主体，其编辑思想没有体现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些思想与个人的政治理想、学术追求及处世之道相互杂处，呈现松散的结构状态。这种依存与包含的关系，充分体现了编辑活动的文化属性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传统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留下来的思想财富十分丰厚，其核心观点在于严谨务实，即“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书，只唯实”的求真求实思想。班固编撰《汉书》时如此评价司马迁：“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可见班固对司马迁编撰理念及思想赞赏有加。历史上体现直书不讳编辑思想的史书还有很多，如刘知几的《史通》、荀悦的《汉纪》都被称颂秉笔直书，敢于揭露，求真思想跃然纸上。宋代郑樵编撰的《通志》倚重事实，注重辨伪，存疑之处通过加按语的形式便于后世考辨正误。另外，经世致用、治国兴邦、为国家社稷和政治统治服务、追求传世、打磨精品是中国古代编辑思想的内涵特质。多数保存和流传的历史典籍都体现了编辑工作的传承与创新，是优秀历史文化发展的本质需要[7]。
二、初始期：职业人才培养与职业规范形成
这一时期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近、现代两个分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编辑出版活动逐步向编辑出版事业过渡，标志着中国编辑出版业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交往中日益密切，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着社会制度变革[8]，出版作为传播知识、启蒙思想的活动紧紧地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尖兵”。这一时期，出版教育萌芽开始出现，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职业理想逐渐形成，为后来现代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树立了精神标杆和职业信仰。
1.出版教育与职业培训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出版业在出版物种类、数量及质量上均处于较高水平，呈现繁榮景象。出版业的发展急需大量优质人才补给，因此，这一时期出版业人才培训机构开始出现。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补习学校、苏州美术专门学校、镇江中华三育社、中央陆军测量学校、上海图书学校和上海斯高学校等[9]。民国时期的出版教育体现了民国教育的风范，教育理念先进，培养模式务实有效，为当代出版教育及人才培养工作树立了典范，积累了丰富的借鉴经验。这一时期的出版教育主要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素质本位，注重文化及艺术修为的养成。许多学校以开阔学生视野、夯实文化素养基础作为主要目标，开设了如艺术概论、文学概要、文史哲、文化研究等涵盖社会学科、应用科学以及外文类的课程。另外，大部分学校的课程中还包括绘画、雕刻、摄影、书法等艺术类课程，这些举措注重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审美创造力培养。
第二，学以致用，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民国时期的出版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大多以印刷为主，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开始注重包括编辑、印刷、出版等环节在内的全流程人才培养。这一时期出版教育的显著特点是突出实践性，强调业务操作能力的培养与评价。例如上海图书学校的招生简章中明确写道：“本校以工作与学术互参并进之方法，造就经验智识平均发展之文化实用人才为宗旨”。
第三，培养形式灵活有效。民国时期的出版教育培养形式多样灵活。允许和提倡工学结合的教育方式，即工即学，融合理论与实践，有效保障学以致用目标的实现;在学制形式上，根据不同的专业、科目和不同的学习基础，学员可以选择不同的学制;在教育形式上，有函授等方式。同时，这一时期教育与出版机构的合作极为密切，出版企业不仅要为学校教育提供实习实践的场所和机会，还要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选择适合企业的优质人才。
2.职业理想与文化追求
近代中国有济世情怀的出版人，是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投身出版事业，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兴衰投入心血、热忱甚至生命。他们对出版的价值追求逐渐凝聚成为中国出版业具有家国意识和文化追求的核心价值体系。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高凤池以及后来加入的张元济等都有一种共识，即出版是“救治人心”的事业，投资出版是开发中国之急务，是开民智和新民德以至“以此新世界”的头等大事。商务印书馆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走进新社会方面不断起到启迪民智和引导文化自觉的作用。
又如陆费逵先生，他把出版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追求，笃定不变。他认为钱在国难面前，在道义情义、在文化和抱负及家国情怀面前，不值得一提。“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10]
再如将出版事业谋划紧密与时代命运衔接，为人、为家、为国的邹韬奋，他的出版实践充分体现了宏大的民族情怀和坚定的文化追求。这种追求一直为三联书店几代人奉为宗旨。这是邹韬奋先生真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高尚品质内核，是其用一生的出版实践诠释的精神信条。这种精神影响着整个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理念与走向。正如邹韬奋先生所言，“继续保持这种文化的传统和精神，我们的事业就会壮大，由此使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都有了更普遍和深刻的贡献”[11]。
中国近代出版人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精神为出版学科的发展和出版人才的培养铸就了魂魄，形成了精神标杆，成为出版人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
三、确立期：专业化发展与人才培养体系形成
民国时期开始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主要以行业培训为主，在学习内容方面多为经验知识和规范准则，没有形成深入的体系化教育教学模式。1949年后，出版行业人才需求进一步增加，政府对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提高，专业化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建立。
1.培养理念由职业化向专业化转变
比较新中国出版教育与近代出版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其差异主要体现为教育理念和标准逐步由职业化向专业化转变。专业化是依据产业或学业需求而划分的各知识范畴，主要特点是具有领域性与深入性。职业化代表着岗位分工，是工作中一系列标准化和规范化行为及能力素养的呈现。专业化是知识和能力的本位，而职业化是岗位和职责的本位，专业化是职业化的基础。专业化是学科发展合法性确立的先决条件，主要表现为专业化的知识及方法运用、专业化的精神观念形成以及专业化权威地位的确立等。由职业化向专业化培养的转向，意味着出版学科意识的萌醒，是社会职业需求与人才供给进入科学态势的标志，这一变化使出版业生产力储备产生了持续动力并保持良性的发展态势。
2.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初步搭建
知识生产的特定领域性决定了编辑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明显的专业类别划分。1949年后，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编辑人员匮乏，干部队伍的数量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专业类出版的不断发展，外文、科技、通俗出版等专业型人才的社会需求迅速增加，编辑人才培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应对这一问题，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科学规划、调配资源、有序推进，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数量逐步提升，满足出版业人才需求的成效显著。
第一，举办短期培训班。1949年后，出版业的短期培训教育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虽然“文革”期间受到较大影响，但改革开放之后的培训规模与质量不断扩大与提高。据出版史料记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1985—1987年由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性质的短期培训就有30余次。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业系统在职人才培养已经形成体系化规模，既有覆盖全国的定期培训，也有各省市及事业企业单位内部的业务能力提升与保障训练。培训的思路不断打开，形式灵活，主题和内容愈加丰富，涉及出版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开始具有国际视野。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人才培养体系化和规模化的开端，训练班形式为后续的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第二，建立专业院校。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上海印刷学校和位于北京的文化学院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编辑出版教育的开端。1953年9月，新聞出版署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印刷学校（1987年改名为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中等印刷技术人才的学校。1958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文化学院，主要任务是长期培养文物考古、图书馆、编辑出版、图书发行和印刷工作方面业务骨干。1960年文化学院设立了印刷系平版专业，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印刷专业。1961年9月文化学院停办，印刷系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更名为印刷工艺系。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的基础上成立，印刷工艺、激光应用、印刷装订机械、印刷工业管理等专业设置了本科、专修科和进修科。学校在培养高校本专科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在职人员基础理论和技术水平的职责与任务。
20世纪50年代末期，依托知名高校培养编辑、发行等领域人才的计划也在同步实施。1959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与高等教育部协商，委托北京大学开设古典文献专业，主要培养古籍整理和编辑的干部人才。专业开设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代文化、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课程，旨在培养具备深厚的国学素养，从事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海外汉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人才。北京大学在古文献、版本记录以及古籍编辑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人才储备、保障的绝对作用。
第三，干部司的设立。为统筹做好出版人才培养及管理工作，1950年11月呈政务院的关于《出版总署及其直属机关改制方案》中计划设立干部司。干部司职掌全国出版干部的调查、登记、调配、训练、教育工作。同时，设立出版干部学校，该校由干部司教育处领导，负责干部及人才的培训。
干部司在人才队伍规划与建设、教育培训组织等工作上卓有成效。1980年，编辑出版业干部职业能力认定和职称评聘工作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干部司领导下的行业人才培训工作更加科学、系统、规范。1996年，新闻出版署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制定了新闻出版系统行业岗位规范，并建立和完善了各种与培训相关的制度体系。
干部司的设立以及教育培训中心的成立是国家行政管理力量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有力保障。干部司在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代表国家意志，并进行顶层设计，这些思考与规划是对国家范围内人才培养的整体统筹与协调，有力保证了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效率、质量，实现了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科学、高效。
第四，举办大赛及人才激励。举办行业赛事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及人才队伍现状的有效举措。通过人才奖励机制，发挥行业榜样力量，从而可以促进从业队伍整体素质提升。“韬奋出版奖”是我国出版界高层次、高荣誉的奖励，在业界和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1987年，王仰晨等10人获首届“韬奋出版奖”。1988年，首届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评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25人获奖，同时向63位老编辑颁发荣誉奖。同年，首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优秀少儿读物编辑奖评选揭晓， 97名优秀少儿读物编辑获奖[12]。在此之后，各类人才奖励活动纷纷开展，人才奖励从业界逐步延至从事编辑出版学教育的专业教师。1993年新闻出版署做出决定，表彰新闻出版系统职业技术学校优秀教师和新闻出版署直属院校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授予32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职业技术学校“优秀教师”称号[12]。这是新闻出版署首次在全国范围举办此类表彰活动，有效激发了人才培养体系多方的积极性。
四、对我国编辑出版学前学科时期的思考
从学科史的视角来看，学科发展具有自身的脉络与走向。进行学科历史溯源是充分认识学科面貌和对学科进行科学定位的基本前提。对编辑出版学前学科的历史梳理与总结，可以清晰而坚定地判断文化性是学科的本质属性，而且这一属性特征要强于信息属性或传播属性的特征。明确这一属性，就要求学科建设要扎根于中国文化的现实土壤，牢牢把握文化意识形态特征，深挖学科服务文化发展的内涵价值，在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学科的优势功能。出版历史是人类思想启蒙和发展的历史，更是人类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历史。
编辑出版学前学科时期的发展遵循了思想文化和知识创新的逻辑原则，并围绕精神内容生产逐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生产合力，实现了家国和个人的文化继承与文明传递的统一。从古代的出版活动到近现代的出版业，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历程中，出版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出版保障了先进思想的传播、民智的启蒙与开化以及对群众教育功能的实现等。正因为如此，在新与旧、改革与保守的势力斗争中，出版人总是以新思想、新文化代表的形象出现，出版人坚持正义与进步的追求铸就了出版业的精神价值。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传统赋予学科担当时代发展重任的历史责任，新时代的文化成果、科技发明，新的思想潮流、价值观念，社会的新风气、新面貌等都需要出版的传播与弘扬。
当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要继续锤炼扎实与创新的双重品质，筑牢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核心知识体系，紧紧抓住内容生产与服務的核心任务，强化编辑人才的文化素养和专门领域知识的学习，加强编辑对职业价值与标准规范的认同与遵守。同时，更要彰显学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鲜明形象，保持学科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机制实现学科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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