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何强++李小霞++王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是建立在“反思”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评价的基础上的。为深化相关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于2001年、2002年，2004年5月和12月，先后承办了四届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研讨会。历届研讨会对西方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最新研究理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劳动生产率等西方学术概念等焦点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2016年6月25—26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不同高校、科研和学术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学术媒体的记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从“理论探索”、“国家权力”、“地域行业”和“社会群体”四个方面，就中国传统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农商社会、富民社会、秦至清传统社会的性质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就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及特点综述如下。
一、“本土化”视域下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有效结合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视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先生指出，传统经济的研究应有全球史的关怀，多注意与海外的联系，研究国内市场时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进、白银流入等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也说，“农商社会”的发展，绝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会议海外市场如朝贡贸易、海外贸易等谈的不多。第二，不能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论述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刘秋根先生警示说，经济发展本身还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强调的太过，显然，这应是非常及时的提醒。针对两种认识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双方各有所据，但论述时也一定要看到局部与整体，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问题，要兼顾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问题，是关系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而学人观念、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等又无时不在发展变化，因此建立多学科、跨领域、国内外学者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当是本次会议带来的首要启示。第二，理论应与史实相结合。从对“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历次讨论中可以看出，大体上西方学者长于理论建构，疏于史料解读；中国学者长于文献，疏于理论。二者交流互动的结果，可能会出现西方学者引用二手史料，专注于理论构建，中国学者越来越专注于西方理论的引进与模仿，反而忽略了史料的学习。因此，出现诸如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和有中国学者响而应之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第三，注重团队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的深入应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单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正如会上刁培俊先生所言，“农商社会”、“富民社会”等论题要深入，需要设计新的子论题，不断引导一批学人进一步研究；其二，有关新材料的发现与解读，本次会议上徐泓先生指出关于传统中国对外贸易的中文资料很少，大多是关于走私贸易的，国外档案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献，但囿于语言等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利用，希望借“一带一路”计划，培养出一批既了解中国历史又通晓外国语言的专门人才。
总之，不管理论、方法、视角如何变化，立足史料、尊重中国历史事实应是中国传统经济评价与再评价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