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性
廉睿?A杨修
[摘要]采用区位嫡指数对我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区域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和区域间不同文化行业不平衡的状态。通过对影响我国整体文化产业集聚之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包容性成为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文化资源禀赋、政策效应并不是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此外，区位因素、缄默知识外溢和本地市场效应也会对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产生一定影响。为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差异，促进各地区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首先，各地区应加大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其次，应尽快落实中西部地区人才优先引进战略，提高其福利标准，促进中西部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再次，应减少对文化产业的行政干预，赋予文化企业在市场中更多自主权，创造优秀文化创意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关键词]文化产业；产业集聚；创意人才；社会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F426.82；G124[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13
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根植性和集群性，这使文化产业集群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放眼世界，现代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纽约、伦敦、罗马、巴黎、洛杉矶等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城市所在国家的文化产业实践表明：文化产业集聚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提升文化企业竞争力、推动一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中国的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明显特征，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不平衡呢？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文化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数据均是2011年以前的数据，多是从部分文化行业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出，缺乏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
《2013年中国文化及文化相关产业统计年鉴》是我国继2012年出台新版《文化及文化相关产业标准》后的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文化和文化相关行业数据的统计年鉴，本文拟基于该年鉴数据，通过对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三类文化行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来具体分析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现状。考虑到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从文化资源禀赋、社会包容性、文化产业关联度、文化市场效应等角度对引起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我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现状
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我们将我国文化产业分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产业集聚度和上述三类文化产业集聚度进行测度，得到如下结论。
1.区域间文化产业集聚存在不平衡
从区域间视角来分析，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态势。2012年我国部分省市文化产业集聚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我国东部，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文化产业集聚度水平最高，分别为3.998、3.231、3065；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排名靠后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除了河北省外，其余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中贵州、云南、西藏三个省（自治区）的文化集聚度最低，分别为0267、0350、0361。从区域特征来看，同中西部地区相比，文化产业集聚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均属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并且东部地区服务业相对发达，相关产业政策也较为完善[1]。从2012年从业人员数量看，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和西藏自治区、河南省、四川省的文化从业人员数量分别为58.2万人、47.37万人、78.24万人和0.96万人、39.97万人、28.29万人，占其地区就业总人口数量的比重分别为5.26%、4.25%、164%和0.475%、0.64%、0.579%。显然，同东部省市相比，中西部省市的文化从业人员数量占地区总就业人数的比率过低。
2.区域间不同文化产业集聚存在不平衡
2012年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集聚情况分别见表2—表4。由这3个表可知，我国文化行业
集聚同样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由表2可知，文化制造业集聚方面进入前10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广东、江苏、上海、天津等东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外，江西、湖南也成为我国文化制造业集聚度较高的省份，其集聚度指数分别为0.793、0.975，但同广东省、江苏省等发达省份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作为文化集聚度最高的直辖市，其文化制造业集聚度仅为0.726，排在全国第10位。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面所说的文化制造业不仅包括文化核心产品的生产，也包括与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如电视机制造、音响设备制造等；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北京市文化从业人员结构有一定关系，2012年北京市文化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为48 282人，仅占北京市文化从业人员总数的8.2%。我国文化制造业集聚度较低的10个省（自治区）仍然以中西部省（自治区）为主，其中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贵州省在
文化制造业集聚方面依旧较低，分别为0.084、0045、0.044、0.039，而之前文化集聚度较低的河南省、河北省均未出现，其文化制造业集聚度分别为0.488、0.448[2]。
由表3可知，文化服务业集聚排名在前十位的省（直辖市）中，除重庆市、陕西省属于西部地区外，其余的均属于东部地区的省（直辖市），其中北京市、上海市的文化服务业集聚度较高，分别为14376、9.618，远远高于江苏省、广东省等其他东部省份。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省的文化制造业集聚度是我国最低的10个省（自治区）之一，但在文化服务业集聚度方面则成了较高的省份。这可能是由陕西省自身的文化资源特质所决定的，作为历史文化大省，陕西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得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文化服务业集群成为陕西省重要的文化产业集群模式。2012年陕西省文化服务业从业人数为42 874人，占地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为26%，高于文化制造业所占比重。此外，在文化服务业集聚度最低的10个省（自治区）中，仍然以中西部地区省（自治区）为主，其中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的集聚度最低。
由表4可知，在文化批发与零售业集聚方面集聚度较高的省（直辖市）仍以东部地区的省（直辖市）为主，其中北京市、上海市的集聚水平最高，分别为7.416、6.769；在文化批发与零售业集聚度较低的省（直辖市）中，仍然以中西部省（直辖市）为主，其中贵州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的集聚度较低，分别为0257、0226、0.096。
二、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区域间还是从不同文化行业内部来看，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呢？下面我们将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对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分析。
1.文化资源禀赋差异
文化资源是指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淀的，通过文化创造、积累和延续所构建的，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对象、环境、条件、智能与创意的文化要素的综合。基于文化资源的这一定义，文化资源禀赋是指为本地所具有的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各种文化要素和文化环境[3]。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源禀赋一定是进入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或参与到文化服务提供环节的文化要素，是动态的。文化资源禀赋可以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无形的物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智能资源。其中，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那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物、遗址与文化景观，以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区文化特征的饮食、服饰等文化资源，是直接反映某个地区文化资源特征的重要载体，具有高度的空间依赖性；无形的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思想资源、艺术审美资源等；文化智能资源主要是指文化人力资本。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的区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即技术差异、自然资源和禀赋差异决定了企业的空间分布。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地区之间的生产区位模式。[4]在国际贸易中，我们通常使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资源禀赋。但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仅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禀赋差异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地域文化特色与特殊的文化资源将赋予不同地区文化产品或服务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差异化优势，并随着本地市场的扩大和文化品牌的建设，形成文化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文化资源的空间依赖性，使得只有当文化生产要素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相互结合时，才可能产生超额的经济收益，形成文化产品的比较优势与专业化分工，进而吸引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本地聚集，形成文化产业集聚区。Vanden Bergetal[5]分析了文化资源的地理分布在文化产业集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Camagni等[6]认为文化与艺术资源是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2.本地文化市场效应
Krugman[7]指出，在一个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此谓“本地市场效应”。作为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一个拥有较大市场的地区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强该地区的空间集聚力。Baldwin[8]指出，虽然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有很多，但无论是在哪种机制下，均会不同程度地出现本地市场效应或放大效应。换句话说，本地区需求的一个细微变化都将扩大并引起更大比例的产业再定位。
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产品供给日益丰富的现代经济社会，人们的消费早已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对于一个人均收入较高、人口密集、知识文化与技术水平发达的地区来说，其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往往较高，会导致该地区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相应上升，从而吸引更多的文化企业向该地区集聚，产生更大的本地市场效应。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文化消费指数》，2013年我国文化消费能力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上海市、江苏省和北京市，其文化产业集聚度均较高且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这充分说明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进当地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能力，而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本地文化市场需求，吸引大量的文化企业集聚到此，使得本地文化市场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
3.缄默知识溢出效应
根据Jacobs[9]的外部性理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多样化程度越高，该地区知识溢出的外部效应就越强。这是因为不同产业间企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促进了新技术、新思想在企业间的传递。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促进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和集聚会呈现出内生互动关系，并且知识溢出会影响集聚动态。知识溢出的空间粘性特征，使得经济活动中地理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会导致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而企业的空间集聚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主体之间的知识与思想交流的可能性，会降低企业的科学发现与商业化成本，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空间集聚与创新。
与一般产业不同，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内容，以思想、技能与创意为主要的投入要素，对独有的、有价值的、多样性的、创意性的知识投入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知识溢出效应对于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的作用。1958年Polnay在《个人知识》一书中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其中显性知识是指那些客观的信息，可以借助语言、书籍等编码方式进行传播，被人学习；而缄默知识是指无法用语言或其他形式清楚地表达，存在于个人头脑中、存在于特定环境中、难以正规化、难以沟通的知识，嵌入在知识主体的行动及情景之中，是企业创新的关键。与缄默知识相比，显性知识的外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当显性知识（如设计专利、著作权、版权等）在未得到有效保护时，会存在企业之间的抄袭与模仿，为了防止侵权问题的发生，文化企业在集群中会有限地传递其显性知识。因此，文化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是指缄默知识的溢出效应。由于依赖于个体的经验、直觉是嵌入在个体的行动之中的，缄默知识受特定语境和情景的限制，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粘性。这种高度的空间粘性会进一步使得文化产业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效应具有强烈的空间局限性。相关文化企业若想获得这种隐形的知识与创意思想，就必须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进而产生文化企业空间集聚的需求，促使文化企业的空间集聚。文化企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使企业间面对面的交流与学习成为现实，促进创意思想、技术、经验的交流与分享，而且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为集群内企业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环境，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与集体效率，进一步吸引更多优秀的文化企业聚集在此。
4.社会文化因素——包容性
Florida[10]用3T理论解释城市创意性人才的集聚，认为技术、人才与包容性是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包容性是一个涵盖范围最广的要素，对一个城市的氛围会产生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出生率，对创意性人才的吸引也是促进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会降低城市进入门槛，这里所说的进入门槛包括对非本地市民与城市思想的开放程度。较低的准入门槛将会吸引更多的文化创意性人才集聚，促进城市的发展。除了可以吸引文化创意性人才聚集外，一个相对包容、多元化的环境还可以为文化创意性人才提供交流与分享的空间，产生缄默知识外溢性效应，推动城市技术的创新。
5.政府的政策支持
近些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推动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纷纷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如创办文化产业园区、为本地文化企业实行免税或减税的政策。创办文化产业园区、组建各种形式的动漫影视娱乐基地，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途径。例如，地方政府为获得进入园区内或基地内的文化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同时这些企业在土地租金支付方面也可享有一定的优惠待遇。这些政策措施将进一步吸引文化企业向本地区的集聚。
三、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因素的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及变量解释
LQij=α1βl∑lAli+ηl∑lCli+εi
其中，βl∑lAli=βl（Endi+poli+toli），ηl∑lCli=ηl（kno+mar+dum）。我们将基于区位熵指数，构建一个反映地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差异的指数LQij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影响中国区域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关键因素。LQij=lqij/lq，反映了各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度的差异，其中lqij为区位熵指数，lq为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区位熵水平。区位熵指数反映了一个地区内某产业的集聚程度在一个国家的相对水平，它排除了区域的规模差异因素，准确地显示出一个地区中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真正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产业分布水平及该区域的优势产业。具体公式如下：
lqij=（Eij/∑jEij）/（∑iEij/∑i∑jEij），其中，Eij代表地区i在产业j上的就业人口。
在解释变量方面，Ai反映了影响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差异性的因素，具体解释如下：
End（文化资源禀赋）：End=Ai/Mi，其中Ai代表全国各地区博物馆文物藏品数，Mi代表各地区的市场范围，本文将采用各地区总人口数表示。
Tol（包容程度）：我们将选取Toli=Fbi/Li的指标测算地区的包容性，其中Fbi表示某地区外来人口数量，Li表示该地区人口总数。
pol（政策效果）：我们将选取各地区地方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总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来衡量各地区的文化政策支持效果。
此外，考虑到其他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差异性的因素，但由于本文选取样本数量较少，难以避免由于共线性所造成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因此，本文仅选取几个已达成共识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解释如下：
mar（文化市场效应）：选取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重来衡量各地区的文化市场效应。
kno（知识溢出效应）：Jaffe等认为如果被批准的专利数量越多，则可认为该地区知识外溢的效果就越多。Jaffe选用专利数目，以各州为单位，所以，我们选取各地区被批准的专利数量来代表各地区的知识溢出效应。
dum（区位虚拟变量）：本文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考查不同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的差异，dum=1表示该省（直辖市）为东部地区；dum=0表示该省（自治区）为中西部地区。
2.实证结果
首先，为消除异方差，本文对模型中变量全部取对数，利用Stata11软件采用稳健性OLS回归方法对影响中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性的关键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作单独回归（模型①）还是加入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模型④⑤），文化资源禀赋（In End）对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性影响均不显著，如在模型①⑤中，文化资源禀赋t值分别为1.56、1.43，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社会包容性方面，模型②③④⑤中社会包容性In tol对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性呈现正向的显著影响。其中，模型②③的系数分别为0.546 089、0522 694 9，十分接近，这说明在一个高度包容的大城市中，政策的扶持不会削弱城市包容性对文化企业集聚的作用。但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社会包容性的系数略有下降，这说明随着地区内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文化产品与服务需求的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文化企业聚集到该地区，降低社会包容性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同样，对于一个拥有较多高学历、创意性人才的地区，人才的集聚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地区内缄默知识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吸引文化产业的集聚，削弱社会包容性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加剧区域间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在政府政策效应方面，模型③中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In pol）对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性影响呈现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模型④⑤引入控制变量，政府政策效应的解释变量呈现出不显著特征，这说明随着知识外溢、本地市场效应的增强，政府的政策扶持效应不再是影响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此外，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⑤中，变量In mar、In kno对文化集聚的不平衡性均存在正向显著性影响，其估计系数分别为0102 376 8、0.365 040 9。最后，从区位角度来看，模型⑤中区位虚拟变量dum对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呈现正向的显著特征，且系数为0253 672 5，这说明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东、中西地区间还存在其他因素，如人口密度、基础设施水平等，影响着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
上述实证结果反映了下述几个事实。
第一，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不足。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资源禀赋，如四川的“大熊猫”文化、山东的“孔子”文化，但文化资源禀赋变量的不显著说明目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依旧较弱，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11]。
第二，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在提升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方面并非十分显著。近些年，在地方政府文化产业政绩要求和一些学者对文化产业园区大肆宣传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力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以此来提升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然而，文化产业基地、园区的成立应该是民间自发的，而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政府过度干预反而会由于行政和人为因素使得一些“跑得慢”的企业成为冠军，从而严重打击了优秀民营文化企业的积极性。
第三，城市包容性成为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个城市具有包容性，该城市的人口结构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接受外来人口特别是那些具有高学历、创新精神的人才方面显得更加积极与主动，可吸引更多文化创意人才的聚集，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造成不同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探讨了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影响因素，采用区位熵指数分别对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无论是分行业还是整体测算，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衡，其中，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为此，笔者对影响我国整体文化产业集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包容性成为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文化资源禀赋、政策效应并不是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此外，区位因素、缄默知识外溢和本地市场效应也会对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产生一定影响。
为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差异，促进各地区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笔者提出下述建议。首先，各地区应加大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当地文化资源优势，重点发展以历史文化遗产为特征的文化旅游，大力推进演出项目、文物开发项目与旅游行业的结合。其次，应尽快落实中西部地区人才优先引进战略，提高外部人才引进的福利标准，破解人才瓶颈难突破问题，促进中西部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再次，政府应减少对文化产业的行政干预，实现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的角色转变，赋予文化企业在市场中更多自主权。
文化产业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竞争力和根本因素。文化创意人才的缺乏使得我国文化市场中出现了文化创意人才的缺口，更使得那些具有现代产业理念和经营技能的、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化创意人才尤为缺乏，使得文化人才的流动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共享，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难以形成。为此，我国应该加大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完善文化创意人才激励机制，拓宽选拔渠道，开辟选聘途径，加大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培训与培养力度，创造优秀文化创意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黄永兴，徐鹏.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集聚：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 经济经纬，2011（6）：47.
[2]钱学峰.国际贸易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袁海.文化产业集聚的形成及效应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4][瑞典]伯特尔·俄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M].逯宇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Vanden Bergetal.City marking：A multiattribute approach[J].Tourism Management，1998（5）：475.
[6]Camagni R，Gibelli M C，Rigamonti P.Urban mobility and urban form：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urban expansion[J].Ecological Economics，2002（2）：199.
[7]Krugman P.Scale economic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ltern of trade[J].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80（5）：950.
[8]Baldwin R.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2）：253.
[9]Jacobs J.The Economy of Cities[M].New York：Vintage，1969.
[10]Florida R.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M].New York：Basic，2002.
[11]胡惠林.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文献研究综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