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事，思来者”
【摘要】 冯天瑜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不仅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生成过程，还关照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章从扎实的理论基础、恢宏的学术视野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文化生成史》的研究特色，并联系中国文化史研究现状，提出冯天瑜作品的现代价值。
【关? 键? 词】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研究特色
【作者单位】李慧，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4.030
冯天瑜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具体来看，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冯天瑜在当时任教的湖北大学主讲明清史和明清文化史，在此基础上，他展开对中国古代神话、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等问题的探讨，相继出版了《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元典精神》等著作。二是关于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冯天瑜利用地方志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北历史文化、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辛亥武昌首义史》《张之洞评传》等。三是关于中国文化通史的研究。随着中国宏观文化研究的开展，冯天瑜先是和何晓明、周积明合著了《中华文化史》，然后于2013年底单独出版《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国文化生成史》一经面市，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多位知名学者撰文评介，知名学者唐翼明先生称其为“六十年来甚至百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本文化史”，该书相继荣获“中华读书报百佳图书”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国文化生成史》不仅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生成过程，还关照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它的出版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对当今文化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扎实的理论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通过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历史学从叙事的、描述性的历史学变成概念分析性的、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化史学而言，理论是研究的基础，任何研究都要从构建理论开始。《中国文化生成史》全书共80余万字，由题记、导论、十一章正文和结语四部分组成。在第一章至第二章，冯天瑜先是对“文化”“文化生成”等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提出“文化生成四层次说”。
文化可谓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涵最丰富的概念之一，许多学者对它进行界定，不过彼此差异较大。冯天瑜从“人和自然”的区分出发，认为文化并非天造地设的自然界本有之物，而是具有理性和劳动能力的人类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再造自然的产物。当然，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又通过创造出来的文化不断重塑自我，实现文化的养育、生成，正是在“人化”与“化人”的双向互动中，达成“文化生成”。关于文化生成，西方文化史学派主张文化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需要经历萌芽、生长、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一个植物学家要获得对植物的全面知识，就必须从种子开始，通过它的发芽、开花至枯萎的全过程來了解它”，历史学家亦是如此。受文化有机体理论影响，冯天瑜认为文化生成就像是生命体的新陈代谢，须经历诞生、拓展、成熟、式微及衰亡的过程，由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文化，故中国文化生成史尤其具有特色。
如果说“文化生成”是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核心词汇，那么“文化生成机制”就是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冯天瑜对该问题的关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一书问世，冯天瑜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其中，自然环境是中国文化生成的基础。1990年，冯天瑜发表《中华文化史》，全书分上、下两篇，在该书中，他借用生态学范畴的“生态环境”，提出“文化生态”概念，认为文化生态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其《中华文化史》上篇就是从这三方面依次展开论述的。随着时间推移，冯天瑜对中国文化生成机制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最终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提出“文化生成四层次说”。他认为，文化生态是由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四方面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和文化生成相互作用。一方面，文化生态制约文化生成，文化生态诸要素共同提供文化生成的基础，决定文化生成的走向;另一方面，文化生成反作用于文化生态，某一文化一旦形成，将反作用于自然和社会环境，并能动地改造文化生态。总之，从文化生成的“两层次说”到“三层次说”再到“四层次说”，冯天瑜不断拓深创新，逐一破解中国文化生成的奥秘，其理论基础扎实深厚，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
二、恢宏的学术视野
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冯天瑜不仅从长时段视角考察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还从全球视角探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融汇交流、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等，具有恢宏的学术视野。
从时间向度来看，冯天瑜试图“打通古今”，他认为上起史前时代，下迄21世纪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并存的时代，都在其中国文化史研究范围之内。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纵向发展，冯天瑜指出中国文化历经了“四大阶段”“两次古今之辨”“三个层级的变革互叠”。首先，他结合我国古代王朝更替和文化演变的阶段性，将中国文化生成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史前文化、宗法封建文化（夏商周）、皇权文化（秦至清）、现代文化（晚清以来）。其次，他认为中国文化先后发生了两次“古今之辨”，即文化的时代性转化。第一次是战国时期的社会变法，代表流派主要有儒家和法家，儒家提倡“法古”而又兼顾变革，法家提倡“变古”以“趋时”，它们分别代表文化的继承性与变异性，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主流;第二次是从晚清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转型，这是一场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乃至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与以往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同。再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生成，冯天瑜认为它包含了三个层级变革的交叉互叠：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综上，冯天瑜梳理的中国文化生成的纵向脉络结构是比较清晰。
就空间向度而言，冯天瑜试图“沟通中外”，既探讨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吸收，又讨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吸收外来成分是世界各国文化生成的通例，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冯天瑜认为中国文化是内源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成分，中国文化依然是充分彰显中华元素的民族文化，并持续不断地厚馈于世界其他文化。冯天瑜在第七章讨论了中国古代科技的世界性贡献，包括农业与农学、采矿与冶炼技术、炼丹术与陶瓷术、医药学、天文学、数学等，然后又在第十章专门介绍了中国古代史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世界性影响。总之，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纵观古今，横跨中外，其学术视野可谓恢宏。
三、强烈的现实关怀
司马迁曰“述往事，思来者”，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复原过去，更在于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冯天瑜从拷问当下出发，在论述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后，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做出前瞻预测，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题记部分，冯天瑜自述他年少时浸润于农耕文明的尾声，中青年时参与工业化建设，壮年和老年时又恰逢信息时代来临，一生亲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三个历史阶段，他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并非就古论古，而是在目睹一连串文明交错与更替后有感而发。他之所以研究中国文化生成，是为了解决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尖锐问题：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冯天瑜认为“李约瑟之问”的实质在于“文化的现代转进”，而中国近代实现文化的现代转进的条件并不充分。
在结语部分，冯天瑜先是对时下流行的“中国世纪”说、人口资源失衡等现实问题做出评论，然后针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提出“中国文化复兴”的命题。他认为，文化复兴是“从老根上发新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具体来看，中国文化复兴包含时空两方面的意蕴：“其一，新生转进，承接数千年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与现代阐释，达成推陈出新;其二，兼收并蓄，广为择取，融汇外来文化精粹，达成中外文化涵化”。中国能否实现文化复兴最终取决于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对此，冯天瑜指出应利用“一天人，同真善”的中国智慧力量、革命伦理中富有感召力的成分等资源来提升国民素质。另外，在中国文化迈向复兴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外界各种声音的猜测、质疑，冯天瑜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对话”。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是文明对话的产物，只有在古今中外文明对话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在“无限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总之，冯天瑜从反思当代中国文化现状出发，并在论述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后，再次回到现实，为自己的研究划上“圆点”。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已走过四十余年，期间，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遭遇了發展困境，有学者将此困境形象地概括为“空”和“泛”，即缺乏有深度的理论思考、理论建树从而导致研究领域日益宽泛。在此背景下，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的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建构了中国文化史的理论体系，有利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二是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既避免了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泛化，又避免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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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上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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