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语用视阈下硬核抗击新冠疫情标语中的语用充实分析

    赵书华

    摘要:2020农历新年,新冠疫情席卷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宣传语凭借其独特的语言优势,在全民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语用充实是指听话人根据语境对目标话语进行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来获得词语的语用意义。本文从词汇语用学的角度出发,以硬核抗击新冠疫情的宣传语为研究对象,以关联理论为指导,从语用扩充和语用收缩两方面对宣传语中的借代、夸张和类别延伸等语用充实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相较于语用收缩,抗击新冠疫情宣传语多采用语用扩充以寻找最佳关联,构建词语动态意义,这也说明关联理论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解释词语动态意义的方法。

    关键词:词汇语用学;关联理论;语用充实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4-0013-03

    1引言

    1.1研究背景

    语言作为宣传标语的基本载体,在信息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吸引大众注意力,让宣传表达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在日常生活中,人民群众创造了许多简洁、有创意、过目难忘的宣传标语。由于宣传标语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所以很多学者开始对其进行语言学研究。

    一个词汇在使用过程中的动态意义并不能完全由它的语义编码意义来决定。在实际使用中,语境对词义也有很大的影响。受认知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意图,往往对其语义编码进行收缩或扩充。因此,词义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语用过程,本文将从詞汇语用学的视角下,以关联理论为指导,从语用扩充和语用收缩两方面对宣传语中的借代、夸张和类别延伸等语用充实现象进行分析,以探究宣传标语在此次全民抗疫中所起到的效果。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日常交际中,词汇所表达的实际含义有时与其原型概念不同。为了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听者必须从语境、逻辑意义和原型意义三个方面来寻找话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词汇语用学的发展为词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既研究语言的编码意义,又更多地着眼于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它解决了传统语义学主要关注语言意义表达的系统,而忽视具体应用的弊端,所以本文将从词汇语用学视角来探讨抗疫宣传标语这一具体应用中的语用充实现象。

    然而,词汇语用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科。学者们对这一研究的指导原则尚未达成共识。此外,现有的词汇语用学研究未能对如何运用语用机制来解释词汇的调整过程提供统一的解释。因此,本文以Wilson的词汇语用学为框架,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分析硬核抗疫标语中的语用充实现象。

    2理论框架

    2.1词汇语用学

    Blutner(1998)首次使用词汇语用学一词并对其进行定义:词汇语用学主要对语言使用中词汇的不确定性意义进行语用分析[1]。冉永平(2005)提出词汇语用学涉及语用学与语义学(尤其是认知语义学)、词汇学、认知语言学等之间的界面研究,包括词义的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等信息加工,特别是话语理解中特定词汇信息的语用处理,以及如何通过话语中某一特定词语或结构去触发语用推理、确定语用待选信息等[2]。Wilson(2003,2005)从广义的角度提出了词汇语用学应涉及的主题,比如词汇语义观、交际概念及其作用、词义习得、概念习得及其内在性、词义处理、词汇语用能力的发展等[3-4]。在很多情况下,句法学和语义学的自身局限性,使人们从语用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的选择与理解,包括词语或结构的语境化处理。一般来说,词汇语用学是一门以编码信息为基础,结合语用机制和语境来研究交际过程中词汇实际(动态)意义的学科。由于词语歧义、多义、语义变化等原因,词语在交际中的意义往往是不确定的。冉永平(2005)认为词汇语用学所涉及的主要议题是词汇语义学无法解决的,传统词汇学主要关注词项及其静态语义特征、语义关系,而忽略某些异常词项(或词语)、结构在语境条件中的交际意义,这是词汇语义学的弱点,而词汇语用学可从语用语言、社交语用、认知语用等角度探讨交际中的词语使用与理解,属于词汇的多维研究。词汇语用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交际中的类似语用触发语(pragmatic triggers)。虽然信息处理以语境中的话语或言语行为为单位,但往往就是其中某个词汇或局部结构的出现,传递了特殊的交际信息或用意。

    2.2语用充实

    冉永平(2005)在其文章中指出:话语理解等信息处理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编码与解码过程,也非寻找原型意义或原型特征的过程。作为交际主体的听话人须根据语境条件对目标话语进行不同程度的语用加工,这一过程称为“语用充实”,包括词语、结构及整个话语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

    词义的语用收缩指交际中某一词语所编码的意义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所指,是其意义在语境中所指范围或含义的缩小(冉永平,2005)。字典中的一个词或短语可能有不同的编码意义,而且词义有时是概括性的,需要听话人缩小语义范围,使其适合上下文语境。

    语用扩充就是原型意义或常规意义的语用弱化、延伸(冉永平,2005)。在交际中某一词语传递的意义通常不是其原型或编码意义,而是原型意义的语用弱化与扩散,也就是说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可能选择特定语境下的延伸意义、非刻意的松散意义和类别的延伸与扩展意义等,这说明交际中存在词义或结构意义的语用扩充。

    2.3关联理论和语用充实

    20世纪80年代Sperber和Wilson提出关联理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关联理论包含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

    根据关联理论的认知原则,Sperber & Wilson(2001)认为“人类的认知系统倾向于关注具有最大关联性的信息”[5]。人类的感知机制会自动选择具有潜在关联性的信息,并通过推理得出结论。认知原则主要处理最大关联,在相同条件下,话语输入的相关性越大,所需的处理工作就越少。

    Sperber & Wilson(2001)指出交际原则是“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是对其自身最佳关联的假设”。听话人会选择最省力的方式,对话语的显性意义进行语用加工(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然后据此推导其隐含信息,直至获取所期待的关联性结果,理解便告结束。交际原则关注的是话语的最佳关联。

    冉永平(2005)认为词汇意义的扩大或缩小都需要以语境为基础进行语用加工。某一词汇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达的交际信息越是偏离其字面意义、编码意义或原型特征,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就愈难形成认知上的相互照应,便容易出现理解困难,也容易产生不解、甚至误解。同时听话人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寻找最佳关联,当听话者的关联期待得到满足,词语的语用处理随即停止。

    Wilson & Carson(2007)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词汇语用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可以解决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听话人为什么需要付出认知努力而不是被动接受编码意义或原型意义;其次,在话语理解中语用充实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语用充实何时终止[6]。

    3分析与讨论

    宣传标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交际形式,本文选取一些硬核抗击新冠疫情标语作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语用收缩和扩充是如何帮助听者在交际中实现话语的动态意义。笔者将详细介绍语用充实的各个类型,以进一步解释语用充实的运行机制。

    3.1语用收缩现象分析

    词义的语用收缩是指某一词语的编码意义或原型意义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所指,是其意义在语境中所指范围或含义的缩小(冉永平,2005)。因为很多詞义具有多义性、概括性和模糊性,所以听者在理解话语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语用收缩。笔者将选取一些硬核抗击新冠疫情宣传标语作为典型例子来说明听话人是如何通过适当的语义收缩来达到语用效果。

    (1)出门瞎逛?想去将军山?还是景云山?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个明示推理过程,对‘想去将军山这个明示,听者会做出这样的推理:根据背景知识可知‘将军山是个医院,根据常识,去医院是去看病,就意味着身体不健康;说话人通过两个问句将‘瞎逛的目的地与‘将军山医院和‘景云山殡仪馆联系起来。由此,在新冠疫情流行的情景下,听者可以推导出‘出门瞎逛就容易感染肺炎这一最佳关联。从词汇语用的角度来看,将军山的原型意义是指一座山,而在当前语境下,语义发生了收缩,专指‘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在看到这条宣传标语时,读者或听话人就会调用其自身的医学知识和推理进行有效处理。将“出门”与“医院”和“殡仪馆”联系起来,给听话人以明确警示:出门便是危险,更清楚地向公众传达此次疫情严重性以及居家隔离正确性。

    (2)现在请吃饭的都是鸿门宴。

    按照关联理论原则,看到“请吃饭”,听者一般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人比较讲究在饭桌上体现人情往来,但“鸿门宴”却使读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得到以下推理:现在请吃饭并非好事。因为“请吃饭”会聚集,而“聚集”则是疫情防控的大忌。从而听话人或读者就会推导出聚餐吃饭容易感染新冠肺炎这一最佳关联。《现代汉语词典》(2012)中“鸿门宴”的原型意义是:暗藏杀机、阴谋加害客人的宴会[7]。显然在该语境下去这样理解“鸿门宴”是不合适的,因此听话人需要进行语用收缩来确定其交际信息。这里的“鸿门宴”可以理解为疫情防控期间请吃饭对双方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请吃饭”这种做法会给新冠疫情以可乘之机,不利于大家的生命安全。同时将“请吃饭”这种美好的事情与“鸿门宴”这种可怕的东西联系等同起来,使两者对比更加醒目,更容易让公众明白聚集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3)平时出门戴口罩,否则麻将都点炮。

    “点炮”一词有多种编码意义,分别是:放炮时用明火把炮捻点着的过程;麻将术语,打麻将时打出的牌正好使别人和(胡)牌。根据语境信息,听话人需要对原型意义进行语用收缩,最后将交际意义收缩至麻将术语,打出的牌正好使别人胡牌,也就是自己倒霉的意思。通过语义收缩,可以实现交际的最佳关联——如果出门不戴口罩的话,就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通过“麻将点炮”这一生活现象,让公众明白新冠疫情的可怕和出门戴口罩的重要性。

    3.2语用扩充现象分析

    词义的语用扩充是指在特定语境中,一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比它的编码意义更普遍,听者需要将语境信息与词语的编码意义相结合,从而构建出一种交际意义,达到最佳交际关联。语用扩充是对原型意义的语用弱化与扩散,也就是编码意义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延伸意义、非刻意的松散意义,包括类别延伸、借代和夸张等具体形式。本文选取了硬核抗击新冠病毒宣传语中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这一语用扩充现象。

    (4)我在家我骄傲,我为祖国省口罩。

    (5)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

    (6)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ICU强。

    (7)不戴口罩你试试,试试就逝世。

    在以上4个例子中都出现了“口罩”一词,但其交际意义略有不同。例(4)中的“口罩”是其类别的延伸与扩展意义。口罩属于卫生用品,在疫情其间,医疗物资非常紧张,尤其对于武汉地区来说,所以此时的“口罩”并不单单指“口罩”,而是各种防控医疗物资。如果将医疗物资看作一个基体的话,那么“口罩”就是其中最凸显的一个侧面。所以按照最佳关联理论,听话人能够得出“在家不用戴口罩”这一最佳关联,“省口罩”则可以推理出疫情期间医疗物资匮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居家就是为抗疫做贡献。

    而例(5)和例(6)中的“口罩”主要是为了和“呼吸机”作对比。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民众外出不戴口罩的现象,戴口罩是小事,但若因为没戴口罩而感染新冠疫情,从而导致病重戴呼吸机,就是得不偿失的大事了。从词汇语用学角度讲,这两个例子主要采用借代的手法实现语用扩充,从而获得交际意义,用“口罩”代指做好防护安全出行的民众,用“呼吸机”代指缺乏防护意识、不以为然的人。通过“口罩”和“呼吸机”,“躺家里”和“躺ICU”这两组强有力的对比,人类的认知系统会自动选择具有潜在关联性的信息——安全与危重,并通过推理得出最佳关联:外出戴口罩,不戴口罩易感染。推理到这一步语用扩充也就戛然而止,而宣传标语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向民众传达出做好个人防护的准确信息——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

    例(7)这条宣传标语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语言精练,朗朗上口且诙谐幽默。此处的“口罩”可理解为其编码意义,但重点在“逝世”一词。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个明示推理的过程,一般而言不戴口罩和“逝世”并无直接联系,但此处却说“不戴口罩就逝世”,所以听话人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发现“口罩”和“逝世”之间的最佳关联:疫情防控期间不戴口罩,可能被感染,最后会病危逝世。因此将“口罩”与“逝世”联系起来,就可以达到最大的警示与宣传效果,警示人们出门切记戴口罩。

    (8)只要还有一根葱,不往菜市场里冲。

    (9)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

    以上两个例子是提醒人们疫情期间不要聚集,不要扎堆的宣传标语。2020农历新年期间新冠疫情大肆蔓延,尤其因为春节,过年聚集扎堆现象很严重,因此出现了很多提醒公众不要扎堆聚集的标语。其中例(8)和例(9)主要采取了借代手法。“一根葱”的使用就颇为奇妙。从词汇语用学角度看,当“一”用来表示数量时,是少的意思,有但很少。在中国人的家庭中,葱姜蒜一类主要是用来调味的,而非充饥,但它也确实属于蔬菜一类。按照关联理论原则,“一根葱”会让人想到食物,从而得出“只要家里还有食物,就不要去菜市场扎堆”这一最佳关联,但是听话人的认知推导并未到此结束,为什么不能去菜市场呢?因为疫情期间,扎堆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染的风险。最后听话人会推导出菜市场扎堆会导致病毒传染这一最佳关联,而语用充实过程也到此结束。从词汇语用学角度来看,“丈人”一词在中国文化中颇有深意,指的是“妻子的父亲”,是需要特别敬重的长辈,但此处并不单指“妻子的父亲”或是其他敬重的人,而是泛指所有人。所以听话人可以通过语用扩充得到最佳关联:疫情期间,无论什么人都谢绝串门,避免聚集。当听话人看到这两条宣传标语时,会选择最省力的认知方式,通过最佳关联对其显性意义进行语用扩充,然后推理出:不扎堆,不聚集的隐含信息。

    4结论

    在实际交际中,某些词汇的语境意义可能与其编码意义不同,因此听者需要通过语用充实这一心理加工过程来调整词义,以确保交际成功。基于词汇语用学这一视角,本文对收集到的硬核抗击新冠疫情宣传标语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硬核抗疫宣传语多采用语用扩充以寻找最佳关联,构建词语动态意义,达到宣传标语的警示和宣传作用。语用扩充主要有类别延伸、借代和夸张等具体形式,该研究说明关联理论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解释词语动态意义的方法。

    当然,本文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网络资源的限制,笔者收集的语料不够全面和具体;其次,数据分析过程是以解释性和描述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本文可能稍显主观;再次,本文未能对词汇语用学认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上述局限性,今后对宣传标语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对更多、更全面的案例研究,进行详尽的分析。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关注词义建构的心理过程,对宣传标语中的语用充实过程进行详细的认知解释。

    参考文献

    [1] Blutner,R.Lexical Pragmatics[J].Journal of Semantics,1998,15(2):115-162.

    [2]冉永平.词汇语用学及语用充实[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5,37(5):343-350.

    [3]Wilson,D.Relevance and lexical pragmatics[J].Italian Journal of Lingus,2003,15(2):273-291.

    [4]Wilson,D.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pragmatics and modularity[J].Lingua,2005,115(8):1129-1146.

    [5]Sperber,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6]Wilson,D.,& Carston,R.A unitary approach to lexical pragmatics:relevance,inference and ad hoc concepts[J].2007.

    [7]江蓝生,谭景春,程荣.《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M].商务印书馆,2012.

    (责编:王锦)